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阶层掌控国家”，昭示了美国政治新图景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华莱士-威尔斯2月11日撰写题为《可负担性和“爱泼斯坦阶层”将定义美国政治》，文章谈到，美国正进入“极端财富政治”新时代，亿万富翁影响力空前膨胀，被讽刺为“爱泼斯坦阶层”掌控国家。科技寡头与特朗普式MAGA结盟的同时，公众对贫富差距、可负担性危机及AI失业威胁日益不满，加州财富税提案等举措象征反击开始。作者认为，民主与寡头统治的较量将成为21世纪美国政治的核心战场。

报道截图

以下为凤凰网“天下事”全文编译：

旧金山湾区至少拥有整个美国股市总市值的三分之一。去年年底，你几乎无法避开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发起的一场令人不寒而栗、却自以为俏皮的广告牌宣传：“停止雇佣人类。”而就在周六，有人试图在市内策划一场“草根动员”的“亿万富翁游行”，为硅谷21世纪的“强盗大亨”辩护，带着明显的挑衅意味。但最终只有几十人到场，还一路遭到路人嘲讽。

亿万富翁们似乎也在行动。近几个月来，马克·扎克伯格、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都在加州以外购置房产，可能把他们数千亿美元的财富一并带走。还有一些人过去几个月一直在愤怒抨击该州“阶级斗争新政治”的不公。

原因何在？加州一项提案拟对该州亿万富翁征收一次性5%的财富税。自疫情以来，他们的财富大幅飙升。这项提案得到了当地国会议员罗·卡纳支持，但未获州长纽森支持，目前作为可能在秋季举行公投的倡议案悬而未决。

这还远称不上街头挥舞草叉的场面——那是历代贵族与寡头在自我陶醉式的地位焦虑中所幻想的噩梦。但至少在象征意义上，那些惊恐的亿万富翁基本是对的。在美国，从未有过如此严肃考虑的税种，这项政策将标志着美国“极端财富政治”进入一个真正的新阶段。

或者说，这个新阶段其实已经到来？政客们如今随口提及“爱泼斯坦阶层”，谈论“可负担性”的频率也超过以往竞选时提到的“平等”议题。知名富豪更加公开地为巨额财富辩护，公开反对政府监管与干预；而左翼人士也更加坦率地表达对极端财富的不满。

美国司法部公布更多爱泼斯坦案文件。

去年可谓“阶级战争”的两端呼应：1月，当科技右翼与总统的“MAGA”阵营一道参加其在华盛顿的就职典礼时，世界首富马斯克几乎获得对政府机器的单方面控制权，部分原因是他捐出了近3亿美元政治献金。11月，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当选世界金融之都（纽约）的市长，依靠公共配捐资金对抗反对他的数百万美元投入，并几乎面对银行界的普遍敌意。

一个重大问题是，这种反弹是否会超越口头表态——在特朗普总统时代看似稳固的两党联盟，是否会因对亿万富翁的敌意及其反应而被重塑，尤其是在特朗普长期统治逐渐落幕之际。

“摘下面具——这个说法很贴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说。他曾参与设计加州的财富税提案及国际上类似方案。

特朗普第二任期一年下来，已明显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肆无忌惮、规模空前的腐败政府，包括加密“梗币”和总统对国税局提起的个人诉讼。科技寡头对特朗普的表面恭顺似乎比年轻人、黑人和拉美裔选民的“氛围转向”更为持久——这些选民后来大多抛弃了他。亿万富翁对交易式、逐利型MAGA政治的适应，也印证了卡纳所说的“硅谷社会契约的破裂”。

三年多前马斯克收购推特，如今回看及其被模仿的程度，都显得更具政治后果——他希望自上而下塑造信息如何传播，正被他人效仿。拉里·埃里森的甲骨文持有TikTok股份，其子大卫·埃里森拥有CBS新闻并竞逐CNN控制权。杰夫·贝索斯刚刚削弱了美国第二或第三重要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大约一年前，他接管其评论版并明显将其引向右翼。

此外，最近公布的爱泼斯坦调查文件也引发大量丑闻。迄今尚未使任何知名美国人明显面临刑事风险，但它们恰好契合一种有毒的“精英免责与特权”图景。佐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恩·奥索夫上周末在演讲中说：“我们被告知MAGA是为工薪阶层服务的，但这是一个由超级富豪组成、为超级富豪服务的政府。这是历史上最富有的内阁。这是‘爱泼斯坦阶层’在统治我们的国家。”

以上算是某种铺垫。前方则是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激进社会与经济转型——其最终影响仍然难以预料，最初被宣传为“存在性危机”，如今则被形容为“时代性变革”。

这种说法的一个后果，是提醒人们：在大科技和生活成本危机时代，他们早已感觉对自己的人生失去控制。人工智能似乎会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将人类未来的大量社会控制权交给更少的公司、更少的高管，甚至更少的算法，而民主监督却可能比“放任式社交媒体时代”更为薄弱。

保守派评论员马特·沃尔什去年12月宣称：“未来五到十年内，人工智能将抹去至少2500万个工作岗位。”这一言论甚至赢得了跨意识形态的掌声。上周，MS NOW主持人克里斯·海耶斯警告：“我认为大家最好明白，亿万富翁当前的统一阶级项目，是要对白领做当年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对蓝领所做的事情。”

还记得“占领运动”和托马斯·皮凯蒂吗？还记得“茶党”吗？还记得伯尼·桑德斯几乎凭借不断提及“99%”而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吗？还记得特朗普在2016年大会上对“被抛弃的美国人”说“我是你们的声音”吗？某种程度上，美国从未真正抛弃这些政治议题——只是看着它们被特朗普主义的引力扭曲。

2010年“公民联合”裁决前，亿万富翁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花费1800万美元，2004年1300万，2008年1600万。随后资金如洪水般涌入。2012年总额达2.31亿美元，之后三次选举周期几乎翻倍：2016年6.82亿，2020年12亿，2024年26亿。同期亿万富翁人数大约翻倍，但他们的政治支出增长超过150倍。

若非特朗普，这种转变的党派意义或许更清晰。政治学家保罗·皮尔森和奥马尔·瓦索夫称其为“富豪民粹主义”——表面反精英与赤裸裸的裙带交易相结合。

自疫情以来，右翼富豪愈发高调倡导不受监管的企业主义，为社会不平等辩护，并猛烈抨击任何旨在“拉平赛场”的自由派努力。科技右翼尤为显眼：有人将任何监管努力等同于“极权式安全主义”，甚至有人暗示应“炸掉共产主义者”。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苏珊·斯托克斯在《倒退者》一书中指出，全球民主衰退的驱动力是收入不平等——既催生怨恨型民粹主义，也在超级富豪中滋生对制度的不信任。

祖克曼说：“美国确实存在明显的民主倒退。如今有人说，对某些群体——超级富豪——应适用不同的法律。”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抱怨出现在一个超级富豪并未被真正遏制的时期。基尼系数接近历史高点。1989至2022年间，最富1%增加的财富是全国中位数的100倍；1982至2022年间，最富0.00001%所占国民财富份额增长近10倍。乐施会数据显示，如今美国最富0.0001%掌握的财富比例超过镀金时代。历史课本告诉我们，这段历史最清楚地展现了当富人掌控民主社会时会是什么样子。（编者注：镀金时代处于美国历史中南北战争和进步时代之间，大概是从1870年代到1900年。这个名字取自马克·吐温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主题是讽刺南北战争之后的充满贪婪和政治腐败的美国政府。）

公众并未忽视这一切。YouGov调查显示，84%的美国人认为富人拥有过多政治权力——独立选民为87%，共和党人为68%。81%的人认为贫富差距至少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超过半数支持政府减少财富不平等。

一次性亿万富翁税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可能改变有限——在加州，其预期收入更像财政补充而非颠覆性改革，也可能引发资本外流及更激烈的政治支出。但祖克曼强调，这将是全球首例实施的此类政策。若发生在加州，也颇具象征意义——1978年该州限税运动预示了里根革命。

民主党是否正走向类似“左翼茶党”的道路？斯托克斯说：“现在要恢复完整的食品券和可负担医疗都已很难。”教育分化、对捐款者依赖、对反弹的恐惧等因素，都限制着民主党的阶级政治。

但回看2024年选举，斯托克斯认为真正的教训是生活成本问题确实影响选民。未来，政党可能被迫推进更多再分配政策。

祖克曼则更直言：“我认为民主与寡头政治将成为21世纪的战场。我不知道民主党要多久才能真正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