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有意思的信号。
近期,各省(区、直辖市,下称“省份”)陆续公布2026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结果,有媒体梳理后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
相比于2025年GDP增速目标,地方政府开始大面积下调2026年GDP增速目标。比如,广东2023—2025年,GDP增速目标数值均设定为5%,但2026年的增速目标,广东直接表述为“4.5%—5%,在实际工作中全力争取更好结果”,而浙江从“5.5%左右”调整为“5%-5.5%”的区间,河南、湖北、福建、湖南均从“5.5%左右”下调至“5%左右”。
为什么这么多省份集体下调目标?一个摆在表面的尴尬现实就是难以达标。广东2023—2025年,实际增速分别为4.8%、3.5%、3.9%,加上2022年特殊时期,广东GDP增速已连续四年未达预期;再看河南,2020—2025年均将增速目标设定在5.5%或更高,但仅在2025年实现了预期目标;而湖北还曾经以增速目标数值7%起步,但也已经连续4年未实现增速目标;GDP总量位于第十的湖南,也是连续4年经济增长未达目标。
但仔细观察,这场调整并非全线撤退。江苏、山东等地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的目标,展现出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和不同策略,在一场此起彼伏的GDP目标调整潮中,时代趋势已经尽显:中国经济已彻底告别速度崇拜,迈入质量优先的新阶段。
实际上,长期以来“GDP锦标赛”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今天,游戏规则正在改变,而感受最深、转型最急迫的就是各个省份,原因很简单:这些省份经历了从“7时代”到“6时代”再到“5时代”的阶梯式下调,早就体会到时代转型的压力。有专业人士直言:“从中长期增长趋势来看,人力、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回报率均呈现边际下行的趋势。”
当下行成为趋势,总有一个时点成为GDP目标设定的分水岭,恰好2026年就是这样一个时点,因为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区间化目标成为新常态: 今年已经超过7个省份采用区间化表述,而上年仅有2个。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GDP增长压力存在,但悲观绝不是主旋律,GDP目标调整的背后,就是增长动能的深层次切换。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债务驱动。但这条路已走到拐点:以往的债务杠杆,是当前各个部门需要化解存量债务、重新调整债务结构与方向,同时,经济拉力也在向消费和创新驱动转型,经济增长势必存在压力。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使下调目标,很多大省仍在“新质生产力”上投入巨大:广东省提出打造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聚焦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6G、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浙江省则深化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AI技术与民营经济深度融合。
转型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适度下调增速目标,正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创造必要的缓冲带。而这种调整并非孤立的个体选择,而是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协同布局。
比如,东部省份如广东、浙江主动降低增速目标,聚焦质量提升与开放创新,承担起全国经济转型的“领头雁”角色;湖北、江西、河南等中部省份设定5%-5.5%的中高速目标,既发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又夯实全国经济增长的腹地支撑;西藏、海南等省份则依托政策倾斜,设定相对较高的增长目标,兼顾发展与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短期目标有所下调,但长期目标依然坚定。广东、河南等省在制定“十五五”规划时,仍将年均增速锚定在5%左右。(马江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