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女记者战地日记丨德黑兰轰炸日常：前一秒游泳，下一秒站在爆炸现场

【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战地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2026年3月29日战争日志 第三十天 在废墟边，我看见了他们身上另一面

今天早上起来，还是和这段时间一样：先做连线，吃点早饭，然后发报道。

连线前，我又听到很大的轰炸声，但现在也只是听一听，继续准备连线而已。没日没夜的轰炸，好像已经把这个城市的人训练出一种可怕的“习惯”。只是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状态还会持续多久。

连线结束后，我发了一篇自己很有感触、也很喜欢的报道，题目叫《战火下的德黑兰：恐惧、废墟与互助》。写完的时候，我自己其实都有点被打动了。因为这两天从雷伊采访回来，我脑子里一直忘不掉那里的样子——那些低收入的老社区，小小的院子，旧旧的房子，生活本来就已经很艰难了，结果一场轰炸下来，屋子毁了，窗碎了，家也不像家了。

可我在那里看到的，除了恐慌，还有一种很强烈的互助。邻居、亲友，甚至素不相识的人，会主动来帮忙，帮着清理瓦砾，搬砖块，照看受损的房子。我采访到一户人家，院子被埋，来了十几个人一起帮忙收拾。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人来了，手伸出来了，一块砖一块砖地搬。

我在稿子里写：战火之下，经济停顿，物价上涨，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更艰难；但也正因为这样，这种民众之间自发的互助才显得特别可贵。在灾难里彼此扶持，几乎成了战火中少有的安慰。

现在的伊朗，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其实很复杂，并不是一个声音。有人强调国家不能退让，有人更关心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生活什么时候恢复正常。昨天好朋友S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她说，一个国家就像一个房子，人总得能在里面安稳地住。如果这房子已经破了、塌了，人在里面都没法生活了，那还要这个房子干什么？

我其实很能理解这种想法。大家当然也希望国家不要被欺负，可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越来越没有希望，腐败和无力感都还在那里，那老百姓到底靠什么活下去？所以现在的伊朗，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状态。不同的想法同时存在，而且我觉得，这都正常。

今天做连线的时候，我也讲了这个意思。我说，现在局势还在不断升级，国内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甚至有一些过去反政府的人，也在这轮战争里开始转变，他们意识到这场战争不只是针对政权，而是冲着“伊朗”来的。很多人是在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才出来表达立场、出来保卫国家。但与此同时，更多普通人关心的还是，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恢复平静，什么时候晚上睡觉不用担心会不会被炸醒，明天早上还能不能平安醒来。战争之下，这些不同的心理变化都是常态。

中午我去游了个泳，本来只是想让自己稍微放空一下。结果游着游着，穆森就给我打电话，说指导部通知，卡塔尔阿拉伯电视台的记者站被炸了，让我们赶紧去拍。我当时还愣了一下，赶紧从水里出来，头发还是湿的，就裹着毛巾匆匆忙忙往现场赶。去的时候我还跟司机开玩笑，说你看我头发都是湿的；可一到现场，整个人很快就从头到脚全是灰了。战争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生活和废墟之间根本没有缓冲，前一秒你还在水里，下一秒人已经站在爆炸现场了。

那个被炸的地方是一栋四层楼。穆森说那也是G先生的媒体公司，卡塔尔阿拉伯电视台是他们的客户，租用他们的办公室、演播室，器材和技术人员也是他们来提供。我一听就知道是谁，心里立刻翻上来一种很复杂、也很糟糕的感觉。因为这个人、这个公司，当年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坏了。

我们刚来伊朗建立记者站的时候，指导部司长推荐给我们合作的媒体人员就是他们，G先生刚入行，说他和同伴可以当我们摄影师和剪辑。因为在伊朗，很多事情不是你随便就能做的，尤其牵涉记者证、拍摄许可，很多时候必须通过指导部认可、持有媒体证的人来办。当时我们领导说，那就先和他们合作看看。结果合作一年多以后才发现问题一堆。G先生后来自己成立了公司，要以公司的名义和我们签合同，而且给我们开出的条件非常不合理：突发新闻最需要摄影师的时候，他们却要求必须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临时剪一个东西敢张口要五百美元；很多条款都完全不符合实际，简直狮子大开口。如果按每天一条新闻来算的话，一个月就要支付上万美元。

最荒唐的是，当我觉得这些条件太不合理，不想继续合作的时候，G先生竟然直接威胁我，说自己和情报部有关系，如果不跟他们合作，就可以取消我的签证，把我驱逐出境；还说如果不合作，就不给我办记者证，让我根本没法做报道。

我去找司长谈，司长居然先问我：“这些钱是你自己出，还是你们公司出？”

我说，虽然钱是公司出，但这也是明显超预算、完全不合理的开支，我必须为公司负责。可就因为这件事，我的记者证被一拖再拖，整整半年都没有办下来。

更过分的是，有一天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收到伊朗驻中国大使馆给台里的信，说指导部外媒司反映我不戴头巾、不遵守当地规定，还在家里请很多外国记者喝酒，要求把我撤换掉。领导当时还笑着说，看来他们为了逼我们和这家公司合作，真是什么办法都用上了。还好公司领导信任我，也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听到这些，心里还是非常愤怒。那种告密、捏造、栽赃的手段，真的让人发指。可这件事也提醒了我：以后一定要更谨言慎行，出门一定把头巾戴好，绝不能让有心人抓到任何把柄。

那段时间压力真的很大。我记得自己一度上火上得脖子上长了个大包，疼了半个月。后来幸运的是，僵持了大半年后，司长正好退休，换了新人。我抓住机会，立刻给新司长写信，把整件事原原本本、详细地讲了一遍。

后来，他们专门把我叫到指导部外媒司地下二层一个很像安全部门的房间里。两个男人坐在桌子对面，问了我很多问题。我也是硬着头皮，把我知道的、经历过的、感受到的都照实说了。再后来，新司长终于同意我们不再和他们续约，也同意我们自己找摄影师，给我们办自己的证。那一阵子的憋屈，才总算慢慢过去。

不过这件事也让我明白，遇到这种黑箱操作，最好的办法其实是不软不硬。

所谓不软，就是在原则和立场上，坚决不能让步；

所谓不硬，就是不跟他们正面翻脸，不说难听话，不把事情推到不可收拾。

我可以明确地说，这样不公平的合同我不签，但我也不和你们吵架，见面依然客客气气。

还有一点，就是尽量把事情放到明面上，实话实说。只要自己不做亏心事，就不要怕。哪怕过程再难，我也还是愿意相信，总会有讲理的地方。

所以今天一听说被炸的是这个地方，我心里第一反应确实特别复杂。不能说幸灾乐祸，但会忍不住想，为什么偏偏是这里？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想法未必对，也没有证据。可人在现场，脑子里那些旧事会一下子全翻出来。更何况，这地方本来就不是单纯的一个外媒电视台办公室，他们其实是一个伊朗的媒体服务中心，一直给很多外国媒体提供整套媒体服务，摄影、车辆、器材、连线、采访安排，背景一直挺复杂。

到了现场以后，我看到被击中的应该是三层。整个楼里当时有六个人，都跑出来了，没有人死，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但天花板塌了，电视和编辑设备都损坏了，附近还有十个人被弹片打伤。消防员要求他们马上撤离，说楼体可能继续坍塌。

我碰到了卡塔尔电视台的记者卡拉斯，我们认识。他跟我说，事情发生在八点四十五分，当时他们正在直播，一枚导弹直接打中了大楼。他说他们六个人都逃出来了，但里面设备损失很大，楼也不安全了。他说，新闻工作不是犯罪，这是针对记者的袭击，国际法本来应该保护记者。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整个人还站在废墟边，身上、头发上、背上的背包，全是灰，却还拿着手机继续做直播。

我看着他那样，心里真的挺佩服，也挺不是滋味。我跟他说你还真勇敢，要是我，可能都吓得发抖了。可他还是在那儿播。他说他们就是在履行职责，也会继续履行职责。他说他们在加沙、黎巴嫩的记者都被炸被暗杀，没有想到在伊朗也见证了同样的事情。那一刻我就在想，记者到底有什么错？不管是在特拉维夫、加沙，还是在德黑兰，记者做的无非是记录、采访、讲述。他们不是拿枪的人，也不是做决定的人，可现在连外媒驻伊朗机构也成了战火里的目标，这真的让人不安。

现场全是灰，推土机和挖掘机在铲土，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附近居民楼的窗户玻璃几乎都碎了。有个没戴头巾的漂亮女孩在哭，也不知道是自己家受损了，还是家里有人受伤了。她很愤怒，不让媒体拍，气冲冲地走了。对面建筑门口几个人在驻足观看，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的还跟我开玩笑，说他平时睡到下午两点都不会醒，这次生生被九点钟的爆炸震醒了。

穆森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会不会有一天也炸到我们头上。我听了这句话，心里也跟着沉了一下。现场还有别的媒体记者提醒我，说你也要小心，这个卡塔尔电视台的记者平时出镜很多，也常常说一些让以色列不满的话，会不会正因为这样才被盯上。

说实话，这些都只是现场的猜测，谁也说不准。我自己也不知道，以色列为什么要打这个地方。这里看起来就是一栋办公兼居住的四层楼，上面甚至还挂着一个很大的美容院招牌，周围也是普通居民区，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军事设施。

指导部负责外媒服务的副部长当场也在强烈谴责，说以色列蓄意袭击卡塔尔阿拉伯电视台，是因为不满这个电视台的报道。如果记者因此被杀，那就是战争罪，必须受到谴责；世界各地的记者都应该严肃看待这件事，必须阻止以色列继续这样做。

我一边听着这些话，一边也知道，如今很多时候，这已经像是一个丛林社会了，国际法对一些国家似乎越来越不起作用。以前总觉得，做记者、去危险的地方报道，本来就是一份带着风险的工作；可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有一天，记者本身也可能会被盯上、被攻击。那种感觉，真的有点不寒而栗。

但让我一直记着的，还是现场另一幕。

我看到路边停着一辆很普通的白色小汽车，车上插着国旗。几个人从车上下来，两个穿黑袍的女人把后备箱打开，开始张罗热水、纸杯、饼干、点心，给救援的人和附近的人送茶送水。我走过去问其中一个女士，是政府组织的吗？她说，不是，没有政府给我们钱，都是他们几个人自己凑的钱，买了这些东西，听说哪里被炸了，就开车过来，看能帮什么忙。她说，先生和儿子进里面去帮忙搬东西、清理，她们帮不上那些体力活，就给大家送水，救援的人肯定很渴。

我问旁边那个穿黑袍的小女孩，看上去八九岁。她是我刚才采访的那位女士的女儿。我问她你怕不怕？她说害怕。

我又问，那你为什么还来？

她说，因为跟着妈妈出来帮助别人，给老百姓服务，她觉得很高兴。

她说这话的时候，周围都是灰，后面是碎玻璃和被炸的大楼，旁边有人拿着纸杯在喝她们递出去的热水。那一瞬间，我心里忽然就被碰了一下。这也让我想到了从雷伊那天看到的巴斯基民兵的感触。其实前两天从雷伊回来以后，我一直在反省自己。

我平时接触更多的，其实是中产、富裕阶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或者至少是城市里比较“体面”的那一层。可雷伊那种地方，老社区、低收入家庭、宗教更虔诚、生活更吃力的基层民众，我对他们的认识其实并不深，甚至可能带着一点想当然的判断。

但这几天我看到的，是他们身上的另一面。

是老百姓自己来帮忙。

是陌生人一起清瓦砾。

是一个母亲带着小女儿和儿子、丈夫，开车到爆炸现场给人送水。

是那些平时不被看见、也不太会说漂亮话的人，在灾难来的时候，反而最先把手伸出来。

战争会让人看到最坏的东西，也会让人看到最好的人性。

此外，我也在想我以前对巴斯基民兵的印象，其实并不好。脑子里浮现的，总是那些很激烈、很意识形态化的形象：2009年动乱时，我看见很多巴斯基民兵拿着棍棒追人，情绪失控地冲媒体发火砸车窗，还有在集会游行中讲话歇斯底里，像某种被信念烧灼得过头的人。那种印象，在我心里停留了很多年。

可这次在现场，我看到的却是另一面。

在雷伊那些低收入、人口密集、房屋拥挤破旧的老街区里，政府几乎已经顾不上这些具体而琐碎的善后了。窗户碎了，就拿塑料布糊一糊继续住；墙上炸出洞了，就自己想办法补一补。很多人根本没有条件离开，也没有能力等待谁来完整地帮他们恢复生活。

可就在这样的地方，我看到一些巴斯基民兵，他们有老有少，在默默做最脏、最累、最不起眼的活：弯着腰捡玻璃碴，帮居民把屋里炸碎的东西一趟一趟搬出来，把瓦砾装上小翻斗车运走，累了就在街角阴影里铺张席子，坐下来喝口水、吃点东西，然后继续干。

今天在城市另一个被炸地点，我又看到几乎一模一样的互助。这两位穿黑袍的普通妇女，带着孩子，自己凑钱买了热茶、点心和饼干，开车送到现场，说帮不上什么大忙，至少能让救援和清理的人喝上一口热茶。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过去可能把很多人想得太简单了。

他们也许有很强的意识形态，也许他们理解国家、理解信仰的方式和我熟悉的那一套完全不同；他们身上也许仍然有我不认同、甚至警惕的一面。但在灾难真的落下来时，真正默默弯下腰、去做那些最脏、最累、最不起眼的活的人，很多也是他们。

我不是想说，黑就变成了白，恶就变成了善。恰恰相反，我只是突然更真切地意识到，人没有那么简单，伊朗也没有那么简单。那些我过去更容易用一种形象去理解的人，在废墟边、在玻璃碴和灰尘里，也有他们吃苦耐劳、互相扶持、愿意为别人做事的一面。

我想说，战争里最容易被撕裂的，是我们对“人”的想象。

我们太容易把人分成黑白两边：世俗的、传统的，中产的、底层的，体制内的、体制外的，意识形态强的、温和的。可在废墟边，在一地碎玻璃和灰尘里，我看到的是另一种更朴素的东西：他们未必和你想的一样，未必说着你认同的话，未必代表你熟悉的那套价值，可他们也会流汗、会累、会害怕，也会在别人家玻璃炸碎之后，默默弯腰把那些玻璃碴一块一块捡出去。

我又注意到一个细节。在现场那几位给大家倒水的妇女里，有两位穿黑袍的在车前送水送饼干，但是在路边不起眼的角落，还有一位没穿黑袍、穿着寻常衣服、戴着头巾和口罩的女士，在旁边默默帮忙倒热茶。我问她你是和他们在一起的吗？她点点头说是。我记得曾经问那两位穿黑袍的女人，对她们来说胜利和和平哪个更重要？她们都说“胜利最重要”；而那个没有穿黑袍的女人却悄悄对我说，“和平”对她更重要。她说她已经受不了了，不想再这样天天过下去。可她也没有再说下去，只是说你不要拍我，我不想被拍到。

可即便她和旁边那些黑袍妇女，在战争、在政治、在国家叙事上的想法并不相同，她还是和她们站在一起，一起给大家倒水，一起帮忙。我想，这恰恰说明，到了大难临头的时候，很多成见其实会暂时被放下。也许你和我想得不一样，但我们都在帮伊朗人，都在帮受难的人。

这让我特别触动。

也许这说明，在真正的灾难面前，人最后会退回到一种最朴素的状态：不是你属于哪个阵营，不是你信什么、不信什么，而是你首先看见“这是人”，这是邻居，是同胞，是和自己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活着的人。

我们从爆炸现场出来，遇到了穆森孩子的乒乓球教练，穆森还把她的电话给我，我们通过话商量让她来给孩子们教乒乓球，但还没有见面战争就爆发了。我问她，对她来说胜利和和平哪个更重要？ 她说当然是和平最重要，但说不要拍我哦，我们告别后，穆森就直接回家了，因为这里离他家很近。我和司机在回家的路上，又去了我们家附近那个餐厅买饭。爱国的老板不在，厨师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问我采访他们老板的报道播出了吗？我说播出了，还挺受欢迎的，好多中国网友都问餐厅地址，说战争结束后一定要来这里吃饭捧场，厨师听了很开心。他说能不能把报道给他们看，我说现在没有网络，下次我下载好给你们拿过来。我问厨师，对你来说胜利和和平哪个更重要？他说和平和胜利都重要，我们既要和平也要胜利，胜利就意味着战争彻底结束，他们再也不敢打我们。厨师说明天他们餐馆开始放假一周，直到下周四踏青节结束后再开门营业。我买了两盒鸡腿饭，留着一盒明天吃。厨师还特意给我盛了半盒豌豆饭，说他亲手做的让我尝尝。

回到家里，也有国内记者在微信上问我，一个月过去了，这两天德黑兰遭受的轰炸还频繁吗？这一个月您对这场战争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美国似乎当前打谈并进，据您观察，局势会不会扩大升级？有一场更大的暴风雨？也有记者问我，你觉得现在的伊朗人是不是很乐观？

我想了想，虽然现在轰炸确实越来越频繁，但普通人还都得坚持正常生活。这一个月我最大的感受是恐惧、疲惫和充满不确定感，但也看到人性的力量。我觉得“乐观”这个词其实并不准确。表面上看，很多人还在继续买东西、上班、聚会、做饭、照顾孩子，甚至在废墟边给人送茶、送点心，好像生活还在照常往前走。但这未必是真的轻松，更不等于乐观。很多时候，那只是人在长期轰炸、失眠、断网、失业和不确定中，逼着自己把日子继续过下去的一种方式。

你很难说他们是在乐观地面对战争，更像是在疲惫、麻木、害怕和忍耐里，努力维持住一种不至于彻底崩塌的日常。也正因为这样，我越来越觉得，现在的伊朗社会不是简单的悲观，也不是乐观，而是一种很复杂的状态：恐惧、愤怒、互助、硬撑、疲惫，甚至还有一点勉强维持出来的体面，都是同时存在的。

但在这一切里，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我看到的人性的力量——在困难的时候彼此互助的精神。也许正是这种东西，才是支撑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民族，最终从困境中慢慢走出来的力量。

正在写到这里，伊朗妈妈打电话来。我把自己看到的那个画面讲给她听：巴斯基民兵、穿黑袍的妇女、还有一些看起来很虔诚的人，在现场帮忙搬东西、送水、送茶。我问她，这到底算什么？是出于信仰、爱国，还是一种很朴素的邻里互助？

伊朗妈妈听完后，给了我一个很冷静、也很现实的回答。

她说，你们这些去现场拍摄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只是被允许看见了“应该被看见”的那一部分。换句话说，我看到的，未必是全部现场，而更像是一个被组织、被筛选过的场景。她提醒我，在这种爆炸现场，不是任何普通人都能随便靠近、随便参与的。如果没有许可，一个普通人就算拎着几瓶矿泉水过去，也可能会被拦下来、被问“你是谁、你来干什么”。所以，那些出现在镜头里的“帮忙者”，并不只是单纯自发出现的普通人，他们往往本身就在允许进入现场、允许出现在那个画面里的范围之内。

她说，这当然也是一种“要让世界看到的形象”——一种国家希望被外界看到的同心协力、上下配合、民众互助的画面。她甚至直白地说，我那天其实是在一个“舞台”的一角，看到了一个被允许被拍摄、被传播的场景。并不是说那些人不是真心，也不是说他们做的事不是真的，但那个场景本身，是经过筛选和控制的，是“应该被看见”的那一面。

不过她也说，另一层面上，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完全不真诚。伊朗社会本来就分裂，立场不同，阶层不同，彼此的成见也很多。可是在一个内部已经高度分化的社会里，往往也正因为“像自己的人”更容易彼此信任，所以同一类人之间在危难时刻反而会更快地互相帮助。她说，伊朗这些年其实一直如此：哪一边的人出了事，跟他想法相近、立场相近的人，往往都会先站出来帮他。只不过普通民众之间那种互助，常常是私下的、隐蔽的，不会摆到明面上；而在这种官方允许进入的灾难现场，能被看见、能公开出现在镜头里的，往往就是目前掌握“上风”的这一边。

她的话让我意识到，也许我在现场看到的，不只是“人性中的善”，也不只是“体制安排的表演”，而是两者混杂在一起：既有真实的辛苦、真实的劳动、真实的热茶和玻璃渣，也有一个国家在灾难中仍然努力维持、并向外界传递的统一形象。那些人可能确实在真心帮忙，但同时，他们之所以能被我看到、能出现在镜头里，也并不是完全偶然。也就是说，现场的真诚可能是真的，现场的选择性呈现，也可能同样是真的。

我忽然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伊朗人一提起巴斯基民兵、黑袍，反应会那么强烈，甚至带着一种本能的排斥？是不是会有一种固有的偏见？

伊朗妈妈给了我一个很长、也很具体的回答。她说，这种反感并不是凭空来的，也不只是“政治立场不同”那么简单，而是很多人从小到大，一点一点在生活里被磨出来的。真正让人厌恶的，不只是宗教本身，而是借着宗教、道德和忠诚的名义，把控制、羞辱和双重标准一点点塞进人的日常生活里。久而久之，很多人反感的，其实已经不是某一件衣服、某一种宗教姿态，而是那整套曾经压在他们身上的东西。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才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我意识到：其实人是比标签更复杂的。那些符号背后，仍然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例如我看到那些巴斯基民兵、路边倒水的穿黑袍的妇女；但很多伊朗人并不是厌恶具体的人，而是对这些符号的厌恶。他们和我不一样，也许并不只是固有的成见，而是有过切身的疼痛和记忆。

我又问伊朗妈妈：那伊朗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和解？像巴斯基和这些宗教虔诚的体制拥护者，和那些世俗的、中产、反体制的普通人，这些彼此看法差那么多的人，将来还有可能重新彼此理解吗？

她的回答很慢，也很有意思。她说，首先，人要学会在一起和平地生活，学会尊重彼此的信念和看法。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得先把“看对方的眼光”改过来。她还引用了苏赫拉布·塞佩赫里（伊朗著名的当代诗人）的诗句：“眼睛要洗一洗，要换一种方式去看。”她说，伊朗的人民终归要走到那一步，只是现在还没有走到。

她说，在我这个外来记者眼里，也许今天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深的裂痕；可在很多伊朗人自己看来，这种裂痕更像是一种“蜕变”的过程。就像毛虫变蝴蝶之前，必须先经过最难看、最混乱、最不成形的阶段。也许伊朗现在就正处在这个阶段，正因为已经越来越丑陋、越来越撕裂，人们有一天才会真正受不了，才会回头问自己：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到了那一天，才有可能一起把关系重新理顺。

为了说明这一点，她给我讲了一个身边的例子。她有个邻居，是一个非常虔诚、非常宗教化的女人，来自很保守的家庭，父亲也是那种典型的传统宗教长辈。可这个女人有个十三岁的漂亮女儿，不戴头巾，穿得很时尚，学音乐、学画画；而她那个二十多岁的宗教哥哥，自己穿着很保守，却每天开车接送这个妹妹去上课、去学琴、去学各种东西。她说，你看，最美的“和解”，其实早就在这样的家庭里悄悄发生了——并不是每个人都非要变成一样，而是彼此不同，却还能彼此照顾、彼此成全。

她还告诉我，昨天她正好碰到这个邻居。两个人说起最近的战事，说起一个有两个博士学位、在航天领域工作的年轻人被炸死了。伊朗妈妈试着提起前些时候在国内镇压中死去的那些学生，原本是想看看这位虔诚邻居会怎么回答。结果那位邻居说了一句让她很受触动的话：“这些孩子都是伊朗的孩子。那些在街头和平表达的人，那些在轰炸中死去的人，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孩子，都是国家的精英，都很可惜。”

伊朗妈妈说，真正的希望，也许就藏在这种瞬间里——当人们终于能一起为“伊朗的孩子”心疼，而不是先问他属于哪一边的时候，和解就已经开始了。

她说，伊朗人其实并不是天生不能相处。真正让裂缝越来越深的，往往是有人不断去挑动、去利用这种对立，因为裂痕越深，就越有人能从中得利。普通人之间，很多时候反而没有那么大的仇。她说，大家终究会慢慢明白。她说，别急，每件事都有它自己的时间，伊朗人也会在自己的时间里慢慢走到那一步。

我和她说今天我去买饭，见到了一个厨师，他对我说，和平和胜利都很重要，他都想要。伊朗妈妈说，那是他根本没有想清楚。

她跟我说，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一个家，终究是要让人住下去的。如果这个家已经破成这样，里面的人都快活不下去了，那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她说，这场战争如果真的要停，至少应该有个交代：要么赔偿，要么解除一些制裁，要么至少给人们一个可以重建、可以喘口气、可以看到明天的环境。总之，这么多破坏，这么多导弹和炸弹，这么多夜里把人从梦里惊醒的惊吓，不可能最后什么都没有，就这么算了。

她说，这些夜夜积下来的惊惧、这些长期的高压和失眠，也许一年以后，人们才会真的知道，它们在身体里、在精神上留下了什么。也许到那时候，病已经发出来了，人才会知道这些夜里落在头上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这一切最后没有任何结果，那不就等于白白承受了吗？

她打了个比方，说就像隔壁小孩在院子里踢球，不小心把你家的玻璃打碎了。最起码，对方该来道个歉，再把你家的玻璃赔上吧。就算再不懂事的人，至少也应该认错。可要是对方不仅不道歉、不赔，还反过来说你敢吭声我把你另一块玻璃也砸了，那这事怎么能就这么算了？

说到这里，她又忽然软下来，说其实她也不是在讲什么大道理，她只是太爱这片土地了。她说，自己不是没有机会离开，也不是没有能力走，可她一直走不了。因为她放不下父母。她说，兄弟姐妹和朋友不一样，朋友是自己选的，合不合得来、能不能谈得来，都是自己决定的；兄弟姐妹很多时候只是“血缘上的被安排”，不一定真能走到心里去。但父母不是。她说，她这一生最放不下的，就是父母。

她说起父亲、母亲的时候，声音一下就变了，甚至哭了出来。她说，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在身边；母亲临终的时候，她也在身边。到最后一刻，她都没有离开过他们。她说，她真的太爱自己的父母了，也知道父母同样深深地爱她。也正因为这样，她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把他们丢下，自己离开这个国家。

伊朗妈妈哽咽着说，其实她也从来没有真正舍得离开伊朗。她太希望自己的国家能重新好起来了，太希望它有一天能回到曾经那种有尊严、有光彩的样子。她真的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这片土地，也一直以自己是伊朗人而自豪。正因为如此，她看到今天那么多年轻人不得不逃离伊朗，才会那么难过。

她哀叹，这里并不是一直如此。这里曾经是一个非常美、非常有光彩的国家。她真心希望，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能再一次看到那个美丽的伊朗。

我说，真对不起，让您难过了。但我相信伊朗会好的。我也热爱这片土地，我觉得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更美丽的伊朗。

伊朗妈妈也接了一句，说她相信，那一天一定会来的。因为只要你真正爱一样东西，你总会看见它最好的一面。一个人若真心爱自己的国家，也总会相信，它终究还有重新发亮的一天。

她说，一个人如果真心爱一样东西，就会连它的伤口、它的狼狈、它最不好看的样子一起爱。今天的伊朗就是这样——这是她的国家，是她的故土，现在它受了伤，她当然希望它能被治好。她一遍一遍地说，希望这些日子赶紧过去，希望好日子还能再来。她说，其实现在大家能撑着活下去，靠的也就是这么一点点盼头：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坏日子会过去，好的日子还会回来。

她说，伊朗的历史上不是没有过更难的时候，毁灭、衰败、遗忘，都不是第一次发生。可每一次，最后总还是有人会站出来，把这个国家从尘土里再托起来。她提到波斯语的文学巨匠菲尔多西，说当伊朗的语言、文化、整个民族身份都快要被遗忘的时候，是这个人花了三十年写出《列王纪》，把这个民族重新从记忆里拽回来。她说，伊朗人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会被打垮，会被摧残，会跌进尘土里，可最后总还是会从土里再站起来。她说，这一次也一样。

说着说着，我又想起今天司机对我说，他的同事、那天新年送我去伊朗妈妈家过年的司机阿里，今早在睡梦中因心梗去世了。我下车的时候，他还帮我拿鲜花，还和在门口接我的伊朗爸爸寒暄几句互相祝福新年好。没有想到不到一周，他已经不在了。我听了都难以置信。我在回想他的面貌，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年人，温和、耐心且认真，开车很稳当。真的很难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就去世了。而且这也是我一周内听到身边有第二个人因心梗猝然离世。

伊朗妈妈叹了口气说，这些天人们真的撑得很辛苦。不是每个人都死在炸弹下，但很多人正在死在压力里。她提到一个老人，八十多岁，战火一开始被家人带到别处躲了几天，又折腾着送回来，结果回家没几天就一再进医院，血压飙升、呕吐、惊恐，医生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病。她说，人老了，本来就脆弱，天天听见爆炸、天天活在惊慌里，身体哪还有那样的承受能力。

她说，现在真的觉得，人们的承受力已经快到头了。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失业、倒闭、物价上涨都还在往后排队。总统今天都已经公开承认，今年的经济局势可能根本控制不住，接下来新年假期一结束，失业潮、破产潮还会更明显。她说，人能承受苦难，不代表人能无限承受。尤其是那些本来就要养家、要扛起整个家庭生活的人，当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继续供养一家人，那种压力会把人压垮。

说到这里，她突然又把话落回到最朴素的生活上。她说，人有时候以为什么都得准备好，冰箱里要塞满，家里要有很多东西，生活才算稳当。可真到了这种时候，才会发现，原来很多东西都可以简化。以前有二十种选择，现在只剩一种，也还是得活下去。人到最后，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只要人还活着、家人还在、还能熬过今天，就已经是很大的事了。

她最后说，现在她跟每一个身边的人讲的，几乎都是同一句话：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别太执着那些旁枝末节。日子再难，也还是得过；东西少一点，要求低一点，也还是能活。

她说，人的日子就像门轴，不会永远只朝一个方向转。苦日子和好日子，总会彼此更替。今天如果活在黑暗里，她也相信太阳一定会升起来，天一定会亮。她说，她从不怀疑这一点，所以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自己照顾好，努力让自己健康地活到那一天。

伊朗妈妈还跟我讲起一位医生曾经对她说过的话。那位医生告诉她，人不是钢铁做的，人就是由血肉、神经和情感组成的。如果一个人永远只靠理性和意志去活，最后就会活成机器。人必须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流泪，允许那些压力从身体里慢慢出去。她说，她以前很骄傲，很不愿意让任何人看见自己的眼泪，总觉得撑着、忍着才算坚强。可后来她慢慢学会了，在压力真的太大、难受到快要炸开的时候，就让眼泪流下来，让呼吸重新打开，让情绪有一个出口。她说，从那以后，她反而活得更健康了，对生活的看法也变了。她不再一味逃避那些让自己难受的事情，而是学着站在原地，承受它，想办法去改变它。因为她终于学会了怎样保护自己。

她说，现在她很担心男人们。因为在很多家庭里，尽管女人也在工作，可真正承担“养家”压力的，往往还是男人。一旦经济条件撑不住，那种压力就会一点点压在他们身上。有的人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因为心梗、脑梗再也起不来了。她说，这样的事，她身边就已经看到过不止一次。所以她现在很在意丈夫的状态，生怕他把所有担忧都憋在心里。

她说，有些日子特别难熬，比如一早醒来，什么事也做不了，外面也不敢去，新闻一条接一条，只能坐在家里看消息。那种时候，人最容易被焦虑一点点吞掉。她说，今天她和丈夫一早醒来，发现什么事也做不了，就只能坐着跟着新闻转，越看越压抑。后来伊朗爸爸得知他的好朋友去世，很难过，哭了很久。她给他泡了一杯酸茶，陪他坐着喝了一会儿，然后劝他起来，到一个他们确认过相对安全的地方，沿着熟悉的路线出去走一圈。两个人去买了点大饼、买了点洗碗海绵，又随便买了几样东西，就当是给这一天一点小小的日常。晚上回家，她把饭热了，两个人坐下来吃。她对伊朗爸爸说：你看，我们今天也还是过来了。

她说，从他们一起开始过日子的第一天起，两个人就有一个约定：绝不让经济问题把彼此压垮。她说，他们一直很小心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让表面的体面变成真正的负担，不把所有的钱都压在一个看起来光鲜、但关键时候动不了的东西上。她说，她见过太多人把所有的钱都砸进大房子、大排场，等到真有急事的时候，反而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可她和丈夫从一开始就不想把日子过成那样。她说，他们一直尽量让生活保持在一个可承受的范围里，不让“钱”变成最容易把他们击倒的那一处软肋。所以在这一点上，她并不太担心丈夫会被生意压垮，她更多担心的，其实是这种战争带来的精神压力。

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忽然又软了下来。她说，她真的很爱她的丈夫，爱到愿意尽一切努力，不让他多受一点委屈，不让他的眉头多皱一下。她说，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很多男人年轻的时候甚至不懂什么叫爱，也未必懂得珍惜别人给他们的爱。可当你真的陪着他们过完那么多年，在他们身边熬过难的时候，等他们年纪大了，很多东西他们就会慢慢看见：看见你为这个家做过什么，看见你这些年所有的让步、忍耐、照顾和付出。她说，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会懂，也会感激。

电话快挂的时候，伊朗妈妈忽然又换了很柔软的语气。她说，她叫我“女儿”，是真的把我当女儿。她说，现在战争估计还会继续打下去，说不定会出现更可怕的情况。到时候不要怕，我们会彼此照应，会一起把这些日子熬过去。她甚至认真地说，如果哪一天真的觉得德黑兰待不住了，她在沙赫里亚尔还知道一个地方，很偏，很安全，飞机都不会飞到那里去。到时候，大家就一起过去，先在那里躲一躲。她说，你放心，别担心，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我听到她这么说，心里又感动又酸楚，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在他们面前，我始终感觉自己是备受呵护的女儿，他们就和自己的父母一样。

放下电话，窗外又是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我甚至都很想知道，他们到底还在炸什么？都一个月了，还有什么地方还没有炸？

我在想这些天我所看到的，让我感动，感伤，感叹，也心疼。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起。这里的人多么爱自己的国家啊。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如果是去年的十二天战争后发生这样的战争，我敢说，人们都会团结一致对外，站出来同仇敌忾来保护他们的国家。可是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内外矛盾了。人们这些日子里受了很多委屈，吃了很多苦，心里有太多压着的东西，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爱这个国家。

这也许才是最让人心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