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猛，把垃圾的价值也榨尽了

图为2025年12月25日，垃圾车在出料车间装运筛分出来的轻质垃圾，准备运往龙岗能源生态园进行焚烧/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作者 | 朱秋雨 编辑 | 赵佳佳

我们似乎从未进入过这样的时代：垃圾不再围城，而是作为展示物，被大城市、小县城“供养”起来，成为博物馆橱窗里的一部分。焚烧厂甚至变成了人文景观、科普教育基地、世界最美建筑。建筑上方有钢琴厅、咖啡厅，高雅的音乐配合着垃圾焚烧厂，坐拥遍山绿色。

在广州，一座在2012年因为提前填满而封场的市级最大生活垃圾填埋场——兴丰填埋场，时隔十多年被再度打开。巨型的货车排着队开往垃圾山，覆盖山体的黑色地膜被掀开，露出陈腐垃圾灰黑斑驳的部分。推土机不知疲倦地工作，将陈年垃圾运上货车，送往广州几大垃圾热力发电厂。垃圾被处理后将进行焚烧，以此发电。

项目招标书显示，兴丰填埋场预计开挖存量垃圾总量约296.87万立方米，投资估算约12亿元。未来，这一填埋场将腾出容量，解决垃圾焚烧厂飞灰填埋的问题。

兴丰填埋场/南风窗 郭嘉亮 摄

兴丰填埋场的开挖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垃圾处理的发展现状。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自1980年代开始起步，发展四十余年后，部分新建高标准焚烧厂的排放指标已经达到了匹配欧盟标准的水平。在部分地区，因为垃圾焚烧厂建成速度太快，以及焚烧技术的提升，垃圾甚至出现了不够烧的现象。

许多人都忽略了，微不足道的、被人任意舍弃的垃圾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象征。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15-2024年，全国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从每年2.11亿吨飙升至4.22亿吨，年均增速达8.02%。

我们好奇，越加“不够用”的中国垃圾，究竟在过往40年里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垃圾围城”的困局扭转，走向“不够烧”的垃圾焚烧发电之路？

垃圾往事

最早得知吴兆明在垃圾焚烧厂工作，老丈人以为他像农村里烧锅炉的工人，“一边铲煤，一边往炉子里扔（煤）”。吴兆明连连否认，“我是坐在电脑前看炉子的”。

他在扬州高邮市一家中小型生活垃圾焚烧厂工作了约10年。2007年大学毕业时，大型火力电厂他进不去，于是进了一家自备电厂，靠燃烧纸皮发电。2011年后，垃圾焚烧发电厂在行业内开始火爆，迎来招工潮。他跳了槽，在垃圾焚烧厂一待就到现在。

“那段时间（指2011年前后）工资涨得比较明显。”吴兆明说。2012年，《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两份文件出炉，垃圾发电的国家补贴拉高到了0.65元/度(发电280度以内)，比之前再提高1/3，瞬间点燃了各地办垃圾焚烧电厂的热情。

吴兆明入了行，见证着长三角一个县级市生活垃圾的变迁。他记得，最早，高邮市的垃圾多样性不够，热值很低，垃圾在燃烧的过程中还需要加柴油作为助燃剂。后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外卖盒子、商品包装等等高热值的垃圾越来越多，烧垃圾已经不用添加助燃剂了。

他的同事、工程师王岩记得，以前的垃圾尘土多，水分含量高，导致热值很低。现在，“从外观就能看出来，垃圾里会混有彩色条纹状，那可能是快递盒或者包装袋”。垃圾的可燃性变高，热值从原先约1000大卡变成了1800大卡。

位于广州市第三资源热力电厂的垃圾焚烧厂/南风窗 郭嘉亮 摄

从垃圾热值的变化，可以窥见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同样，从垃圾处理形式的更迭，也能够理解不同文明阶段人们的价值取向。

从人类历史来看，喜欢迁徙的原始部落解决垃圾的方法非常便捷：顺手一丢。只有等到人类有了固定居所，垃圾的数量倍增后，人们才想到要把垃圾处理掉。几千年来，人们生成的对抗垃圾的方式并无新意，基本就是四种：倾倒填埋、焚化、回收以及减少垃圾源。

考古学家发现，在许多古城遗迹里，例如特洛伊城，居民们为了处理留在家中的垃圾，会把垃圾全部丢在地上，接着找来粘土，重新铺上一层厚厚的地板。由于垃圾堆积，特洛伊城的海拔高度，平均每世纪升高1.5米。在某些地区，垃圾堆积更是高达平均每世纪4米。

站在垃圾焚烧厂的垃圾仓前就会让人回想起这些往事。位于高邮市镇上的垃圾仓比两个标准篮球场还大，长有60米，深29米，相当于十层楼的高度。垃圾将坑填满，堆积成小山。“小山”之中，最显眼的是五彩斑斓的塑料袋和纺织衣物。从来没有其他场合可以如此直观地呈现人类的消费力和破坏力。

吴兆明介绍，这里的垃圾库存有1.7万吨，相当于一个县级市约30天的垃圾量。垃圾仓内分为ABC三区，堆料区、发酵区和待烧区。

每天凌晨，从县级市四面八方搜集来的垃圾乘坐着后装压缩式垃圾车，被倾倒在垃圾仓的堆料区。但是，中国的垃圾厨余垃圾比例大，或者冬天容易掺杂着雨雪，不适合立刻燃烧。焚烧厂会让垃圾自然发酵5-7天，让其水分排出，使得热值趋于稳定。发酵后，色彩斑斓的垃圾会变成灰黑色，这就是燃烧喜欢的状态。

2024年9月19日，在山东启迪济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控制室内操作设备吊运垃圾/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更深的智慧还藏在垃圾发酵过程中。吴兆明说，垃圾发酵时不仅会产生甲烷、硫化氢等气体，还会产生高浓度、污染性极强的垃圾渗透液。许多垃圾处理厂都曾头疼渗透液的难题，后来，他们在垃圾仓墙壁安装了排放渗滤液的“倒排窗篦子”，这是一种格栅状过滤装置，方便渗透液排出。

渗透液接着会被预处理，并送往焚烧厂内的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后再度利用。在广州市第三资源热力电厂，工作人员介绍，焚烧厂周围的喷泉景观，都是垃圾发酵后经过污水处理厂二次利用的水。而从渗透液里分解出的污泥，吴兆明说，后期将掺在锅炉里，继续参与焚烧。

“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发展至今，从引进国外技术到后面中国自己发展，慢慢在世界领先。很多前辈在不断地帮我们总结积累（经验）。”吴兆明说，“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扬州高邮市垃圾焚烧厂的中控区，工作人员可以直接在中控区调控炉子的温度，氧气等等/南风窗 朱秋雨 摄

破解二噁英

当今垃圾焚烧厂的技术成熟而且现代。吴兆明说，他们厂内共有正职员工60余人，外包员工40多人。但无一例外，员工都不会直接接触垃圾，也无需忍受垃圾自带的呛人气味。在这座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焚烧厂，垃圾只是燃烧材料，他们要做的是灵活使用机器或者电脑，控制仪器和燃烧炉参数。

高度自动化的工厂让很多人都忘记了，垃圾焚烧并非一路以来都是社会发展的主流。过往的40年里，关于垃圾焚烧还是填埋的争议一直伴随着时代的发展。

最早在1985年，深圳清水河垃圾焚烧电厂从日本三菱重工公司成套引进了2台垃圾焚烧炉，开创中国垃圾焚烧的先河。

但21世纪之前，垃圾焚烧发电普遍面临着“水土不服”。垃圾焚烧的设备不仅成本高，而且，中国的垃圾不同于西方国家，含水率尤其高。这更加剧了焚烧的成本。垃圾焚烧的商业化难度大，因此只有在极少数大城市才得到推行。

2025年12月25日，工程车在晾晒车间进行垃圾搬运工作/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住建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环境保护教授级高工张益记得，等到进入21世纪，中国垃圾量大增，垃圾开始围城，各地填埋场一度过载。但是，当政府提出建设垃圾焚烧厂时，遭到城市里大量居民的反对，甚至一些专家也公开反对部分焚烧厂的选址。邻避效应在人群中很明显：即使明知这类设施是社会公共发展需要的，但大家都希望它 “不要建在我家隔壁”。

众人恐惧的源头，是一种臭名昭著的一级致癌物：二噁英。在早期研究中，垃圾焚烧曾被认为是二噁英的重要排放源之一，尤其是燃烧金属、塑料类的固体垃圾或者医源性和危险性废物时。

二噁英以低温合成为主，也会在垃圾不完全燃烧时直接生成。在垃圾焚烧后续的烟气处理中，如果烟气在200~400℃的低温区间，还会引发二噁英的二次合成。而这类致癌物一旦进入人体，将长期稳固地存在于体内，半衰期长达7-11年。

二噁英的一系列特点引发了各国机构的高度关注。1980年代，多国研究机构得出了破解二噁英的方法。例如，荷兰环境和毒理化学专家Olie K. 团队首次在垃圾飞灰处检测出了二噁英，并揭示其低温合成机理（200-400℃催化反应），提出 “高温破坏 + 过量空气” 的控制逻辑。

1980年末，欧盟、美国、日本相继推出垃圾焚烧的标准法规，提出抑制二噁英的 “3T+E”原则，即垃圾焚烧温度（Temperature）须大于850℃、停留时间 （Time）至少2秒，燃烧过程要有湍流混合（Turbulence）和过量空气 （Excess air）。

广州市第三资源热力电厂中大屏幕显示的炉蒸情况/南风窗 郭嘉亮 摄

吴兆明告诉我， “3T+E”原则也广泛应用于中国各大垃圾焚烧厂。为了防止高水分垃圾不完全燃烧，中国在发展中逐渐采用了三段式的机械炉排炉。数据显示，机械炉排炉在中国占比超85%，尤其适配于国内垃圾 “高水分、低热值、成分波动大” 的特点。

据他形容，这类炉排炉是有斜度的，坡度大概15度到30度。吴兆明喜欢用农村的生活举例，“垃圾焚烧就跟农村烧火一样，需要用火钳把它拨一下。（炉排炉的斜坡）让垃圾落下来，相当于火钳拨（垃圾）的过程”。稍微想象下，“垃圾一落下就散掉了。说白了，三段式焚烧炉就是让物料更多地接触氧气，让燃烧更充分些。”

不仅如此，防范二噁英生成的逻辑，被部署在垃圾焚烧的每个环节。垃圾刚运送进垃圾仓时，就有技术专工用像娃娃机抓夹一样的大抓斗，“从天而降”地抓起垃圾，将它们抛洒，在空中抖散。吴兆明解释，这是为了让入厂的垃圾更均匀地分布，免得出现垃圾发酵状况不同，导致在炉内不充分燃烧的现象。

等到垃圾在超过850度的焚烧炉内充分燃烧后，工程师王岩说，垃圾排出烟气的烟道口，也要确保温度超过850度，而且烟气停留时间超过2秒。因此，烟道口的高度根据垃圾的湍流时间进行精心设计，确保烟气有足够的停留时间，就是为了防止二噁英在最后时刻二次生成。

等到烟气从烟道往外排时，厂内的加热管道会利用烟气将锅炉中的水加热，将烟气转换为高温高压的蒸汽，“蒸汽具有很高的动能”。动能接着带动蒸汽汽轮机转，汽轮机带动发电机运行。垃圾从而实现发电。

最后，烟气的尾气还将进入尾气处理系统，经过活性炭混合器、布袋除尘器、湿法洗涤塔系统、SCR脱硝系统等等净化设置，进一步将有害物质净化和过滤。

“中国人对二噁英的态度在过去二十年有了很大的变化。”张益说。“前15年，二噁英是21世纪的剧毒，是可怕、可恶、可恨的。”他总结道，“现在，二噁英已经变成完全可防、可治、可控的。”

黄金十年

如张益所说，垃圾焚烧厂并非生来就获得大众的认可，就像人们曾将二噁英视为洪水猛兽一样。他给我发来过往演讲的PPT，前几页经常大段大段地介绍：“垃圾焚烧是现阶段垃圾处理的优先选择”。他同时列举了垃圾焚烧的一系列好处：处理垃圾速度快、碳减排量多、项目用地省、能源利用高等等。

这些“好处”只有在政策层面扫清了障碍后才被越来越多人认可。张益告诉我，2010年前后，是中国垃圾焚烧厂发展的分界点。全国发达城市，例如广州、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涌现垃圾发电厂示范项目。国家在2012年出台垃圾焚烧电价补贴政策后，各地政府也开始给予补贴。与此同时，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BOT（Build-Operate-Transfer）从此兴起。

BOT并非只在垃圾焚烧厂中应用，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厂等都可以采用，核心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项目的建设。一般而言，社会资本负责出资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等项目建成后，社会资本获得特许经营期（通常30年）。特许经营期结束后，社会资本将无偿、完好的项目资产移交给政府，由政府后续运营或重新招标。

“垃圾焚烧厂的兴起与商业模式或者盈利模式密切相关。其中的重点是它可以收费，如同污水处理可以对人们收费一样。所以，（垃圾焚烧）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商业模式。”张益总结说。垃圾焚烧厂的收入由垃圾处理费加电费组成。电费收入中包括上网电价，以及国家补贴和地方补贴。有业内人士曾在2025年估算，按照各地的平均收费来看，每吨垃圾的利润理论值为39.18元。

近年来，山东省济南市在全市范围内按照“东西南北中”分布格局建成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垃圾超8000吨，年焚烧发电约8.5亿度，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完整的商业闭环刺激了垃圾焚烧厂在各地的兴建。约2015年，垃圾焚烧的“风”吹到了三四线城市。吴兆明就是在高邮市找到了垃圾焚烧厂的工作。他记得，与很多城市一样，扬州市当时的垃圾填埋场容量已经接近饱和，建焚烧发电厂成为当地拥抱的方向。

影响垃圾焚烧行业发展的还有另一件大事：2014年7月，《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正式实施，在业内被简称为“国标GB 18485-2014”。GB 18485-2014将二噁英等特征污染物限值大幅收紧至原先的十分之一，与欧盟标准大致相当，还新增了一氧化碳等工况控制指标，倒逼行业从 “粗放焚烧” 向 “清洁焚烧” 转型。

吴兆明记得，从这时起，各地对环保的要求越加严格，经常有监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对垃圾焚烧厂是否合规排放进行检查。

不仅如此，自2020年1月2日起，我国规定，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需每日公开前一日5项污染物（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氯化氢）日均值、炉膛温度曲线和相关数据标记。垃圾焚烧发电厂变成了环境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接受公众监督。

2024年6月4日，工作人员在车间内巡查/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吴兆明说，“从那以后，倘若（焚烧厂）有指标未达到标准，（环境部的）督办一小时内就下来了。”在我国的垃圾焚烧烟气排放检测系统要求下，全国垃圾焚烧炉每一秒产生的烟气排放、炉温和相关辅助数据，必须实时上传给生态环境监管平台，由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实时监管。

国家和地方补贴的出台，加上更严格的环保标准的确定和执行，共同促进了中国垃圾焚烧迎来发展的黄金期。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焚烧专家委员会委员薛涛曾指出其中的“惊人之处”：“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达到23万吨；到2021年我们就突破100万吨——从23万吨到100万吨，只用了6年。”

张益也发现了，2015年后，垃圾焚烧厂在全国各地大量兴建，各地居民有了明显的态度变化。他在常州、苏州、天津等多地观察到，许多垃圾焚烧发电厂离居民区也就不到2公里，周边还建有生态公园、观光景区和学校。更重要的是，垃圾焚烧厂落地后，周边楼盘的房价并未受影响，均价还在上涨。

垃圾不够烧以后

令行业人士没想到的是，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数量和产能很快过剩。

吴兆明告诉我，2020年后，全国垃圾焚烧发电厂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成熟期，所在发电厂的设备国产化率达90%以上。不仅如此，包括江苏省在内的部分省份，都推动了多项指标严格于欧盟标准的地方标准出台。

业内都感受到，垃圾焚烧产业已切换到存量发展模式，发展的重心由追求发展速度转向提高发展质量。2021年开始，全国多地垃圾焚烧厂，逐渐出现垃圾不够烧的现象。

根据E20研究院的监测数据，2023年开始，国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60%左右。部分新建成，尤其是在县域地区的项目，面临“吃不饱”的问题。例如，芜湖生态中心在浙江省调研发现：2023年，在浙江省76座垃圾焚烧厂中，有18座平均每年停炉闲置超过50天，最高停炉155天。

对于垃圾焚烧厂而言，开炉一次意味着需要大量燃料启动，一旦开启就需要24小时维持运转，绝不轻易停炉。只有出现垃圾显著不足的状况，焚烧厂才会规划停炉运行。2025年上半年，E20环境平台固废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潘功调研了20余家垃圾焚烧厂，发现其中三分之二的企业面临垃圾供给不足的问题。

2024年6月4日，工作人员驾驶垃圾运输车往垃圾仓里倾倒垃圾/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对于全国多地出现的垃圾不够烧现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委城市环境卫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海云曾分析：“一方面可能（焚烧厂）预测的（当地）人口比较多，另一方面生活垃圾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农村地区生活垃圾量相对较低。有些地区笼统地按每人每天产生一公斤生活垃圾来规划，导致规模偏大。”

越来越多停炉的垃圾焚烧厂，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很多讨论。许多人认为，中国垃圾不够烧了，因此，人们不再需要垃圾分类和从源头上减少垃圾。

这一说法即使放在业内，也颇具争议。张益认为，垃圾分类的确从源头上让垃圾的量更少了，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都分了出来，这让垃圾焚烧厂可燃烧的原料减少。但垃圾分类的另一面是，经过提前分类后，生活垃圾的热值有所提高，有利于提高燃烧的效率。

另一个业内无法忽略的问题是，垃圾焚烧过程会产生飞灰。即使焚烧发电厂的尾气处理系统一再升级，但焚烧炉烟气净化系统的捕集物，和烟道及烟囱底部沉降的底灰依然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类飞灰含有重金属和二噁英等有害物质，被国家列为“危险固体废品”。

也就是说，垃圾焚烧的量越大，污染性极强的飞灰产生的量也越大。这也是从源头上减量垃圾的意义。

吴兆明介绍，由于飞灰是危险废品，垃圾焚烧厂普遍采用“水泥固化 + 螯合剂稳定化”工艺——飞灰、水泥和水按照相应比例混合，并添加5‰～10‰螯合剂。经螯合剂预处理后，飞灰内的重金属得以转化为稳定、难溶的螯合络合物，才能被运送至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

2024年6月29日，在江西南昌固废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工作人员通过操控垃圾吊移动垃圾/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也并非只能用填埋来处置飞灰。按照现有的技术，张益介绍，业内正在探索对飞灰进行资源化处理，方法主要包括低温热解、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高温熔融技术。以低温热解技术为例，飞灰在300-500℃条件下分解有机污染物，剩余残渣可以用于制造环保砖或筑路。

不过，当前困局是，飞灰资源化处理成本显著高于传统填埋。于是，许多城市还得为飞灰的填埋做足准备。以广州市为例，据有关部门预测，广州剩余飞灰库容仅可继续使用至2030年，无法满足未来垃圾焚烧填埋飞灰的需求。

在不再规划和新建垃圾填埋设施的前提下，广州市决定对现有垃圾填埋场进行重新开发，腾退部分库容以处置飞灰。这也是文章开头，广州在2025年决定开挖已经封场的最大生活垃圾填埋场——兴丰填埋场的缘由。

尽管当前仍存在困境，多年来中国垃圾处理的经验告诉人们，发展的问题将留给发展来解决。吴兆明等业内人士都表示，2026年，随着中国垃圾焚烧发电进入成熟阶段，接下来，各大焚烧厂的发展重点将放在飞灰资源化处理上。“从行业的高标准协同发展来看，未来大方向一定是（飞灰）资源化利用，最终实现飞灰的零填埋。”吴兆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