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当年明月，因为他把明朝写得太透了
读历史要只读出这么些糟粕玩意儿，那真还不如不读。
这两天互联网上突然热传起前网络作家、现体制内官员当年明月的一个流言，我看了那个流言，个人觉得是挺不可思议加荒诞不经的。据我对体制内的了解，这样事情不太可能真的发生，就算发生了也不会是现在这种反应。流言的本身流传代表的更多是大众熊熊燃烧的八卦之魂，以及对当年明月这位写而优则仕的作者的复杂心情。
不过，说起当年明月，他大约是初代网红作家，当年一本《明朝那些事儿》掀起举国明朝热，稿费据说拿了数千万、直到今天每年可能还有几百万的进项。这样一个已经挣了这么多钱的写手，放弃闲云野鹤、优哉游哉的财务自由生活，而要转身投入官场。抛开怀有“为人民服务”的极大热情的可能性不说，当年明月当年的这个选择本身，其实就说明了他自己也认同其在《明朝那些事儿》当中褒扬的一些人生价值取向——也算是一个比较诚实，言行合一的作家吧。
言归正传，明月写《明朝》并引发全国大火的时候，我还在读中学，学校食堂的小书店里就卖他的这套书，有时候吃完饭还会去翻读两下——但每每只是翻读两下，就会立刻放下——因为读不下去。
现在想来，我对《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的本能反感并不是因为当年明月老师写的不好，而是恰恰相反，当年明月老师十分理解并倾慕他书中所写的那种明朝官本位逻辑，他把这套逻辑写的太清晰、太透彻了。
这就好比一个大作家给你描绘吃屎时的感觉，描绘的越真实、越清晰、越透彻，你可能反而会越反胃。因为你会本能的真的觉得屎恶心、难吃，真实、清晰、透彻对于这样一个被描述物来说不是好消息——尤其是作者似乎还是在以赞美或者说部分肯定的笔法去这样写的时候。
什么是明朝的官本位体系呢？简单的说，它是一种社会驱动制度。
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会学到，大约就在明朝建立并且延续的这段时期内，欧洲发生了资本主义革命，最先是在商贸领域的，随后延伸至工业，最终蔓延至政治。资本主义简单的说，就是一种以金钱为驱动整个社会运转之血液的社会运行方式。大到一个社会组织人们协作某项工作（无论战争还是生产），小到一个个人实现个人成功，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欧洲人逐渐把推动这些事的原动力从中世纪的信仰转化为流动的金钱，这就是资本主义体系。
而明代的官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与这个体系刚好相反、相对应的体系。明太祖朱元璋当年驱逐蒙元，夺得天下，在总结元朝失去天下的原因的时候说了一句很具代表性的话:“元以宽失天下，朕济之以猛。”
这话翻译翻译，大约就是成龙大哥的那句“我觉得中国人就是欠管”。糟糕的是，成龙大哥作为一介演员，这话只能是说说而已，而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皇帝，他是真的有能力实现这个狂想的。
你去查阅一下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和《大诰》等文件，会发现朱元璋给明朝设计的这套体系几乎无处不弥漫着一种管束思维。
按照朱元璋的设想，明朝的老百姓几乎就像植物一样生长在他们所出生的那片土地上，从几乎一出生开始，他们的一辈子就被决定了。
首先是工作问题，朱元璋怀着慈父般的“善意”，给明朝老百姓制定了细密而严格的户籍制度，祖上务农，那你家就世代务农；祖上当兵，那你家就时代当兵；祖上当工匠，那你家就世代当工匠，还细分为石匠、瓦匠、木匠、铁匠、甚至补锅匠等等等等。而祖上倚门卖笑或者出过一个什么人忤逆过皇上，那不好意思，请你家世世代代买皮肉或者拉皮条下去——当然，除去最后一种“贱籍”倒霉蛋，上述各种“户”理论上还有一种改变命运的方法，那就是去读四书五经考科举当官，中国人喜欢考试的种族天赋就是这么来的。
工作之外，你的居住生活地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老百姓没有正当理由不许出国这个事情，在元以外的前朝古已有之，但明代是第一个开创性的把这种迁移管束细化到每个县的朝代。在明代，如果你身为农民想要出自己的县办个事儿，就必须到县衙说明情况，开具介绍信（路引），没有路引或者跑到路引上以外的地方乱窜的盲流抓住是要受罚的，轻则挨板子，重则充军。
所以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中幻想的江湖大侠们仗剑走江湖、走到哪个客栈就拍出几两碎银子打尖住店的的场景。至少在明代朝廷还说了算、没有对社会失控的中前期，是不可能实现的。
哦，对了，也是因为这种几乎取消了自由商业市场的强管束思维，明朝作为西方人口中的“白银帝国”其实一直没有成功建立一套有效的、以铸造银元为基础的银本位体系。而始终只能使用落后的“银两”，这件事情最终间接导致了明朝没有能力利用原始金融手段扛过17世纪一度席卷全球的银荒危机，最终败亡在银荒和小冰期的联合夹攻之下。
而明朝银元（以及纸币）体系失败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朱元璋在设计这个体系的最初就是极度轻视甚至恐惧自由商贸的力量的。官方指定的货币政策始终缺少有力量的工商业阶层与其博弈并提供货币的价值锚定，当然不可能成功。
凭借淮西农民的朴素认知，朱元璋极度迷信家长权威和管束的力量，他所设计的大明王朝宛如一个农家院落，农民是地里的植物、官员是豢养的家畜、兵丁是看门的鹰犬，皇亲国戚们按照血缘亲疏和等级秩序是家里不同阶层的成员，而皇帝本人则是整个大家族的家族长，拥有操控和管束一切的权威，并打心眼里认为这样的管束是对整个庄园所有生命体都有利的最优解。
可是朱元璋的这个设计存在一个他的认知无法认识到的致命问题。
那就是——当你选择了官本而非资本去成为整个社会运行原动力的时候，腐败就一定会作为一种该算法下甩不脱的计算冗余，巨量的出现。因为指导和催动这个社会进行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不是金钱而是皇帝“借给”各级官员的权力，官员们拿着暂借来的巨大权力，就一定会常识将它进行寻租并变现，然后通过变现获得的金钱或人情换取更高阶的官位，以让自己在这场游戏中获取更有利的位置——这其实是一个比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噩梦的运作逻辑。
所以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在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官员的腐败就已经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
然后，是众所周知，朱元璋想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土办法来惩治贪污。仅郭桓案、空印案这两桩大案，就杀死数万名官员。此外还有著名的贪污多少贯钱以上就“剥皮实草”立在庙门口供后世官员警戒。
甚至朱元璋还想到了发动老百姓监督官员，规定如果官员作奸犯科横行乡里，老百姓可以直接把官员绑起来押解京城，去敲皇帝专设的“鸣冤鼓”。
但所有这些别出心裁的妙想，最终都逃不脱惨烈的失败。其实朱元璋晚年自己就疑惑的感叹过，说这贪官怎么杀也杀不完呢？“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御制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十四》）
其实朱元璋吃了没文化的亏，马克思批判说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为了成倍的谋利可以“践踏世间的一切道德底线”，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驱动社会难解的胎毒。但马克思没有生活在朱元璋设计的明朝，如果他能活在洪武年间，他会发现，以皇权试图统管一切的权力为驱动官本主义社会下，宦海浮沉的官员们岂止会“践踏一切道德底线”，就连皇帝定的王法，和从小四书五经的反复教育都是无效的。
真正值得奇怪的，反而是这个系统在朱元璋时代已经基本宣告实验失败的情况下，居然还能修修补补、踉踉跄跄的维持两百多年，然后才真正进入明末大纷乱。明代的大部分时期，其实是在一套已经被验证失败的设想却不可更改的前提下，整体社会在超低效的空转。理解了这个背景，你就知道明代的中国被同时期相继发生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欧洲飞速超越，是一件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了。
非常好的洞悉明朝这个问题的历史学者，其实是黄仁宇，他的《万历十五年》写到最后，说的就是这件事——到了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这一年，无论是皇帝、能臣、勇将还是海瑞、李贽这样的社会批判者，都已经无法再从明朝的这个生存死局中再寻求到什么有效的出路，帮助整个大明王朝脱困了。
而这样的反思，在《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中，我们是看不到的。当年明月老师之所以能被后世明粉们所称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站在肯定、甚至称颂朱元璋对大明的这个设计思路的角度去构建这本书——某个能君或者贤臣，他有什么什么卓著的远见，怎样爬上大柄在手的高位，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过度被推崇和肯定的权力本来是扼杀和窒息明代社会活力和出路的慢性毒剂，可是当年明月老师却选择了肯定它以饮鸩止渴。所以这本书的局限性其实是非常大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当过于苛责当年明月老师，你去看《明史》或者《国榷》会发现这些有关明代的传统史书，会发现它们所采用的撰写和分析方式也就是这个样子——明君贤臣如何兴国，昏君奸臣如何误国，把一个个传记讲完，告诉你历史的发展就是对大人物贤不贤的碰运气，就结束了。这就是传统中国史学一直沿用并在明以后大幅加强的“忠奸史观”。
问题是，《明朝那些事儿》毕竟是一本现代历史科普读物——哪怕是科普读物，它也算是一本历史书。它是诞生在黄仁宇写了《万历十五年》、魏婓德写了《洪业》之后的，然而它所沿用的分析历史思维却如此之原始，通篇充斥了忠奸史观、人治思维、加上一点点不算太成熟官场智慧、人际关系厚黑学，这样一本书居然能在21世纪初被写出，并且长期霸占畅销榜的榜首，其实是一件蛮令人惊讶并且悲哀的事。
当然，我这里不想过度苛责当年明月老师本人，作为一个创作者，采用什么样的历史分析方法和写作手法，那是他的自由。真正的问题，其实出在当年热捧该书，并把其推上销量榜首的我们这些受众身上——不说近二十年前，哪怕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读历史尤其是国史最重要的阅读期待，可能依然是获得一种“处世智慧”，怎么与人斗、怎么拉帮结派、怎么在伏低做小时委曲求全、一朝得志之后善保禄位……总之就是一整套处世厚黑学。
读历史要只读出这么些糟粕玩意儿，那真还不如不读。
不可否认，当年明月老师把这些东西写的很透，甚至从字里行间，我能体会到他在研究、思考这些事情时的兴奋感。而这恰恰是迎合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历史的阅读期待的。
而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我与《明朝那些事》这种书八字不合，我觉得这种津津乐道于近两千年的鬼打墙到底怎么走的书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史学价值。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说：“从本质上来讲，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因它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
当然，这是黑格尔对我们的一种可恶而错误的偏见与歧视。
但，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反思，至今还仅满足于《明朝那些事儿》的这个段位，还将其奉为瑰宝。那黑格尔的这个歧视，却又会接近得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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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我其实不太关心当年明月老师精神状况到底如何。
当然，凭着朴素的善意和不愿轻信流言的严谨，我相信并祝愿他健康。
但有人若说他是因为“思想走的太远”而魔怔了……请原谅，我是不信的。
我觉得以当年的写作思想看，当年明月老师是一个非常能适应并接受现实的写作者。诚然，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文人发疯的案例确实不少，但当年明月老师，是最不容易走上这条路的那一类——他的理想和现实，从当年起，就是比较贴合的。
当年，雍正皇帝曾说过：“朕时自信，尚不如信鄂尔泰之专也。”
我想套用这句话——我很相信当年明月老师的精神健康，比我相信自己不会发疯，更信他不可能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