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14日，极右翼政党智利共和党候选人何塞·卡斯特击败左翼执政联盟候选人，当选新一届智利总统。拉美政治棋盘风云突变，右翼阵营再添一子。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迅速向卡斯特表示祝贺，希望与新政府展开紧密合作，深化伙伴关系，“促进我们半球的共同繁荣”。
这位政纲极具“特朗普色彩”的智利新总统,主张通过减少国家干预、削减公共支出与企业税负来推动经济增长，以及通过加重处罚改善社会治安。其“变革的力量”的竞选口号还包含将移民与犯罪问题挂钩、大规模驱逐无合法身份移民并加强边境管控等内容。卡斯特在竞选期间承诺掌权后“如特朗普一样行事”。
拉美政治格局右转态势进一步加强引发广泛关注。当前，巴西、哥伦比亚、乌拉圭等国仍由左翼执政，支持率保持较高水平；而阿根廷、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巴拉圭、洪都拉斯等国已出现右转，另有分析认为秘鲁也可能加入右翼阵营。观察家普遍认为，拉美右翼联盟正在形成，且这些右翼政府明确表示愿与美国扩大合作。
同时，特朗普的影响力在左翼执政国家中也十分显著，主要体现在这些国家的移民、关税及安全政策上对美让步。墨西哥左翼政府在移民问题上妥协，又在对华关税问题上态度反复，为服务《美墨加协定》未来审议，墨西哥参众两院在本月急速通过新关税法案草案，对来自无自贸协定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最高50%的额外关税；萨尔瓦多同意接受所有国籍被遣返移民，为美国“安全第三国”政策开路；危地马拉宣布接受40%以上的美国驱逐航班，并接收非危地马拉公民，成为美国移民中转站；巴拿马允许美国移民驱逐航班从本国尼卡诺空军基地起飞，并同意接收更多被遣返者；哥斯达黎加允许美国缉毒局和联邦调查局直接干预哥斯达黎加的移民和安全事务，主权让渡程度罕见；哥伦比亚也在美国以关税要挟后“克服僵局”达成相关移民协议……
这些现象显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执政，拉美多国政策均不同程度受到美国压力与特朗普政策的影响。美国通过经济、外交与安全议题多管齐下，持续强化对拉美国家内外政策的塑造力，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格局。在“唐罗主义”和“重返西半球战略”作用下，拉美政治格局的变动似乎正朝着特朗普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一、为何出现右转浪潮
当前拉美地区出现的右翼力量回升，是外部推力与内部变革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美国政策的定向施压与利益诱导，构成显著的外部助推力。特朗普政府推行“唐罗主义”与“重返西半球战略”，采取威逼利诱、恩威并施的手段对拉美国家形成系统性压力。以关税、制裁等手段施压，甚至对委内瑞拉以“禁毒”为名进行军事威胁，扬言推动政权更迭，杀鸡儆猴威胁拉美左翼执政国家；同时又与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右翼执政国家达成贸易协议，降低其部分产品关税，以合作、援助等眼前利益诱导右翼政权。这种外部压力与利益诱惑并行，使得许多拉美国家在政策选择上不得不考虑美国的取向，从而客观上为右翼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助攻”。
另一方面，上一阶段拉美左翼政权在内部治理遭遇的困境引发的民意变化，也提供了本轮右翼势力强劲回归的土壤。左翼政府在执政期间未能有效解决治安恶化、经济停滞、贫困率上升、通货膨胀及公共服务质量下滑等具体问题，导致民众不满积累。“新右翼”将安全关切政治化，并利用社交媒体营造了“唯一愿采取极端措施解决问题”的形象，顺势利用民众对安全危机的恐惧、对经济困境的疲惫以及对恢复社会秩序的渴望，将自己塑造为有力的替代选项。
此轮拉美右翼浪潮席卷而来，本质上仍是拉美政治“钟摆效应”的又一次体现，是拉美国家国内治理绩效的周期性波动，摇摆的核心动力是“惩罚性投票”或“反对当权者”。在经济层面，增长疲软甚至衰退、贫困率回升与高通胀持续；在治理层面，应对犯罪、社会不平等挑战上表现不佳，引发政治信任危机。在此背景下，选民倾向于通过支持反对派来表达对现状的失望，但这种投票行为往往不分左右，仅以“求变”为导向。当前格局仍是左右并存，实力仍然基本相当，差距并不悬殊，拉美政治并未整体右转。即便本次智利大选被西方媒体评价为“压倒性优势”，也仅是42：58，左翼的支持力量依然强大。
总的来说，拉美左右政治力量均面临明显局限性。右翼保守派常以新自由主义方案被动应对经济挑战，缺乏引领国家长远转型的宏大愿景，亲美仅是其中一种保守特质的外在体现；而左翼虽试图摆脱干预，常提出宏大目标，但其目标设定往往不够清晰，或主要建立在反对右翼主张的基础上，同样体现出战略定力与可持续治理能力的不足。因这种左右翼各自的内在缺陷，交替波动注定成为该地区的常态。特朗普政策更多是加剧了本轮拉美政治摇摆幅度与速度。
二、是否总体上趋向“亲美”
拉美的政治动态常被置于“是否亲美”的框架下审视。然而，深入分析其内部逻辑与外部约束可以发现，拉美形成一致性、单向度的“亲美”阵营既不符合其历史政治特质，也不符合各主要行为体的现实利益。表面上看，当前“左退右进”趋势可能扩大，右翼联盟正在形成，但右翼不可能完全胜出，而且右翼完全追随美国也并不现实。
首先，拉美的历史与政治特质决定了其难以形成统一的外交阵营。该地区具有“非西方性”和区别“盎格鲁美洲”的文化历史根源，而其政治生态具有高度碎片化与离散化的特征，使各国利益诉求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不可能出现整体右倾或全面倒向美国的局面。
其次，右翼执政本身也并不意味着对美国政策的无条件追随。即便在右翼政府时期，拉美的战略自主意识也在增强。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与明枪暗箭的施压行为，不断激发拉美社会各界的反干涉情绪。右翼政府维护的核心是本国的精英阶层与资本集团利益，而非美国利益，这决定了其亲美合作的本质是实用主义工具，而非战略归宿，深度有限。如有美国损害其关键国内利益或主权尊严的情况，即便右翼政府也会表现出抵抗或战略动摇。此外，右翼政府同样面临严峻的经济发展、就业与社会稳定压力，而美国自身产业政策内向化、可供分配的新合作资源有限，难以满足拉美国家的发展渴求，正所谓“小惠未遍，民弗从也”。
第三，拉美政策实践的“中间化”已经模糊了严格的意识形态边界。为争取选民，左右翼政党在竞选口号上针锋相对，但在国内经济与社会政策上相互借鉴、趋向务实。尽管双方在“国家干预程度”这一核心理念上存在根本分歧，但谋求经济增长、改善就业与治安已成为共同目标。这种“中间化”延伸到外交领域，表现为各国均倾向于采取更具弹性的多元化策略，根据具体议题在不同伙伴间寻求最优解。右翼对美合作是多元合作的优先选项，但并非唯一选择。
第四，即便拉美形成“右翼联盟”，也不会出现总体上趋向“亲美”的根本转向。其外交仍将继续呈现基于现实利益的、高度务实的特征，在安全等美国拥有不对称施压能力的领域可能进行合作或妥协，但在更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与区域一体化议题上，将保持相当程度的战略自主，积极拓展其他伙伴的合作并与美国博弈。更重要的是，从美国的战略视角看，拉美意识形态不一致、政治格局左右博弈，本身就构成对美国有利的情况，便于其实施“分而治之”与维持影响力。因为一个拥有凝聚力的拉美，无论其政治色彩如何，目前亲美与否，都将自然而然地寻求更大的战略自主性。因此，美国乐于见到该地区的适度分化。
第五，美国的影响，或者“特朗普效应”，具有个人化与时效性的局限。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虽在短期内加剧部分国家的对美妥协倾向，但其“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还是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信誉与软实力，拉美国家对此有着清醒认识。无论全球霸权还是区域霸权结果都是一样的也是注定的，其追求支配性的逻辑在拉美遭遇的抵抗与最终的失效不可避免。
三、拉美的“全球南方”定位不会改变
拉美政治格局虽呈现出周期性左右摇摆以及对美关系的战术调整，但其作为“全球南方”重要参与者的根本定位确定无疑，这是拉美“不断变化中的不变”。
首先，“全球南方”身份是拉美源于历史、文化与发展的根本认同。无论左翼或右翼政府上台，都无法动摇其作为发展中国家集合体一员的历史演进。非西方性的身份认知、对自主发展的追求和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长期诉求已经深入骨髓，具有长期稳定性。
其次，对美关系的务实调整与多元外交的深化并行不悖，且后者更具战略必然性。拉美国家普遍采取实用主义的策略，在安全、移民等美国拥有直接手段施压的领域，可能做出暂时性让步，表现为“无奈应对”。然而，在关乎长期发展的核心领域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与科技合作等议题上，即便是亲美右翼政府，不会放弃寻求并深化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及地区组织间更具互补性的多元化合作机会。
再次，从被动应对压力到主动塑造多元平衡的外交格局是长期的演进过程，虽然迟缓但具有连贯性。尽管当前外交中仍存有被动应对的成分，但其主动探索自主规划发展路径的趋势日益明晰。这一进程不仅体现在传统经贸领域，更逐步向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数字规则等新兴战略领域拓展。尽管内部存在政治碎片化现象，但在维护“全球南方”身份、坚持战略自主、推动多极化国际秩序这些根本方向上，拉美地区存在超越左右政见的广泛共识。
最后，在对华关系上，与对美、对俄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敏感性不同，无论左右翼，对华经贸合作都是刚需。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不代表会放弃与中国合作，更不意味着整体战略导向的质变。中国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并且是巴西、智利、秘鲁等多数拉美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基础设施投资与大宗商品市场传统领域以及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航天科技等新兴领域的关键作用，构成了难以替代的实质性互惠合作关系。这种由经济结构互补性决定的合作逻辑，使其受政府更迭的影响相对较小。
寻求战略自主、推动多极化国际秩序，是拉美地区超越政府轮替的长期外交主题。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被视为摆脱单一依赖、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路径。因此，拉美将继续作为“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一支，在国际舞台上追求符合自身发展逻辑的多元平衡之路。
张禄博，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员，广西外国语学院欧美语言文化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马晓霖，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