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女记者战地日记丨一个国家，两个政府

【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战地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2026年3月31日 战争日志 第三十二天 一个国家，两个政府

今天发生的很多事，都让我越来越觉得，这场战争的荒诞，远不只是导弹、废墟和伤亡。

一、上午：文化遗产也在战火中受伤

今早我睡到四点半快五点就被一阵地动山摇惊醒，爆炸声很吓人，后来我起来连线，吃完早餐后看新闻等穆森来一起去记者会。穆森九点来说昨晚到今早炸得很厉害，今早五点是市中心的gisha被炸，这可是我好朋友家，我吓坏了，赶紧打电话，朋友说还好只炸了下面附近的一个工厂，没有炸到他们家，而且以色列提前警告过，因此人都撤了，没有人员伤亡。上午十点，我们去参加了伊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哈桑·法尔图西的记者会。主题是他们近期走访多个城市后，对文化遗产受损情况的评估，以及希望国际社会关注这些袭击对伊朗历史遗址和文化资产造成的破坏。

法尔图西说，根据近期实地走访结果，目前全国已有 132处文化遗产受到波及。如果从“不可替代性”来看，西南部霍拉马巴德一带的受损情况尤其令人担忧，修复前景十分艰难；而从受损范围、类型和数量来看，伊斯法罕最为突出。德黑兰则主要表现为爆炸冲击波强、破坏严重。这些损失，很难估量。

我问了他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他走访过的不同城市中，哪些文化遗产的受损最严重，最令人担忧？

他说，就他亲眼所见，如果从那种真正无法弥补、无法替代的损失来看，霍拉马巴德的情况尤其沉重，修复和重建都极为困难；而如果从受损的广度、多样性和数量来看，伊斯法罕则更突出。也就是说，德黑兰的破坏也许更猛烈，但伊斯法罕的文化层面损失更广。

第二个问题是：今天伊朗最希望国际社会做什么？

法尔图西的回答很直接，也带着情绪。他特别提到了中国。他说，如果在古老文明中，有哪个国家能与伊朗并肩而立，那一定是中国；中国人民对文明、身份和文化归属有深刻理解。因此，他希望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国家，能够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谴责破坏文化遗产的决议。他说，如果这样的倡议由中国提出，中国的荣誉也会因此更加熠熠生辉。

第三个问题是：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次看到的文化遗产受损情况，他会怎么说？

他停顿了一下，叹了口气，说战争本身已经包含无数悲剧。基础设施、建筑、甚至人的生命，一旦遭受打击，也许未来还有重建和修补的希望；可文化遗产一旦被毁，人类留下来的那部分历史和身份认同，往往很难再找回来。他说，自己在很多文保工作者眼里都看到了同样的无力感，因为没有什么比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更“没有防御能力”。最后他用一句话概括：“攻击文化遗产，就是攻击人类身份认同本身。”

那一刻我其实很受触动。战争摧毁的，不只是军事目标和城市设施，也在一点点伤害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楼坏了，也许还能修；桥裂了，也许还能补；可几百年前、上千年前留下来的壁画、木柱、痕迹，坏了就是坏了。

法尔图西提到的四十柱宫尤其让我难过。那里最珍贵的，本来就是那些木柱和壁画。现在木结构内部已经受损，壁画也被震坏。文化遗产最让人心痛的地方就在于：它们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基础设施毁了，也许还能重建；可这些经过数百年时间留下来的东西，一旦受损，就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二、中午到下午：去伊朗科技大学，结果被一道门拦住

拍完教科文组织这边的采访后，我们又赶去伊朗科技大学。几天前那里刚被炸过，指导部通知媒体下午一点过去拍。我们赶到时，现场已经来了很多媒体，俄罗斯的、西班牙的、法国的，还有不少伊朗本地媒体，大家都等在门口。

可到了门口才发现，事情根本不是“来采访”这么简单。

先是门口的保卫处——伊朗人叫 Herasat（海拉萨特）——也叫门卫，他们说，虽然名单早就报过了，但还得重新登记；登记完以后，又说只能一个一个进去，拍完一个再放下一个。大家一下就急了。现场五六十家媒体，一个一个拍，拍到晚上都拍不完。大家就跟他们交涉，说至少应该一起进去。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周边又开始轰炸。砰、砰、砰，一声接一声。大家都站在校门口，外面并不安全，也没有什么地方可躲。我们就说，既然这样，至少先让大家进去。门这才开了。

结果刚一进去，又出事了。

有一个伊朗摄影师跑得快，先往前走了几步，结果立刻被保卫拦下来，说：“谁让你拍的？”那摄影师也火了，说不是你们让我们进来的吗？怎么进来了又不让拍？结果那个保卫直接翻脸，说别的媒体可以去，他不能去。

这一下大家都炸了。伊朗本地摄影师其实很团结，立刻有人说：为什么他不能去？如果他不能去，我们大家都不去。现场一下就僵住了。大家都在门口等着他们的决定。

更荒唐的是，他们之前已经把我们的记者证都收走了，说统一管理，进完再发。大家眼看采访拍不成，时间一点点过去，周边还不断传来爆炸声，情绪越来越坏。穆森气得说，算了，不拍了，你们这样一会儿让进，一会儿不让进，我们就回去了。我们不拍了，你把证件还给我们吧。 结果门卫居然说：你们谁都别想走，记者证也不给。

于是门口真的吵起来了。

伊朗本地摄影师、记者都在门口和他们争执，声音很大。大家本来就是冒着风险来采访，外面又在炸，白白耗了两个多小时，结果现在连证件都不肯还。穆森也气坏了，一直说，你们怎么能这样欺负人？

后来警察都来了。大概是看事情闹大了，外面那么多外国媒体、伊朗媒体都在拍照，门卫他们自己也有点慌，最后才把记者证还给大家。可整个采访也就这么泡汤了。我们从一点一直耗到快三点，最后什么也没拍成，只能一肚子火地离开。

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门卫能比学校还大？

回来路上，我一直在问穆森：为什么一个大学门卫，权力能这么大？明明是学校通知我们来的，名单也都给了，为什么最后还是他一句“不行”，谁都进不去？

穆森说，在伊朗，这种“门卫”——或者说这些所谓的安保、保卫——很多根本不归学校本身管。他们像是在学校体系里，又像压在学校体系上面。谁能进、谁不能进，不是校长说了算，而是他们说了算。哪怕校方都安排好了，只要门卫这一关不同意，说不认识或没有收到信， 哪怕校长来了，你都进不去。不只是大学，电影院、国有企业、很多政府机构，都是这样。表面上像门卫，但他们权力很大，大家都得听他们的，谁也绕不过去。

我又问，这些门卫上面到底是谁在管？穆森说他也说不清，只知道他们上面还有“门卫中心（center of Herasat）”，但门卫中心再上面是谁，他也不知道。

我听着只觉得非常荒谬。

在中国，你几乎很难想象一个门卫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可在这里，偏偏就是这些最前端、最不讲理、也最不需要解释的人，掌握着最直接的“放行权”。他们很多时候既不需要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也不在乎你是不是合法采访、是不是政府自己通知来的。他们只要一句“不行”，你就只能站在门口耗着。

附近传来一阵阵轰炸声，媒体人员都站在大门口，里面却还在被这种粗暴、蛮横、毫无章法的权力拦住。那种感觉，真的特别气愤特别无力。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伊朗的很多问题，并不只是在天上，也在地上；不只是在导弹里，也在这些最具体、最不起眼、却最横蛮的日常权力里。

这些年，我碰到过太多次这样的时刻。以前去拍一个音乐节，到了伊朗国家音乐厅（瓦赫达特大厅），别人都能进，偏偏我们不能进。门卫处只是说，上面有命令，有你们的名字，你们不能进去。为什么？没人说。还有一次刚来的时候，我在大学教书，穿着已经很宽大的长袍，到了门口还是被拦下。理由是：袍子不够长，必须遮到膝盖以下。我说我是外教，马上要进去上课了，门口那几个穿黑袍的女门卫只回一句：不行，回去。旁边那些年轻女孩，当着她们的面擦掉指甲油、整理衣服、重新裹头巾，像是在进入一个关口，而不是一所大学。

还记得疫情时去伊朗卫生部采访，明明是安排是部长与外媒采访，到了门口还是一句“没有通知我们”、“我们没有收到信”，于是门卫就不让我们进去；去年农业部主动找我们，说想宣传合作和农产品出口，结果照样被拦在门口；他们说已经提前一个月安排好我们去采访、拍鱼子酱工厂，没有想到让我们前前后后跑了三天，结果到了现场，门卫还是一句：什么都不能拍。当时把一个阿拉伯媒体的记者都要快气疯了，说我千辛万苦坐十几个小时的车、三天里任你们安排，一会儿让我们去拍桔园、一会儿让我们拍水果出口基地，其实我们就想拍鱼子酱工厂。没有想到最后我不要说连鱼子酱、连鱼都看不到。但他们就是不同意，连农业部公共关系处的负责人打电话也不行，他们只好给我们道歉说是因为安全原因安全部门不同意。我也没有搞明白拍鱼子酱和安全有什么关系？类似这种情况真是屡见不鲜，我记得有一次跟着外媒司的媒体团去铝矿参观，我们媒体正在采访公司总经理，突然几个穿着保安衣服的人上来就说不许拍，赶紧走。连总经理上去说情都不行，还有一个俄罗斯的媒体要拍居然被他们收了器材。

四、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今天在伊朗科技大学门口白白等了两个多小时，旁边正好有一家很小的咖啡馆开着，别的店基本都关着，我们几个媒体就在那儿买咖啡、歇脚。老板是个学医学工程的，在医院里做相关工作，没事的时候也来这边照看自己的小店。我就顺便问他，现在战争中医院怎么样。

他说，私人医院暂时还好，但最近生孩子的人特别多。我说，这种时候还这么多人生产？他说，那也没有办法，到了该生的时候总得生。他还开玩笑说，现在生孩子的人正好都是去年12日战争时期怀上孕的。战争来了，照样要生孩子，一样也不会落下。我问他要是停电怎么办，他说，医院现在靠自己的发电机勉强维持，至少还能撑四十个小时，可如果停电时间再长一点，那就真的是人道主义灾难了，到时候很多人会死。

后来我又问他，对他来说现在是和平更重要，还是胜利更重要。他几乎没犹豫就说，当然是和平重要。他说，今天这个结局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而是这四十多年来一点点种下的恶果，是长期政策累积出来的后果。不是一句“被侵略了”就能把一切都解释完。他的意思其实很明确：伊朗今天走到这一步，不只是因为外部的敌意，也是因为自己长期以来在很多方向上做错了事。

说实话，这些年来，尤其是近几年，从阿米尼头巾事件以后，人们的那种愤怒和反感已经越来越普遍了。我去很多地方，听到的更多是抱怨、吐槽和不满，真正发自内心拥护的人，至少在我接触到的普通人里，并不多。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反对体制，街头集会时也确实有人会高喊支持的口号。但那终究不能代表全部伊朗。社会真实的情绪，远比那些整齐划一的表态要复杂得多。

我甚至觉得，真正把一个社会一点点掏空的，并不只是天上落下来的炸弹，也包括地面上这些无处不在的小权力、粗暴和羞辱。正是这些东西，慢慢积成了今天伊朗社会深处那种普遍的疲惫、愤怒和失望。

五、晚上：孩子发烧、老人化疗、战争还没有尽头

晚上和家里通电话，先生说起小宝连着四天发烧，都烧39度，都惊动了当医生的姐姐亲自来看。现在吃了头孢以后好像稍微好一点了，晚上虽然又拉了几次，但脚摸着不算太凉，人也不像前几天那么吓人。他好几晚照顾孩子，都不敢真正睡踏实。听着这些家常话，我心里反而更酸。其实生活和战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总是负重而行。我这一边是导弹、停火、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家里那一边却还是孩子发烧、老人化疗、夜里能不能安心睡两个小时。

我还说，今天我下午连线的时候，外面竟然下起了冰雹。我在伊朗这么多年，几乎没见过这种天气，一边连线一边听着冰雹砸下来，心里都觉得荒诞。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整个人已经被战争搞得太敏感，什么反常的事都会下意识往战火上联想。

电话里我们又聊起局势。我觉得，战争已经从最初那种高强度互相试探，慢慢进入一种更疲惫也更危险的消耗阶段。伊朗现在一天的反击波次明显比前些天少了，外界都在猜是不是弹药也在一点点被打掉。如果真是这样，那很多所谓的“强硬”也许最后都会被迫回到谈判桌上。估计到双方都打不动的时候，就要互相让步达成停火协议了。我希望战争尽快结束。

我说，战争到了第三十二天，过了整整一个月，人的耐心好像也被一点点炸薄了。今天在现场，我明显能感觉到，大家都比平时更容易烦躁，更容易起火。门口关于摄影师和门卫的争执，其实本来未必有多大，可在这样的状态下，一点点不顺、一点点误会，都会很快顶上来。那边的人也许本来就紧张、害怕，外面又一直有爆炸声，神经绷着；媒体这边来来回回被拦、被放、又被拦，谁都会烦。我当时站在里面，看着那一幕，心里也觉得没有必要。可转念一想，在这样的战争里，人被一点点磨掉耐性，似乎又成了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

可今天让我印象最深的，反倒不是那场争执，而是教科文组织门口那个看门的老人。

那是一栋很安静的小楼，三层，不高，院子里却种满了花树，枝叶很密，春天刚刚冒出来，嫩绿得发亮。四周其实并不平静，附近很多地方都遭了袭击，可这座小楼还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我刚进去的时候，看见树发了芽，小鸟在枝头蹦来跳去，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门口一个老人笑眯眯地对我说，这棵树是他种的，那棵也是，那边的棚景也是他一点点弄起来的。我问他什么时候来的，他说，再过十天他就退休了。他在这里待了三十一年。自从伊朗教科文组织买下这栋楼，他就在这里做门卫，白天黑夜都在，地下室还有一间他住的小房间。

他说得特别平静，像在讲别人家的事。可我听着，心里却有点说不出的感动。他说这里的树、这里的花、这里的一切，他都已经有感情了。再过十天，他就要离开了，还有点舍不得。我问他，这几天战争这么厉害，这附近又都是政府机构，你们晚上还能睡吗？他说，昨晚他只睡了一个小时，后面炸，前面也炸，旁边也炸，广场那边也炸。可即便这样，他站在那里，还是温和地跟我讲哪一棵树种了多少年，哪一片景是他亲手做的。

那一刻我心里有种很奇怪的感觉。门外是战争，爆炸声此起彼伏；院子里却是刚发芽的绿树，小鸟在枝头跳，老人站在门口笑眯眯地说，再过十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好像战争属于一种时间，而那些树、那些花、这个老人和他三十一年的守望，又属于另一种时间。前一种时间粗暴、急促、一下子就要把一切打碎；后一种时间却很慢，很安静，要靠一年一年地守，才能把一个地方守出感情来。

此外，我说今天上午去参加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我去的早，就坐着喝茶和几位记者聊天，让我感触良久，我在想，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

我旁边一位阿富汗记者跟我说，之前那场十二日战争时，有两百多万阿富汗人都离开了伊朗，有的是被赶走的，有的是自己跑的。可后来，还是有不少人又偷偷回来了。因为阿富汗那边没有工作，挣不到钱，而伊朗再怎么不安全，至少还多少能找点活干，有一点收入。他说得很平静，好像只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可我听着，心里却越来越沉。我说可是现在伊朗不安全，阿富汗好一点吧。他说，走到哪儿才算安全呢？阿富汗不安全，巴基斯坦也在和阿富汗打仗，伊朗在打仗，别的地方又未必去得了。他还说，他在阿富汗的时候，那时候美国人也还在，经常有人体炸弹爆炸，是你站在那里，爆炸突然就在你身边发生，连自己怎么活下来的都未必说得清。现在阿富汗人都习惯了战争，哪里都一样。。。说来说去，好像哪里都只是临时落脚，哪里都不是归处。我当时脑子里只剩下四个字：无依之地。

旁边另一位伊通社的记者，说他以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都跑过战地，虽然这几天德黑兰炸得厉害，他仍然每晚睡得很香。他说，真要比起来，伊朗现在这场战争还不算最可怕，真正吓人的是地面的战场，是你站在那里，爆炸突然就在你身边发生，连自己怎么活下来的都未必说得清。我问他们，那活下来的秘诀是什么？他们都笑了，说哪有什么秘诀，不过就是抽烟、休息、等着，碰不上就活着，碰上了也没办法。那种语气，已经不是悲观，而是一种把命运交还给命运本身的平静。我听着只觉得荒凉。原来在战争里，很多时候所谓经验、判断、准备，到最后都抵不过一句听天由命。

可问题是，谁都不知道尽头到底在哪里。

五、一个国家 两个政府

回来路上，我还在车上问穆森：为什么一个大学门卫，权力能这么大？明明是指导部外媒司通知我们来的，名单也都提前给了，为什么最后还是门卫一句“不行”，就谁都进不去？

穆森说，在伊朗，这种门卫——或者说这些所谓的安保、保卫——很多根本不归学校本身管。他们像是在管理整个学校。谁能进、谁不能进，不是校长说了算，而是他们说了算。哪怕学校已经同意采访、都安排好了，只要门口这一关不同意，哪怕校长来甚至总统来，你都进不去。不只是大学，电影院、国有企业、很多政府机构，都是这样。表面上像门卫，实际上却像一层谁也绕不过去的权力。

我又问，那这些门卫上面到底是谁在管？穆森说他也说不清，只知道他们上面还有“门卫中心”，但门卫中心再上面是谁，他也不知道。

我听着只觉得非常荒谬。

晚上我和伊朗妈妈通了电话。我一开口就先说起我今天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伊朗科技大学采访的事。

伊朗妈妈听我讲四十柱宫和三十三孔桥受损的情况，心里特别难受。她说，尤其是四十柱宫，本来最珍贵的就是那些木柱和壁画。现在木结构内部已经受损，漂亮的壁画也被震坏了。这些文化遗产最让人心痛的地方就在于：它们几乎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基础设施被毁了，也许还能重建；可这些几百年、上千年前留下来的东西，一旦受损，就很难真正恢复。那些画，那些柱子，那些时间本身留下来的痕迹，坏了就是坏了，再也不是原来的东西了。

我跟她讲起今天在伊朗科技大学门口折腾了几个小时的荒唐经历。伊朗妈妈听得直叹气，说你们这根本就是白白在那儿耗了好几个小时，还碰上外面不断轰炸，太危险了。她说，伊朗现在很多地方就是这样，表面上是门卫、保卫，可手里权力大得吓人。一旦他们说不行，哪怕前面都协调好了，谁也进不去。她说，这种事本身就特别伤人心。大家本来已经够累、够紧张了，还要被这样折腾，谁不生气？

她接着跟我讲起昨晚和今天各地的空袭。

她说，德黑兰今天下午到傍晚那一阵，几乎是连着在炸，感觉整整二十分钟都没停下来，炸完了以后防空系统才开始迟迟反应，搞得人神经更加紧绷。她说，现在大家都已经不知道到底还要炸什么，感觉德黑兰都快被打空了，可还是不停地在炸。

更可怕的是伊斯法罕。她说，伊斯法罕的亲戚打电话说，昨晚伊斯法罕几乎整夜都在震，很多人一晚上没睡。那些重型炸弹一枚一枚往下砸，砸进山体、砸进地下的导弹城，最后导弹在地下深处爆开，整座城都像被放在震动器上一样抖。她说，很多人当时都担心房子会不会直接塌在自己头上。那种爆炸带出来的火光和蘑菇一样往上窜，把整个城市都照亮了，像电影里的核爆场面。她还说，伊斯法罕可能是这几天遭遇最猛烈攻击的地方之一，不只是核设施，连钢铁厂、工业区一带都挨了打，整个夜里都是火和烟。

她还提到德黑兰，今天早上四五点就一直在炸，下午六点半到七点左右又是一轮，到处都传出爆炸。她说，现在对德黑兰人来说，最折磨人的不只是爆炸本身，而是那种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又会落在哪儿的感觉。你明明知道危险就在头顶，可你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听着。

伊朗妈妈在电话里说，昨天以色列一口气提前放出了四五个地方的警告，说让民众不要靠近，因为可能会被打。可真正让人后怕的是，连很多伊斯法罕本地人都不知道，原来自己身边竟然还有所谓的“导弹城”。直到那里真的爆炸了，大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样的设施就在附近。她说，如果爆炸发生在白天，后果恐怕更不堪设想，因为她外甥工作的那家医院，正对着萨法山一带，离得很近。可现在人好像也只能被迫适应了，哪里炸了，哪里没炸，受了损的地方修一修，没受损的地方继续去上班、继续过日子，仿佛这已经成了一种新的生活常态。她在电话里反复说，太糟了，真的太糟了。

她还说，现在大家的目光又都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海峡会不会出事，外部会不会介入，成了所有人新的焦虑。她听说中国和巴基斯坦准备提出一个什么“五点方案”，想出来调停，但她自己并不太相信会有什么实质作用。她说，现在特朗普和英国、北约都已经别着劲，欧洲看上去更是什么也做不了。她甚至说得很刻薄，说这场局势反而让中国、俄罗斯这些真正的大国，有机会把欧洲和英国看得更清楚：到底谁有多少能力，谁又只是嘴上强硬、实际上根本扛不起责任。她提到，今天已经允许两艘中国油轮通过霍尔木兹，伊朗驻马来西亚的大使也说，马来西亚油轮照样可以通行。特朗普甚至又开始放话，说美国自己经过霍尔木兹的石油只占很小一部分，既然如此，那其他国家就自己去维护那条航道的安全。她说，她现在倒真想看看，欧洲和英国还能拿出什么办法来。

她最担心的，还是战争会不会真的进一步升级到地面行动。她说，最近不少人都在议论，说美国会不会尝试从地面推进，但真要从地面打进伊朗本土，哪有那么容易。她听电视上专家分析说，很多真正关键的东西根本不在此前被美国炸的那些地点，像浓缩铀一些更核心的内容，可能早已转移到了别的山体深处。空袭也许能拖慢它们，但未必能真正摧毁。可如果要靠地面部队去碰这些东西，那就不是简单空袭，而是几乎等于全面战争。她说，谁会蠢到直接把兵送进一个国家腹地？除非先占住一块地方、先夺下一些岛屿，才可能一步步往里推进。可真走到那一步，事情就更大了。

说到这里，她整个人都透着一种疲惫和烦躁。她说，自己真的已经累了。今天早上德黑兰又停了一个多小时的电，听说有些区到现在还没完全恢复。现在的做法就是像夏天错峰限电那样，把不同区轮流停电、轮流检修，尽量不让整片区域彻底瘫痪。可这也说明，哪怕只是一枚炮弹打到一个变电设施，城市就会牵一发动全身。她说，如果哪天真去打电厂、打水厂，那大家是不是就只能跑到街上生火做饭，活得像回到史前时代？她越说越觉得荒唐，到最后自己都苦笑起来，说再这么下去，恐怕连猛犸象都要被翻出来一起打仗了。

她还提到，最近伊朗这边放话说，因为自己的高层被打掉，所以也要去打什么谷歌、特斯拉、苹果、Meta，甚至NBA之类在海湾国家的相关利益。她说，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越来越像小女孩打架了：你揪着我的头发不放，我也揪着你的头发不放，嘴里还都在喊“你先松手我才松”。特朗普和伊朗现在就像这样，彼此都抓着不肯松开，谁也不肯先退一步。她说到最后，只剩下一句无奈：真不知道这事最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说到这里，我想起来问伊朗妈妈：为什么这些门卫会有这么大的权力？明明是伊朗政府外媒司、学校公关处都已经协调好的采访，为什么他们一句“不行”，就可以把所有人拦在门外？难道伊朗真的是“政府之上还有政府”吗？

伊朗妈妈听完几乎没有犹豫。她说：对，我们这里一直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看得见的政府”，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政府”。

她说，看得见的政府，是大家平时能看到的那些机构、部门、官员；可真正拍板、真正决定很多敏感事情的，往往是那个藏在后面的“隐形政府”“深层政府”。她说，这四十多年来，伊朗一直就是这么运转的。

她说，有些地方你一接触就会发现，那些人根本不听谁的。他们不听学校的，不听普通行政系统的，甚至很多时候连部长来了都没用。

她说，这种现象在伊朗并不稀奇。因为这些地方并不是由表面上那个行政体系真正控制的。学校、机关、单位看起来有自己的领导，有自己的管理系统，但门口那一层“保卫”背后，是另一套权力链条。他们领的钱未必是学校发的，可他们却能反过来“管学校”。他们后面有自己的系统，有自己的上级，而那套系统，并不真的向普通行政部门负责。

伊朗妈妈还打了一个比方。她说，就像意大利西西里有些地方，表面上国家政府在那儿，可真正让人害怕、真正说了算的，是黑手党。这里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意思相近：你能看到的那套权力，并不一定是最有力量的；真正让人忌惮的，常常是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她说，在中国你不会太理解这种事，是因为中国的国家机器是比较统一的，真正掌权的那一套结构是一体的，至少表面和深层大体是一致的。而伊朗不一样，伊朗的问题在于：宗教、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官方行政体系，这几套东西常常不是完全重叠的。 一旦宗教和政治深度交织，体系里就会出现不同层级、不同派别、不同忠诚对象，事情就会变得特别复杂。

她说，所以今天你在大学门口碰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门卫很蛮横”的小事，而是这个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缩影。那个人之所以敢那么做，不是因为他个人多厉害，而是因为他要借这个机会告诉所有人：权力在我这里，哪怕你是媒体，哪怕是政府通知你来的，最后也得听我的。

她还说，这种人往往越是位置低，越喜欢滥用手上那一点点权力。真正高层的人，反而可能对你很客气，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有权；可越是这种最前端、最底层、最像“螺丝钉”的人，越容易把一点点权力用得又丑陋、又粗暴，因为他们最需要别人知道：我能卡你，我能让你进不去，我能不给你证件。

她最后还说了一个波斯俗语，意思大概是：“国王都宽恕了，偏偏国王身边那个小随从不肯放人。”

意思就是，很多时候真正难缠的不是最高权力者，而是那些依附在权力周围、靠一点点权限来折腾别人的“小人物”。她说，你今天碰上的，就是这种人。

她说，也正因为这样，伊朗人这些年早就被这种官僚、保卫、隐藏权力链条折腾得身心俱疲。很多事情不是办不成，而是你永远不知道真正要听谁的；也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最后常常变成一句话：我说了算。

听她说到这里，我一下子明白了，今天堵住我们的，表面上只是大学门口那一道门，可门后面其实是一整套更深、更硬、也更不透明的东西。这种不透明的东西其实更可怕，因为你看不见，对方的态度也难以揣测，你根本不知道去哪里问，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会心生恐惧、处在惴惴不安的状态。

伊朗妈妈听我说起今天媒体的争执，也有点替我们难受。她说，其实她能理解，大家为什么会突然都火了。不是谁脾气特别坏，而是这一个月下来，每个人都已经被逼到快没有耐性了。

我说，那些摄影师、记者、摄像、现场跑新闻的人，这段时间真的太苦了。很多人把老婆孩子都送走到相对安全的地方，一个月都没见过孩子，白天黑夜都在外面跑，晚上睡不好，白天也睡不好，冒着风险去现场，顶着太阳，顶着爆炸声，守在门口等着，真要哪一下炸到眼前，谁都跑不了。可大家冒着这样的风险出去，不是为了闲逛，也不是为了“找事”，而是真的在工作，真的在拼命把报道做出来。可偏偏折腾半天，最后什么都拍不到、什么都做不成，那种委屈和愤怒，是很容易一下子冒出来的。

我说，其实连那些拦人的人、管秩序的人，现在也一样累，一样绷得很紧。战时状态下，谁都在硬撑着，谁都在守着自己那一摊事，谁也没有真正的好脾气。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今天这样的冲突本来是没有必要的。大家都已经够辛苦了，何必再彼此消耗。

我也跟她说，我今天真的是累坏了。最难受的是，明明累得要命，却又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做成，白白折腾了一天。回来以后又赶着做直播，四点半一场，六点又一场，匆匆忙忙，脑子却还是空的，连想整理个完整的报道都觉得力气不够。那种疲惫，不只是身体累，而是心里发空，好像一整天都被消耗掉了，却没有留下什么成果。

后来我们又说到周四（也就是4月2日，新年第十三天踏青节）的出门安排。我说想去公园看看，今年踏青节大家还会不会出来，毕竟按往年，这一天本来是伊朗人一定要出门踏青、野餐、把新年最后一点喜气送到户外去的日子。可今年这种时候，我也好奇，大家还会不会照常过节。伊朗妈妈一边担心，说最近连一些公园和空地附近都不算绝对安全，天气又冷，能不乱跑还是别乱跑；一边又很热情地说，要不就来家里，她给我做饭。但后来我们还是商量一下，他们先来我们家吃饭，然后我们去附近的国家公园转转看。

晚上正在写日志，穆森给我打来电话。说着明天的安排， 他又说，自己回来以后，被几个摄影师朋友叫了出去。大家给他买了蛋糕，点了蜡烛，祝他生日快乐。听到这里，我心里也替他高兴起来。战争把人压得很累，把日子压得很窄，可在这样的一天里，还是有人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还是有人愿意在满城爆炸声里，给你点一支蜡烛，陪你吹一口气。

我也突然一下想起来，今天早上我也记得这件事，还和他说生日快乐，问他需要点啥我给他送礼物。可战争期间，连出门都要掂量一下，买礼物这种事都变得有点奢侈，也有点不知该从何下手。穆森说，昨天他在岳母家时，小姨子已经给他买了蛋糕。他妻子还跟他说，对不起，亲爱的，我没有给你买礼物。穆森说，他就跟她讲：你都已经害怕得不敢出门了，还怎么给我买礼物呢？

可今天到底还是有人给他过了生日。

我也跟他说，等战争结束了，等先生回来，我们要给他从中国买个大礼物。我连礼物都替他想好了——买一件他一直很喜欢的那种摄影记者常穿的马甲。

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想笑。今天早上太冷，穆森来了之后，他还特地从办公室抽屉里翻出一件马甲，想穿上试试，结果发现小得根本扣不上扣子，也不知道是给小孩穿的，还是本来就是那种奇怪的短款。结果他穿出去以后，还被人笑了。

就在这样的一天：上午听人讲上千年的文化遗产受损，下午被一道门拦在校门外几个小时，外面一声一声地炸，所有人都疲惫、烦躁、满肚子火。可到了晚上，几个摄影师朋友还是会把穆森叫出来，给他买蛋糕，给他点蜡烛，祝他生日快乐。

想到这里，我心里忽然柔软了一下。

战争没有让这一天变得正常。可至少，它也没能把这一天从他手里完全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