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贸易保护主义大爆发，都以悲剧告终

题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华尔街

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地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那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悲剧在一百年后将会再重演。这无疑是美国的灾难，也是全世界的灾难。

撰文丨关不羽

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两项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关税战”正式吹响号角，宣战的对象是全世界。

这次特普朗政府的“关税战”打击面之广、税率之高，堪称世所罕见。尤其是以自由贸易立国的美国，如此大规模使用“关税武器”的情况仅有一例。那就是1930年胡佛总统任内实施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在前期酝酿阶段就引发了严重政治冲突，是造成1929年美股大崩盘的导火索。该法案通过后，进出口腰斩、失业率持续攀升，加剧了经济衰退，美国陷入了大萧条泥沼。

有这样的前车之鉴，特朗普政府为何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声势浩大的“关税战”？

01

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动机，引发了广泛的猜测。从地缘政治到产业结构乃至美国国内政治，一时之间都带上了“关税因素”。其实，这场声势浩大的“向全世界宣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直接诉求就是提高财政的紧急开源。

这从简单粗暴的税率设置中可以看出端倪。和《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针对两万余种进口商品设定不同税率的“精细化”不同，这次特朗普关税战的税率公式简洁得难以想象，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各国对美商品贸易盈余除以对美商品出口总额，如果盈余为负则取10%。

就是对进口商品10%的普征税率无差别打击，再加对主要进口贸易伙伴20%（欧盟）至46%（越南）的加码打击。

如此简单粗暴的操作，就是为了尽快“落袋为安”，以缓解美国迫在眉睫的财政困境。

众所周知，美国庞大的历史债务是吞噬美国政府现金流的黑洞。目前，美国财政部账户上的现金处于3000亿美元的低位，距离5000亿的安全线有明显的缺口。上一轮政府债务上限的豁免已于今年1月1日到期，举债无望，只能“开源”。可是，增加美国国内税收不仅阻力大，增收有限，缓不济急。民意支持度较高的关税，就成了应急的税源。所以要特事特办、大征快征。

因此，不必把关税战想得过于复杂。声势浩大的关税战，并没有什么算路精深的“大棋”。

正因为填补财政缺口的危机迫在眉睫，所以要普征。连以色列这样的铁杆盟友、重点关照的小弟，也不能通融。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积极表态要消除对美贸易顺差，特朗普依然坚持关税不可取消。不过，他也表示“我们给以色列提供了很多帮助，每年给以色列40亿美元援助”。

这话可以理解为强调“知恩图报”的道义立场，也可以理解为“关税不可免，援助好商量”的隐形承诺。反正美以的贸易总额不到400亿美元，逆差仅79亿美元。今天以色列配合增税，特朗普日后投桃报李，在援助上宽松一二就是。

至于真正承受经济痛感的主要贸易伙伴，谈判的大门敞开，可以讨价还价。关税武器作为谈判工具，特朗普驾轻就熟。在上任之初，他就用提高关税逼迫哥伦比亚接受难民遣返。如果事态照此发展，这场极限施压的关税战将会在美国政府财政危机解除后结束，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真正的风险在于，特朗普政府将关税战长期化，以实现其经济政策目标，诸如消除贸易逆差之类的竞选承诺，那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的伤害。

02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似乎笃信关税战可以消除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这是非常糟糕的迹象。这从“对等关税”的税率设置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和贸易摩擦中常见的“对等报复”并不相同，不是按照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商品的税率对等设置，而是按照贸易盈收计算出来的“对等”。这导致特朗普设置的关税税率普遍高于这些国家与地区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反映了“贸易平衡”的执念可见一斑。

如果这种超出常规的税率设置只是谈判筹码的漫天要价，那还好。如果特朗普对“零逆差”存有执念，这场关税战大概率会长期化——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战，看不到尽头。

实际上，部分高逆差的贸易伙伴受限于自身的经济体量，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对美贸易的收支平衡。最典型就是税率高达46%的越南。越南对美贸易逆差相当于本国四分之一的GDP，要实现对美贸易零逆差，越南主动实施零税率只是杯水车薪，还得用四分之一的GDP进口美国商品。这显然超出了越南的经济能力。类似的情况还有墨西哥等国。

图/图虫创意

更荒谬的是，即便这些“穷伙伴”都开启对美国“买买买”的模式，美国也无力满足这些新增的出口需求。这是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最荒谬之处：针对贸易逆差的高关税，保护的是美国已经空心化的中低端制造业。所以我才说，这比《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更为荒唐。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出台背景是，美国因一战的“战争繁荣”叠加战后的消费刺激政策，产能严重过剩。提高关税对外逼迫贸易伙伴开放市场，对内“保护”国内市场，理论上确有“一战之力”。

如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却是在“制造业空心化”的情况下强行“开战”，“保护”了个寂寞。那些“穷伙伴”对美出口的中低端制造业商品，美国是并无本土产能。由此产生的贸易逆差不给越南，也得给墨西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零逆差”。高关税的贸易壁垒，到底在保护什么？难道真是为了“制造业回家”？那就大错特错了。

即便不考虑“投资-生产”的档期因素，关税战的极限施压也不会改变全球产业分工的格局。除非美国彻底退出全球化，传统制造业不可能重回美国。

03

美国制造业产能的“短板”，本质上是全球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没有低端产业的生存空间。

美国今天的产业结构、基础成本乃至主要劳动人口的就业偏好，都已经超越了制造业繁荣的“世界大工厂”阶段。政策干预也不能逆转时空。这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为了吸引富士康赴美投资，开出了40亿美元税收减免的“重赏”。富士康启动了威斯康星州100亿美元的投资建厂计划。可是，这场美国的“制造业回家”大型实验并不成功。征地成本、建设的人工成本、产业配套的物流成本“三高”，严重干扰了项目推进。

更为致命的是招工困难。即便富士康给出了近6万美元年收入外加医疗保险的全套福利，当地人进厂打工的意愿依然很低。各种环境不适配的压力之下，该项目的规模不断缩水，最终只创造了不到1500个工作岗位。

▲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建厂（图/路透社）

特朗普卷土重来，“制造业回归”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老配方、老味道。用关税战大幅增加进口成本，用更多的关税收入补贴本土制造业投资。无非是关税战的极限施压，理论上强化了政策力度。这也只是理论上而已。如果真的大规模提高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的补贴政策，那么降低债务、减少政府支出的政策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这种高补贴政策补贴的是拉低劳动生产率的落后产业，只会堆积离开补贴就活不下去的劣质产能，可不会成为新的税源。以付出极大的代价让美国重温“世界大工厂”之梦，不仅不会“让美国再次强大”，还会把美国导向衰弱的起点。

因为，这种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为制造业回归强行开路的做法，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强行抹平贸易逆差，牺牲了美元强势地位，代价难以承受。

04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痛恨的贸易逆差，恰恰是美元全球中心地位配套的货币循环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流动是靠美国贸易逆差和金融账户顺差的循环维系的。

通俗地讲，就是美国通过“买买买”输出美元，全球投资美国的金融资产实现美元的回流。贸易逆差的美元流出和金融账户的美元流入，构成了完整的货币循环，两者不可能分离。

强行用“制造业回家”抹平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元将开启“内循环”模式，境外投资者哪来的美元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这不但会对美国的金融产业造成致命的打击，还会影响高度依赖全球融资的美国高科技产业。

大幅降低贸易逆差和维护美元的强势地位，只能二选一。可是，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名单上，两者都榜上有名，而且排名都很靠前。特朗普和他的经济政策班子从未给出“既要……又要……”的解决方案，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华盛顿州爆发抗议关税活动（图/视频截图）

宏观抽象的货币循环机制，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不关心也不理解。但是，扰乱美元循环的严重后果，最终会让他们付出代价。慢慢地，他们会发现金融市场的震荡伤害了投资信心，减少了就业岗位。大规模限制进口商品，质次价高的“国货”充斥市场，他们就会怀念廉价进口商品丰富的好日子。

总之，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地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那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悲剧在一百年后将会再重演。这无疑是美国的灾难，也是全世界的灾难。

人类历史上贸易保护主义是挥之不去的幽灵，每一次贸易保护主义的大爆发都以悲剧告终，无一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