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的“稳健改革派”，参与重磅文件起草20年

“好用”二字最能概括他的理论

就像大米饭和馒头

“窗台上摆着盆长势倔强的仙人掌，那是1992年张卓元参与起草十四大报告时，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送的——‘改革者要有沙漠植物的韧性’。此刻，仙人掌的影子斜斜投在墙面的中国地图上，恰似一支向上的箭头。”

采访张卓元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带去了一篇DeepSeek以“张卓元”为题写的小作文。92岁的张卓元毫无压力地快速浏览着小作文的打印版，边看边呵呵地乐。

不用说，小作文不经推敲，张卓元没有参加过十四大报告起草，陈锦华也没有送过他仙人掌。但其实你也不妨说，形不似，却神似。

事实上，张卓元第一次参与起草的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此后他十多次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包括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参与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时，他已80岁了。

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为张卓元颁授了“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这是首次专门为经济学家设立的国家荣誉称号，堪称殊荣。

与此同时，张卓元却不像“吴市场”“厉股份”等同辈经济学家一样在民间家喻户晓。熟悉他的人都觉得，很难给他贴上一个类似的标签。张卓元的弟子、传记作者房汉廷认为，“好用”二字最能概括张卓元的理论，就像大米饭和馒头。

陈东琪与张卓元同为社科院“稳健改革派”重要成员，他念了念“张稳健”，笑着摇头说“反正不够激动人心”。他说，贯穿张卓元研究的主线就是积极推动市场化改革，始终不渝，而且有思路，有措施。

“你看他讲的不是玄学一样的东西，是可以落地的。对决策者来说，他的想法容易懂，容易做，容易落实。”曾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陈东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卓元。图/受访者提供

初进玉泉山

1993年，张卓元60岁了。他在社科院财贸研究所所长这个位子上已干了十年，在做着退下来的准备了。然而命运的齿轮却悄然向另一个方向转动起来。

5月的一天，他接到中办秘书局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到玉泉山报到，参加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接到这个电话，他有些惴惴不安，也有些激动。

5月31日，文件起草组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江泽民总书记首先做报告，鼓励大家不辱使命，写出一个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文件来。

起草组成员共25人，除组长和副组长外，还有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政府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来自学界的只有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和张卓元。

刘国光和张卓元被认为是社科院“稳健改革”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学派以社科院老经济所为底子，成形于1987年的“华山论剑”。

当时国家体改委邀请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八家单位，各自对未来八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规划。社科院课题组由刘国光任组长，张卓元任副组长，针对当前改革应以企业改革还是价格改革为主线的争论焦点，提出了“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双线论。

当时陈东琪研究生毕业不久，是社科院课题组中唯一的小字辈。他回忆，八家方案中，社科院课题组、吴敬琏课题组和厉以宁领衔的北大课题组是比较突出的。最后汇总的方案中，社科院的方案被列在了首位。有人对社科院方案不以为然，说人家各讲一条线，你们不过是把两条线融合起来，四平八稳不突出，但他认为，社科院方案强调的是总体性而不是单兵突进，“因为现实当中不可能是单一途径”。

1991年底，刘国光、张卓元和陈东琪又一起参加了一个专家座谈会。座谈会是在苏东剧变的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等问题。参加者不到20人，主要是经济学家。张卓元回忆，座谈会最终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和“两个要点”（即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国家要有宏观调控），为中央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理论资源。

1993年5月组建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任务，就是要将十四大确立的改革目标具体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下“四梁八柱”。经过讨论，起草组初步确定了文件框架，分成若干小组。起草组之外，还相应成立了16个专题调研组，由有关部委牵头， 300多人参加。

张卓元与高尚全、郑新立分在市场体系组。价格改革是改革实践中最先破题的，已形成共识，因此这个组的起草比较顺利，写出了“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等5条，获得通过。

国企改革起草小组就远没有这么顺利了，刘国光和张卓元都被调去充实这个组。国企改革此前一直在“放权让利”层面打转，直到1992年主要还在搞承包制，现在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到底该如何概括呢？他们请来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等一起研究，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十六字。

起草组写出第三稿后，将之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审议，形成征求意见稿下发，再反复修改上报，到11月6日定稿时，已是第八稿了。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这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007年，张卓元在玉泉山留影。

“所长专业户”

起草任务完成了，张卓元的退休计划却完不成。这年12月，他被任命为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不到两年又调任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被戏称为“所长专业户”。

经济研究所是张卓元的出发和成长之地。1954年他从中南财经学院毕业，被选拔到这个经济学学术殿堂中。在这里，有一个人深深影响了青年张卓元，那就是担任经济所所长多年的孙冶方。

孙冶方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的名言“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与他的“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的“三不改”精神。让张卓元深受触动的是，1963年孙冶方写了一个内部研究报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提出应该将利润作为考核企业的综合指标。当时对“利润挂帅”的批判已风雨欲来，桂世镛、项启源、何建章、吴敬琏和张卓元这几位经济所的青年学者忧心忡忡，公推项启源和桂世镛去向孙冶方进言，最好不要写这个报告，实在要写也要“降温”，不能说利润是综合指标，最多说是一个考核指标。但孙治方不为所动，既不收回，也不“降温”。

或许由于这样的耳濡目染，改革开放后张卓元坚定支持市场取向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明确提出“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他性格温和，在学术中却敢于指名道姓与不同观点商榷。

张卓元的次子张平1988年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留在经济研究所工作，2009年后曾任经济所副所长。《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他走上这条道路是否受到父亲影响，他说可能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因为父亲与老经济所的吴敬琏、周叔莲、黄范章、陈吉元和孙尚清等都有通家之好，爱聚在一起吃饭、聊天、打桥牌，他至少知道“经济”是什么。但与这些老辈的政治经济学家路数完全不同，他做微观数据出身，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国际机构合作，从事大规模中国收入分配调查，后来形成了著名数据库CHIP。直到他调到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跟父亲的工作才有了交集。他逐渐体会到，宏观思维和微观差别很大，微观都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宏观则讲总体思维和稳健平衡，而且宏观的一个动作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微观的成败。

张平感慨：“当年在计划经济时代父亲那些人就是主流经济学家，论证苏式政治经济学，论证计划经济，后来都下放干校。他们在干校已经绝望到什么程度？像我父亲和吴敬琏、周叔莲、孙尚清他们竟然达成一个共识，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读书无用，科学无用，卖体力咱也不行，看来看去只有一件事有用：学医有用。所以你看经济所这帮老人，每家都至少有一个孩子是学医的。”

张平说，因此这批老人后来批判反思，都对改革抱着热切的心情，同时也都对搞运动式的激进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

房汉廷1989年成为张卓元的博士生，毕业后借调到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工作，1994年调回社科院，先担任《财贸经济》编辑部主任，后担任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个时候张老师做的好多工作就比较神秘了。我们经常听说张老师又去参加什么起草工作去了，但是这事儿不能说，也不能问。”

张卓元初进玉泉山时，起草组负责人就反复强调，在讨论中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但内外有别，尤其不能对外去传扬什么提法是自己提出的，因为一旦形成中央文件，就属于集体智慧。张卓元遵守纪律，多年来低调不言。他承认，这对他的研究“出圈”是有影响的。

有时房汉廷在研究上感到焦虑，就去向张卓元请教。他问：现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西方已搞了几百年，各种经典理论一大堆，中国研究者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哪怕有一点点原创呢？张卓元淡定地说，现在经济学的情况和我们国家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在追赶，一定要先消化好人家已有的东西，这个过程是不能缺的。“他的意思是，等某一天，到达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你可能就有原创，甚至能领先了。”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

2003年，张卓元70岁了，但忙得连春节都没得休息，在起草十六届二中全会文件中度过。刚起草完一个月，他又接到通知到玉泉山开会，起草三中全会文件。

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的全体人员，一般分组参加讨论。起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分为综合、政治、经济、社会、党建等组；起草中央全会文件，则按具体内容分组。起草组的一小部分人则进入工作班子，具体执笔。张卓元每次都在工作班子中。

刘国光不再参加起草后，张卓元成了工作班子中年龄最大的，次之为林兆木。工作班子负责人给了他俩一个“特殊政策”：晚上的会可以不参加。

参加十七大报告起草时，张卓元已73岁，在起草组全体人员中也仅有郑必坚比他更年长。十七届历次中央全会文件起草，他都没有被通知参加，似乎终于要消停，可以“二次退休”了。

但2013年，80岁的张卓元再次接到中办电话。对方第一句话就问他，身体情况如何。他说，身体还可以。

或许是因为用脑过度，张卓元很年轻时就有神经衰弱症，睡觉需服用安眠药，作息时间一丝不苟。张平回忆，小时候家里住房拥挤，父亲晚上9点睡觉，全家都必须跟着睡，不能有一点动静，连他高考期间也不例外；父亲早上5点即起来写作，全家人也只能跟着起床。家中一日三餐，都按时按点。

尽管如此，张卓元凭着极度自律和科学的健康管理却能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他的身材瘦高挺拔，体重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在六十四五公斤，从没有“三高”问题。即便现在快满92岁了，他依然步履轻捷，耳聪目明。

张平也参加过中央文件起草工作，了解其中流程。他说，之所以需要这些高龄老人参加起草工作，是因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需要一个传承。“原来你改过什么，现在又要改什么，新旧之间如何衔接，我父亲他们发挥作用的地方主要在这里。你看看、听听就行，不需要多大的工作强度。所以‘玉泉山人’的本质不在于参加次数多，而是改革模式的传承。”

时隔几年重返玉泉山，张卓元感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气象。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总书记任中央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张卓元以前还没有遇到过。

当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有三处提到“决定性作用”，包括“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此，“决定性作用”的表述取代了使用20年的“基础性作用”，而张卓元也正好完整亲历了这个过程。

“老中医”

这次的起草工作结束后，张卓元正式告别了玉泉山。

在他80岁生日前夕，房汉廷为他写的《稳健改革派——张卓元评传》出版了。房汉廷本来想为张卓元写一本传记，后来改成了学术评传。因为写传记难免会涉及一些人事和个人生活，也许会带来误解，或被当八卦传播。

房汉廷自信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活字典”。张卓元和吴敬琏都出身于社科院经济所，同为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多年好友，可以说互为天然的参照系。《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请房汉廷点评一下这两位经济学家的异同，他说：“从学问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伯仲之间；从改革思路来说，他们开的药方是不一样的。”在他看来，吴敬琏更像西医，该手术就手术，该切就切；张卓元更像中医，扶正祛邪，强身健体。吴敬琏提出的“整体改革论”是一揽子改革，张卓元则是小刀切黄油，小步快走。

房汉廷的这本传记，也似乎成了“幸运星”。书出版后，当年12月张卓元获得了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经济学家。获奖后，张卓元请李扬（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和房汉廷吃了一顿饭，还开了一瓶自己珍藏的1984年茅台酒。2023年11月，该书再版，加了《老骥伏枥》一章，补上了张卓元2013年到2023年这十年间的主要活动。第二年，张卓元又从众多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大家开玩笑地对房汉廷说：“房师兄你又立大功了！”

玩笑归玩笑，但房汉廷确实认为，张卓元的经历与获得的荣誉始终与国家和改革的命运息息相关。

告别了玉泉山，“老骥伏枥”的十年也已过去，如今，张卓元看新闻看得多，写文章写得少了。

他对中央有什么新提法依然敏感。他格外关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这是要害，我个人体会，现在也还是要把这两条贯彻好。”

张卓元最近手机上新装了DeepSeek，但他用豆包用惯了，喜欢它的互动感。一天晚上他牙疼得睡不着，问豆包怎么办，豆包很会共情，先说“我知道牙疼起来真的要人命”，然后建议他吃甲硝唑，或者先吃一点消炎止疼药。他觉得，说得挺在理。

说起最近这些大放异彩的科创企业，他很兴奋。他说，中央一直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杭州六小龙等全是民营企业。只要坚持下去，中国经济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韧性是非常大的，哪怕外部受压都没关系。关键就在于“毫不动摇”，让民营经济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本文参考了房汉廷《稳健改革派——张卓元评传》，胡家勇、陈健《张卓元学部委员访谈录》，王梦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回忆》）

发于2025.3.17总第117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稳健改革派”张卓元

记者：黄卫

运营编辑：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