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闪烁·星光恒定——从几个侧面理解杨振宁先生的情怀

2025年10月18日中午杨振宁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清华大学发的讣告迅即传遍全网，当时我在杭州参加西湖大学的董事会会议，得到这个讯息虽不意外但还是感觉突然。20日，翁帆发来《杨振宁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有关安排》，知道我在外地，特意留言：“如果您有事，不用太在意这个形式”，怎么可能不赶去呢？“还是要再见一面，以后就是神遇了！”

在北京八宝山告别大厅，向静卧在鲜花和国旗下的杨先生鞠躬告别，缓步而行时突然想起小时候看星星，星星总是在闪烁，而星光却恒定耀眼，那时当然不知道这是地球大气层的扰动。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如果因为一些机缘，当你走近一位其成就和名声可以被人用“伟大”来形容的人物时，也会有这种感觉。你不足以评价他、也未必能真正懂他，但却能感觉到他平平常常言谈举止里的光亮。

一 一场贺百岁生日聚会上的特殊歌声

为祝贺杨先生百岁华诞，2021年9月22日，清华大学举办了“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一百人应邀参会。施一公见到我说，“西湖大学董事来得挺齐”。确实，我俩外，还见到钱颖一、潘建伟、陈佳洱、饶毅。杨先生会上动情地回应当年邓稼先赠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五十年以后，今天，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了。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这段话感动了所有人。

而非官方机构为杨先生祝寿的聚会，我参加过多次，有时几位，有时十几位友人和杨先生夫妇相聚。这种场合杨先生绝不会“一鸟入林，百鸟压音”，他是一位最好的讲述者，又是一位最好的倾听者，还是一位最好的话题引导者。他有足够的知识、谈话艺术和善意，能让大家都融入在愉快的聊天中。

杨先生在聚会中讲述和倾听

2014年10月我们五六位朋友为杨先生九十二岁祝寿，当大家尽心而散时，杨先生举杯：“我九十五岁时再聚！”他九十五岁生日前，我们再次相聚，那晚除杨先生夫妇外，有陈方正、金观涛、刘青峰、凌锋、刘江南和王菲、屈向军、刘钝、尹捷和我。杨先生带来一幅复制的范曾作品：《陈省身与杨振宁》。经陈方正提议，杨先生在画上签了字并赠送给东道主屈向军。闲聊时杨先生还专门对我讲了此画的来由：“范曾说要给我和陈省身先生画张画，等了两年了都没画好，说是在构思。2004年他把我和陈先生请到他家里，给我们看了这张画。很大很大的，一面墙。这以后两个多月，陈先生就过世了。这张画给了南开大学，现在还在南开，一面墙。”因一位领导人不喜欢范曾，“这张画送到南开大学，报纸上都登了，但登出来的画的照片，前面有范曾名字的那一部分是截掉的。”吃饭时杨先生专门说了一段感言，他从曾国藩的“四福相”说到自己得到的人生四福“聪明、长寿、成功、太平”，思路之清晰令人叹服，95岁的人！

2022年9月24日，杨先生100周岁生日前，云南省前省长徐荣凯等发起一次庆贺杨先生百岁生日的聚会。参加聚会的除了钱颖一和谢犁，我大多不认得，听介绍有医生、摄影师、企业家，还有歌唱家孙楠。杨先生对大家讲了一段感谢的话：“我是非常感激。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各个领域、好多领域的专业的人聚在一起，尤其是因为是要庆祝我一百岁。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聚会也使得在座的好些人彼此认识了。”

前排左2起：徐荣凯、杨先生、陈越光、钱颖一；后排左4起翁帆、谢犁、孙楠。2022年9月24日。

整个聚会相当轻松，杨先生习惯性地问一些没在场的朋友，表达关心，“金观涛怎么样？他不来北京吗？”我告诉他观涛、青峰在深圳住，每天做核酸检测，旅行不方便。“汤一介的儿子汤双现在在哪里？”我告诉他在美国，他说“他后来好像去搞计算机了。”又说到神经外科医生凌锋，“有个法国学者程抱一生病了，来问我有没有好医生，我好像是通过青峰还是谁[介绍]，后来凌锋给了非常详细的建议。以前我在这里见过凌锋，当时我忘了这事了。”这位百岁老人的记忆力极为惊人，有时他提到的人我们倒一时想不起来。

那天的聚会中，有两件令人难忘的事：一是杨先生预言了他的寿命，二是杨先生给大家唱了歌。

当徐荣凯以“相期以茶”向杨先生贺寿，杨先生说：“我再活两年，我的预期寿命是102岁！”翁帆立即打断了他。如果不打断，杨先生还会说什么呢？据说，美国科学家做过统计，百岁老人的平均寿命是102岁，杨先生是要介绍这个百岁老人的平均寿命，还是他对命运另有感知呢？

当一位女医生和翁帆先后唱歌后，杨先生说：“你们应该让陈越光也唱一首”，我不会唱歌，赶紧谢绝，问杨先生是否对唱歌有兴趣，他说“她们都是帆帆的朋友，我不熟悉”，又说“我唱的歌，那你们就都没有听过的了。”于是大家就起哄要杨先生唱歌，杨先生毫不推辞地拿起话筒就唱，声音响亮，一口气唱下来，好多句，居然歌词一句不忘，是一首地方小调，当然我们都没有听过。这是我三十多年来唯一一次听到杨先生的歌声。杨先生表情凝重，在自己带着乡音的歌声里他在想什么？2015年底去清华园杨先生家看望他时，杨先生曾经对比他和余英时先生，感慨余先生没能再回去走一走家乡的路，体验岁月和时代的变迁，杨先生是在歌声中再次回望了自己的家乡之路？

二 一次讲座的地点选择

二十世纪才过去不久，今天人们热衷于感慨“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说明我们心理上已远离了20世纪。那是一个大时代，大时代是时代的一座山压在所有人身上，鲁迅说：“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中国现代学术的范式建立和成果积累，离不开那些从时代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二十世纪的大先生们。为了后辈学人能够从“时代、学术、人生”三者互动的角度去更好地理解前辈大家的境界和学问，中国文化书院创立了“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已先后开讲了冯友兰、杨振宁、梁漱溟、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乐黛云等著名学者，线上线下的听众和媒体都反响热烈。

2023年5月27日下午，“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二讲在西湖大学学术会堂举行，杨先生视频致词，施一公和我分别代表西湖大学和中国文化书院现场致词。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陈方正开讲“杨振宁和他的世界——锋芒、幸运、冲突与融合”，分为五个单元：一、从苦难祖国到新世界（1922-1952）；二、攀登学术高峰（1952-1972）；三、矛盾冲突与新天地（1962-1999）；四、回归之旅（1964-1999）；五、归根清华（1999-2022）。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蔡荣根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作了现场评议。讲座非常成功，来自学术界、新闻界、当地政府部门和西湖大学及兄弟院校的师生、社会公众六百多位嘉宾现场聆听、参与互动，直播观看总人次约二百四十万，众多媒体作了报道，影响甚广。

讲座上杨先生的致辞视频，是5月25日陈方正、尹捷和我一起去拍摄的。此前，方正去拍过一次，没有拍成，这次我就直接对杨先生说：“需要您对听讲座的人讲几句话”，他问“要我说什么？”我就给他写了四条，他指着第三条“谈谈你科学研究的经验”说“这个我没什么好说的”。然后指着第四条“谈谈对人生的理解”，说“这点我可以说说”，杨先生谈了对自己立德、立功、立言的评价：“我自己觉得我做得还不坏，而且是非常中国式的”，尹捷拍下了3分钟视频。杨先生的这段致词视频在各平台传播，大家印象深刻：

中国文化传统有几千年了，要讲做人的原则是什么，像立德、立功、立言。德、功、言，这个功是什么定义，言是什么定义，这几千年来也有改变。德是什么？我想，德者就是做人的原则。如果要给自己打分数，这德、功、言，我自己觉得我都做得还不坏，而且是非常中国式的。我从很早对中国就持很乐观的态度，我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就是很乐观的。我之所以乐观，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今天的中国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而这个文化传统的影响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陈方正主讲“杨政宁和他的世界”讲座现场，2023年5月27日。

西湖大学的这次讲座被广泛报道后，总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在清华举行，而在西湖大学呢？”确实，当我选定主讲人、评议人并征得杨先生同意后，场地选哪里是个问题。杨先生虽是西湖大学的董事会荣誉主席，但和杨先生关系最久的中国大学是香港中文大学，杨先生最终落定的是清华，而且，早在2004年我创办《科技中国》杂志，杨先生表示支持担任了编委，我就和清华联合办过杨先生亲自主讲的“科技中国论坛”，深知清华办讲座的条件和能力都是一流的。这次讲座为什么选西湖大学？起初我征求杨先生意见，是清华还是西湖？杨先生说“地点就由你定”。我去和施一公商量，一公当然力主放在西湖大学举办，就在这时，我收到翁帆微信“杨先生今天说他觉得演讲在西湖大学更好”，就此一锤定音。

从“地点由你定”到“在西湖大学更好”，前后一周，这一周中杨先生考虑了什么？我不知道。确定在西湖大学举办讲座后，陈方正、我和尹捷一起去看望过杨先生。那天，杨先生问了许多关于西湖大学的问题，从校长团队的情况到本科生生源的问题、与周边大学合作问题，还比较西湖与斯坦福各自的区域支持对大学的影响，他有期待，也有担忧。也许，他要把讲座放在西湖大学，正是看到西湖大学还是一棵弱小的幼苗，更需要各种力量的支持吧。

三 一幅题赠的背后

西湖大学一直希望杨先生能写几句激励师生们的话，我估计请杨先生为西湖大学题写几句话应该问题不大，2023年5月初我和翁帆商量，想着如何拟几句话，供杨先生参考。翁帆说：“写字没问题，但你们给他写好内容，他一般不会照着用，总是要他自己想的话。”那就请翁帆转告我们的愿望，写什么由杨先生定。5月16日晚翁帆发来杨先生题词的照片：

五千年前西湖人发展出抽象的几何的宇宙观。集艺术哲学天文的理念而创建出天圆地方说，玉琮文化。今天西湖人誓言将继续发展此西湖文化。

陈越光代表杨振宁先生向西湖大学送上杨先生亲笔题赠，施一公校长接受礼赠，2023年5月27日。

杨先生的这份题赠媒体发布后，有人好奇：短短几行字里，从中华五千年文明最具代表性的载体之一玉琮，到“天圆地方”的哲学宇宙观，又从其出土地良渚引申出西湖文化。完全理科背景的杨先生，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储备是哪来的呢？对此问题，在我和杨先生的接触中，我注意到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家庭教育的影响，1998年我负责组织“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邀请杨先生和张岱年、季羡林、王元化、汤一介先生等人文大家一起担任顾问，他欣然应允并为工程题辞：“熟读古诗古文，一生受用无穷”，此后他在给我们一个讨论会的书面发言中这样说：“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宋诗词。记得似乎是从‘床前明月光’开始。有些诗句，例如‘少小离家老大回’、‘不教胡马度阴山’，很容易懂。许多别的诗句虽然不全懂，但是小孩子很容易就学会了背诵。70多年来，在人生旅途中经历了许多种阴晴圆缺、悲欢离合以后，才逐渐体会到‘高处不胜寒’和‘鸿飞那复计东西’等名句的真义，也才认识到‘真堪托死生’和‘犹恐相逢是梦中’是只有过来人才能真懂的诗句。”这就是他从小植入的中国文化之根。

其次，他在青年时代主要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但也继续深化着中国文化的学习，曾听他讲述过在西南联大附属中学读高中时，如何在父亲杨武之先生督促下背《孟子》。

再者，杨先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人。潘建伟说，杨先生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人。确实，杨先生聪明，也幸运，更是非常勤奋。到了晚年，他的勤奋就体现在他的随时学习，终身学习。在杨先生九十七周岁生日的聚会时，他说到中国文化传统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我说梁漱溟在年近八旬时写了最后一部著作《中国——理性之国》，意在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写作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书籍资料，全凭以往读书研究之记忆思考写作。这部著作未必成功，但可谓中国学界在这方面最早的尝试。杨先生闻言极有兴趣，说一定要去找来读一读。我当时以为杨先生未必当真，就告诉他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梁家委托中国文化书院组织编辑出版《梁漱溟全集》，当时对收不收这部文革时写作、从未面世的作品有不同意见，最后约定只收在全集中，不出单行本，所以是买不到这本书的。没想到杨先生立即问我：“你是不是有《梁漱溟全集》呢？”他要我复印一本寄给他。几天后杨先生来电邮：“YG，谢谢。是好书。cny”翁帆也来微信：“杨先生说谢谢你，这本书他觉得很有深见。”

所以，杨先生的中国文化修养和知识储备，来源于从小扎根、青年时期的进一步研读，还有他对中国文化的终身兴趣和学习。

四 最后一次答问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芝诺（Zeno of Elea）所谓“知识之球越大，其和未知界的接触面也越大”，人正是在这个接触面上，体现出对未知的好奇与求索的热情，这在杨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般来说，衰老会使人失去倾听能力，因为机体衰老使人听力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老人是从“不能听”逐步走向“不能说”的。“不能听”说明正在失去吸取和整理外部信息的能力，不吸取新信息，衰老进入加速期。无论机体衰老还是精神衰老，都会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坏。然而，杨先生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是百岁老人了，还始终能讲述得生机勃勃，倾听得津津有味。无论什么人参加他的小范围聚会，都会不自觉地融入到交谈中去，许多第一次参加与杨先生聚会的朋友感到吃惊——杨先生不但仔细听、回应，还常常会说“我还有一个问题！”

毫无疑问，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向杨先生提问，社会、历史、人生，偶尔也有对凝聚态、玄论、对撞机等科学问题的提问。对于杨先生的表述，我们是完全可以不同意的，可以反问也可以直接不认可，他不会介意。当听到对一些名家太尖锐的评论时，他会转换话题，或者说“两百年后就没有人关心他的人品了，就是看他对历史有多大贡献”；对有的话题，他会说“你要把你知道的这一切写出来，现在当然不能发表，但以后还是有意义的”。

尹捷和我最后一次和杨先生交谈，是2023年9月5日他101周岁生日前夕。那天上午10点，翁帆带我们走进杨先生的病房时，他已在沙发上坐着，小桌子上放着一杯水和一张餐巾纸上的几粒药。他看到尹捷立即招呼“很久不见你了！”聊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一口水不喝地讲述，期间护工小张提醒他把药吃了，他也不理。记忆力依然那么好，说起八十年前的人和事，没有一个人名被卡住记不起来的。

和杨先生的最后一次交谈，左起：翁帆、杨振宁、尹捷、陈越光，2023年9月5日。

当时电影《奥本海默》热映，网上有许多评论和回顾文章都提到杨先生，他也看到了，建议我们去找196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BBC）拍的《奥本海默》电视剧看，并对当时那些人物一一道来。临别前，我们各向杨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尹捷问“在您看来，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人类是有原子弹好呢还是没有原子弹好？”，我问“有说当时德国科学家不愿给希特勒造原子弹，把精力和资源投向核反应堆，所以盟军先造出了原子弹，是这样吗？”杨先生先看着尹捷说：“我先回答越光的问题”。他说：“这个说法不正确。”他认为是海森堡（Werner K. Heisenberg）他们因为先前做的实验有一个技术性错误，使他们认为短期内无法造出原子弹，海森堡向军方报告，军方就把资源投向更需要的方面了。他没有接着就回答尹捷的问题，沉默了一会，认真地说：“那我想恐怕还是没有原子弹好。因为一些掌握了权力的人，也可能犯一些很愚蠢的错误，原子弹会对人类造成的危害就太大了！”

这是杨先生对我们的最后一次答问。我想，这并不是要假设当初，而是一种《罗素-爱因斯坦宣言>(“Russel-Einstein Manifesto”)》的表达。

当我写下这几段回忆文字，那颗星已消隐，其光恒在。

2025年11月19日 北京宝润苑

陈越光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原载《二十一世纪》2025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