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越拆散欧洲，中国越要反其道行之”：起底“三个欧洲”背后真相

✪ 马嘉鸿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导读】2026年伊始，欧洲再次被推到世界政治的聚光灯下：格陵兰岛主权争议牵动跨大西洋关系，达沃斯论坛上关于“欧洲能否摆脱美国安全依赖”的争论此起彼伏。在全球秩序加速重组、中美结构性竞争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欧洲向何处去”已不再只是欧洲自身的焦虑，而成为影响大国博弈走向的关键变量。唱衰欧盟、呼吁战略自主、质疑一体化前景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但真正值得中国认真思考的，并非欧盟是否会解体，而是一个更具战略意义的问题：中国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欧洲？

本文从欧盟深层制度困境出发，指出欧洲的问题并不只是“能力不足”，而是源于高度制度化的一体化结构与政治主权、财政能力和安全依赖之间的长期张力。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应跳出单一视角，理解至少三个同时存在、彼此交织的“欧洲”：作为技术治理与经济共同体的欧洲，作为北约防务框架一部分的欧洲，以及作为社会抗议与政治反叛场域的欧洲。正是这种多重面貌，使欧盟既显得脆弱，又展现出持续吸纳冲突、重塑共识的制度韧性。更重要的是，文章将欧洲内部的“疑欧主义”与外部力量的战略塑形相结合，揭示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等不同类型的疑欧主义，如何在各自逻辑下共同对“整装的欧洲”施加离心压力。由此引出一个对中国尤为关键的判断：从短期操作看，“散装欧洲”或许更易周旋，但从中长期结构性竞争看，一个高度碎片化、政治激进化的欧洲，未必符合中国利益。相反，一个制度化、可预测、具备有限战略自主性的欧盟，或许更可能成为中美之外的重要支点。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特约稿件，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5年第68期 总第288期

中美竞争背景下，中国需要怎样的欧洲？

2026年初的国际舞台，被两场聚焦欧洲的风波搅动得暗流涌动。一边是格陵兰岛主权争议持续发酵，美国对这块冰雪之地的强硬介入，让欧盟不得不直面盟友的极限施压，跨大西洋的裂痕在公众视野中再度拉大；另一边，刚刚落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西方领导人齐聚一堂，既普遍感知到全球旧秩序的断裂与美国霸权的衰落，又被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的直言泼了冷水：“若认为欧洲能在没有美国帮助下自行防御，那就是做梦”。

这两件事共同戳中了当下欧洲的核心困境，也让“欧洲将向何处去”的议题从学界讨论变成了牵动全球战略的焦点。一时间，唱衰欧盟解体者有之，高呼欧洲亟需战略自主者亦有之。然而，当我们穿透表象审视本质，便会发现更值得深究的问题，恐怕并非简单的“欧盟是否会解体”，而是要借此重新认知欧洲作为多元政治空间的复杂面貌，并回应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核心命题：在中美结构性竞争不断加剧的当下，一个怎样的欧洲才更符合中国的中长期利益？

▍欧盟深层的制度困境

欧盟长期以来是全球一体化治理的典范，凭借单一市场、共同规则，实现了资本、商品、服务和人员的高度流通。这一制度化成功的背后却潜藏着深层悖论： 欧盟 作为 一个高度依赖规则和技术治理的共同体，缺乏 统一 的政治主权 和稳定的财政 再分配能力 。 对此，保加利亚学者 伊万 ·克拉斯特耶夫 （ Ivan Krastev ） 在 《欧洲的黄昏》中 曾 提出：欧盟的解体逻辑，不是脱欧派在全民公投中 是否 战胜 了 留欧派的结果，也不是某种清晰的革命性时刻，而更可能源于长期功能性 失灵、责任推诿和集体信心流失的情况。欧盟的 “一体化逻辑”强调规则一致性与共识决策，但在高度紧张的现实压力下，这种逻辑反而会降低决策效率，削弱成员国对欧盟的支持。例如在难民危机、民粹主义浪潮和俄乌冲突后，欧盟面对现实挑战时愈发暴露出制度上的脆弱性。

自俄乌冲突以来，欧洲再一次深度卷入大国博弈的战场。冷战结束后，欧盟的制度构造始终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军事一体化的基础，长期依赖北约提供的安全保障。这种“安全依附”的困局在国际规则的“断裂”时刻充分显露，欧盟不得不被动适应新的地缘动荡格局。尤其当特朗普为谋求中期选举胜利和美国战略利益，试图绕过北约盟友，推动收购格陵兰岛时，进一步凸显了欧洲在安全问题上的“被动”地位。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论坛上，西方领导人普遍意识到全球秩序正在重构，美国霸权已然衰落，但正如北约秘书长马克·鲁特所言，“如果认为欧洲能够在没有美国帮助下自行防御，那就是做梦。”

▍欧洲当前的政治现实

面对各种对欧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声音，或许应该重新审视当下的欧洲现实。事实上，欧洲从来都不只有欧盟一张面孔，而是至少存在三个欧洲：作为经济共同体的欧洲，在防务安全框架下的欧洲，以及作为社会政治反叛场域的欧洲，这三者看似独立，实则相互交织。

第一，作为经济共同体的欧洲，被广泛视为技术治理的典范。欧盟共同市场的逻辑着重强调技术规则与经济效率，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打造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一体化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技术治理结构之下，各成员国具有极强的特殊性，这导致欧盟成员国在经济一体化范畴之外的难民、社会福利等问题上呈现出显著差异。欧盟长期以来的成功，正是依托于“去政治化”的市场整合模式。但当社会矛盾演变为政治冲突时，欧盟的制度结构未必总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第二，欧洲作为北约防务框架下的地缘政治空间，在防务与战略层面长期依赖北约及美国的力量。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这种依赖结构所潜藏的风险愈发凸显。当前，美国不断向欧洲施压，要求其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也促使欧洲内部展开了关于“战略自主”的讨论。尽管欧盟各国大幅提高了国防开支，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等机构也提出了“Readiness 2030”防务准备计划，但“战略自主”从概念变为现实并非易事。毕竟，这不仅关乎财政投入和军事能力建设，还涉及欧洲盟友之间如何协调防务资源、制定统一战略，同时也需要弥合成员国之间的信任鸿沟和化解利益冲突。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部分防务采购仍来自美国，而且即便欧洲提升了自身军力，依然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这些因素使得“战略自主”更多地体现为成本转移意义上的自负盈亏。此外，欧洲理事会也明确强调，欧盟增强防务能力仅仅是对北约的补充，而非对北约框架的替代。

第三，作为社会抗议和政治反叛场域的欧洲，在过去十多年间，目睹了极左与极右政治势力在多个欧盟国家的崛起，反对现有欧盟治理架构的声音持续增强。这些反叛势力以不同方式对现存政治共识发起挑战，移民、福利、主权等议题被过度政治化。从表面来看，这些势力往往呈现出“疑欧主义”倾向，但其本质上更多是在反对现有的欧盟治理模式，而非欧洲作为政治共同体本身。

上述三个“欧洲”同时存在，并且，后两个“欧洲”在现实中均离不开欧盟框架。无论是防务层面的协调，还是社会冲突的制度化吸纳，均需要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平台。在此，欧盟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执行者，更是冲突缓冲器和政治整合装置。

▍欧洲内外的“疑欧主义”

对欧洲一体化的质疑与批判，自欧共体成立伊始便已存在。尤其近年来，欧洲议会中极端势力崛起，不少人将此视作欧盟走向衰败的标志。然而，事实或许恰好相反： 在 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以ECR和ID为代表的右翼党团占比显著上升，但其并未破坏欧洲议会的结构，反而被纳入党团政治与议程博弈之中。类似机制也在成员国层面有所体现：意大利极右翼政党党首梅洛尼上台后，不再秉持此前的“脱欧”论调；德国选择党在移民和福利议题上的主张，也被主流政党部分纳入政策议程；随着支持率持续上升，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在争取更广泛选民支持的过程中，其公开的“脱欧”或激进的脱欧论调都有所收敛。上述案例均表明，欧盟在制度层面依然具备韧性。这些“脱欧”“疑欧”的声音，更多地可被视为制度层面矛盾冲突的体现。欧盟政治体系虽面临诸多挑战，但也正是在不断吸纳反对力量、重塑共识的进程中，持续维系自身的“再平衡”。

当我们把视野从欧洲内部转向外部时，才会发觉各类外部力量是“疑欧主义”思潮泛滥的重要根源。其中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型的疑欧主义，其背后有着深厚的“大陆均衡”传统。这种疑欧主义并非反对欧洲合作本身，其核心观点是共同市场可以存续，但超国家的政治联盟则受到质疑。自戴高乐时期英国两次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被拒起，英国始终倡导欧洲一体化的扩张而非深化，支持成员国数量的增多，却反对权力向布鲁塞尔集中。这种疑欧主义的目标是将欧洲定格为一个“去政治化”的自由贸易区域，并使英国从中获益。

第二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工具性疑欧主义。冷战时期，美国整体上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因为一个整合的西欧有助于在地理政治层面抗衡苏联阵营、推动“马歇尔计划”落实，降低美国主导欧洲安全事务的治理成本。不过，这种支持更多地集中于经济整合，同时对战略自主保持警惕。当下，美国对欧盟的态度再次展现出这种工具性疑欧主义——既期望欧洲承担更多防务开支，却并不真心希望出现一个在战略上高度自主且能在中美之间作出独立判断的欧洲。在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部分政治力量倾向于扶持欧洲内部的极右翼势力，旨在影响欧洲的战略走向，持续维持欧洲对美国的战略依赖。

第三种则是具有意识形态传统且在当代俄罗斯语境下形成的地缘政治型疑欧主义。冷战时期，部分托派理论家，如厄内斯特·曼德尔（Ernst Mandel），从反资本主义立场出发，明确反对“资本主义欧洲一体化”，认为欧洲共同体本质上是垄断资本的制度化形式。冷战结束后，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对，逐渐转变为地缘政治层面的现实主义判断：一个分裂的欧洲，更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意志，也更难以在国际政治中作为整体行动者。1990年东西德的统一，在事后回溯中，被部分英国和俄国的政治精英视作潜在的战略失误，这一点在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和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的评论文章中均有所体现。

▍“整装”的欧洲还是“散装”的欧洲？

这三种疑欧主义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对“整装的欧洲”保持警惕，也正因为如此，疑欧主义更多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欧洲整合方向施加离心压力的一种外部变量。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一个“散装的”欧洲，是否符合中国的中长期利益？

从短期看，针对欧洲国家的“一国一策”可能具有现实吸引力，它有利于经贸谈判、投资布局和政策差异化操作，也有助于削弱欧盟作为统一规制体所形成的外部压力。但如果将视角放到中长期结构性竞争层面，一个高度碎片化的欧洲，未必对中国有利。特别是在缺乏统一立场和制度缓冲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在安全和价值议题上，往往更容易被美国重新整合进对华战略之中。同时，欧洲政治的碎片化并不会降低政治激进性，反而可能会放大它。当欧盟这一技术官僚规则型缓冲机制被削弱后，价值议题更容易被国内政治极化劫持，对华政策也更可能在缺乏整体协调的情况下被动激进化。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制度化、可预测且具备一定战略自主性的欧盟，反倒有可能成为中美之外的“第三支点”。中国或许并不需要一个亲华的欧洲，然而确实可能需要一个凭借规则和谈判而非阵营动员来处理分歧的欧洲。在中美结构性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是支持欧洲战略自主的坚定力量。唯有如此，才能使欧洲不被美国轻易整合，避免在安全和价值议题上陷入被动激进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去拯救欧盟，也不意味着中国必须放弃灵活的双边策略。但它至少提醒我们，“一国一策”可以是战术，而维护欧洲一体化的整体稳定，或许更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