凤凰女记者战地日记丨孩子确诊川崎病我却无法回国，战火两端，都是我放不下的人

【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战地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2026年4月3日 战争日志 第三十五天 战火两端，都是我放不下的人

今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餐就准备连线。现在连线其实也不像以前那样问很多具体问题了，更多是让我讲一讲今天看到的情况、现场的感受。

我在连线里说，现在被炸的已经不只是军事目标了，越来越多是桥梁、基础设施、电力、交通这些东西。这些打击在伊朗社会引起了很多不满。很多伊朗人觉得，这场战争的目标已经不只是针对政府，而是针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再加上之前有人说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很多人听了都非常愤怒，因为他们觉得伊朗是一个有文明、有历史的国家。

连线结束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打电话，问孩子的情况。孩子已经高烧五天多了，郑凯说昨晚有一点降温，但现在又烧了起来。这段时间我一直心乱如麻。以前在战争里、在轰炸里，我都没有这么慌过，可是孩子生病了，人就完全不一样了，那种担心是另外一种感觉。

后来摄影师穆森和司机来接我，我们一起去了卡拉季那座被炸的大桥。这座桥连接卡拉季和德黑兰，穆森说以前去北部只有两条老路，这条高速桥修好之后可以大大缩短路程，而且桥修得非常漂亮。穆森告诉我，当地很多人都很喜欢这座桥，他堂兄家就在这附近，听说桥被炸，他堂兄说很难过。

到了现场，媒体大概七八十人，一起上去看。桥非常高，大概一百四十多米。它有很多名字，有人叫它贝伊克公路桥，有人叫它伊朗桥、莱希烈士桥、厄尔布尔士桥，但不管叫什么，它原本都属于这个国家，也属于这个国家的人民。

负责项目的项目总经理拉赫马尼非常愤怒，情绪很不好。他一见到我们，就反复强调：这是一座纯粹的技术和工程项目，目的是改善卡拉季走廊的交通，方便民众出行，绝对没有任何军事运输、军事设备、导弹、发射器从桥上经过。他们说，全国大约28%的交通流量会经过这一轴线，而这座桥原本可以分担其中将近一半，相当于全国约14%的整体交通压力。它是卡拉季北部高速公路工程的一部分，高约136到140米，主跨约180米，采用独特的矮塔斜拉设计。负责人说，这在中东地区是独一无二的。

更让我印象深的是，这座桥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它原本计划在两个月后通车，到现在除了工程车辆，左右两端都没有真正跑过车。也正因为如此，拉赫马尼对“这座桥用于军事运输”的说法格外愤怒，甚至直接说，对方明明有技术可以核实这一点，却还是选择打它。他说得很重，这不仅是敌意，更是赤裸裸的野蛮。

拉赫马尼站在桥边，情绪一直很激动。他说，这座桥就像他的孩子，也像现场四五百名工人的孩子。它是几千个小时规划、计算和施工的结果，是大家两年半、24小时、三班倒一点点干出来的。他反复说，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混凝土浇筑量、这样的高度和跨度，放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少见的纪录级工程。他们是在制裁、资金短缺、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靠本国工程师硬生生把它建起来的。结果还没来得及举行通车仪式，就被炸了。

他说，这座桥一共遭到了10到12枚重型钻地炸弹袭击，桥中部受损最重，大桥被炸成了三截。更让人难受的是，4月2日那天，很多人在桥下的河边踏青、野餐，也有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结果造成了很多伤亡。桥附近的一些民居也被震毁得很厉害。他说幸亏当时桥上还没有正式通车，如果有车辆经过，后果会更严重。

不过他也给我们讲了一个细节：尽管桥体受损严重，但有一段大约80米长的桥面，在外部索体几乎全毁的情况下，依然像悬臂一样悬在那里，没有整体坍塌。他说，这恰恰说明他们当初在设计时留了很强的安全冗余，“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即便外部索体损坏，桥体本身也不能完全失去承重。他讲这些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很强的专业自尊，像是在告诉我们：桥虽然被炸了，但它没有一下子彻底垮掉，这本身就证明伊朗工程师没有乱来，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座桥可以防八级地震。

后来，伊朗交通部副部长也接受了采访。他再次强调，这座桥根本没有投入使用，没有任何军事用途，它本来只是为了缓解民众交通压力，为人民提供便利和福利。他说，过去一周内，伊朗多省已有多座桥梁和隧道入口遭到袭击，但工程人员都在持续抢修。这座桥下一步也会先评估受损部分，清理损坏结构，再决定是局部修复还是整体重建。但无论如何，这座桥必须重建，也一定会重建。我问他，美国总统说还要继续打击基础设施和发电厂，你们可有什么应对措施？他说，针对可能出现的电力等基础设施打击，相关部门已经做了协调和预案，完全不用担心。

站在对面看，大桥桥体断裂的部分和裸露出来的钢筋、水泥，和远处的山体、桥下的河谷放在一起，看上去有一种很奇怪的失真感。桥下是几栋居民楼，远远看过去也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不知道里面的居民情况如何。它原本是伊朗工程界的一项成就，是这个国家试图继续建设、继续发展、继续往前走的一个象征。现在它被炸了，炸毁的不只是桥，也不只是参与施工的人两年半的心血，某种意义上，被打断的还有这个国家原本想通过这些基础设施重新连接起来的生活、流动和信心。

看完桥之后，这里的组织方说带我们去卡拉季市区旁边法尔迪斯的一个受损的居民区，这里五天前被导弹袭击。我们车在卡拉季市区的路上，穆森给我指他结婚前曾经在这里买过一个公寓，就在卡拉季石油库旁边，这里上个月遭到了轰炸，附近建筑物的窗户还有破损没有修复的。穆森说还好他结婚后就把房子卖了，不然被炸的就是他们家。

我们来到卡拉季法尔迪斯，这里是一个非常密集的居民区，似乎离市区很远，算一个卫星城。这里有一栋楼完全被炸没了，当时我掀起警戒线那个拦着的大塑料布进去，我以为我站的地方是一个废弃的院子或平地，对面和旁边看过去都是一片被炸的楼房，但他们告诉我我所在的地方是一栋房子。在那片废墟边，还有一个穿黑袍的女人一直站着。她说，导弹打中的那栋楼里，住着她姐姐一家。她姐姐、姐夫，还有儿子，全都没了。她反复跟我说，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军事地点，没有什么特别设施，导弹就是直接打进了她姐姐家里。她说到后面，声音已经不是在哭，而是一种被愤怒撑着的发硬。她说，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全都在这一下子里没了。最让她无法接受的是，爆炸之后，他们回到现场，想哪怕找一点东西出来，结果“连一把勺子都没找到”。她问我，美国到底想传递什么信息，为什么要这样和普通老百姓打仗。她说，这是不公正的战争。那种愤怒很直接，没有任何修饰，也不需要修饰。因为当一个人站在自己姐姐原来住过、现在却已经彻底消失的地方时，本来也说不出什么更复杂的话了。

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走过来张望，他跟我说他们家在对面两百米处的楼房，住在一楼，他叫穆罕默德·阿杰鲁。他语气还算平静，但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能听出那种事后回想时的后怕。他说，事发那天晚上十二点左右，先有一次袭击，差不多就落在附近。当时他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他、妻子和女儿后来站在厨房开放区前面，还在想，会不会再来一下。结果到了十二点一刻，果然第二次又打了下来。他说，平时那个时间，女儿通常已经回房间了，床正好就在窗户下面。那天整扇窗户都砸下来，碎玻璃和像烤肉签子一样的尖利碎片，全都落在她平时睡觉的地方。幸亏那一刻她还没进去，不然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爆炸之后，家里的玻璃、家具、电器几乎全毁了，他们一家人匆匆下楼，连车都被砸坏了。他先把孩子送到街口，后来又硬着头皮返回家里，把一些证件和文件抢出来，再把房子尽量清空。他反复说，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特别设施”，没有总部，没有革命卫队，也没有巴斯基，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打到这里，是误炸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眼下，他们一家只能暂时轮流住在亲戚朋友家，等假期结束后再看怎么修房子、怎么往下过。他说，一个家是二十年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现在一下子全没了，不是花一千万、两千万、五千万土曼就能重新凑回来的。他那台电视才买了五天，贷款买的，第一笔钱刚付出去，转眼就被炸毁了。餐桌、沙发、电视、碗盘、窗帘、地毯，全都毁了。说到这里，他语气第一次明显沉下去，说现在最可怕的不是别的，就是后面那一大笔完全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修复费用。他们住在一楼，爆炸的时候他们一家正在吃晚饭，女儿正准备回房间睡觉，突然爆炸，窗户玻璃全部震碎，玻璃直接扎到床上的席梦思，幸好她女儿还没睡。他说家里的家具、电器都毁了，车也被砸坏了。他说电视才刚买五天，还是贷款买的，刚还了第一笔钱就被炸了。

他说，周边的房子很多都被毁坏，玻璃都碎了，住在这里的人本来就不富裕，战争下房子毁了不知道怎么办。他等着新年假期结束政府上班了，政府的人来这里勘察房子看看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帮助。我问他想对美国说什么，他说他能说什么，美国至少得把这些损失赔偿给老百姓， 就他家他就损失了至少10亿土曼（约六、七千美元），那些失去家园和亲人的人损失更大，美国必须予以赔偿才行。

我注意到胡同中在被炸的楼房中间有一个貌似被炸的库房或工厂，里面全是被炸的废铁。我问旁边的人，这里是什么地方，但没有人回答。这条胡同已经没有居民居住，只有一些巴斯基民间救援组织的人员在帮忙清理废墟，修补房屋。我采访到一位叫穆罕默德·穆拉迪的人，他是这个地区民间志愿团队的负责人。出事后，他和巴斯基学生圣战组织快速反应队第一时间赶来救援。他给我讲的不是自己家，而是整个片区的情况。他说，袭击点原本是一对老夫妻的房子，这三年来一直借给他们做一些传统医学相关的社区服务。对面那个中心，则是他们照顾残障儿童的地方，收留的是两岁以下、同时失明又失聪的孩子。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很重的讽刺感：这一片唯一可以被称作“军事的东西”，难道就是这些残障儿童吗？可袭击偏偏落在了这里。按他的说法，这次一共有562户住宅受损，其中50户被正式认定为完全毁坏，10个家庭在自己家中有人遇难，另有17人受伤送医。他一边指着周围的废墟，一边说，眼前这些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很多细节都到了让人说不出口的地步。像那些六十七岁、七十岁的老人，他们什么都没做，只是住在自己家里，最后却遭遇了这样的事。

站在这片居民区里，看着那些被切开的楼房、碎掉的玻璃和来不及收拾的生活痕迹，我会觉得，战争有时候并不总是以“前线”的方式出现。它落下来的时候，可能只是刚好砸进一户普通人家，砸进一张原本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躺下睡觉的床，砸进一个二十年才攒起来的家，也砸进一对老夫妻、一些残障孩子和整整一条巷子的正常生活里。

这是一个房屋很密集的街区，和我曾经去过的雷伊很像。附近没有一家房子是完好的，我们所在的这个巷子里面已经没有人能在房子里住了，三四栋楼房的外墙都没有了，住户屋子里的沙发家具都凌乱倒在在地上，家完全裸露在外面。但我也看到很多人在帮忙。有人在和水泥修墙，有人在换玻璃，有人搬砖。市政府的人说现在政府、志愿者、大学生、民兵组织，还有很多普通居民都在帮忙修复。但我问政府有没有提供一些经济援助来帮助这些人，对方语焉不详。

有一个巴斯基大学生志愿者跟我说，他来帮忙清理废墟、装玻璃。有一次记忆深刻的是，一个住户哭着来找他，说自己一辈子的积蓄——七十枚金币埋在废墟里找不到了，他们帮他找了很久，最后找到了，那个人高兴得一直哭。他说在这种时候能帮到别人，他自己也觉得很有意义。他的笑容很朴实也很温暖，让我心生敬意。

还有一个人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戴着口罩和手套，默默铲水泥，放倒桶子里，再把桶子放在挂钩，让楼上的人把水泥桶用绳子拉上去。他说他是电力工程师，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停工，他不上班的时候，自己就来当志愿者，哪里需要帮忙他就到哪里。他说家里人都不知道，万一他们知道会担心。他说战争中最受苦的是老百姓，伊朗老百姓更苦。但他相信，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国家就不会垮。

还有几个小孩子在废墟旁边玩，他们还给我讲述了他们在家里听到爆炸的情景。有孩子说听到声音很大，玻璃碎了，当时很害怕。我问他们现在哪里往？他们说就在这里玩。我问他们怕不怕，他们说一点也不怕，听到这里，旁边有一个穿黑袍的伊朗女记者和孩子们说道，很好，孩子们，我们不害怕，我们要为死去的人报仇。我听了以后跟孩子们说，我不想让你们去报仇，你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生活，我希望你们像中国的孩子一样去上学去玩耍。有一个孩子笑着说，我们知道，大家都说希望中国能帮助他们。旁边的记者和工作人员听了都笑了，有工作人员叫他们赶紧回家去，说这里太危险。其他媒体还在等下一个采访，说可能会带大家去采访被炸得德黑兰阿扎迪万人体育场。我说我们就不去了，先回去发报道，还有连线。我们采访完就回到了车上，司机说听旁边的民众说这里面好像有一个弹药库，被以色列击中。我听了无语，穆森说他觉得不太可能，我说要是在人这样多的居民区里放火药库，那就太没有人性了。

回德黑兰的路上，天气非常好，蓝天白云，远处是雪山，空气特别干净。如果不是战争，这样的天气真的让人很想出去玩。可是一路上我们看到很多被炸毁的军营、设施，很多建筑只剩下钢架，路边到处是玻璃和铁皮。远处山上有很多亮晶晶的东西，穆森说那都是军事要地，爆炸之后满地散落的玻璃和金属碎片，在太阳下反光。

从德黑兰到卡拉季一路上，我们看到很多山顶或山坡的高处有被炸毁的防空雷达基地，如果不是被炸平常真的注意不到。一朵朵白云在飘，在地面的山上留下一处处阴影，我以为那是被炸的地方，穆森说不是那是影子。我放眼看过去，沿路不只是军事设施被打成废墟，也有路边很多民用设施和居民楼受到波及，很多家窗户玻璃都没有了，用塑料布封着。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是在很美的春天里，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痕迹。

可这一路上，我心里其实一直乱得很。

看桥、看废墟、看那些被炸开的房子时，我当然在听、在拍、在记，也在想怎么做连线、怎么写稿。可另外一个念头一直在心里拽着我：孩子怎么样了？

回到德黑兰后，我立刻给郑凯打电话。原本我还盼着，也许只是普通的高烧，也许再熬一熬、吃点药就会慢慢退下去。可电话那头郑凯没有接。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下午三点已经把孩子送去医院检查了，让我不用担心，他们也在等消息。再过一会儿，郑凯发信给我，说医生最后确诊是川崎病。孩子正在按川崎病的方案治疗，说一旦用上药，烧应该会很快退下去。

我一下子就懵了。

那一刻，前面在卡拉季看到的桥、废墟、玻璃、爆炸过的楼，好像都突然退得很远。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偏偏是在这种时候？为什么战争还不结束？

我平时总觉得自己还算镇定。这些年跑战地，听过爆炸、见过废墟、做过那么多连线，很多时候连我自己都以为，自己已经被训练得很坚硬了。可一听到孩子进医院、听到“川崎病”这几个字，我整个人还是一下子乱了。那种心乱不是外面的炸弹能比的。炸弹落在远处的时候，你还会安慰自己：至少此刻没落到自己头上。可孩子生病，是直接落在心上的。

我问郑凯现在孩子怎么样。他在那边正在和医生讲，他打开手机让我听医生的话，又告诉我做了哪些检查，现在怎么安排，一边还得顾着孩子，声音里也全是疲惫。那种感觉特别无力：我人在伊朗，身边是战争，脑子里想的却全是医院、发烧、化验单、医生的话。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隔着电话一遍遍问，一遍遍听，一遍遍想象孩子在医院里的样子。郑凯说，前几天孩子在家生病的时候更累，人很紧张，现在确诊了，反而放松了很多，只是陪伴而已，让我不要担心。

挂了电话以后，我整个人都空了。

郑凯发了几张孩子在病床输液的照片给我，我忽然心里很酸楚，很想哭，很想回国。心里泛起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我想马上回国，想立刻去医院，想亲眼看看孩子，摸摸他的额头，抱抱他，哪怕只是坐在病床边上，也比现在这样隔着电话好。可我知道，现实根本不是想回就能回。这里还在打仗，工作还在继续，连什么时候战争能结束真正能离开，都不是我自己说了算。

我一个朋友最近也和我一样心乱如麻。她是过年时回国的，本来只是带孩子回去看看得癌症的父母，没想到战争突然爆发，只能把丈夫一个人留在伊朗。现在她在国内，夜夜睡不着，一边担心伊朗那边的丈夫，一边又牵挂这边国内的父母。她说她觉得自己快要被撕成两半了：人在哪边，心就悬在另一边。

她打电话给我说睡不着觉，想回伊朗，盘算着要是土耳其关闭边境，就从亚美尼亚入境，再坐车到德黑兰。她说新年假期结束了学校也要开学上网课，她担心孩子功课受影响。我一直劝她这个时候千万别折腾着回来。她问我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未来两周很关键，真要是停战，通航很快就会恢复，他们到时候坐飞机回来反而省事安全。我们还说起这两天德黑兰的情形，很多地方来不及修，很多人却还在照常生活。有人白天晚上守在广场上不走，支持国家抵抗侵略者。大家又都在传那个失踪的美国飞行员，传美国人找，伊朗人也在找，连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都越说越离奇。

她睡不着觉，想回伊朗。

我也睡不着觉，想回中国看孩子。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战争最残忍的地方，不只是它会炸掉桥、炸掉房子、炸掉工厂，而是它会把一个人的心生生扯成两半。你明明应该守在孩子身边，却被困在战场；你明明应该守着丈夫，却被隔在另一个国家；你明明知道家人才是最重要的，可现实偏偏不让你回去。

而最可怕的是，在这种撕扯里，谁都没有办法。

我在连线里还在说，战争打的已经不只是军事目标，而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交通、电力和普通人的生活。可战争打掉的还不只是这些。它打掉的，还有一个母亲最基本的安稳，一个家庭最普通的团聚，一个人“我现在就想陪在亲人身边”的这种最起码的自由。

为什么战争还不结束呢？

我一遍一遍地想这个问题。

桥断了，可以重修；楼塌了，可以重建；可一个人被生生拉扯开的心，要怎么修呢？

很晚的时候，伊朗妈妈又打来电话。

手机亮起来的那一刻，我盯着屏幕看了好几秒，心里忽然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把宁宁住院的事告诉她。

我知道，只要我一说，她一定会跟着难过、跟着担心，甚至会一遍一遍追问我细节，替我着急。可如果不说，我心里又像压着一块石头，好像连一个可以讲出来的人都没有。那种感觉很奇怪，仿佛一个人心里装着太多事，装到最后，连开口都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

我拿着手机，迟疑了半天，一张口还是和伊朗妈妈说了孩子住院的事。

我说，宁宁还是反复发烧，下午又烧到三十九度，后来郑凯把他送去了儿童医院。医生做了抽血、检查和B超，最后说是川崎病，需要住院观察和治疗。

伊朗妈妈一听，先是愣了一下，接着马上反应过来。她说，虽然“川崎病”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日文，她以前不知道具体叫这个，但她明白这种病大概是怎么回事。她说，有时候孩子一开始只是感染、生病，可后来是身体自己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不是好好保护身体，反而开始攻击自己，所以才会反复高烧，身体一直在内部“打仗”。

她听完之后，反而一直在安慰我。她说，昨天听我说孩子一直发烧，他们就很担心。现在孩子已经住进医院，她一下子放心了很多。她觉得，高烧最怕的就是在家里突然一下冲上去，万一引发惊厥、抽搐，后面会变得很麻烦。她说，有些孩子就是因为高烧没控制住，突然出现抽搐，甚至引发更严重的问题，到那时候全家就会一直陷在后续的治疗和担忧里。所以她反过来安慰我，说现在住院反而是好事，医生和护士随时盯着，检查也更全面，药也会更及时，至少不用像在家里那样提心吊胆。

她说，郑凯一个人照顾了这么多天，夜夜不敢睡，也已经撑到极限了。现在孩子在医院，有最好的医生盯着，郑凯也能一直守在旁边，她反而觉得这样最稳妥。她还说，医生现在做的也不只是单纯退烧，而是在一边压住高烧，一边帮助孩子把整个免疫系统重新稳下来，避免后面再出更大的问题。

我在电话里还是忍不住哭了。我说，我真的很想马上回去，孩子都住院了。可话说出来，我自己也知道，根本回不去。边境很多地方都封了，土耳其方向也不通，只剩下亚美尼亚那边还勉强开着，可我现在根本走不开。这里还在打仗，工作也不能扔下。如果我走了，也没有人能立刻替上来。

伊朗妈妈在电话那头一直轻声安慰我。她说，你现在人在战争里，本来就已经很难了。孩子生病，当然心会乱，可至少孩子是在最好的医院里，有医生、有护士、有药、有床位，先生也在身边。她反过来说，真正让她心疼的，反而是我一个人还被困在这种战争环境里，连什么时候能离开、什么时候能回到孩子身边，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为了安慰我，她又讲起身边一个老太太的例子。她说，那位老太太八十多岁，战火刚开始的时候，家里人害怕，就把她带去北边躲了一周。可老人家在路上用了公共厕所，后来可能因为年纪太大，身体本来就弱，没处理好，竟然感染了。结果后来肾脏、心脏、呼吸系统全都出了问题，几乎天天晚上被送去急诊。直到有一天，值班医生把家属拉到一边，说，你们不能这样每天把人带来带去，她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打一针退烧、吊一瓶水就能解决的，必须住院，连续观察、输液、接设备，好好治一段时间。

她说，那家人起初也很慌，可后来住了几天院，老太太的情况反而明显稳定下来。原本送进医院时，家里人都以为情况很危险了；可住院几天后，人已经能坐在床上说话，整个人都好多了。她拿这个例子来劝我，说很多时候，住院不是坏消息，反而说明事情终于进入了一个可控的轨道。只要医生真正接手了，很多原来在家里看着吓人的症状，反而会慢慢被理顺。

她还说，郑凯现在也终于不用一个人扛着了。医院有房间，他可以守在二宝旁边，晚上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一个人整夜整夜提着心。家里还有保姆照顾大宝，大宝也已经大了，有人给他做饭、陪着他，郑凯起码不用两头都顾不上。她说，想到这些，她反而觉得比起前几天孩子在家里高烧不退，现在这样更让人安心。

她说到这里，我的心才稍微定下来一点。

后来我又继续和她讲白天在卡拉季看到的那些事。她一边听，一边替那些工程师和居民难受。她说，一个工程师辛辛苦苦做出一座桥，就像她一个设计师辛辛苦苦做出一件衣服，那个东西都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更何况那是几百个人、两年半、三班倒，在制裁和资金短缺中一点点干出来的大桥。她说，钱没了还可以再挣，可人的时间和心血不是草，一下子没了就是没了。

她听我讲起今天去的卡拉季那个居民区，她也跟着叹气。她说，那种房子被掀开的感觉，她太熟悉了。她又想起两伊战争时离过年只剩两天，一个居民区被炸毁的景象。她说，那时她从街上往里看，一户人家的房子被炸开一半，里面整整齐齐堆着刚洗好、收好、准备过年的被褥，上面还罩着一块漂亮的红色天鹅绒布。可那家人都已经死了。她说她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画面。

我又告诉她，现场有几个孩子在废墟边玩，有人问他们怕不怕，他们说不怕，还说要为死去的人报仇。我当时就对孩子们说，我不希望你们想着报仇，我希望你们像中国的孩子一样正常长大，去上学、去玩、过安稳的生活。伊朗妈妈一听马上说，这句话说得特别对。她说，孩子不是拿来复仇的，孩子是拿来生活的，是用来好好长大的。保卫国家、防御战争，那是大人的事，不该落到孩子身上。

后来我们又说起这场战争里越来越奇怪的事。我说，现在都在说伊朗打下了一个美国F15战斗机，号召当地民众找失踪的美国飞行员，美国也在找，伊朗也在找，以色列也在找，好像还没有确认找到。现在所有人的目光开始从导弹和战场转向了这位飞行员身上，就感觉在看一部好莱坞大片《詹姆斯邦德》或《拯救大兵雷恩》。伊朗妈妈说，听说美国早就在叙利亚、伊拉克那边布了人，一旦真有类似情况，就会想办法进入伊朗带人撤走。她说她又想起两伊战争时认识的一位老飞行员，后来在马什哈德空军基地当教官。那人当年带着几架战机去轰炸伊拉克，返航时为了让自己带出来的年轻飞行员先安全回去，自己留在最后断后，结果被伊拉克防空击中，坠落在伊朗边境这一侧。最可怕的是，当地村民分不清那是伊朗飞机还是伊拉克飞机，看到飞行员掉下来，就把他们当成伊拉克人狠狠干了一顿。两个人一直用波斯语喊“我们是伊朗人”，村民还以为他们故意装的，会说波斯语。最后其中一人被打得好几处骨折，在医院里躺了半年。她说，所以她现在想到那个美国飞行员，也会觉得后怕，如果真落到一些不明真相、情绪激动的人手里，后果也很难说。

说着说着，他们那里又传来很大的爆炸声。我说今天下午连线前我们这里也发生了很大的爆炸声，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打到的是北边的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听说还有附近的沃兰扎克（valenjak）也传来爆炸声。我感叹我还曾经在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教过一年书，那是一所非常美丽的大学，也是伊朗排名第二的大学，听说它的医学最有名。伊朗妈妈一边听着消息，一边跟我说，现在几乎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你不知道下一轮会落到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还要打什么。她气得讽刺说，照这个打法，再过几天说不定连冰激凌店、快餐店都要打了，因为现在看起来，他们已经开始什么都打。

伊朗妈妈还提到今天我去的那个卡拉季的居民区，是一个很穷的片区。伊朗爸爸因为卖古董的原因，东西坏了会拿到那边找专门的手艺人去修。伊朗爸爸今早还和她叹息，那边本来就是给别人修家具、修旧物、做手工的人聚在一起讨生活的地方，附近还有大工厂，但周边居民都很穷，平时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好。那种地方的人本来就够苦了，现在还要再承受这种袭击，真的是雪上加霜。

伊朗妈妈跟我说，她现在真正生出来的一种恐惧，是怕战争发展到根本收不住的地步。她提到二战时美国和日本的例子，说她现在最害怕的，不是普通轰炸，而是有一天如果局势彻底僵住、谁也收不了场，会不会有人真的走到更极端的那一步。她说，现在很多伊朗人心里都已经生出了这种说不出口的恐惧：如果这一仗再拖下去，如果对方发现怎么都解决不了，会不会做出更疯狂的事。

她说，她真的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会有人把伊朗想得这么简单，为什么会以为这是一个随便打一打就能屈服的国家。她说，伊朗是中东最大的国家，体量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怎么会被这样轻易拿来下注？可现在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桥也打，大学也打，居民楼也打，工厂也打，基础设施也打，最后受影响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

说到基础设施，她又提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如果接下来真的开始更系统地打电力、打水、打燃气，那影响会远远大于现在大家听到一两声爆炸那么简单。她说，他们这几天正好在和一位电力系统退休老工程师聊天，对方说即便某些电站、炼油设施受损，伊朗现有的一百八十多个发电点位还可以相互调度，靠切换和分流让全国不至于一下全黑。也就是说，某个城市、某个区可能会轮流停电几小时，但不会一下子整个国家瘫掉。可问题是，电一旦不稳，后面的连锁反应就会越来越严重：净水系统靠电，供水靠电，燃气调配也靠电，医院和城市运行也靠电。一旦这些系统被反复冲击，接下来的问题就不只是黑不黑灯，而是饮水、卫生、疾病传播都会跟着来。她说，这些东西不是闹着玩的，不是说停几个小时电那么简单，而是整个城市生活的基础都会开始动摇。

她最后越说越气，骂说一个原本就是做生意、做房地产交易的人，怎么能这么轻率地决定别人的生死，怎么能把这么多人、这么多国家的命运当成自己的筹码。她说，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不应该因为少数人的疯狂，就让那么多人一起承担后果。

后来伊朗爸爸也接过电话。他先夸我，说在伊朗文化里，像我这样的女人就叫“狮子一样的女人”，意思是像一头母狮子，在这么多困难和战争里还稳稳站着。他说特别佩服我，也替我骄傲。

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人给女儿说亲，问男方是做什么的。男方说自己是“英雄”——大概是那种危险职业的人。那位父亲就说：“我不把女儿嫁给你。”别人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的命不在你自己手里。你天天在天上飞，随时都可能掉下来死掉。我不能把女儿交给这种人。” 伊朗爸爸的意思是，像记者、飞行员、战地工作者这种人，在别人眼里都是把命悬在外头的人，所以大家才格外担心我。

他说，昨天他们都很担心孩子发烧的事，觉得高烧这样反复，在家里怕控制不住。现在听说已经送去医院了，他反而放心很多。他说，郑凯这次做得特别对：赶紧带孩子去医院、让医生处理，这是最稳妥的办法。医院会继续检查，会想办法把孩子身体的抵抗力调回来，只要医生说要留院，就让孩子好好住着，等完全稳下来再出院。

他还专门夸了郑凯，说没想到他这么会带孩子、照顾孩子，连孩子吃什么、怎么哄、怎么守着都处理得很好。他说，这种照顾小孩的事，不是谁都做得来的，可郑凯做得很不错。孩子这次多半就是吃了什么不干净或者不合适的东西，再加上感染，才引起了这一轮高烧。现在既然已经做了最正确的事，就不要再过分担心了，一定会好起来的。

最后伊朗爸爸跟我说，不管什么时候，我在伊朗都不是一个人。对他们来说，我和我的家人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无论我在这边还是他们在那边，都是一家人。我什么时候需要，只要开口，他们都会来，我也随时可以去他们那里。他反复说：“你在伊朗，从来都不是孤单一个人。”

临挂电话前，伊朗爸爸还提醒我，出去采访的时候一定要先看现场是不是稳定、安全。别随便进那些受损严重的楼里，因为屋顶、墙体、碎片随时可能再掉下来，哪怕不是第二轮轰炸，也可能被坍塌的建筑砸伤。他说这些地方很危险，宁可少看一点，也别冒险进去。最后他说，愿上天保佑，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等战争结束了，我们还会给孩子们过生日，和他们一起庆祝，就像往年那些美好的时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