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张禄博，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员，广西外国语学院欧美语言文化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当地时间1月31日，美国现国务卿鲁比奥宣布，美国将古巴重新列入“支恐国家”名单。古巴裔美国人鲁比奥作为美国对古巴政策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嘴上声称“保护美国并帮助古巴人民”，却行破坏美古关系、阻挠古巴民族自决进程之事，选择站在古巴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上。这种行为无外乎是他作为移民后代，因家族利益在古巴被剥夺后，利用美国国家机器实施报复。同时也反映出其对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甚至延伸到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敌意。这种做法是开美古关系的历史倒车，也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信誉。
一、古巴革命原本
古巴革命（1953年—1959年）的历史根源在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反帝反独裁纲领与古巴社会长期积压的民族解放、土地改革及社会公正诉求高度契合；而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核心动力则源于以工农群体为主体的古巴民众对卡斯特罗武装革命斗争的拥护和支持。革命也将反对外部干涉和反对依附性发展模式的思想嵌入国家治理架构与社会意识形态之中，因此形成了后来以主权独立与内生发展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与社会体系。
美西战争后，美古两国于1901年通过《普拉特修正案》，以“保护权”为名义实现美国对古巴的实际控制。美国资本控制古巴糖业、矿业等经济命脉，多次策划、支持政变干预古巴内政，最终扶植了稳定亲美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政权。虽然巴蒂斯塔直到1940年才正式成为古巴第14任总统，但他早在1933年发动的“中士兵变”后就已经实际掌控了古巴的政治局势。1944年，巴蒂斯塔结束总统任期后移居美国，4年后回到古巴当选为参议员，并于1952年通过军事政变再次上台成为第17任总统，同时撕毁了1940年宪法并建立了独裁政权。
在此期间，巴蒂斯塔与美国资本勾结，以高压手段维持统治，默许了《美国-古巴条约》的签订，政治腐败更加严重，社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产生了阶级分化，广大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生活困苦，甚至连基本权利也得不到保障。而美国在古巴获得了大量经济利益，支持巴蒂斯塔政权的“毒瘾”也越来越重，最终成为了古巴革命的重要外部因素。
古巴人民对外国势力的干涉极为不满，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此背景下，武装斗争形式的革命已经不可避免。尽管“蒙卡达兵营袭击”（1953年7月26日）本身以失败告终，但出于国内政治和国际舆论压力，巴蒂斯塔只能释放卡斯特罗等人。而卡斯特罗在审判中发表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激发全国性反抗情绪的导火索，成为了大革命的起点。
随后成立的“七·二六运动组织”之所以可以吸收切·格瓦拉等革命者加入并迅速壮大，是因为反独裁、反外部干预、争取民主自由、进行土地改革等符合广大民众利益。“组织”返回古巴时遭巴蒂斯塔政府军袭击，仅少数人幸存，但也因对正义事业的坚定意志，革命者誓死保护卡斯特罗和革命火种，并在马埃斯特拉山区开展游击战，逐步扩大影响力，削弱了巴蒂斯塔政权。
武装革命最终胜利的原因远不止游击战的“打法”，更因成功吸引农民和城市居民支持。此后的猪湾事件的完全失败与先前的格拉玛号成功登陆对比之下，更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历史规律。古巴革命者凭借人民的支持下反外部干预的正义事业，战胜了傀儡政权及其背后的外国势力。
但就在这样一次古巴政府更迭和历史必然进程中，那一小撮与外国势力同流合污垄断古巴国家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失去了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只能带着对古巴革命胜利的恨意和对失去特权的愤懑选择流亡。
二、古巴移民与美国政治
在冷战期间及之后的古巴移民与美国政治之间的关系复杂且深远，尤其是在古巴革命后逃离的人，其中包括原巴蒂斯塔政权的支持者、既得利益者以及对社会主义政权持反对态度者。起初，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国政治势力工具化，成为反古巴政策的推动者和执行者，通过封锁和制裁遏制经济发展，从而破坏古巴政治和社会。但与此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并对美国敌视社会主义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这些古巴移民及其后代中不乏在美国政府担任要职者（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等地区），通过参与美国政治游说和社会活动对美国的古巴政策施加影响，为一己或家族之恩怨，影响着美国政治和社会，推动对古巴的敌对政策。他们主张对古巴实施强硬政策，包括经济封锁、制裁和外交孤立试图颠覆古巴政权。
在民间，一些古巴移民团体通过媒体、社交网络和公共活动在美国煽动反古巴情绪，制造民族对抗。他们持续渲染古巴的“人权危机”和“共产主义威胁”，塑造公众认知，抹黑古巴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煽动美国民众情绪、博取同情制造影响，不断加强反共意识形态。
随着时间推移，有些年轻一代的古巴裔美国人逐渐脱离父辈的“流亡叙事”，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开始反思对古巴政策的合理性，呼吁结束封锁和制裁，美古关系出现过缓和。但这种意识觉醒刺激了移民中的顽固派，他们反对美古关系改善的态度更加坚决，行为也更无忌惮，利用各种机会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重心转移，试图锁死美古敌对关系。
然而，因代际裂痕的出现，这种关系的未来走向仍充满变数。顽固派试图通过炒作“古巴威胁”掩盖自身的阶级分化与私人恩怨，但这种策略在年轻一代中逐渐失效。越来越多的古巴裔美国人更关注医保、教育等国内议题，而非“祖辈的复仇”。
古巴移民与美国政治的纠葛，本质上是美国冷战思维在21世纪的“垂死挣扎”。当顽固派试图用旧时代的“意识形态铁幕”锁死美古关系时，古巴不再是冷战前哨，而成为全球南方寻求自主发展的一员。对华盛顿而言，继续对古巴采取蛮横政策，不仅无法实现“民主输出”，反而会加剧自身战略透支。
三、古巴经济兴衰均有代价
因美帝国主义的干预，古巴经济成为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悲剧，无论是革命前的依附性发展，还是革命后的封锁与孤立，古巴普通民众始终是外部干预的受害者。而美国对古巴的敌视政策，不仅未能实现其政治目标，反而让自身付出了道义、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多重代价。
革命前，古巴经济发展几乎完全依靠美国，寡头集团与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紧密勾结，形成了“经济依附-政治独裁”的恶性循环。普通民众在经济发展中被边缘化，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地主和跨国资本手中，一些用于经济作物，一些变成了美国人和资本家旅游康养的“后花园”，大量原住民失去土地，沦为贫困的农业工人甚至流离失所，最终为古巴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导致在古巴的美国资本被新政府没收或者国有化。
革命后，尤其是“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势力撤出，美国对古巴采取了全面封锁。古巴摆脱了美国控制，也没有了苏联这个“靠山”的援助和指挥，尽管面临巨大的国家风险，古巴还是坚决走上了民族自决和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选择虽然让古巴付出了经济上的惨痛代价，但在革命政权的领导下保持了高度团结、增强了人们对革命政权的认同、赢得了国内民众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尊重。
与此同时，美国霸权逻辑失败的代价接踵而至。经济代价上，封锁政策让美国企业失去了古巴市场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在医药、农业和旅游业等领域。政治上，长达60多年的封锁未能颠覆古巴政权，反而让美国背负“霸权欺凌”的骂名。联合国大会连续31年以压倒性票数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制裁，美国沦为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对古巴的敌视政策激化了拉美国家的反美情绪，甚至传统亲美国家（如哥伦比亚）也不得不与古巴保持合作以维持地区稳定。
确实一些人将古巴的经济衰退归咎于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带着对西方模式的虚妄憧憬，试图通过外部干预改变现状。然而，历史证明，借助外部势力的解决方案往往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和痛苦。如今，古巴社会更多人将美国的封锁视为对其主权和独立的挑战以及经济困境的关键因素，反而增强了他们对现政权和社会主义的支持。
四、开历史倒车终是害人害己
国际关系中，无论强弱大小，无论以何种叙事方法表述，要领无非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对美国而言，与古巴关系亦是如此。而且事实上，古巴革命最初只是反美国干预但并非出于“反美”，卡斯特罗甚至在1959年访美时试图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话，但美国拒绝经济援助、支持流亡势力……最终，在美国政府无休止的打压、制裁之下，将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变为“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敌手，致使古巴逐渐走向了与美国全面对抗的道路。
奥巴马时期的美古关系解冻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2009年，奥巴马政府放松对古巴裔美国人的旅行和汇款限制。2014年，“古巴解冻”（Cuban Thaw），奥巴马与劳尔·卡斯特罗达成协议，并于次年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重新开放。随后奥巴马访问古巴，两国直航开通、美国企业进驻哈瓦那、民间交流激增，古巴甚至承诺释放政治犯……原本预示着美古结束“冷战”关系将要迈出第一步时，却被特朗普政府阻断。到了拜登政府期间，对古巴放宽汇款限制、恢复领事服务、允许部分人道主义援助，但美古关系并非时任政府优先事宜，因此，两国关系小幅缓和但总体延续制裁。
特朗普时期，美古关系出现严重倒退。鲁比奥等古巴裔政客，利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与古巴强硬派的诉求形成共振。2017年特朗普重启“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允许美国公民起诉与古巴国有资产有业务往来的外国企业；两次将古巴重新列入“支恐国家”名单，重新实施严格制裁，限制美古贸易和旅行，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封锁。
美古关系在制裁、缓和与紧张之间反复变化，主要是因为一些人作祟，导致总体上美国一直对古巴保持敌视态度。目前，美国的制裁政策仍然是双边关系的核心矛盾。这种政策在经济层面和地缘政治层面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对古巴的敌视政策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影响了美国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关系。
美国“制裁依赖症”对古巴的长期滥用已导致反噬。欧盟通过“阻断法令”保护企业与古巴合作，中俄加大对古巴投资，美国制裁成了彻头彻尾的“纸老虎”。美国沉迷于用制裁大棒维系“帝国威严”时，世界早已进入多极共存的时代。美古关系之困境，唯有超越冷战思维、打破国内政治绑架、放弃“妖魔化”共产主义、正视年轻古巴裔美国人群体对缓和政策的支持，将古巴问题从“选举筹码”还原为“外交议题”才是出路。
此外，美国扶植和“收养”他国反动势力的做法，为美国的国际关系埋下了隐患，最终只能是害人害己。美国长期支持古巴流亡团体，但这些团体日益极端化，甚至与委内瑞拉反对派、尼加拉瓜武装分子合流，成为拉美地区动荡的推手。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地区稳定，也削弱了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