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公调处为何能抓总统？

逮捕尹锡悦的第一次行动失败后，有消息指，执行逮捕令的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公调处计划在本周展开第二次抓捕，预计动员超过千人，看似要势在必得。但是韩国总统府已然成为堡垒，有超过700人的配枪警卫力量，公调处胜算几何？这是怎样的一个部门？为什么有权力抓捕总统？与尹锡悦又有着怎样的芥蒂和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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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一场轰轰烈烈的逮捕总统尹锡悦行动在韩国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集结，相关部门与总统警卫对峙五个多小时后草草收场，抓捕没有成功。

当外界都在关注公调处会否在逮捕令失效时间前，即1月6日再有动作时，公调处却一直按兵未动。表面上看风波平息，实则背后暗流涌动。就在首次逮捕令失效后，韩国首尔西部地方法院1月7日迅速批准延长针对尹锡悦的逮捕令期限，公调处处长吴东运表示，这次为了成功抓捕尹锡悦，逮捕令有效期暂时不会公开。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俊生：

公调处此次做了万全准备，鉴于上次失败带来的巨大压力，他们誓称此次为最后一次执行，务必成功，不愿再生枝节。

逮捕韩国现任总统，其象征性和敏感性令行动极为复杂，公调处显然低估了尹锡悦的影响力。为了保证第二次逮捕能够成功，公调处在战术上做了调整。

1月4日，公调处要求代总统崔相穆给警卫处下达命令，配合逮捕行动，毕竟总统警卫处不应凌驾于宪法之上。有媒体分析，这无异于将崔相穆推向“火坑”，作为临时接掌权力的代总统，他如果推动逮捕尹锡悦，可能引发尹锡悦支持者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以及尹锡悦日后一旦弹劾失败可能面临的“政治清算”。相反，如果他选择按兵不动，又可能被在野党批评为对违法行为的纵容。两难境地之下，崔相穆必须谨慎行事，以免为自己的政治未来埋下隐患。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俊生：

他会引起执政党及政府高层的反弹，因为尹锡悦仍有一定基本盘支持。崔相穆若与在野党、国会、公调处及警方过度配合，需顾虑党内及政府内部的后果，他目前正谨慎寻求平衡。

对代总统施压的同时，公调处也将目光瞄向了总统警卫处处长朴钟俊，正是在他的命令下，才导致公调处1月3日行动的失败，他也被韩媒称为“守护尹锡悦最后的战士”。

1月3日，公调处试图逮捕尹锡悦的行动中，如果不是朴钟俊，历时数小时的拉锯战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为了第二次逮捕尹锡悦行动中能够最大限度地部署人员和设备，确保进入总统官邸，1月4日，公调处与警方成立了联合侦查组，针对朴钟俊等26人涉嫌妨害执行特殊公务为由进行了立案，并考虑逮捕这名“坚决守护总统”的官员。1月10日，不堪重压的朴钟俊在出席警察调查前，向代总统崔相穆递交了辞呈，随后被崔相穆接受。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俊生：

朴钟俊深知上次行为的严重后果，进监狱风险极大，此次他主动投案，显然是选择了自保。

尽管公调处处长吴东运承诺，针对第二次抓捕会做好万全准备，但想要抓到尹锡悦仍然很难。目前，韩国总统官邸的防守工作已经做得非常严密，总统警卫处人员用多辆大巴车封住了入口，筑起了一道“车墙”，门口还设置了路障，就连大门上方都安上了层层铁丝网围栏。有媒体形容称，现在的总统官邸就像是一座堡垒。

根据韩国陆军提供的资料显示，接受总统警卫处指挥并负责尹锡悦警卫工作的首都防卫司令部第55警卫队人数约580人，加上在总统官邸外围执行护卫任务的超过200名人员，现在保护尹锡悦的人数已多达近800人。一位警方人士直言：“公调处错过了最佳逮捕时机。”而公调处也发起动员，对象包括首尔警察厅、金融犯罪侦查队、刑事机动队等部门，预计第二次抓捕尹锡悦时将可能动员超过1000人，公调处处长吴东运已经向议员们保证，下一次抓捕行动就是最后一次行动。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俊生：

下一次警方、公调处的调查阻力或减，公调处若再败，将无法向人民和国家交代。他们身负国家荣誉，此战背水，已无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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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调处似乎对第二次抓捕势在必得，但是尹锡悦至今人在哪里却如迷一般。处长吴东运1月7日在会议上被问及“尹锡悦是否在官邸”时，表示“我不清楚”。在被问及“尹锡悦是否已经逃走”时，吴东运则回答称：“正在考虑各种可能性。”模糊的回答引发了有关“尹锡悦已经逃走”的传言。

1月8日，韩国在野党议员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有消息表明尹锡悦已经离开住所，藏匿在其他地点。”随后，1月9日，一则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拍摄到了身形以及行走姿态疑似尹锡悦的男子正在总统府内散步，身边还有多名警卫人员随同。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俊生：

从常识来看，尹锡悦在总统官邸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总统官邸依然有多人保障，他去其他的地方恐怕危险更大。

公调处之所以急于铺垫好第二次抓捕尹锡悦的行动，也源自于多方面的压力，一些尹锡悦的反对者认为公调处“一拖再拖，无能又懦弱”。在首次逮捕失败后，李在明领导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内部，要求废除公调处的呼声逐渐高涨，从“戒严令”发展到“弹劾案”，共同民主党对执政党一直紧咬不放。在共同民主党看来，党首李在明因为身背多起官司等待裁决，一旦罪名成立将至少5年内无法选举，他需要带领共同民主党加速完成对尹锡悦的弹劾，并迅速提前大选，使自己能够快速成为韩国下任总统，而公调处逮捕的失利，无疑于错过了一次大好时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杨希雨：

公调处原与在野党立场一致，但因执行不力遭在野党反对，体现出对其不满。若一切顺利，将调查尹锡悦的罪行。6个月内韩国要举行大选。

尹锡悦的法律代理人团在1月6日就公调处执行逮捕尹锡悦一事也向检方检举公调处处长吴东运等11人。针对公调处，代理人团主张，该机构并没有指挥警方办案的权限，近日指挥警察厅特别侦查团试图针对尹锡悦执行拘留和搜查，属于违法行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杨希雨：

尹锡悦律师团队抓住了要点，指公调处成立时未明确授权起诉总统内乱罪，现以此调查就是越权。但公调处则称戒严令导致内乱属于滥用职权，这就是一笔法律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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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员多个韩国司法部门，与总统警卫处对峙试图逮捕总统尹锡悦，且筹备再度启动总统逮捕行动，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是一个怎样的机构，为什么拥有如此之大的职权呢？这还要从韩国政坛说起。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韩国实现政治民主化以来，韩国国内进步与保守两大政治阵营分裂、对立明显，两派势力交替入主青瓦台，竞争激烈。因为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韩国总统权力巨大，加上激烈的党派纷争，一旦出现政权交替，卸任总统往往会遭到对立党派的政治清算或报复。政府高官腐败案件频发，韩国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对于改革的呼声也愈发强烈。

1996年，一些韩国市民团体以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事件为契机，请愿设立《腐败防止法》。当时，以金大中为首的进步势力新政治国民会议在向国会提交的立法提案中，首次提出了设置公调处的想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杨希雨：

首先就是权力的制衡，特别是制衡总统及重量级议员权力，当现行司法制度难以有效规范时，设立了公调处这一独立部门。金大中当时处于弱势，面对手握重权者感到无力，因此推动公调处成立。其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政治背景和需求。

韩国民众希望设置公调处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弱化检察机关对司法权力的绝对垄断地位。

自1948年8月，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来，根深蒂固的保守政治势力长期独掌政权，军部和检察系统成为韩国的两大权力中心。民主化改革后，金泳三政府对军队内部秘密组织的肃清，斩断了军人政治腐败环节。全斗焕、卢泰愚两名军人出身的总统获刑入狱，军部力量被大大削弱。此后，检察系统成为了韩国的“最强权力中心”，以检察总长为首，检方独掌调查权、起诉权等。由于权力过大、不受约束，检察官甚至恣意行使起诉权来排除异己。在党争激烈的政治背景下，失去了政治中立性，韩国检察系统已然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俊生：

成立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实则剥夺了检方部分调查权。此举主要旨在解决韩国检方独大问题，因检方在司法独立性名义下，调查权力过大，上至总统下至百姓均可调查，且常沦为政治斗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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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金大中政府积极推动一系列廉洁法案和公调处成立等事项，但因为触及保守政党和检察系统的利益而遭到强烈反对，这些法案最终被束之高阁。

2003年，卢武铉上台后作为进步派同样致力于司法改革，却依旧遭到当时强大检察系统势力的集体反对，最终搁浅。2017年，文在寅当选总统，进步势力再次上台，作为卢武铉“政治遗产”的继承者，2017年7月，文在寅政府首次明确提出成立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2019年展开了筹备工作，在经过一系列波折后，2021年1月21日，公调处正式揭牌。起初，公调处的标识是一个象征韩国政府的太极符号，但有批评认为，这与公调处政治中立和独立的宗旨背道而驰。

随后在2021年8月，公调处推出了全新标识，两只向上撑开的手掌，象征着机构不偏不倚地进行独立调查，而蓝色象征着信任、公平和正义。

公调处成立之初，首任处长金镇煜‌由文在寅直接任命，公调处不属于现行立法、司法、行政任何一方管辖，受到外部牵制很小。调查对象包括前任及现任高级公职人员，总统、国会议长及议员、大法院院长及大法官、国务总理等高级公职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配偶、直系亲属和总统的堂表兄弟亲属，都属于公调处的调查范围。针对警察、检察官、法官等，公调处有直接起诉的权力。根据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公调处行使起诉权时，总统和总统府青瓦台不得干涉，保障公调处能够对高级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进行没有禁区的调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杨希雨：

公调处虽看似无直接制衡机构，但其透明度实则构成了全方位、无死角、无盲区的监督和制衡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尹锡悦与公调处的恩怨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2019年，尹锡悦担任韩国检察总长的时候，正是文在寅极力推进检察系统改革的时期，期间尹锡悦多次暗示检察系统遭到了破坏，甚至面临崩塌。2021年3月4日，也就是在公调处成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尹锡悦突然宣布辞去检察总长的职务，这被外界视为尹锡悦对文在寅推行司法改革，设立公调处，削弱手中权力的极大不满。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王俊生：

尹锡悦作为检察总长，权力被削弱不仅关乎个人威望，更涉及检察系统权力变化，他自然不愿接受，因此选择辞职，以免成为检察系统历史上的罪人。

公调处现任处长吴东运也饱受质疑，一些人觉得在首次逮捕的过程中，他准备欠缺，在任务期间徘徊犹豫，五个多小时对峙时又瞻前顾后，最终致使功败垂成，似乎在有意拖延时间，变相维护尹锡悦。而现年55岁的吴东运正是在2024年4月被尹锡悦提名成为公调处处长一职的，可以说，尹锡悦对吴东运有“知遇之恩”。

对公调处来说，再次逮捕尹锡悦是“背水一战”，事关韩国朝野内外的政治走向，也对撕裂的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更是决定自身命运的关键时刻。文在寅在公调处成立当天说过，公调处是透明和正直的“守护者”，希望能引导社会更加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