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婉赢、马晓霖：欧洲“再平衡”——对华关系务实升温的四重逻辑

1月30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由中国贸促会和英国政府在北京共同主办的中英商务论坛上致辞。图源：北京日报

2026年1月堪称中国当代外交史的“欧洲月”，因为中欧建交50年来，没有哪一年哪一月，先后有三位欧洲国家领导人接踵来华访问：4日爱尔兰总理马丁光临，与前任上次访华时隔14年；25日芬兰总理奥尔波驾到，与前任上次访华时隔9年；28日英国首相斯塔默登门，与前任上次访华时隔八年……据报道，德国总理默茨也在谋划中国春节后的首次中国之旅。

三位欧洲国家政府首脑时隔这么久突然扎堆访华，延续了去年末法国总统马克龙第四次访华的“中国热”。如果叠加加拿大总理卡尼1月14日的首次访华，那么，前后三五位欧洲领导人集中在百日内做客北京，就更加极不寻常，因为恰恰是卡尼于20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炮轰美国并断言“旧体系已经崩溃”。而欧洲领导人次第访华，是对卡尼断言的最佳外交注脚，更是欧洲对华政策集体转向的风向标。达沃斯论坛无疑是观察世界大势巨变的风暴眼，更是推动欧洲对华立场升温的催化器。

一、达沃斯论坛：跨大西洋体系崩裂的风暴眼

达沃斯论坛传递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信号：后冷战时代以来以美国主导、以规则与同盟维系的秩序，正在发生结构性松动，许多国家对“不确定性常态化”形成共识。卡尼在题为《有原则且务实：加拿大的道路》的论坛演讲中直言，世界正在经历的更像是国际体系的“断裂，而非过渡”，“基于规则的旧秩序已告瓦解且不复返”。默茨随后也在发言中加棒称，“旧秩序以惊人速度瓦解，（世界）进入大国时代。”而此前两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已悲观地断言：“国际秩序转变堪称地震级，（而且呈现为）永久性……”

卡尼的断言之所以更为显得“震撼”，甚至被谬赞为堪比半个多世纪前英国原首相丘吉尔“铁幕宣言”般具有里程碑意义，关键在于长期依附于美国且死心塌地的加拿大终于带头揭竿而起，撕掉无法遮蔽跨大西洋关系崩裂的“皇帝新衣”。卡尼那句“如果我们不坐在餐桌上，就会出现在菜单里”的“末世”恐慌感言，也被不少欧洲政界人士视为对美国西方伙伴当下处境的真实写照。

论坛期间，围绕格陵兰岛等议题所呈现的跨大西洋紧张气氛，以及欧美在安全与经济政策上的公开摩擦，无情揭示了跨大西洋联盟信任基础已被破坏的残酷现实，欧洲领导人长久依赖的战略确定性正在瓦解。在此背景下，欧洲对华政策的转向，不能简单视作选边站队或意识形态冲动，而是在全球体系深刻变革、美欧利益持续分化的大变局下，欧洲为维护自身生存与发展、艰难寻求战略自主做出的复杂且务实的理性抉择。

二、全球体系之变：美国霸权的断裂与多极格局的加速

理解欧洲对华政策的转向，首要前提是清晰认知其所处的全球环境已发生根本性改变。长期作为国际秩序基石的单极霸权正在瓦解，一个多中心、多层次的多极化世界格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形成。这一结构性断裂，迫使所有国际行为体尤其是欧洲，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对外战略的根基。

特朗普第二任期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是全球秩序断裂的核心催化剂。特朗普政府不仅发起全球关税战，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更从根本上破坏多边贸易体系。同时，美国正从多达66个国际组织中退出，并计划到2027年将国防开支提升至惊人的1.5万亿美元。这种战略收缩与霸权滥用的叠加，彻底终结了“美治和平”，加速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碎片化”。正如卡尼在达沃斯演讲中尖锐指出的，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将经济一体化工具武器化”，把关税当作杠杆，把金融与规则体系当作胁迫手段。

更关键的是，当美国更频繁以国内政治周期与短期交易逻辑处理同盟关系，公然将旧日盟友欧洲视为问题对象，抛出“文明抹除”等羞辱性论调，不仅瓦解了欧洲长期依赖的战略假设，更直接激化了跨大西洋联盟内部的隐性矛盾，使其演变为欧洲不得不正视的公开分歧。

与美国的战略收缩形成对照的是，多极化趋势在制度层面日益凸显：即便在美国缺席或弱化参与的领域，区域性与全球性治理反而呈现出一种“后美国时代”的效率，巴西COP30气候变化大会和南非G20峰会均取得显著成果，金砖国家数字货币互联提案等议题在达沃斯会场外持续升温，“去美元化”和“去美国化”趋势正在加速。对欧洲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外部世界正在变得更复杂，也意味着欧洲必须在更分散的权力结构中重新定位自己：既要避免被卷入大国对抗的最前线，又要在新的规则竞逐中保住产业与安全底盘。

三、美欧利益之裂：跨大西洋联盟的信任侵蚀与战略分歧

在全球体系变革的宏观背景下，长期作为西方世界基石的跨大西洋联盟内部，出现了经济利益与安全认知的双重深刻裂痕。这种裂痕正是卡尼所言的“秩序断裂”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具体体现，也是驱动欧洲战略调整、寻求战略自主的最直接原因。

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胁迫政策，使欧洲陷入能源陷阱与贸易囚笼的双重困境。在能源领域，欧洲主动放弃廉价的俄罗斯管道天然气，转而严重依赖价格高出2至4倍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后者已占其液化天然气进口总量的五成以上。这一转变不仅显著削弱了欧洲的工业竞争力与战略韧性，更使华盛顿获得巨大地缘政治影响力，将欧洲锁定为其能源出口的“固定市场”；在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解放日”全球关税措施，最终迫使欧盟接受不对等贸易安排，标志着美欧从传统盟友合作，转向赤裸裸的利益博弈。

如果说贸易与能源胁迫是经济层面的打压，特朗普对丹麦领土格陵兰岛的觊觎，则是对欧洲主权的直接挑衅。特朗普明确宣布，若欧洲不配合美方对格陵兰的“全面准入”甚至主权转让，将对德、法、荷等八国征收10%至25%的累进关税。这种将领土主权作为贸易筹码的逻辑彻底破坏了北约内部的信任基础。瑞典副首相布施的反思极具代表性：过去通过“阿谀奉承”赢得特朗普支持的策略已彻底失效，欧洲必须寻找新的战略平衡点。

在安全认知上，美欧分歧同样触及根本。特朗普政府要求欧洲北约成员国在2027年前将国防预算提升至GDP的5%，五角大楼2026年《国防战略报告》更明确将欧洲防务定性为“欧洲人自己的责任”，美国仅作为“有限支持者”。面对这种经济被锁定、安全被抛弃的绝境，跨大西洋联盟的价值虚像随之崩塌。欧洲领导人对美态度的微妙变化，正是信任破裂的直接证据。德国总理默茨公开称俄罗斯为“欧洲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相继呼吁与俄罗斯展开对话。正是这种绝境般的处境，迫使欧洲的战略认知发生深刻演进，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寻求独立于美国的发展道路，其核心便是艰难探索战略自主的内涵与边界。

四、欧洲认知之进：从“防御性去风险”到“选择性战略自主”

面对外部环境的剧变和内部利益的撕裂，欧洲的自我认知与对华战略思维正在经历复杂而深刻的演变。其核心是在“防御”与“合作”之间艰难寻求战略自主的实现路径。欧洲的对华战略始终存在两种并行推进的核心逻辑，欧盟委员会倾向于通过《欧盟经济安全联合通报》强化“系统性防御”，这是在跨大西洋压力下做出的制度性妥协；而以法、英、德为代表的核心成员国，则更强调通过“务实性对话”维护互利关系。继法国总统马克龙、芬兰总理奥尔波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访华正是这一逻辑的集中呈现：他明确强调不愿在大国之间被迫“二选一”，并试图以更务实的方式重建中英对话与合作的常态化机制。

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斯塔默此访释放的信息非常清晰：对英国而言，过去八年首相不访华被其直言不讳地评价为“失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英国重要经贸伙伴，无视其中的商业机遇是“不明智的”。更引人深思的是，斯塔默在对华表述中使用的“盲人摸象”隐喻，折射出欧洲正在主动增进自身对华认知：与其在碎片化信息中不断加深误读，不如通过更深、更广的参与看到“完整的大象”，这标志着欧洲精英层对“趋同神话”的告别。长期以来，西方对华政策建立在“现代化即西方化”的预设之上，而如今欧洲终于承认，中国的发展并不遵循西方自由主义剧本，却展示了在高压和碎片化世界中的“有效现代性”。当美国从“规则制定者”退化为“规则破坏者”，中国表现出的政策连续性与对多边体系的忠诚，反而成为全球治理的稳定锚。

欧洲诸国终于直面，若只知盲从华盛顿的指挥棒，恐将难以摆脱“政治矮子”的被动角色，不如将对华关系视为一种精密的“投资组合风险管理”，通过加强对华经贸联系对冲美国风险，获取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这种从意识形态对齐转向国家利益优先的认知转变，正在欧洲内部形成强烈的扩散效应。

五、中欧合作之局：后霸权时代的共同利益与务实路径

在全球秩序重构的十字路口，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性地缘战略冲突，反而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与坚实合作基础。加强合作不仅是欧洲应对全球挑战、重振经济的务实需要，更是其在后霸权时代摆脱附庸地位、实现真正战略自主的必然路径。斯塔默访华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以及欧洲对中国“工业飞轮”的再评估，都印证了这一合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首先，中国作为全球“稳定变量”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当美国更频繁以关税、金融与规则体系作为博弈工具时，欧洲越发重视与一个政策连续性更强、可预期性更高的大国保持沟通与合作。

其次，中欧合作的务实成果已形成示范效应。斯塔默访华携带包含汇丰银行、阿斯利康、捷豹路虎、劳斯莱斯等巨头在内的大规模商界代表团，并达成多项经贸与人员往来便利化安排：中方给予英方短期入境免签便利（30天），并同意将苏格兰威士忌进口关税减半（每年利好2.5亿英镑）；阿斯利康宣布到2030年在华追加150亿美元投资，英方也在多项议题上推动关系“回到更成熟、更稳定的轨道”。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伦敦中国新使馆项目的推进，被英媒形容为“关系润滑剂”式的政治信号：在面对外部压力与争议指控时，英方仍选择为双边关系保留制度化的对话与交往空间。

同样，爱尔兰总理此次访华表达与中方深化在经贸、绿色能源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合作；芬兰总理做客北京也带来20多家企业高管，涵盖多个本国优势产业领域。可以说，中欧在能源转型、工业升级等核心领域的合作，已成为欧洲摆脱发展困境的关键抓手。

通过与中国合作，欧洲可有效解决能源脆弱性这一致命弱点。借助中国成熟的模块化核能、氢能和光伏技术，欧洲能摆脱对昂贵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依赖，从美国的能源出口固定市场转变为真正的欧亚大陆西部之锚。同时，若欧洲降低对中国绿色能源技术的进口关税，可换取中国对欧洲制造业的大量投资，形成合资建厂、技术转让、就业创造的良性循环，推动产业回流与经济复苏。在模块化核能、钍反应堆等前沿领域，中国的规模化制造能力与欧洲的研发优势更可形成互补，共同打造长期清洁能源解决方案。

欧洲对中国的认知深化，正体现在对中国制造体系“规模化、工程化、产业化”能力的重新评估之上。越来越多欧洲企业领袖意识到，中国的竞争力不再只是成本优势，而是由数字化与产业生态驱动的系统能力，从研发到量产的迭代速度、供应链协同效率以及绿色转型相关产业的完整度全方位的领先。对欧洲而言，若再将对华关系简单等同于“风险源”，不仅是经济自杀，更是技术的“文明抹除”，可能把自己推回更被动的位置，与中国进行务实合作已成为欧洲国家的普遍共识。

六、结语：拥抱多极世界，构建稳定平衡的中欧关系

欧洲对华政策的深刻转向，归根结底是其在目睹单极秩序经历“一场断裂，而非过渡”后，为摆脱地缘政治附庸地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必然战略抉择。

在地缘经济对抗风险加剧的今天，一个稳定、合作、平衡的中欧关系不仅符合双方根本利益，更是全球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支柱。双方应在全球治理改革、应对气候变化、制定人工智能规则等重大全球性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欧洲的未来，不在于执着重返已不复存在的单极旧秩序，而在于能否清醒认识并拥抱后断裂时代的多极化新世界。其真正的战略自主，最终将取决于它能否在复杂外压与内部矛盾中，稳住自身发展底盘，同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关键力量保持可持续、可管理的合作关系。正如斯塔默在故宫前所言：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参与，是看清大象全貌、建立一种适应新时代的更成熟关系的唯一途径。

王婉赢 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马晓霖 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包玉刚讲席讲授，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