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女记者战地日记丨被炸过的房子像骷髅一样,只剩下几个洞口,像空洞的眼睛

凤凰女记者战地日记丨被炸过的房子像骷髅一样,只剩下几个洞口,像空洞的眼睛

【编者按】这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的战地日记。她身处德黑兰,既是战争的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她的日记里,可以看见这场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普通人、一幕幕身边的具体场景,以及她最真实的感受。

昨天晚上我游泳回来很累,很早就睡了,睡得很香甜。到了夜里2点左右,我突然被很大的爆炸声震醒,窗户玻璃晃的直响。但我却好像习惯了一样,连灯都没有开,就拿手机看了看表,听听声音继续睡。早上醒来看到摄影师夜里发来的画面,昨晚德黑兰梅赫拉阿巴德机场那边被炸的非常厉害,火光冲突,黑烟滚滚。

我给自己煎了两个荷包蛋,热了一杯牛奶,吃了早饭,就准备早上七点半的连线。连线完,我就继续写新闻稿,写日志。看到有中国朋友Z留言,说他的伊朗妻子很担心在伊斯法罕的家人,想知道她爸妈是否平安,不知道可否打电话问问。我帮他们接通了电话,他的伊朗妻子差点哭出来,说担心家人。她的妈妈安慰她说不要担心,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我们很安全。

我还接受了新浪军事频道的采访,讲了一下伊朗的情况。之后看到穆森发来新闻,是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电视上讲话,就伊朗对部分地区国家的袭击感到遗憾,他暗示说,有关行动与指挥体系沟通不畅有关。他说,临时领导委员会已经向武装力量传达决定:未来不应以邻国为目标,除非相关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佩泽希齐扬还说,伊朗绝不会投降。他呼吁民众放下怨恨和不满团结起来,守卫伊朗。这是佩泽希齐扬在战争爆发后首次公开讲话,我感觉到他的声音像没有戴录音话筒,声音回音很大,感觉是用手机匆匆录制的。这话很重要,我赶紧写报道录好音,让穆森编辑把报道发回。

就在发报道后不久,我又看到外媒报道说,迪拜机场遭到袭击,迪拜宣布暂停所有航班。沙特方面称拦截了飞向油田与军事基地方向的无人机与导弹。巴林则响起警报,民众紧急避险。

这时候伊朗的爸妈打电话问我好不好,这已经是战争日常的习惯。每天他们都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他们也报个平安。那天电话一接通,伊朗妈妈先说起夜里的爆炸。

她说自己当时在地毯上躺着,头枕在枕头上,突然感觉地面像从头底下狠狠顶了一下,整个人一下惊醒,还以为是地震。她说那种感觉真的很像地震。尤其是人躺着的时候,头贴着枕头,整个楼体和地面传来的震感会特别明显。窗户也会跟着抖,玻璃发颤。平时只要一听见飞机在头顶盘旋,他们就知道附近可能又要挨炸了,人会提前紧张起来,赶紧坐着等。可那天夜里是在睡梦里,毫无防备,突然震动一下从地底传上来,把她心脏都震得缩了一下。她说到这里,笑了起来,说现在真是睡也不是,醒也不是,人像半梦半醒地过日子。

他们原本想出门,后来也没真正去买东西。爸爸有事出去了一趟,妈妈留在家里,因为有个修理工要来修东西。现在他们出门基本不敢单独行动,能一起就一起。后来修理工来了,事情办完,爸爸也平安回到家。她在电话里反复说:“谢天谢地,人到家就好。”

她还一直叮嘱我,能不出门就别出门。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就不要为了采访往外跑。她说今天以色列那边宣布今天第一轮打击结束了,第二轮已经开始了,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打成什么样。

我们又说起今天总统的讲话。伊朗妈妈说现在的信息太乱了。一会儿说向阿拉伯国家道歉,不会再打;一会儿电视上又说打了卡塔尔和巴林。到底是打了还是没打?她很生气,说“打”和“不打”这两个词本来意思就很清楚,你说不打,那就不该打;你说打了,那就是打了。可现在一切都好像在和全世界玩文字游戏一样。她觉得这种做法,不仅让普通人看不明白,对伊朗自己的国际形象也是一种伤害。

她甚至说,现在整个国家给人的感觉像没有一个真正统一的决策中心。每个人都在说话,可谁都不像是最后拍板的人。她用了一个特别生活化的比喻,说总统现在像一群小孩做游戏时那个被排挤在外的人,刚想插一句嘴,就被人说:“不带你玩,这不归你管。”听着像玩笑,可其实是普通人最直接的感受:这个国家好像突然没有一个真正说了算的人了。

电话挂断后,我又看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又发表了一番言论,表示伊朗不会打击那些没有为美国入侵伊朗提供空间和场地的国家。但是对于那些提供帮助的国家,伊朗将会继续打击。伊朗军方随后发表声明,称这和总统的讲话并不矛盾。我的感觉是,还是要以军方的话为准备,毕竟战时状态,又没有领袖,总统说的话也不管用。毕竟领袖才是武装力量的统帅。我看到过以前的资料,已故领袖霍梅尼去世后第二天新的领袖哈梅内伊就被选上。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一周了,新领袖仍然没有被选出来。甚至伊朗著名的宗教领袖阿亚图拉希拉齐(shirazi)都忍不住敦促专家会议尽快任命新的最高领袖,来结束这种持续的政治混乱。

下午,指导部外媒司安排外媒去甘地医院和献血中心两个地方采访。我们先去了离我们家不远的甘地医院,那边有一百多名医务人员举行集会,抗议美以袭击医疗设施,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平民伤亡和救援体系受损的情况。我们此前去过这里,这家医院在战争打响第二天就被炸毁,第三天我们还去采访过,但被安全人员拦下让我们删除了画面。我还记得在那里采访的那对夫妻和孩子。今天再来到这里,我还看了看医院旁边被炸的那个四层建筑,看看那对夫妻给我指的他们的家。只见那里已经被白塑料布遮住了窗户,我还惦念着他们和孩子,不知道怎么样了。我四处张望了一下也没有看到人。那两座被袭的医院建筑物似乎做了一些加固,已经不再往下掉东西,对面国家电视台2台那座摇摇欲坠的信号塔也被人拆掉了。

路上迎来很多穿白大褂和工作服的医生、护士还有正在读的医科大学生。他们手拿着国旗,还有“我们伊朗医护人员谴责对医院和医疗中心的袭击”、“世界应该谴责以色列的暴行”这样的英文标语牌,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的口号。女医护人员里面很多都穿着白大褂,外面都穿着黑袍。一位女士看我在拍她,摇了摇手示意不要拍,我看她眼中有泪。还看到在旁边有几位女士在低泣。有一个男孩子,读医的大三学生,头上绑着国旗的绷带,对我说,我们来这里就是谴责以色列袭击治疗孩子的医院,呼吁世界阻止他们的暴行,让这样的事情不要重演。还有位穿黑袍的中年护士嗓子都哑了,还在高喊口号。我说你在医院一定非常辛苦吧,嗓子都哑了。她说她们都是倒班,医院受伤的病人多,工作也很忙,她是上午班,现在下班了就来这里参加抗议集会,晚上她还会去市中心广场参加支持政府的集会。

结束了甘地医院的采访,我们又去了市中心的献血中心。结果到了门口,根本进不去。其他媒体的摄影师阿里和穆萨维都在门口的长椅上坐着等。门口保安不让进,说必须先把名字报给卫生部,卫生部再把认可后的名单转给他们才允许我们进入。我们说已经协调过了,名字也报了,可对方坚持说没看到、没收到。

我们这些媒体人一起坐在门口等着消息,就聊起了昨天夜里的爆炸。阿里说他们家靠近那边,晚上2点就像是地震波一样,一波又一波,他数了数一共15波,人都被震得跳起。他11岁的大儿子有癫痫,一下子受惊就痉挛发作,牙关咬得满口是血,他赶紧送他去医院,医生说不能再让他儿子听到爆炸声。阿里就连夜把他妻儿送到了在郊区卡拉季的哥哥家,他有四个小孩,都是男孩,最大的11岁,最小的孩子才刚出生不久,我和穆森还买了婴儿用品作为礼物祝贺他。现在他一个人在德黑兰的家里,妻子带着保姆和四个孩子在郊区那边住。他说他们办公室楼下的车库都被安全警察借用住在那里,因为警察局被炸,安全警察有十几个都拿着睡袋在他们办公楼的车库那里睡觉。我听了愕然,阿里说至少不会担心有小偷。

穆萨维说他也把妻子和孩子送到市郊,他自己留在德黑兰家,有工作他们就出来,而且是尽量分开出来,每个人负责一天外出拍摄,另一个人待在家里,这样能尽量保证少伤亡,今天他们一起来还被领导批评了。

穆森也说他昨天一夜没睡,心里老是发慌,正拿着手机看新闻,突然一声巨响,远处爆炸声连连,冒起了黑烟。他说今天大家讨论,有人说就像一头大象在德黑兰城里走路,一步一步踏过去,整座楼、整面玻璃都在发颤。穆森还说他昨天夜里听到战机低空飞过的声音,那声音就像火车从天上飞过,轰隆隆响个没完。阿里说他姐姐就在梅赫拉巴德机场对面住,说那里被炸的已经几乎没有完整的建筑,飞机全着了火,跑道也坏了,估计三四个月都修不好。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还好霍梅尼国际机场在,不然飞机都走不了。阿里说听说那里也被炸了。阿里又说,他从德黑兰往卡拉季走,一路上看到的都是一片片废墟。因为那边有很多工业区和军事要地,遭到了猛烈的轰炸。

我们等了半天,最后负责保安的人告诉我,说让我们等到下午六点,会有人来处理安排,他们五点半换班。可当时才下午四点半。也就是说,我们得在医院门口一直等到六点。可现在这种情况下,在外面多待一小时都让人不安,更何况还是在这种刚出过事的地点附近。我们站了一会儿,越等越觉得不值得,最后决定算了,不等了,先离开。

我们在车上还说起爆炸,司机说他也是一夜无眠,他们家离机场最近,房子被震的颤抖,玻璃不停在响,大女儿和女婿都在他们家,大女儿都害怕地哭了。司机叹了口气又说他早上四五点就出车往出租车公司去,路上看到很多车都停在旁边,有人在车里睡觉。他说他昨晚炸的那么厉害,他想实在不行就带着全家人开车去没有房屋建筑的高速公路上呆一夜。路上,我看到了有建筑被炸的黑乎乎,孤零零一幢楼,只剩下砖墙,就像露着大眼睛的骷髅屋,这是以前在鬼片动画片里看到的情景吧。我说这是为什么炸,穆森说谁知道,不清楚这些都是什么地方,每天都有新的地方被炸。

我们的车路过警察和治安总部那一块时,看到附近街道停了很多车,都是安全部门和警察的车。因为怕被炸,他们都在车里睡觉。我说吃的怎么办?他说会有人发饭。正好看到有几个穿着黑衣服的人正在车里搬东西。司机指指说看他们不是正在拿饭吗?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些是警察的车不是私家车。司机又指指马路上迎面开过来的吉普车,说你看这些车上的人一看就是安全警察,虽然他们穿的是便服,但从他们的穿著眼神一看就知道。而且你看他们的车都是在BRT专车道上逆行,不怕被拦住,一般的车不敢这样。我点了点头。

我们又聊起物价,司机说德黑兰还好,物价没有涨那么高,说他同事带着家人去了北部ramsar,在车里住了一星期,好不容易租到一个房子,一个月要就要1200万土曼,还要他们等三天才能交房。司机说北部连农村都是人,他的亲戚说一天又十几拨人来问有没有房子租。因为人多物价涨的就很快,德黑兰一公斤鸡肉大概是250万土曼,到了北部就是近500万土曼,涨了两倍,连土豆都涨了三倍,还不如在德黑兰呆着。

司机说我要不要去他们家去吃晚饭。我说不用,下次吧。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X上发文,说今天要对伊朗发动更重的打击。咱们都还是赶紧回家吧。

伊朗爸爸打电话来问我回家了吗?我报了平安,给他说了一下今天的情况,他再次嘱咐把门锁好,有事随时打电话。伊朗爸爸说他刚去买了馕(大饼),又说起物价,说现在东西都涨价了,简直像脱了缰的马一样。短短一个星期,一个大饼已经涨到二万五千土曼,在我们这个地区估计已经涨到五万甚至十万土曼。我看新闻说政府警告这些卖大饼的店不得关门不得随意涨价,如果关门就会取消他们的补贴还会罚款。

我还看到伊朗政府宣布从明天(8号)开始复工复产。银行和政府机构开始上班,但上班的人员减至20%左右,高校都开始线上教学。伊朗爸爸说是这样,但他们古董店先休息,反正也没有人买,他就和伊朗妈妈待在家里。

我记得穆森说他今早去水果蔬菜批发市场买东西,还拍了视频给我看。我看市场里人也挺多的,日常生活基本恢复了。今天出发的时候,我沿路看过去,很多水果店、咖啡店都开门了,甚至有家卖床上用品的店也在开门。穆森说很奇怪,这个时候谁还买床上用品。我望过去,一个老头正透过橱窗向街上张望。

伊朗妈妈还说,她每天都会给她在中国的女儿打电话,用固定电话打国际长途,每天早晚都打一遍,告诉孩子:“妈妈还活着,别担心,我们都好。”她说得很平静,可我听着心里发酸。在战争里,原来一句“我们还活着”,就是最重要的报平安。

挂了电话听到门口有人按门铃,我看到是楼管经理,他告诉我尽快把门口的鞋柜放到家里,不要挡住紧急楼梯通道。我说好的。他让我把大门锁好,还说通知了楼里的住户,不认识的人不要随便开门。楼上的邻居太太在楼梯上喊我,说听到我的声音就听出来。我说我以为你们都去了北部的别墅。她说他们都没有走,上次他们逃离德黑兰很狼狈,还带着她年迈多病的妈妈,保姆也没有,她自己还膝盖疼,还要抱着她妈妈下楼梯去浴室。再说现在出去太冷了容易生病。她说我妈妈现在住在我们家,有事你就叫我。我说好的,我们还约着一起去游泳。

这时我肚子饿了,开始下面条,在北部农村别墅的好朋友Z又打电话来,说起明天大学要上网课,但是他们的女儿孟娜因为在读研究生,有一门课不能在线上,必须回来去学校上课。孟娜想回德黑兰,要去大学上课,还要为了论文、图书馆或者别的学业安排,说非得回去一趟。可现在外面这种情况,谁敢让她回去?大家都在劝她,能不能再拖一拖。

我们又聊到信息来源的问题。Z说,他们现在不看伊朗国际台了(海外波斯语反政府电视台),在本地伊朗电视上看不到什么东西,他们在家就都收看伊朗国际台,伊朗人家家都安有卫星天线。Z说,现在他们都看 BBC波斯语频道, 反而能看到很多。比如那个学校被炸的视频,已经流出来了,可伊朗国际台根本不播;还有前一天早上的对学校的一次轰炸,死了二十多个人,这里也没有播。说到 BBC,Z也不是完全认同,只是说,相比之下,它至少还是一个做了很多年的老媒体,多少还有一点职业操守,至少比这个国际台“更像新闻”。

于是我们的话题慢慢转向了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现在伊朗普通人,到底怎么看这个政府?是不是因为被炸,所以大家都开始重新支持政府了?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Z说,不是那么简单。也不能简单地说“支持”,也不能简单地说“不支持”。真正的情绪,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非常茫然的状态。一方面,这个政府这么多年,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太多压抑。无论是经济上、精神上,还是社会氛围里,人长期都活在一种被挤压、被管束的状态下。再加上管理不善,内部问题严重,经济糟糕,社会几乎没有什么真正能让人看到希望的亮点。所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心里也许真的会冒出那种念头:那就打吧,打到它变天吧。

可另一方面,局势的发展,让人们又陷入另一种焦虑:如果它真的一下子垮了,那接下来谁来接班?谁能上来?这个国家怎么运转?难道真要让外面的人进来,或者由外国势力决定伊朗未来吗?这在心理上又完全无法接受。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无解。大家知道自己讨厌什么,可是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选择。

这大概才是现在最真实的民间心理。一种真正的茫然。Z说,现在别说普通人了,恐怕连上面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都在讨论,讨论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最后还是那句话:无解。战争已经开始了,可它会怎么结束?结束之后会是什么样?没人知道。

再往下聊,问题就更复杂了:我说你觉得当地人到底愿不愿意“无条件投降”?反正我是觉得只要战争能尽快结束,减少死伤和毁灭,怎么都可以。

Z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不能一概而论。至于“无条件投降”,很多伊朗人心理上未必能接受“无条件”这三个字。协商、谈判、有条件地妥协,也许很多人可以接受;可如果是无条件投降,很多人心里还是过不去。因为伊朗社会再怎么撕裂、再怎么对现状不满,也还是有一层很强的民族情绪在那里。普通人或许厌倦战争,甚至希望尽快停火,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愿意接受一种屈辱的方式结束战争。

而且,事情到了现在,很多人即使再不喜欢这个政权,也不可能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炸成平地,还无动于衷。学校被炸,民居被炸,和日常生活有关的一切都受牵连。你可以不喜欢政府,可以希望变化发生,但你很难对着自己生活的城市满目疮痍感到高兴,更不会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真的“无条件跪下”。那里面一定还是有痛心,有不甘,也有一种说不清的愤怒。

于是,一个原本看起来简单的问题,到了真正的生活里,就变得一点也不简单了。那些曾经嘴上说着“赶紧打吧、赶紧换政权吧”的人,到了亲眼看见机场燃烧、学校被炸、玻璃震动、孩子害怕的时候,也未必还会像最初那样想。战争会迅速改变一个人的立场。因为炸弹一旦落到自己家门口,立场就不再只是一个观点,而变成了切身的疼痛。

后来,电话里又谈到了这场战争的边界。Z说她感觉以色列现在想把伊朗毁灭了。我说“怎么可能把伊朗全炸死?怎么可能?”Z说,当然,不可能。一个国家不可能整个被炸没。可问题不在于它能不能真的把伊朗“全炸死”,而在于它现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怀着的,似乎就是一种要把这个国家彻底打垮的目的。

Z也承认,如果伊朗这些年不是一直采取那么强硬、敌对的政策,如果不是不断高调反美、反以,如果不是长期支持哈马斯、天天喊着要消灭以色列,也许局势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从这个角度看,伊朗自己这些年的路线当然有问题。可是,另一面的问题同样尖锐:就算你认定对方是“恶人”,你要惩罚他,那么惩罚的界限在哪里?总不能说打完一次不够,再打第二次,再把整片地方都夷平;你说你是在“正当防卫”,可最后死掉的是周围一大片无辜的人,炸平的是一栋栋居民楼,那这种“正当防卫”到底还有没有边界?这话说得特别朴素,也特别有力量。

我和Z说,确实是。我路过一些被炸过的地方,看到很多房子已经不能叫“房子”了。那些楼像“骷髅”一样,整栋楼烧得黑突突的,只剩下几个洞口,像两个空洞的眼睛。从电视上看,隔着屏幕,还觉得遥远;可这次不一样了,车从那些废墟旁边开过去的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那不是新闻画面,那是真实存在于城市里的创口。

Z说,这已经远远超过以色列原本所谓的目标了。不管最开始他们说自己想达到什么——防卫也好,威慑也好,清除威胁也好——打到今天,已经超出太多了。

她还说,美国可能和以色列不完全一样,也许稍微有一点不同,但问题在于,以色列太善于影响美国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军事,而是它的游说能力。很多时候,战场上的推进,并不只是炸弹在推动,而是背后早就有一条被设计好的政治路径,一点点把局势往前推。

因为面对这样的力量,普通人真的会觉得:那还能怎么办呢?国际社会能怎么办?似乎也不能怎么办。或许,只能看看真主和上帝怎么主持公义了。

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电话那头突然又传来一声爆炸。

“刚才又炸了一声,嘣的一声。”

电话最后,Z还是像往常一样说:嗯,早点休息吧。

可在这样的夜里,所谓“早点休息”,也不过是明知道不知道下一声爆炸什么时候来,却还是得逼着自己先躺下去。然后等天亮。或者,等下一声巨响。

我开始写日志,突然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发文谴责美国炸毁伊朗的基础设施——格什姆岛的淡水处理厂,说有三十个村庄面临缺水危机。我突然想起了在格什姆岛的朱总,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我打电话过去,先问候他是否平安,然后说外面在传“格什姆的淡水净化厂被炸了,开始缺水了,是这样吗?”。朱总说,昨天夜里好像码头那边被炸,后来机场的电线也被炸,水厂、码头这一片接连出事。他告诉我,他准备撤离了。计划是后天早上出发,路线还没最终定:要么从阿巴斯出发,要么从他现在所在的地方走,车子还没定下来。大方向是一路往北:先到一个中转点,再往北上,尽量不进德黑兰,沿着里海方向绕行,最后去巴库。

我说:这不是很远吗?等于从南跑到北,跨了一个伊朗。

他说没办法。地图上多出来也就一两百公里,但如果按传统路线走库姆、靠近一些敏感地段,他担心安全。宁可绕一点路,多开一百公里,也要避开危险地点。

我提醒他:亚美尼亚那边听说都是山路,危险。我更倾向巴库方向,路况相对好一些。让他提前报备、提前准备,真遇到问题随时联系我,到哪里都给我报个平安。

他沉默了一下,说自己其实也在纠结,但这两天消息越来越让人坐不住。今天他去了银行,门没开,可他进到里面,员工、经理都在。他和经理沟通工资的事,对方说明天会把款付掉。可他压力更大的是另一头的账单:迪拜那边他有货柜,这边工厂也有货柜,十几条货柜压着,一旦局势继续恶化,后续会更麻烦。

更糟的是,资金链条也在断裂。原本在迪拜的客户欠他一笔钱,说这两天付二十多万迪拉姆,但迪拜也被炸,银行系统取不出钱,可能要拖到周一才能办理。

电话里还发生一个小插曲——我听到一声像“警报”的声音,心脏一紧,问他怎么回事。他赶紧说不是警报,是工厂里整点报时的声音。我们已经被训练到这种程度:任何不熟悉的声响,第一反应都是“是不是轰炸又来了”。

我问他:你走了工厂怎么办?他说工厂会让一个可靠的本地经理盯着,账单、流水基本都整理好了,机制也有,但最后审核一直是他自己做。即使他回国了,也能电话沟通、远程处理。说到这里,他的语气里透出一丝疲惫。

临挂电话前,我反复叮嘱他:有事随时打电话,到了也报个平安。

挂断电话,我看到有人发信问我,听说美国福特号航母穿越红海往波斯湾驶来,还有英法的航母都在往中东地区赶,特朗普说也会考虑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感觉事态有扩大化的趋势,问我伊朗情况怎么样。他说他还在土耳其,等伊朗打完了回来收货款呢,据他所知很多外贸出口商都没有收回来货款。我回复说,现在伊朗国内还好,没有乱,伊朗也在坚持,估计战争不会太久,先等等看看吧。

晚上十点左右,我准备睡觉了,又听到轰隆隆的多次爆炸声,看新闻说是德黑兰南部的一个炼油厂遭到轰炸。穆森从家里房顶上发来照片,火光照亮了半边天。我看到新闻上议长卡利巴夫发文警告称,对格什姆岛淡水厂的袭击,将会得到“相应的回应”。

临睡前我想起好朋友红姐和王俊姐妹。他们一家人在伊朗深耕多年,创建了德黑兰第一家正式注册的华人酒店和中餐厅,他们还在迪拜开了分店。战争迫使他们关闭了德黑兰的酒店和餐厅。本来想着迪拜安全,很多人都去了迪拜避一避,但没有想到迪拜也被战火波及。今天看到王俊在朋友圈写道”多年来一直反复被问到的问题是:伊朗安全吗?但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问题又落到迪拜头上。其实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绝对安全。。。而概率这些也从来都不是普通人能做出的抉择。”

战争已经发生,代价正在付出,安全成为一个概率问题,普通人无从选择,这些都是现实。那么,我们能如何呢?此时,或许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说过的话可以些许安慰我们焦灼无定的心,让我们可以耐心地熬过每一个轰隆隆的黑夜,等待又一个必来的黎明吧。

““惊吓我们的事情多于压垮我们的事情;我们受苦于想象的时候,多过受苦于现实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