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进化论理解中华文明，恰恰陷入了西方的知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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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明)先生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描述，他认为中国各地的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它形成了一个重瓣花朵式的结构。他画了8个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还有四川，黄河流域也是下游、中游、上游，还有东北燕辽地区和沿长城地带等。他发现它是一个重瓣花朵式的结构，有一个中心是中原，他概括这个现象叫作“多元一体”。苏(秉琦)先生说是“满天星斗”，严先生是“多元一体”，表述上面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总的来说，都指出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演进是多元的。

中华文明探源的深度思考

✪ 赵辉、秦岭 | 北京大学

本文节选自《何以中国：考古里的万年中国史》一书

秦 岭： 我们还是从“何以中国”这个题目开始吧。从您的角度来看， “何以中国”这个问题应该从何时开始追溯，又应该谈到何时为止呢？

赵 辉： 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是从距今8000年的时点追溯，有的人还有其他不同看法。我们主张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应该是在距今5800年左右开始比较合适。

首先，什么叫文明，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理解，由于有了不同的理解，对中国文明的开端也就有了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们从学术史上来追溯的话，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自1921年产生以来，前几十年它主要是一个文化史的研究。所谓文化史的研究，就是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来指导，去发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考古遗存，再把它们整理出一张年表，进而探讨它们彼此之间，比如说前后文化之间，或者是同一个时期里，不同地方的文化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个是考古学研究的第一步。

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概是中期吧，这个说不了太准确。这个时候中国考古学一方面在建立时空框架的工作上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另一方面，这个时候各地的考古工作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发现，例如甘肃秦安大地湾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宫殿式建筑，再例如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这样一些非常特殊的遗址群，再有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良渚文化，那个时候发现了莫角山这样大型的台基，完全是人工堆筑的、非常宏伟的这样一个台基，此外还有反山、瑶山两处最高等级贵族的墓地，里边出土的大量的随葬品让人瞠目结舌。此外，在所谓的“龙山时代”，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最后的500年，我们在中原、在山东发现了一些城。现在我们都很习惯于这些发现，当时是前所未闻的，给中国学人以极大的刺激。它们和我们以前理解的所谓的原始社会相比，完全呈现出了格格不入的一种景观。

这样中国学术界就开始讨论这些重大发现，以及它们背后的社会是否进入到了“国家”的时代，或者说达到了可称之为“国家”的政治、政体的水平。以此为标志，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文明探源”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经历40多年的探索历程，我们就有了一些成果。

另一方面，根据农业考古的研究，在距今6000年左右，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农业都成了一个体系，比较成熟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距今约6000年，或者我们说的距今5800年，在这个阶段，各地的社会开始加速度地向文明化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个人认为把中国文明起源的这个时间定在这里比较合适。

秦 岭： 20世纪80年代有那些重大发现的时候，考古学界还没有问“何以中国”这样一个深入的问题，当时探讨的仍然是一个“是”或“不是”的问题，还没有大范围讨论所谓的“中华文明探源”或是文明进程，而后来我们其实更多讨论的是“何以”这个有关文明发源发展过程的问题，这个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赵 辉： 我们还是先说这个关于国家或者文明形成的问题。我个人以为，这个讨论经历过大概3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并没有完成。

第一个阶段时，大家很朴素地在想，像良渚有这样的大墓，它究竟是不是“国家”。当然也就有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说这是国家，有的人说还不是国家，有的人说也差不多了，一脚门槛里边，一脚门槛外边。

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术讨论会，大家讨论的都是这个问题。换句话说，那个时候谈的是“是与不是”的判断，其实很快，大家就发现它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这个转变的。当时认为构成文明的3个要素（城市、文字、冶金术）中，比如说城市，什么叫城市，城市是怎么起源的，这一追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且不说我们还没有文字的材料，还有青铜器也说不太清楚。大家认识到它代表一个过程，就转而做了一种过程式的研究。

当时也是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把距今5800年到5300年，距今5300年到4300年，再到距今3800年，这样不同阶段的最有标志性的考古现象排列起来，然后去讨论“国家”是怎么一步一步产生的，其实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前四阶段，大家还是这样一个思想。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其实我们北京大学开始考虑另外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受苏秉琦先生和严文明先生关于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结论的启发。苏先生把中国的古代史前文化，划分成六大文化区，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传统，各有各的非常长的一个形成发展过程。严先生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描述，他认为中国各地的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它形成了一个重瓣花朵式的结构。他画了8个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还有四川，黄河流域也是下游、中游、上游，还有东北燕辽地区和沿长城地带等。他发现它是一个重瓣花朵式的结构，有一个中心是中原，他概括这个现象叫作“多元一体”。苏先生说是“满天星斗”，严先生是“多元一体”，表述上面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总的来说，都指出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演进是多元的。我们就想，中国文明的形成是否也如同这种文化演进的情况一样，各地的社会是否可能也各有自己的进化路线而不完全一致？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建立，它的第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这是严文明先生领衔的，我们都参加了，当时组织了八九位对各地方文明研究有心得的学者，大家坐在一起探讨。

我后来把这种研究思路叫作一种历史主义的研究，可见历史主义研究的这种思路，提出来也不算晚，但是实施起来非常难，这有待于各地的资料不断地丰富，你才能把话说得深入一点、完整一点，否则各地的故事你讲不完整。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把整个中国看成一个一般的进化过程和这种多线的进化过程，这两种思路并举，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有个可喜的变化，就是这种对每个地方文明做个案式研究的做法，慢慢多起来了。

秦 岭： 您说的这个我也特别有体会。2000年提出“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课题的时候，我还在读博士，但我记得当时把长江下游就分给我了，其实严先生是分给您了，然后您说具体的事让我来干。后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出来之后，我觉得实际上“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研究的那个思路和模式，可能更符合中国的考古材料的铺陈。就像您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到了现在这一轮，其实又回到了当初严先生提的那个思路，分了北方长城地带、中原与海岱地区、长江流域3个区域性课题，这一轮的探源实际上是回到了从区域到一体的思路上来。

赵 辉： 也初步地有了一些研究成果，比如说我们有文明演进的北方模式，文明演进的南方模式。可能南方模式里边还可以再分，北方模式也可以再分，就像李伯谦先生说到的“神权”社会和“神权、王权”并举的社会。不要把现在的这些成果看成特别坚实的结论，把它们看成向这个方向的探讨就好。

这些探讨的思想，是我们受到了苏先生、严先生的启发。再补充一点，其实苏先生自己也有一个表述，他说中国文明不但有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还有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只是苏先生当年年事太高了，他没有就这个想法再更深入、更缜密地展开、探讨，但是他这个思想确实也启发了我们后来采取的这么一种研究策略。

秦 岭： 苏秉琦先生是对整个中国考古学具有指导性、框架性、开创性影响的学者。赵辉老师提到的区系类型学说，实际上是给了史前甚至到青铜时代的这个阶段，怎样用考古学资料来构建整个中国的宏大框架的指导性理论。苏先生晚年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叫《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我们今天问的这个“何以中国”的问题，他觉得应该是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演进过程，然后又有古国、方国、帝国这样的区别。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从后来的那么多重要发现来看，“城”就是一个例子。不管是距今5800年还是5300年，不管是城头山出现的最早的“城”，还是距今5300年以后，有了古国意义上的“城”，他提的“古城”，抓得就是特别对。虽然就像您说的，他可能没有论证提出来的想法，但是确实后来的很多工作就论证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后来您实际上是很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所谓的“古国时代”，而且您也把“古国时代”分了前后的两段。您是否可以给我们讲讲，“古国”的早期、晚期怎么去理解？您提的这个“古国”，跟苏先生提的那个“古国”，在理解上或内涵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赵 辉： 我就说说我自己的吧。我们讨论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本质上就是社会发展程度的问题。社会发展程度当然可以分很多方面，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组织是怎么变化的。如果从探讨一个文明的角度来看，它更多的是看那些比较宏观的社会组织。

严先生很早就提出了一个中心聚落的想法。中心聚落的出现，就意味着在聚落群里边出现了不平等的政治内容，这个中心机构它总要整合周围。那么我们再看古文献上面有相当多说法，就是在黄帝之时，或尧、舜、禹的时候，都是“天下万国”“天下万邦”，苏先生提出的“古国”，大概用的也是这个意思。

在描述社会发展史的进程上面来说，我们现在好像更时髦地使用“酋邦”理论，游群—部落—酋邦—国家，这么一种社会发展的理论。但是，中国历史究竟是怎么演变的？文献给了我们一些线索，不光是说到“天下万邦”“协和万邦”等，我们还发现，其实在夏商周三代，在王畿之外的部分依然保留着称之为“国”的地方。这些“国”，有的是它新封建的都邑，有的是它认可了久已存在的那些地方政体。所幸的是，我们在这些文献里面还能翻拣到一些有关“古国”的描述，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揣摩上古的情况。

经过这样一番整理，我们再看考古资料，也确实是发现随着中心聚落的产生，距今5800年以来，就是仰韶文化的中期，我们叫作庙底沟期，也有人干脆把它叫作庙底沟文化，它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各地普遍出现了中心聚落，它们的出现，把原本是依照自然条件、自然环境自然而然形成的、更像是自然属性的聚落群，变成了一个政治的实体。我个人把它叫作“古国时代”的初期。之所以叫初期，就是我们已经把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的这个阶段叫作“古国时代”的早期了，然后把龙山时代的阶段叫作“古国时代”的晚期了，又不好再改这个称呼，前面只好加了个“初期”。

在“古国时代”初期以后，我们发现社会的运作不但是“国”内部的整合了，有些是在完成了这样的整合后，又把这种政治整合扩大到国与国之间。比如我们在红山文化看到的案例。虽然红山文化日常生活的社会层面的资料很不充分，我们现在说不准，但是在宗教方面、信仰方面，确实是相当大程度上，把整个红山文化整合成了一种思想意识的整体。而除了在思想上、宗教上整合以外，在社会生活上面，恐怕还包括在军事、经济等其他各个方面都全面开始整合。良渚的资料最充分，我们可以说出很多来。比如良渚文化有一个超大的古城，各地方也有一些大型聚落，但是跟它就没法比，它是一个鹤立鸡群般的存在。良渚有很多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意味着它有一个相当高、相当有权威的权力。这个权力还掌握着最高端的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个分配就是在整个良渚文化的范围里的分配，那背后一定不光是一个经济往来的网络，也可能伴随着这个网络，它的宗教以及某些政治的因素也就传到了整个良渚文化的大部分范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提出，良渚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国家的发达程度。国家的产生，我自己认为，是发生在“古国”与“古国”之间整合的过程里，这也同时意味着，中国这块土壤上古代国家的产生，它的发展方向，不是西方常说的城邦国家，而是地域性国家。良渚作为一个文明持续了差不多一千年，在距今4300年左右辉煌不再。人还在，生活还在，但是物质上的文明成就没有了。也许是社会的政治组织散掉了。原来不如良渚文化或者良渚社会发展程度高的其他地区，这个时候反而后来居上，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发展。比如说山西襄汾盆地里的陶寺文化和陶寺遗址—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城。最近十几年的时间发现了陕北地区的石峁，这个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只知道那儿有遗址、有文化，但是有那么高的发达程度，我们是不知道的。在山东，我们也看到城，它的文化、它的生产力，手工业制品普遍地高级起来了。因此有了这样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或者说一个此起彼伏的变化，我把龙山时代，也就是距今4300年到3800年之间的这500年，叫作“古国时代”的晚期。

“古国时代”的晚期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原来的中原地区并不是一个很安定的、可供社会稳步发展的区域。在这个时期几次文化的波动整合中，四面八方的文化，甚至一些制度性的东西，比如说丧葬制度等，从东方来的这些东西，从西边来的贵重的玉器等诸如此类，从四面八方汇到了中原，中原就变成了一个大的蓄水池，一个巨大的漩涡，把中国各地的先进因素吸收进来，然后它再搅拌，最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它形成自己的一套是在距今3800年以后，结出了二里头这样一个政治果实，出现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我们对二里头的研究，说实话还不是太充分，但是它表现出的这种恢宏的气度、气派，然后它的很多影响，尤其是一些制度性的产品，比如牙璋传播到了中国各地，这是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如果说它还没有实际控制到很大的区域，但是毕竟它开创了中原的政治文化，越来越影响周围的王朝时代的一个气象，所以我们把二里头叫作“王朝时代”的开始。大致上我个人以为，中国文明大的进程是这么个过程。

秦 岭： 您刚才说的那个过程，不管是在社会组织的程度上，还是在社会成就、社会财富的积累上，以及物质成就、手工业经济的水平上，它都是在一步步不断地进步。但是我仍然想问，您刚才说的已经能够成为“国家”的先锋的良渚文化，和您说的最终完成了王朝国家的开端的二里头文化，这两者相比，真的二里头就要比良渚进步很多吗？二里头跟良渚比的话，比如从文化的分布，或者国家的疆域，或从它们真正能够对周围产生的影响来讲，二里头有牙璋，有青铜礼容器的产生，良渚也有玉琮，有很长时期的影响和传播。

我们是站在以今论古的角度，因为二里头的那套青铜礼制延续发展下去了，所以我们把二里头当成了一切王朝国家的开端。良渚就像您说的，因为各种原因，它最后成了一个失落的文明也好，被后来遗忘的文明也好，它没有继续下去。是不是因为它跟今天的这种继承性的关系不一样，因此我们把二里头当成开端？从聚落考古的角度：良渚除了良渚古城遗址作为一个超区域的中心，它还有寺墩，有福泉山，有几乎跟它平级的其他的次中心；二里头没有，二里头就是二里头，其他二里头文化的遗址，甚至于东下冯类型遗址属于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但它并没有产生这么复杂的分层级的一个社会结构。您认为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赵 辉： 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刚才说到的只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几个大阶段，应该强调的一点是，这几个大的阶段不是一个线性的进化过程，而是此起彼伏的，更像是文明在不同的地方一遍一遍地轮回，这个过程一遍一遍地重演。当然后起的可能起点高一点，比前面进步一点，但是你说它一定比前面有多大的进步发展吗？不一定。我们拿很晚的周举例，周在公亶父的时代，在古豳地，它就是很小的，是否能称得上是个“良渚”？大概都称不上。所以中国文明的形成，实际上是非常多线条的、极其复杂的一个过程。除了先行的文明以外，这些后起的文明，究竟受到先行文明的哪些影响？吸收了哪些经验或者教训？这个我想一定是有的。所以各地文明在轮换，但是总体上它会越来越凝聚出一些共同的东西，这正是我们今天来讨论中国文明形成过程需要发力的一个地方，而不能只满足于这个过程的描述、现象的描述，要了解这里边的内容是什么。

《何以中国：考古里的万年中国史》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1

ISBN：978-7-208-19803-6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的正统叙事往往自夏商周起始，对夏以前的模糊叙事，让夏朝宛如从天而降的神灵。如何确证真实存在过的历史，让远古与上古不再只是神话与传说？

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白玉兰奖高分纪录片《何以中国》官方图书，突破“上下五千年”的陈规框架，以百年考古成果复原万年中国史。上编《何以中国》以《秦汉》《摇篮》《星斗》《古国》《择中》《殷商》《家国》《天下》八个章节，从迈向一体化的秦汉王朝讲起，进而溯源至旧、新石器时代之交，以考古实物资料写就先民走向农业定居，组成家庭和社会，建立早期信仰与文化审美，开始五湖四海间的交流，形成区域古国和早期文明，开启夏商周的王朝时代，直至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宏阔历程。并特别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专家学者增补万余字导读，帮助读者真正读懂“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下编《幕后》收录学术顾问团队及创作团队十余位主创人员的学术对谈与创作手记，全面呈现幕后创作故事，从考古与纪实的双重视角，全方位展现对“何以中国”这一命题的深度思考。

【作者简介】

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SMG）。

主编：秦岭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委员。曾先后在日本和英国从事博士后、访问学者等长期教学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田野考古、植物考古、玉器研究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主持或参与了河南邓州八里岗、山东临淄桐林、陕西岐山双庵、河南淮阳平粮台等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其中2019年领队发掘的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获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参与编写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并长期主持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班的培训项目。目前已在国内外权威刊物发表各类论文80余篇。主编《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From Concepts of the Past to Practical Strategies: The Teaching of Archaeological Field Techniques、Liangzhu Culture: Society, Belief and Art in Neolithic China等中英文专著。《权力与信仰》一书获选2015年“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主持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生业、资源与技术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技术与文明——由玉器手工业探索中国史前文明形成的基础”、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华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等多项国家级课题，相关研究为中国史前文明研究与考古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目录】

序丨以纪实艺术解码“何以中国” （方世忠）

◎ 何以中国 ◎

导读（秦岭）

秦汉

摇篮

星斗

古国

择中

殷商

家国

天下

结语

◎ 幕 后 ◎

‖对话‖ 考古人眼中的“何以中国”

严文明×干 超：从考古中发现“何以中国”

赵 辉×秦 岭：中华文明探源的深度思考

李新伟×秦 岭：看到考古中的人与社会

秦 岭×周繁文：用考古发现叙述历史的新视野

‖手记‖《何以中国》何以诞生

秦 岭：考古学+纪录片是这样炼成的

干 超 马 黎：观众需要出努力

周繁文：致百年考古，致万代光阴

李新伟：以万缕深情，写中国底气

魏国歌：细节里的《何以中国》之《秦汉》

许 贞：20秒的镜头，3个月的准备

兰志强：西坡聚落场景复建工作手册

陈汉煜：是海报，是文物，是故事

莫惠嘉：让声音成为历史真实的补充

后记丨以万缕深情，溯中华文脉，答“何以中国”（纪录片《何以中国》创作团队）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