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小龙”爆火背后，6个维度解析杭州现象

“今日杭州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民营经济良性互动的结果。”

文｜《财经》记者 杨立赟

蛇年伊始，DeepSeek带火了杭州科创六小龙，六小龙带火了整个杭州，仿佛一夜之间，杭州成了国人心目中的科创高地，不少人已经将杭州称为中国硅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杭州能有今天的科技创新能力，至少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杭州经济转型升级的定位之争——是走发展重化工业的传统道路，还是抓住新一轮科技浪潮的机遇发展互联网+产业？最终，杭州选择了后者，这为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一众明星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沃土。2014年，杭州提出打造中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牢牢将自己锁定在“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之上。

时至2024年，杭州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8.8%，科创实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在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排名中位列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国际专利合作条约下的PCT发明专利，其申请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科技创新实力的重要指标。2024年，杭州的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0.9%，其中27%在计算机领域。

现已出圈的“杭州六小龙”，在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崭露头角。DeepSeek大语言模型性比肩国际顶尖水平，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第一。这些创业公司与浙江大学关系密切，以浙大为核心，杭州已形成“环大学科创生态圈”。

“杭州的今天并不完全是政府规划出来的，”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说，“今日杭州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民营经济良性互动的结果。”

2025年2月27日，《财经》执行主编马克在浙江大学对话史晋川教授，多维度解析了杭州现象的前世今生。

史晋川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从“七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史晋川参加过浙江省九个五年规划的研究。自1998年起，他担任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2012年起，担任省咨询委副主任。

杭州的高科技之路

《财经》：杭州之前的大众认知是旅游胜地和电商之都，忽然之间变成了科技创新之城，无数人在问为什么DeepSeek为代表的科创“六小龙”出现在杭州，您如何解读杭州现象？

史晋川：我想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这跟民营经济发展大背景有关。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并且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互动。正是这种互动，使得民营经济能够比较好地完成产业的转型升级，实际上就为六小龙在杭州的出现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杭州早期的民营经济集中在轻工业领域，大多是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基本上是在加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杭州经济发展阶段进入转换期，杭州原本想从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这也是世界上后起国家发展的通常道路，像亚洲的日本、韩国都是这样。宁波当时已经非常明确转向发展重化工业及制造业，宁波有独特的港口优势，方便大宗原材料的输入和产品的输出。但是杭州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时杭州市委、市政府比较好地尊重了专家学者的意见，特别是尊重了民营经济自身的选择，没有坚持发展重化工业，而是利用了新一波科技浪潮带来的机遇，鼓励发展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产业。

在这之后，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发展互联网+产业的新要素怎么集聚？人才要素、技术要素、资本要素，还有城市硬的基础设施要素等，怎么来构造一个比较完善的新的要素支撑体系，去支持民营经济更好的转型升级？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区域的空间战略转换。2003年7月，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八八战略”——发挥八方面的优势、推进八方面的举措。“八八战略”的第一条就是要进一步发挥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体制机制优势，还提出浙江的经济发展要形成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的互动。自那以后，浙江省，特别是杭州市率先完成了空间战略的转变，经济发展的重心从强县战略开始转向都市战略，把许多强县都撤县（市）建区，变成大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就把杭州的主城区做大了，城市框架拉开了，基础设施改进了，然后城市的功能更加丰富了，它集聚各种新的生产要素的能力就大大增强。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民营经济就有了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就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这个过程一旦展开，杭州就逐渐变成了一个互联网+产业的城市，阿里巴巴、海康威视这些企业蓬勃的发展，为杭州发展新产业，以及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创新奠定了进一步的基础，人才开始不断地向杭州集聚，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不断地向杭州集聚，形成了一种正反馈的加强效应。自然而然地，在这片创业创新的热土上，就有了今天的DeepSeek为代表的六小龙。

杭州的发展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吗？

《财经》：谈到有为政府，杭州或者浙江搞过产业政策吗？

史晋川：浙江也提过一些产业政策。比方说七大万亿元产业，新型设备制造、新医疗生物等等。但从发挥地方政府有为作用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重点不是看政府有没有提出产业规划，而是看它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地方政府提出产业规划，然后亲自下场，跟地方政府提出产业规划，但用各种各样市场化的手段来推进，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财经》：后来浙江经济也好，杭州经济也好，是按照当初的规划发展的吗？

史晋川：浙江的地方政府和杭州市在做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听取民营经济的意见、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还是比较广泛的。规划的科学性，规划与区域内所在的民营经济的发展诉求，吻合度也是比较好的。尽管如此，后来的发展也不是机械地按照规划一步一步推进的，因为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政府越缺乏用相应的行政手段去强力推动规划的实施，政府必须更多地借助市场的力量及发挥民营经济的积极性来推动规划实施。就规划本身而言，这些规划里面只有少量是属于必须完成的指令性指标，大部分都是一些预测性、参考性的指标。实际上就是政府给出大方向，然后让市场主体自己去做。

《财经》：在支持创业创新的各种资本形态中，您觉得杭州市的政府引导基金发挥了什么作用？

史晋川：我很坦率地讲，政府基金的直接作用并不很大。杭州政府更关键的作用是为各种各样的早期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各种各样的私募股权基金等等，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比较优良的投资环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财经》：虽然杭州建立了三只千亿元级规模的基金，但是它对促进整个杭州的创业创新，仍然不是主导性的作用？

史晋川：一些有前景的项目是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和政府基金共同投资的，但是这些共同投的项目，绝大部分都是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先投的，它们首先做的尽职调查、风险评估、行业评估等等，政府基金大多是跟投。对此那些社会资本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意见的，说我花了那么大功夫看中一个项目，你现在来跟投，等于分了一部分我的利益，对吧？但是被投企业的看法不一样，相当部分的被投企业觉得有政府基金跟投，它们觉得放心，觉得政府为自己的项目背书了。

《财经》：政府基金有可能首先发现并投资DeepSeek这样的公司吗？

史晋川：这个从概率上来讲是很小的，实际上在创业投资、风险投资这些领域，就金融支持的主体而言，政府跟民间是没有办法比的。你看在所有的基金里面，这个我没有梳理过，我大致上知道就基金的资金数量来说，政府基金的比重还是蛮大的，但是从基金投资主体来看，政府基金的比重是很小的。

也有人推崇合肥模式，就是政府亲自下场去投资。我觉得这可能跟不同地区的差异性有关。越成熟的领域，政府亲自下场去投资的成功概率就越大，越靠近科技创新前沿，政府基金能看准的概率就越小。

在前沿领域，投资主体是一个探索者。前沿探索有两个特征，第一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第二失败的概率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分散的社会资本来做投资探索和金融支持，肯定比政府亲自下场效率更高。这个跟国有资本的运营性质也有关系，国有资本对安全性的要求高，而创投市场是个高风险市场。

有为政府能替代企业家吗？

《财经》：所以您在开场白中讲到，杭州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互动。

史晋川：这很重要，而且不是简单的相加，不是说哪些事情政府做哪些事情市场做，分得很清楚。实际上双方是有机互动的，就是大家做同一件事情。比方说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就是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在互动中实现的。

《财经》：什么叫有为政府？好像各地的理解都不一样，比如我们刚才谈到合肥跟杭州就不一样。

史晋川：我们通常的理解就是市场该做的事情让市场做，市场做不了的事情政府去做，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转型经济，我们的政府功能跟成熟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功能不一样。第一，我们的政府要为市场运行建立一个法治基础，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完成了，但我们还在做的过程当中，这个就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化，所谓优良的营商环境，法治化是最重要的特征。第二，中国曾经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经济体，改革开放就是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这个就是市场经济的国际化，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国外的企业引进来，政府也要做许多事情。第三，我们的市场还不是很健全，比方说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还在建设中，这些都需要政府的“有为”。

至于具体的产业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很少有这种政府产业基金直接介入，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它也可能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它要跟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步和匹配，它至少比政府全都去直接投资建设各种各样的项目要好，对不对？原来政府是直接做项目做投资的，现在不直接投了，用这些钱成立基金，来跟社会资本结合起来做创新，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以后往什么方向走，那我们可以再看吧。实际上中国政府的做法，美国、欧盟这几年也在学，它们也成立了一些政府基金，专门来支持某些产业的发展。

《财经》：DeepSeek出来之后，大量的评论都归功于杭州是一个服务型政府——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您觉得评论到点子上了吗？

史晋川：浙大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在2023年完成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研究》报告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报告没有做这样的文字概述。我们建议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平常不要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包括用支持关心它的名义，跑到企业去做“主动式服务”，政府应该重视“被动式的服务”，就是当民营经济有需求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去帮它去解决问题。我甚至还提过建议，各级政府领导到民营企业去考察视察之前，政府网站上要有公示，几月几号、几点到几点要到哪个企业去。有了公示，对政府官员也是个约束，也会带来社会监督。

《财经》：对，“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也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因为市场经济就是要提供有效供给，政府服务也是一种供给，那如果你主动提供一大堆企业不需要的服务……

史晋川：那就是扰民了。十几年前世界银行做过一个中国不同地区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的考察，邀请我当浙江调研的顾问。世行调研组在各地都问民营企业家一个问题，你一年中不得不花多少时间去跟政府打交道？最后调研结果是杭州市的企业家花时间最少。

《财经》：说明“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这个原则，十几二十年前杭州市就在践行了。

史晋川：形成这种传统，跟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跟企业所在的领域也很有关系。你想如果杭州当年转向搞重化工业，搞那些大项目，大项目就要审批，批项目批土地批贷款，企业就要求着政府，政府就会比较强势。但是你发展“互联网+”、发展阿里巴巴、发展DeepSeek、发展六小龙，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最好的方法就是为这些新经济的创业创新主体提供一个市场化的、法治化的、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财经》：反过来看，好多地方，虽然也非常迫切地想发展经济，但是提供了一大堆企业不需要的服务，企业真正需要的，比如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些东西，政府又提供不了。

史晋川：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政府很着急，就亲自下场，跑项目弄资金，然后经济还是发展不起来，就更着急，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就做更多这样的事情……

《财经》：就进一步把市场的空间压缩了。

史晋川：进一步压缩了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精神，和他们的活动空间。

《财经》：但有些地方会说，你浙江站着说话不腰疼，浙江民营企业多，企业家也多，资本也不愁，政府才可以放手让民营企业来做。所以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总结一下：为什么合肥是政府主导，而杭州是民间主导，因为杭州的企业家资源远比合肥丰富，在没有企业家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时候，政府不得不站出来自己扮演企业家的角色。

史晋川：这个很容易回答。浙江的确民营企业家多、社会资本多，企业家有创业创新精神，但这个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改革开放初期大家是一个起跑线。经济发展是怎么启动的呢？背后就是改革。资源配置的主体从国有经济为主变成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各种各样的个体私营企业涌现出来，外资企业进来了，合资企业出来了，这个过程就是资源配置主体的民营化。再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市场成为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式。资源配置主体的民营化加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就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了浙江区域经济发展。这就是政府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推动经济发展的道理。

《财经》：所以鼓励企业家成长的生态一旦形成，那就会一代一代地产出企业家。改革开放后，浙江先是鲁冠球、宗庆后，然后是马云、李书福，然后是梁文峰、王兴兴，生生不息。但是反过来，对那些落后地区来说，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政府有两个选择，一是我亲自下场做可能会更快地缩短差距，另一个是我干脆让差距再扩大一点，但是留出空间来培育企业家。

史晋川：我们有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有中部崛起的政策，这些政策作为一种外部推动力量是有作用的，但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相对而言还是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从而与外部力量更好地呼应和结合。浙江为什么会有较强的内生动力，历史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要，这跟本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浙江是七山两水一分田，人口比较多，人地矛盾大，从历史上，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就很难仅仅通过农业来吃得更饱、穿得更暖，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他们就会从农业生产活动转移出去从事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这又会引起人们思想的变化。历史上，在整个国家都在讲重义轻利的情况下，浙江就会有永嘉学派和浙东学派这样义利并重的观念出来。这样一种商业文化观念及思维方式，就有利于培养企业家精神，有利于鼓励创业和创新活动。

浙江大学与杭州创新

《财经》：提到硅谷我们就会想到斯坦福大学，浙江大学对于杭州、对于整个浙江的创业创新起到类似作用了吗？

史晋川：浙江大学对整个浙江，特别是杭州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浙江创业创新的队伍当中，浙大系是重要一支。杭州有很多高校，这些高校都在提供人才，比如王兴兴是浙江理工大学毕业的。但是浙大的人才比重比较大，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浙大“求是创新”的校训，按照这个校训来做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

浙江大学的科学研究一直提倡顶天立地。什么叫顶天？就是瞄准国家和区域的重大发展战略机遇和战略需求。什么叫立地？就是扎根本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浙大一个好传统就是科研跟教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我在经济学院当院长的时候就提出过一个口号：不允许没有科研的教学，也不允许脱离教学的科研。大学教育就必须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

浙大这种顶天立地的科学研究，它的成果体现到教学当中，体现到人才的培养当中，就比较容易把求是创新的理念灌输给学生，所以浙大学生走出校门之后，创业创新的成果就比较多。

《财经》：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钱学森院士，钱院士问温总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来杰出的人才？”他对温总理说：“中国现在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对钱学森之问有好多解读，我觉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钱颖一教授的解读是最好的，他说中国教育体系侧重增长知识，但不鼓励好奇心和想象力。因此培养出来的人才适合在既有知识体系内的追赶型任务，不适合无人区的从0到1的创造力任务。

在DeepSeek为代表的六小龙横空出世后，尤其是听到创始人梁文峰说DeepSeek招的都是国内顶尖大学的毕业生之后，很多人的反应是：中国的教育体制挺好啊！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钱学森之问解决了吗？

史晋川：钱学森之问在20年前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但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候问这个问题，和改革开放40多年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会有些不一样。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可以用时间来回答，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们的经济发展更好、国际交流更密切、知识视野更广阔、创新创业更活跃，科研成果也更多，这些本身已经部分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但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钱颖一教授我很熟悉，20多年前我曾邀请他来浙江大学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差点成功。他说中国的教育体制注重知识的传授，其实再往深里讲，跟知识传授的方式更有关系，这对学生思路的拓展、创新思维的培养有非常大的影响。

中国教育总体来说是一种标准化的知识传授型教育，比如语文教学都是从分段落开始，然后归纳段落大意，最后总结中心思想……这就是一个标准化的知识传授方式，这个比单纯的知识传授更加阻碍创新思维的形成。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养成了这种统一化的、格式化的思维方式，参加工作后又经常要统一行动，跟学校里完全一样，但是同时又想让他在工作或研究中有创新思维，能发明创造，那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

《财经》：所以不能因为出了梁文峰、出了王兴兴，就可以下结论说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转化成一个能够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体系了？

史晋川： 20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有了巨大进步，已经部分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但是用的时间还是太长了，并且还没有完全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存在。我们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教育、文化、科学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使得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够更快更好地回答钱学森之问。

阿里巴巴与杭州创新

《财经》：我们再聊聊阿里巴巴，这家公司对杭州的影响也很大。杭州形成今天这种创业创新的生态，您觉得阿里巴巴起到什么作用了吗？

史晋川：阿里巴巴在技术人才、创新人才、创业人才以及创业创新资源的集聚方面，为杭州市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阿里巴巴最大的贡献，我认为是它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程当中，在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率先大胆探索、重新界定原来所认定的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产业和市场边界。

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民营经济不断进入到国有经济的领域，开始是吃穿用消费品行业，后来进入了钢铁、汽车等制造业，但有些领域，比方说金融，民营经济可以进，但只能是配角。阿里巴巴做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金融科技，做了之后不仅自身迅速壮大，而且还在这些前沿领域成了主导者，事实上改变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金融业的活动边界，使得民营经济也可以承担重大的国家战略，这个意义就凸显出来。所以为什么DeepSeek为代表的六小龙是在杭州，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经济大胆突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传统的默认边界，积极主动地承担国家重大战略。这一点从马云到梁文峰是一脉相承的。

我前面讲用改革来推动发展，用资源配置主体的改革，形成新的更有创业创新精神的资源配置主体，进而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这样做了之后，更好的资源配置结果就会水到渠成。

杭州能成为硅谷吗？

《财经》：现在有人说杭州已成为中国的硅谷，您觉得这个评论恰当吗？

史晋川：硅谷相比杭州，它的创新土壤、创新环境、科技能力明显领先。以支持创业创新的风险资本为例，美国占到全球的将近80%，中国也就占到8%左右，大概是10倍的差距。世界前十位的大学中国还没有，偶尔北大清华可以进到前20位，我们国家最好的其他几所大学也就是在前50位左右。所以整个科学研究的基础和水平，中国跟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杭州跟硅谷去比较，差距就更大。

但是我们不断完善创业创新的环境，就可以有更多的DeepSeek这样的企业出来，更多的杭州、深圳这样的城市出来，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也会有跟硅谷更加接近的创业创新的区域涌现出来。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高度肯定杭州现象，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差距，这样我们才能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继续进步。

《财经》：对，硅谷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种樱桃和桔子的地方。最后一个问题，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问了一下DeepSeek，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谁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硅谷？DeepSeek的回答是深圳、杭州。您同意吗？

史晋川：如果说DeepSeek作出这么一个判断，背后实际上是有很多人认为政府干预力量过大的地方很难出现硅谷，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出现中国硅谷的可能性更大，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从开放来讲，一样都是非常开放；从经济发达程度来说也差不多，人均GDP都在2万美元以上；从金融资源、社会资本的集聚来说，也都是很强的。但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力量方面，上海、北京比杭州不知道强多少，比深圳就更强了。所以整体而言，北京、上海的条件显然比深圳、杭州更加优越，那为什么大家会看好深圳、杭州？说明大家认为这两个地方的经济活动，政府干预比较少。也就是说，第一，这两个地方有创业创新的主体，第二，这两个地方的政府会更好地与创业创新主体互动，也就是我们在一开始说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