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访华的真实动因：德国经济承压下的务实选择

在公开场合，默茨并未承认挑战的严重性。图源：Thomas Kienzle/AFP via Getty Images

作者：李正东 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 副研究员

德国总理默茨于2月25日至26日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正式访华行程。此访恰逢中德经贸关系站在新一轮调整的关键节点，无论是时间选择、行程设置，还是随行阵容的分量，都释放出重要的政策与经贸信号，备受外界关注。

据德国权威财经媒体《商报》披露，默茨此行有30余名德国高层经济界代表随行，其中包括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覆盖汽车制造、化工、医药、装备制造、消费品、物流及金融等德国优势产业领域。可见，德国经济界对此次访华表现出异常高涨的积极性，工商界普遍期待通过深化对华合作稳固产业链基础，并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此次访华对默茨而言也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机会，这不仅能帮助他更真实、立体地感知中国的发展实际，也有助于消除可能存在的偏见与误解。如果默茨此行能够推动中德关系回归理性务实的轨道，不仅将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共同发展的空间，更将为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预期。

经济承压倒逼务实选择：德国对外合作逻辑的现实转向

默茨此次选择访华，背后一个重要动因在于德国经济承压持续加重，出口导向型结构下对外经贸的依赖性进一步凸显。从宏观经济形势看，德国当前虽在统计意义上结束了连续两年的经济萎缩，但复苏基础依然十分脆弱。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实现0.2%的实际增长，明显低于此前各方预期。作为高度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德国出口规模长期占GDP比重超过四成，但2025年出口却同比下降0.3%，关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已成为拖累出口的关键因素。特别是美国对欧盟汽车、钢铝等产品加征关税，对德国支柱产业形成直接冲击，对美出口明显下滑，汽车及零部件出口降幅尤为突出。

在外部需求承压的同时，产业转型受阻叠加“去工业化”担忧，进一步推高企业外向布局意愿。制造业长期约占德国经济增加值的五分之一，但近年来受能源成本高企、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行政审批流程复杂等结构性因素制约，工业产出持续萎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工业产出水平较2018年仍低约14%，其中汽车行业降幅超过20%。“去工业化”担忧在企业界持续发酵，制造环节外迁趋势有所加快。相关调查显示，已有约五分之一的德国制造业企业将部分或全部生产环节转移至海外，较两年前明显上升。

虽然默茨去年5五月上台后希望通过减税和投资刺激等政策工具解困，但由于德国政府内部政治不断分裂的格局格局持续分裂，财政政策和投资方向仍受到左翼执政伙伴制约。在当前经济转型期，德国传统优势行业正在面临不断持续下行的压力，甚至成为负担，同时向新能源和数字化转型又面临资金、人才和创新环境不足的困境，所以短期刺激增长措施成效也极其有限。

因此，默茨此行访华在行程安排和随行阵容上高度突出经济和产业因素，释放出清晰而明确的政策信号。随行企业集中于汽车、高端装备、化工、医药、航空和现代服务业等对华“不可脱钩”的核心领域，表明德国企业界正在对此前强调的“去风险化”政策取向进行现实修正，对华合作正从价值和理念层面的表述，转向更加注重成本、市场和产业协同的务实合作。

德国访华释放明确信号：在美国压力下的中欧务实合作

德国总理默茨选择在春节后不久即访华，本身便释放出清晰而强烈的政治与战略信号，这一安排凸显出德方在对华关系上的主动姿态与现实紧迫感。从现实考量看，默茨急于访华主要基于两点因素。其一，特朗普计划于4月访华，德国选择先行一步，既是对冲美国变量的现实选择，也是在中美高层互动加速的背景下，避免自身在大国博弈中被边缘化。其二，默茨政府正在探索一种更为务实的中美平衡路径，即在安全层面不与美国切割，在经济层面不与中国脱钩，将经济与政治适度区分开来。更深一层看，中德经济关系本就高度紧密，这也决定了默茨无法忽视中国的市场和影响力。

这一选择并非德国个例，而是折射出欧洲整体战略心态的变化。过去，欧洲更多是通过与美国的紧密合作参与全球事务；但面向未来，欧洲正尝试更加独立地发展与其他“中等强国”、中国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欧洲对华认知也在发生转变。过去基于欧美共同立场，欧洲在诸多议题上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而如今，随着美国对盟友施压加码、关税工具化趋势愈发明显，欧洲开始意识到，美国本身正在成为其在大国关系和经济安全层面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基于现实的需求，欧洲愈发重视寻找更为平衡、多元的外交空间。中国在复杂外部环境下展现出的经济韧性、强大的产业能力以及高度可预期的政策稳定性，欧洲各界看得十分清楚。这使得中国逐渐被视为“必须认真对接的现实选项”，而不再仅仅是基于制度或价值叙事下的竞争对象。

从更广阔的背景看，中欧关系前景总体仍被看好。尽管在俄乌冲突持续的现实背景下，中欧关系难以实现全面改善，但面对美国不确定性持续外溢带来的冲击，欧洲已不像以往那样情绪化地对待中国问题，而是在政策层面逐步实现推进务实合作。

放眼当前国际环境，欧美关系本身正进入一个难以回到过去的新阶段。美国已不再将欧洲视为战略优先方向，从其最新战略布局看，欧洲地位明显后移；而欧洲在面对与美国的矛盾时，也不再一味妥协或回避，而是开始尝试反制，双方关系逐渐进入一种更具博弈色彩的状态。因此，中国坚持自由贸易、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所释放出的稳定政策信号，对高度依赖外部市场、正处于转型压力中的欧洲国家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默茨此访不仅是对中德双边关系的一次再校准，更是中欧两大力量在全球变局中寻求共识、深化合作的一次缩影。

经贸合作稳舵：中德关系回归稳定轨道

从访前一系列表态、随行代表团的构成，到具体议题的设置安排，默茨此次访华的核心任务始终高度聚焦经贸与产业合作。无论是推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规则与标准协调，还是在金融、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新质生产力方向对接中国高水平开放，德方目标十分明确：在全球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背景下，稳住并夯实与中国这一关键经济伙伴的合作基本盘。

在具体关切上，德国迫切希望同中国就电动汽车领域的标准和规则进行协调，妥善应对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同时在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以及新质生产力方向，积极把握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带来的制度型机遇。此外，德国也希望借助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在俄乌冲突以及美国与伊朗等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避免欧洲在重大国际议题中“缺席”。

客观而言，中德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德国连续多年稳居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欧外贸总额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如此深厚而紧密的共同利益基础，决定了双方都无法忽视双边关系的分量。默茨此次顺应德国经济界呼声，将深化经贸合作置于访华议程的优先位置，恰恰体现了中德关系以经贸合作作为“压舱石”的现实逻辑。稳定中德关系不仅关乎两国自身利益，也对整个中欧合作格局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此访承载着对中德关系整体定位进行再校准的现实可能。德国经济界以超过200人的庞大代表团“集体随行”，本身已构成分量十足的政策信号，在现实利益和产业逻辑面前，将中国简单界定为“竞争者”，既不符合德国企业的普遍判断，也难以支撑德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外部条件。若德方寻求与中方建立更具实质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不再刻意强化竞争者定位，相信中方亦会乐见其成。若能在访问期间就此发布联合声明，无疑将成为中德关系发展的重要成果，并对中欧关系整体走向产生引领性影响。

从现实基础与共同利益出发，中德关系很可能正在并将继续朝着更加理性、稳定和务实的方向演进。首先，中德关系有望重新回到以合作为主轴的轨道，双方将更加清晰地确认彼此作为利益高度关联的重要伙伴这一基本定位。随着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共同认知加深，中德在处理分歧与摩擦时，更倾向于通过对话和协商加以管控，而非放大分歧、制造对立。在明确方向的前提下，互信基础有望逐步修复和增强，为双边关系提供更稳定的制度和心理支撑。其次，经贸合作将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德关系中的“压舱石”地位。这种现实利益结构，使双方更有动力将注意力聚焦于合作本身，而非被意识形态争议或泛安全化叙事所牵引。随着经贸议题重新回到双边关系的优先位置，中德关系的务实底色有望更加凸显。第三，双方在产业转型与结构升级领域的合作潜能正在逐步释放。德国经济正处于关键转型期，传统优势产业面临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德之间必然走向竞争加剧。相反，在新能源、智能制造、数字化和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双方具备明显的互补性。只要避免将新旧产业简单对立、将转型问题零和化看待，德国传统优势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依然能够保持竞争力，而中德合作也将由此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在上述趋势推动下，中德关系对中欧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将发挥更加突出的支撑作用。作为中欧之间经贸规模最大、合作层次最深的一对双边关系，中德经贸合作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欧经贸合作的整体走向。只要中德能够妥善管控产业竞争与贸易摩擦，在合作中寻找平衡点，其示范效应不仅有利于夯实中欧合作的“基本盘”，也将为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注入更多理性与建设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