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女记者战地日记丨战火里的伊朗新年：所有人都在打电话，不敢见面

【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战地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2026年3月21日 战争日志 第二十二天 战火中的新年电话

今天是伊朗新年的第一天，也是开斋节。

早上，我本来想去外教家拜年，后来突然想到，去他们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很大的防空基地，心里有些犹豫，觉得路上不太安全。于是我先给外教夫人打了电话问候。她说，只要哪怕有一丝担忧，觉得不安全，就不要来了。他们今年也不出门拜年了，实在太危险。大家都说，等过完年，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见面吧。

我本来想着，他们没有孩子在身边，老两口单独在家，大年初一总该过去看看。可最后，我还是决定不冒险了。于是，今年的大年初一，就这样变成了一整天的电话拜年。很多人打电话来问候。我替别人接电话，也接自己的电话，也回短信。今年的新年，大家就是这样，隔着电话和屏幕，彼此连线，互道平安。

邻居太太约我一起下楼游泳。她说，他们家昨天晚上过年，也吃了鱼和蔬菜饭，然后给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打电话。她在法国的妹妹一家去了马赛，在女儿家过努鲁兹节，也做了鱼和蔬菜饭，也摆了七色年鲜桌。她又给在土耳其的哥哥打电话，哥哥一接电话就哽住了，说不出话，只是在哭。一方面是想家，另一方面，也是担心他们还留在伊朗、身处战乱之中。后来哥哥的孩子们、亲戚们也都轮流过来跟她说话。她说，他们这样一圈电话打下来，大家最后说的，几乎都是同一句话：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一个自由的伊朗见面。

她又跟我回忆起孩子们小时候过年的样子。那时候，孩子们在家里跑来跑去，吵吵闹闹；再后来，长大一点了，就各自躲进房间，把门一关，不让她进去吵他们，等到吃饭的时候才出来。可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孩子们都结婚了，房子也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她说，人老了以后才会明白，房子大不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有没有孩子的声音。

她本来不想去北部别墅过年，但女儿和女婿坚持让他们一起去，于是她最后决定带着妈妈去北部住几天，老伴则留下来看家。她妈妈已经八十多岁了，不愿意轻易离开自己的家。她说，老人最舒服的地方，终究还是自己的家。她妈妈每天早上慢慢起床，拄着拐杖去洗澡，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再喷一点香水，涂上口红，到院子里走一走。她给我看了照片，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打扮得很漂亮，也很精致。

她还给我看了他们家的七色年鲜桌，说是“简单布置”，但其实非常讲究。桌上还摆着一个小玩偶，戴着头巾，穿着小裙子，手里拿着一个摆七色年鲜桌的小盘子，特别可爱。她又给我看她在德国的儿子的照片。儿子和一群伊朗朋友在德国聚在一起过年。我听着听着，心里特别感动。无论身在什么国家，伊朗人总还是会过努鲁兹节。

她还跟我说，她老伴特别喜欢伊朗国王时期那位很有名的歌手阿雷夫（Aref）。昨天听说他去世了，老人哭得很伤心。她说，那个年代的歌、那个年代的生活，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不只是怀旧，更像是在悼念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

听她这样说，我一下子也想起自己以前在伊朗国际台看过的一次阿雷夫专访。那时他已经身患癌症，却还是一遍遍说，自己始终惦记着祖国，希望有一天还能回到故土。阿雷夫是上世纪巴列维王朝时期流行音乐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和 Googoosh 等人一样，曾经红遍整个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许多流行歌手离开伊朗，到海外继续生活和演出，阿雷夫也是其中之一。

我曾经看过一些旧年的努鲁兹晚会影像。舞台上的阿雷夫和其他歌手一起唱新年歌，男士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女士穿着时髦闪亮的晚礼服，大家站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欢唱，迎接新年的到来。那种场景让我恍惚觉得，像是在看伊朗版的春节联欢晚会。热闹、体面、明亮，带着一种那个时代特有的都市气息和西化生活方式。

而如今，再回头看那些影像，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恍惚。仿佛那不是同一个国家，不是同一个新年，甚至不是同一种生活。对今天的很多伊朗人来说，阿雷夫不只是一个歌手。他更像是一段旧时光的声音。一个人走了，连带着那些歌声里封存的青春、体面、热闹和希望，也一起被重新唤起，又重新失去了一遍。

后来我又说起今天看到的一件奇怪的事：新闻里说，美国愿意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但伊朗拒绝了美国的提议。邻居太太听了，只是耸耸肩，说她真是越来越搞不懂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她现在最担心的是基础设施遭袭击，没有水电气该怎么生活。没有水电气，在现代社会意味着什么？真是难以想象。我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个日本电影，讲的就是人类有一天失去了电源的生活，一家人骑着自行车出去逃难，没有地方洗澡，没有东西吃，一切都要回归原始，一家人开始学习点篝火在水中抓鱼烤鱼。难道我们也要经历这一切吗？

邻居太太忽然对我说，想到这些人——巴列维国王、哈梅内伊、拉里贾尼——他们一个个离开之后，老百姓真正能记得他们什么呢？无非还是他们为这个国家做过什么。她说，我们并不真正认识这些人，能被记住的，不是他们说过什么，而是他们留给这个国家的东西。

后来我们互相道了新年祝福，她就起身走了。她说，今天还要去母亲家收拾东西。她准备做很多蔬菜炖肉（ghorme sabzi），特意留给老伴吃；自己也得带不少吃的上路，怕北边那边东西又贵又短缺。她还让女婿在车上放一个小冰箱，把这些吃的都装进去。

今天连线时，主播问我，伊朗人是怎么过这个新年的。我想了想，这一整天，我看到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新年：很多人不再见面了，大家都靠电话拜年。电话一接通，有人笑着说“新年快乐”，也有人刚一开口就哭的说不下去了。新年里有人去墓园看逝去的亲人，电视上放着的画面是成千上百万的人一早就去往大清真寺，参加开斋节祈祷，迎接节日的到来。只是这一次，没有最高领袖站在前面带领大家祈祷。这是47年来第一次。

伊朗国家电视台还播出了去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霍梅尼清真寺带领大批民众举行开斋节祈祷的画面。这样的场景，几十年来几乎从未改变。这么多年，我也曾多次去那里采访，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领袖竟然会不在。

与此同时，从昨天到今天，在新旧交替的时刻，轰炸始终没有间断。我看着摄影师从房顶拍回来的画面，无论黄昏还是白天，总是轰隆隆的爆炸声，远处不知哪里又升起一股浓烟。新闻里，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在新年之际已向以色列和美军在地区的基地发动了五轮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军方通告还称，新年第一天，伊朗无人机对以色列的军事基础设施、本-古里安机场以及战斗机加油机燃料库所在区域发动了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唐格西里甚至说，已经为“伊朗的侵略者”准备好了足够的坟墓。

伊朗国家电视台还播出了为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送葬的画面，很多人在哭。我又想起自己此前采访过纳伊尼的情景。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025年1月的巴斯基民兵大学。那天他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启动代号为“伟大先知19”的大规模陆海空联合军演，以提升部队战备状态。演习期间，还将展示新的地下导弹城、无人机城和一批新式武器装备。纳伊尼穿着野战服，个子不高，神情非常严肃，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可让我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那些强硬的措辞，而是我们面前桌上摆满的水果、精致的茶具和糕点。

还有一个娶了伊朗妻子的中国朋友，想通过我给他在伊朗的岳父岳母打电话拜年。这个新年，很多家庭都是靠电话团聚的。电话接通的时候，她母亲那边似乎正在海边的空地上，一家人都围在一起。听得出来，声音里既有见到亲人的高兴，也有一种战时特有的紧张和仓促。大家一开口，问的不是别的，都是最朴素的那几句：你好吗？大家都好吗？昨晚又打了，你们那里安全吗？爸爸在哪儿？孩子好吗？她母亲说，前一晚又有袭击，北边一些地方都响起了爆炸声。可即便如此，新年这一天，他们还是开着车出来转了一下，算是给自己过个年。

电话里大家又说起网络，说那些软件一个也连不上，伊朗手机卡也不管用，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网络就会被掐掉。她在中国着急，伊朗那边也着急，大家都在想办法，只为了能多听见彼此几句声音。隔着断断续续的信号，隔着中国和伊朗之间漫长的距离，大家一遍遍互相说着“新年快乐”“保重自己”“替我问候家里人”。后来她父亲也接了电话，英语和波斯语混在一起，一边祝福，一边反复叮嘱他们照顾好自己。

电话挂断以后，我心里一直沉沉的。战争让人和人的联系变得那么脆弱，脆弱到连一个节日问候、一次家庭通话，都像是在缝隙里抢出来的片刻安稳。可也正是这样的片刻，让人看到，哪怕在最不安的时候，亲情还是会把人一点点拉住。新年的第一天，不能团聚的人，至少还能隔着电话互相报平安。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小小的团圆。

晚上，伊朗妈妈又给我打来电话。她在电话里说，昨夜到今天，爆炸一阵接一阵，近得连家里的窗帘都被震得晃动。她几乎一夜没睡，刚在早上迷迷糊糊睡着，醒来吃早饭时，外面又是一声巨响，近得让人发懵。她说，现在大家已经分不清到底哪里在炸，只知道声音忽然来了，又忽然远去，整个人都像被悬在半空里。

她说，当时她正和亲戚通电话，对方一直劝她赶紧离开德黑兰，去阿塞拜疆边境那边，比如焦勒法之类的地方避一避。她还说，这里暂时没什么事，不知道为什么要走。结果话音刚落，爆炸就响了，而且非常近。她只来得及匆匆说了一句“再见”，说“炸得太近了”。

她还提到，父亲有个朋友已经从德黑兰去了卡尚，可从昨晚开始，连卡尚附近的山里也在被轰炸。当地人才突然知道，原来那些山里还有一个神秘的“导弹城”。她说，现在感觉整个伊朗到处都有地下设施，像是“地上一个伊朗，地下还有一个伊朗”，仿佛地下也住着另一个国家一样。她感叹，现在根本不知道炮火究竟从哪里来，只能听见声音。

她还说，今天伊朗爸爸有点“好奇心发作”，非要出去看看附近被炸过的街区到底成了什么样子。他找了个借口，说要去发动一下汽车，免得电瓶没电，就带着她一起出去在附近转了一圈。结果到了现场，她看到那片被炸的地方，心里非常难受。被直接击中的那栋楼几乎已经完全毁掉，像灰烬一样塌了下来。但真正让她揪心的，是旁边那栋私人住宅。那栋房子虽然没有被直接击中，却被严重波及：墙体被打穿，屋里的地毯都撕裂了，被人拿来临时遮挡碎掉的窗户；整栋楼也已经被疏散。街角那家老药房——她说是她们所住地区最早建立的一家老药房——玻璃也全碎了。周围不少楼都没有一块完整的窗玻璃，外墙石材也被弹片崩裂。她说，现场看起来特别惨，特别让人难受。

她忍不住说，哪怕原本目标不是普通居民楼，可是在德黑兰这种楼房挨得这么近的地方，只要旁边一炸，周边住宅一定都会受损。她一想到那些楼里可能住着孩子、老人、病人，就觉得非常揪心。她只能一遍遍安慰自己，也只能祈祷：但愿当时楼里没有人。可她也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会有人留在家里。

我说，伊朗军方还在不断放出强硬表态，称不会退让，必要时将继续打击对手的基地和军事设施。纳坦兹当天也再次遭到严重袭击，让人更加担心局势会不会继续恶化，甚至带来更大的风险。

电话那头，伊朗妈妈的声音有些发紧，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像是积压了太久的愤怒、心疼和无奈，一下子全都涌了出来。她说，现在很多在防空系统工作的军人和他们的家属都已经忍不住发声了，大家都在问：指挥官在哪里？为什么整个系统乱成这样，却没有人出来下命令？她说，如今内部已经“乱得像一锅阿什汤”——这是伊朗人形容事情乱到极点时常说的话，什么都搅在一起，毫无头绪。

她一边说，一边替那些年轻人心疼。她说，他们不是谁随便从厨房里拉出来就送上战场的人，他们都是一个个认真读过书、进过军校、受过训练的孩子，是伊朗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青年、技术人才，是本来可以支撑这个国家未来的人。可现在，他们却像炮灰一样，被一批一批地消耗掉。

说到这里，她的语气忽然更重了。她说，房子毁了还可以再修，楼塌了还可以重建，甚至下一次还能盖得更高、更结实，可人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每一个死去的人，都不是新闻里的一个数字，不是名单上的一个名字，背后都站着父母、妻子、孩子，站着一个完整的家。她说，看到那些年轻人这样死去，实在让人受不了。尤其很多人还是受过很好教育、有专长的人，本来是伊朗最宝贵的一部分。电话里她反复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那种心疼不是抽象的，而像是眼看着自己家里的孩子被推到炮火前面，却无能为力。

后来她又说，其实这个世界到头来还是一个强权的世界，谁拳头大，谁就好像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可她始终觉得，这场战争原本不该走到今天这一步，很多事情本来可以更早结束，本来可以坐下来谈，本来可以不让这么多人白白送命。

她在电话那头越说越激动。她说，现在最让人绝望的，不只是轰炸，不只是死亡，而是所有人都在说话，却没有人真正出来做决定。她说，伊朗人其实并不团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谁都在讲，谁都在争，可真正能拍板、能负责、能带着这个国家往前走的人，却像忽然消失了一样。邻居今天还问她，现在到底是谁在管事。她苦笑着说，自己也不知道。

她说到后来，已经不只是愤怒，而是一种彻底的疲惫。她说，老百姓根本不在这场游戏里，不在任何一方的计算之中。双方像是在互相报复，真正被碾在中间的却是普通人。她说，伊朗这个民族其实很奇怪，别人来征服，最后往往反而被伊朗的文化和语言慢慢消化掉，变成了“伊朗的一部分”。她说，这原本是这个民族最了不起的地方，说明它有极强的生命力，能保存自己的语言、文化和根。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伊朗人太会忍耐，太会与一切共存，太习惯于妥协和消化别人，却总是没有真正去坚持、去要求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伊朗妈妈说，这一次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只是忍，不能再只是等，也不能再总想着去改变别人。她说，这一次，伊朗的人民必须被看见，人民的话也必须被听见。电话说到这里，声音已经有些哽住了。我握着手机，听着她那一长串夹杂着愤怒、失望、倔强和希望的话，心里久久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她说的其实不只是她自己。那也是这些天我在德黑兰街头、在无数人的眼神和沉默里，一遍遍感受到的东西。

伊朗妈妈又讲起自己年轻时在大学参加辩论赛的往事。她说，那时候每年夏天，各个大学都会组织学生辩论，不同学校的学生聚在一起，围绕一个题目分成正反两方，由老师担任评委。她当年还是自己那组的负责人，他们抽到的辩题是：石油是不是给伊朗带来了这么多不幸。

她说她们一路赢了两场，最后却在决赛里输了。不是因为对方更有道理，而是因为对面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张清单，一条条念：靠石油收入，我们造了这个导弹、那个导弹，修了这个工程、那个路口，国家的军事实力如何增强……她说，台下那些教授其实都明白她们说得有道理，也知道从石油时代开始，这个国家围绕石油经历了多少争斗、混乱和灾难。可一牵扯到“导弹”“国家力量”这些词，大家就不敢再给她们打高分了，仿佛谁要是否定这些，就会立刻变成一种政治表态。她说到这里，自己都苦笑了一下，说她们“最后输给了弹道导弹”。

说完这些，她又说，伊朗人常讲一句话：苦日子都会过去，最后留下来的，往往是甜的回忆。她提醒我还记不记得从前怀孕的时候，还有孩子很小发烧生病、拉肚子的时候，我们一趟趟跑医院，家里人都来帮忙，那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可现在回头看，已经能笑着讲出来当故事听了。她在电话那头轻声说，现在这些难熬的日子，将来有一天也会过去，到最后留下来的，也许还是那些温暖的人、那些彼此陪伴的时刻。她说，不要怀疑，伊朗还会有好日子，我们以后还会一起在这里，经历很多很多平静而美好的时光。

今年的这个新年，就是这样度过的。没有很多拜访，没有很多聚会，更多的是电话问候、担心、哭泣和安慰。但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伊朗、在德国、在法国，还是在中国，伊朗人还是会摆七色年鲜桌，还是会吃鱼，还是会互相说：新年快乐，希望明年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