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心声”成为保护“实景” 一场代表建议与检察答卷的“双向奔赴”

近日，一则消息引发社会关注——由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二级教授吴梅芳提出，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办理的《关于履行检察职能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的建议》入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评选发布的“高质量办理代表建议典型案例”。

这份建议聚焦哪些关键问题？它为何能入选典型案例？建议办理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带着问题，记者展开了深入采访。

　　始于忧思

　　一份“牵挂多年”的建议

故事的起点，是一位老师的焦虑。

作为最高检特约监督员，吴梅芳代表在一次走访中，听到一位乡村教师倾诉：“班上有个孩子，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最近总和几个社会青年混在一起。我非常担心，但又不知道如何干预。”乡村教师的话深深触动了吴梅芳代表的心。

于是，对基层治理有过多年研究的她，以“治未病”的理念，代表履职从“发现问题”的感性阶段，迅速进入“研究问题”的理性轨道。此后8年里，她的案头上逐渐堆叠起厚厚的资料——

她收集数据，关注趋势：2021年至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至16周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数上升，低龄化问题凸显。

她剖析结构，聚焦痛点：留守儿童、校园欺凌、心理健康……在全国两会上，她先后提出《关于加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的建议》《关于加强校园周边安全治理的建议》等6项建议，从不同侧面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反映一个问题容易，但要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必须‘诊断’准确，开出系统的‘药方’。”吴梅芳代表坦言。正因如此，她前7年提出的6项相关建议，如同一次次精准的“点穴位”，从心理健康、校园安全到网络治理，都为最终的“系统治疗”做足准备。

厚积薄发，水到渠成。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吴梅芳代表提交了那份酝酿已久的《关于履行检察职能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的建议》。这不再是一份针对单一问题的代表建议，而是一幅清晰的治理蓝图，其核心是推动构建“前端预防敏锐、中端干预精准、后端矫治有效”的立体化治理体系。

在这份建议中，吴梅芳代表深入剖析了当前未成年人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精准提出“提升监护水平，促进家庭教育”“加强普法宣传，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凝聚社会共识，共建清朗环境”3条建议。

“这份建议，是对我过去8年思考的集中呈现。”吴梅芳代表说，“它就像一个孩子，是慢慢‘养大’的。”

这份建议随即被确定由最高检主办，中央网信办、共青团中央、公安部、教育部协办。自此，一场跨部门协作、致力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系统行动启动。

　　成于共振

　　一场“同题共答”的行动

当这份沉甸甸的建议，被送到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范向利的案头时，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未检工作一线的“老兵”，他瞬间感受到了其中的分量和肩头的责任。

“看到建议里提到‘分级干预矫治体系’‘督促监护令刚性落地’‘法治副校长实职化’等内容时，我心里一震。”范向利回忆道，“这不正是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痛点、未来发力的方向吗？代表与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将此建议作为重点建议，以‘落实型’办理为标准，不仅要答复好，更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未成年人检察厅相关负责人提出明确要求。

办理建议，从不是“文来文往”。在随后的3个月里，最高检办公厅同未成年人检察厅一起，发挥检察机关一体化履职优势，与吴梅芳代表建立了高频、务实的沟通机制，通过邀请她参与调研、专题座谈等多种形式，面对面听取她的意见，实打实地与她探讨方案。

“我们不仅要汇报进展，更要坦诚地探讨难点，听取代表对具体举措的反馈意见，确保建议办理紧贴现实需求。”范向利告诉记者，“答复不能只讲‘过去时’，更要讲‘将来时’——把我们的打算告诉代表，请代表看看路子对不对、步子实不实。这才是对代表负责，更是对人民负责。”

“协办单位也非常给力，中央网信办、共青团中央、公安部、教育部的反馈都很翔实，针对代表提出的加强网络治理、抓实控辍保学、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内容，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举措，我们汇总起来，才形成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复。”范向利说。

当这份答复文稿写就时，它已不仅仅是一份答复。在2025年最高检组织的全国两会建议提案优秀答复文稿评选活动中，这份答复获得综合得分第一名。但真正的答卷，写在更广阔的土地上。

针对“提升监护水平”的建议，检察机关积极推动督促监护令落地落实，最高检会同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发布第四批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典型案例，会同妇联、社区探索跟踪回访、效果评估机制，力求让每一份督促监护令都真正唤醒监护责任。

针对“加强普法宣传”的建议，检察机关深化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推动从“上好一堂课”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普法队伍”，并运用模拟法庭、情景剧以及《无尽的尽头》等优质影视作品，让法治教育“活”起来，入脑入心。

针对“凝聚社会共识”的建议，检察机关强化专门教育及专门矫治教育法律监督，督促加大对电竞酒店、剧本杀等与未成年人相关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监管整治力度，并协同相关部门积极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

　　归于实效

　　一次“从纸到治”的抵达

2025年前11个月，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性侵、伤害未成年人等犯罪6.6万人，同比下降1.9%；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8.5万人，同比下降9.7%。这一来自全国检察长会议的数据，让吴梅芳代表感到由衷的振奋。

“我对办理过程和结果都感到满意。”吴梅芳代表说，“沟通中，我感受到的更多是‘被倾听’‘被尊重’——他们不只在汇报‘做了什么’，更愿意与我探讨‘为什么这么做’‘还能怎么做更好’。”

在吴梅芳代表看来，这种互动早已超越“办理者”与“提出者”的程序性关系，更像是并肩奋斗的伙伴在为实现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默契的“并肩”，最终沉淀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截面——这份办理答复与其他9个案例一同入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高质量办理代表建议典型案例。

什么样的建议能成为“典型”？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介绍，一看建议内容是否切中要害、切实可行，二看办理过程是否做到真沟通、真协商，三看办理成效是否看得见、摸得着。

这3把尺子，丈量的是建议的“分量”、办理的“诚意”、落地的“成色”。

据了解，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代表们共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9160件，交由211家承办单位研究办理。吴梅芳代表的建议是9160分之一，最高检是211分之一。正是无数个“分之一”之间的良性互动，筑牢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坚实基础。

该负责人表示，新时代的代表建议办理，要求承办单位加强与代表全过程沟通，做到“办前问需、办中互商、办后问效”，鼓励“面对面”听取意见、“肩并肩”开展工作。评选高质量办理典型案例，就是要树立标杆，推动实现“建议内容高质量”与“办理工作高质量”的有机结合。

涉未成年人犯罪数据下降，已经定格在2025年的检察答卷里。

这份建议的办理实践，正是代表建议工作由“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的生动缩影。

“深入调研发现问题—凝聚智慧提出系统性建议—监督推动建议落地见效—在持续互动中激发新的履职灵感”，这个极具代表性的“履职闭环”，映照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代表履职与司法实践互动中所迸发出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