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众批评在位的省会书记，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如何说服官员接受采访”的专栏，已经写了两篇，第一篇写的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玉海，《3天12条短信轰炸，副部级官员终于招架不住了》；第二篇写的是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长何挺，《都担心那个高官抓我时，他却接受了我的采访》。
这两篇都在讲一个我个人的从业体会：当记者要努力找个好的平台，但有了好的平台也要继续努力。不到好的平台工作，很多采访机会轮不到你，有了好的平台个人如果不努力，很多采访机会也可能轮不到你。
过去，常听一些媒体人说“记者这个职业仰仗的是陌生人的慈悲”，我极少附和，我当记者十多年极少依仗什么“陌生人的慈悲”，多数是“不打不相识”。面对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极少有陌生人会发慈悲心站出来帮你联系他们接受你采访，更不会有什么陌生人发慈悲心敢站出来揭露这些尚在位的官员什么问题。对时政调查记者来说，所谓的“陌生人的慈悲”多半是官员落马后才可能发生的，而且多半不是因为慈悲，而是因为利益与斗争。
今天要说的案例，不是一个正式的采访说服，而是一次记者与官员如何建立起联系的案例。但是，这个案例仍然与“陌生人的慈悲”无关，而与批评与容忍批评的雅量有关。
2014年4月，我赴河南采访河南警务改革，到郑州后先见了时任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一起吃早餐时，得知我想写警务改革的吴天君建议跟秦玉海聊聊，于是我开始想方设法说服秦玉海接受采访。
有些读者好奇，我是如何认识吴天君的。今天，就说一说与吴天君的相识过程。部分细节，以前写过，诸君或许还有印象，今天主要从新闻业务的角落说，其他细节略过。
2012年10月，恰逢郑东新区成立十周年，郑州邀请了一群媒体人去考察参观，我是其中之一。10月19日，当地组织大家参加了时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主持召开的一个座谈会。
那次受邀去郑州的，多数都是当时官见官怕的记者。郑州当时敢邀请这么一群记者去郑州并面对面交流，现在想起来仍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受邀的媒体同行中，有数位河南籍的媒体人，如当时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孙旭阳、在凤凰周刊工作的杨桐、在新京报工作的涂重航等。座谈会之前听他们介绍，吴天君在河南以拆迁狠而闻名，因此郑州民间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一指无”，意思是他指到哪里哪里就拆完了。有些强拆，民愤极大。
此前，当地基层官员曾告诉我，当时上面的“领导”是这么要求他们的：限期拆完，拆不完不要干这个县委书记、镇委书记了，你干不了让别人干，想干书记的人多得很。所以，当地强拆之风盛行。当时，他们没有点名说是哪个“领导”，但我隐约感觉到与市委书记有关。
得到多名河南籍媒体同行的证实，我基本确定郑州强拆幕后的决策者、指挥者就是吴天君，于是，座谈会上我当众向吴天君提了一个大家都觉得有点“敏感”的问题。
我在座谈会现场问吴天君：吴书记，我是武汉人，我们武汉的老百姓给武汉的市委书记阮成发取了一个外号，叫“满城挖”，你知不知道郑州的老百姓给你取了个什么外号？
估计现场没有人料到我会提这样尖锐的问题，现场一片沉寂，吴天君当时略微有些尴尬，笑了笑，然后看着我说：郑州这几年城市建设的任务很重，如果不发展，我们对不起老百姓。有些老百姓对此有议论，很正常。
此外，曾任郑州市委书记、时任河南省常务副省长的李克还与我们座谈了一次。当时还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孙旭阳则当众问李克郑州大拆大建中如何把握效率与公平正义的问题，也是对当时狂飙突进的基建的委婉批评。
孙旭阳向李克提问现场
郑州之行很快结束，没几天，郑州市委宣传部一名官员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吴天君想跟我见个面聊聊。
向报社报告得到批准后，我又去了郑州。
见面后我才发现，这一次只约了我一个。
饭桌上，吴天君一直在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当时媒体舆论对大拆大建的报道是有问题的。对大拆大建不能一概而论，对于那些借机个人牟利的大拆大建，媒体应该毫不客气地监督批评。但是对于一些确实是为了城市发展改善民生的大拆大建，媒体舆论应给予理解与支持。
那日，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饭桌上有个细节印象深刻：每次吴天君讲话，饭桌上有一个官员就会立即放下筷子拿笔开始记录……
此后，我偶尔去河南出差经过郑州，见过他一两次。最后一次见他，也就是2014年4月去采访河南警改，他只有早餐有空陪我，于是约在郑州市委食堂一起吃早饭。
得知我要写河南警务改革，吴天君起初建议我不要写，说中央巡视组当时正在郑州，很敏感。实在要写，等巡视组走后再写。我没听他的，告诉他这是编辑部安排的采访，记者不能推卸，坚持要写，他于是建议说，“如果你坚持要写，最好跟老秦聊聊。”
认识他几年，因私只找过他一次。2014年5月，一个前同行因参与祭奠一位政治老人在郑州被拘，他的家人和身边朋友在网上发帖说想送几本书和衣物都送不进去，我给吴天君发了短信，希望他善待这位同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打电话给我，回复说会从轻处理。
此后再没见过面，再次有他的消息就是他落马的消息传来。
回顾这段往事，不得不佩服吴天君当时的气度：我当众含蓄的批评他，他反倒是主动约我再次见面交流。2014年去采写河南警务改革，若不是因为他的建议，我多半不会想着去约访秦玉海，当时的报道也就不会有后来呈现的那么完整与深入。
说刺耳的真话，是记者的本分，容纳这些“不同的声音”是一个官员应有的雅量，两者缺一，就不会有我与吴天君的那段交往。
2025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