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特朗普又爱又恨，卡特遗产如何影响今日美国？

编者按

当地时间1月9日，美国将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前总统吉米·卡特举行国葬。美国总统拜登和候任总统特朗普，以及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将出席。

其中特朗普对卡特的评价尤为特别，他表示“我在哲学和政治上强烈反对他”，还在卡特灵柩运往华盛顿路上时抱怨：“（卡特）放弃巴拿马运河是一种耻辱。”但他后来也表示，“吉米担任总统期间面临的挑战正值我们国家的关键时刻，他竭尽全力改善所有美国人的生活。为此，我们都应该感谢他。”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也发现了特朗普与卡特的众多相似性。卡特身上有哪些被人误解的侧面？为什么他让特朗普又爱又恨？他为美国留下了哪些特殊的政治遗产？

核心提要

1. 卡特的政治理念受到南方成长背景的深刻影响。他在年轻时目睹了大萧条和种族隔离的困境，且与父亲的种族主义观点背道而驰。尽管初期卡特为了当选州长曾通过支持种族隔离争取选民，但当上州长后，他迅速推翻了这些立场，任命了大量黑人官员，成为南方民权运动的支持者。

2. 卡特成功当选总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后，罗斯福新政和伟大社会所构建的正面政府形象已经在选民中彻底崩塌。 卡特的许多竞选论调，其实和现在特朗普所高举的反建制大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学者评论：两人都煽动民粹主义，并利用媒体，同时也愿意放弃意识形态与世界各国打交道。

3.卡特，而不是里根，才是美国真正的第一位新自由主义总统。卡特的国内政策的基础逻辑，是建立在南方政治传统中盛行的“有限政府”的理论框架之上，而并非秉承新政以来两党总统都效法的“有为政府”战后共识。也正是在卡特任内，现代保守主义中的核心三驾马车——减税，去兼管，小政府，正式开始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

4. 尽管卡特在1976年大选中通过“局外人”形象成功当选，但卡特的政治风格过于坚持原则且不善于与国会和党内精英建立关系，例如在能源问题上，因此导致了许多政策的失败。在国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卡特展示出的傲慢态度，和他后来传世的软弱老好人全然不符，也自然而然导致了他执政期间和本党主政国会矛盾重重。卡特的执政失利，最终导致了美国政治平衡的整体右转，民主党逐渐走向精英化官僚化。

5.卡特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之一是在1979年成功推动了中美建交，同时他在中东和美洲的和平协议上发挥了显著作用，他推动了《戴维营协议》，实现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平，此外，他还做出了与巴拿马归还运河的重大决策。尽管卡特的外交决策在当时受到质疑，但多年后被证明具有远见。

作者 | 王浩岚

编辑｜侯逸超 黎人恺

▎ 当地时间1月8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偕妻子梅拉尼娅在卡特灵柩旁默哀。图自AP

2024年12月29日，不久之前刚刚庆祝了百岁生日的吉米·卡特，在佐治亚家中安然离世，在拜登政府的末尾，即将再度进入特朗普时代美国政坛又挥手告别了一位故人。

有关卡特生平事迹，功过是非，以及他高尚人格和传奇人生的文章和讨论已有很多，大部分写的也都非常有深度，经得住历史事实考验。毕竟，卡特自从2023年2月宣布进入临终关怀之后，大众已经对这位历史上最长寿的美国总统离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卡特夫人2023年11月去世后葬礼上卡特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所展露的精神面貌，也让外界意识到了这位百岁人瑞天年已近。

▎ 2023年11月，前总统吉米·卡特在亚特兰大为他结婚七十多年的妻子罗莎琳·卡特举行葬礼。图源：美联社

不出意料的是，“他是一个好人，是‘最杰出’的前总统，却是一个失败的总统”，这一段几乎已经成为外界对卡特政治生涯和百年人生的评价共识，作为主旨贯穿了几乎所有对卡特的纪念文章。但如果让卡特本人来评价这段话，他恐怕会第一个发表反对意见。

实事求是的来讲，单纯说卡特是一个失败的总统，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成就最高的前总统，并不算错，也基本和历史事实所吻合。毕竟卡特高尚善良的人格，卸任后为世界和平和全球人民福祉做出的杰出贡献，大家有目共睹，而卡特一任总统，1980年连任惨败给里根，被本党迅速抛弃也是不容争议的政治现实。但，历史人物，特别是美国总统这样的大人物，显然不是用简单的符号化公式和刻板印象就能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和复杂政治遗产所盖棺定论的。正如卡特的后辈小布什为自己总统生涯辩解时所说的——想要客观公正的评价一位总统，需要等他离任后等待数十年时间的沉淀来裁判——一样，半个世纪后再回首卡特的总统生涯和政治人生，或许“失败”是一个对他不够公正，也不够全面的评价。

▎ 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卡特惨败里根，无缘连任。图源：wikipedia

而关于卡特如今类似圣人般的形象人设，固然是源于普罗大众对卡特一辈子坚守信仰道德高尚，卸任后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不懈努力的充分肯定，却也让外界陷入了过度符号化政治历史人物的陷阱。作为政治家，作为总统的卡特，远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老好人，也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生不逢时，在错误的时间当上总统的悲情人物。某种意义而言，局外人卡特之所以能够当选总统，离不开1976年前后美国政坛的特殊环境，而卡特总统生涯的最大失败和最大成就，也都离不开他性格刚毅守原则，事无巨细善政策，关键时刻敢决断的政治风格。

早年卡特

出生于1924年，成长于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时代美国深南地区的卡特，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其人生信条和政治理念受到早年成长环境的深度影响。彼时的南方，仍属于种族隔离大行其道，大多数人民生活窘迫的旧社会状态。虽然父亲是花生农场主，家境还算殷实的卡特并不像他的政治偶像杜鲁门一样出身贫困，却依然在青少年时期亲眼见证了大萧条下的民生之艰。自然而然，在这一时期给绝望的民众带来新希望的罗斯福新政，也就成了卡特未来数十年政治生涯理念的基础本源。

在另一个南方政坛格外敏感的问题——种族隔离和黑人民权上，卡特的立场，则和他坚定拥护种族主义的父亲完全不同，反倒是和未来民权运动爆发后所出现的新南方民主党人一样，并非种族主义者，却也和北方的激进的自由派民权支持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毕竟，卡特虽然生于佐治亚，其青少年时代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海军中度过，随着核潜艇部队周游世界的卡特，成功走出了传统地域局限性，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历史风向的变动。不管南方人情愿与否，种族隔离制度终究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彼时仍然在南方一党独大的民主党中的政客们，即便是支持民权运动，也不能完全脱离当下南方的政治现实和选民基础，卡特也不例外。

▎ 1952年的照片中，吉米·卡特中尉（上）凝视着 USS K-1潜艇上的仪器。图源：美联社

如果不是父亲1953年意外早逝，深受上级赏识，专业水平突出的卡特上尉，其海军生涯或许还要持续二三十年。但出于对家族产业的责任心，卡特还是顶着夫人罗丝琳的反对意见选择回到了家乡小镇普雷恩斯，接过了父亲的种花生事业。努力经营农场近十年，将花生事业扭亏为盈之后，卡特走上了父亲未竟的从政道路。

1962年卡特当选州参议员，随后迅速把目光放到了1966年的佐治亚州长选举之上。在民主党初选中，初出茅庐，主打温和派标签的卡特虽然没能获胜，却也是仅次于自由派前州长和种族隔离坚定支持者副州长的第三名，积累了不少宝贵的政治经验和印象分。四年后卷土重来又对上另一位自由派前州长的卡特，择选则了和四年前不同的竞选策略——拥抱种族主义。

是的，和后来的符号化的圣人形象完全不同，作为1970年的民主党州长初选候选人的卡特，展露出了他作为政治家务实和冷酷的一面。在彼时仍然是真正决定选举结果的民主党初选中，既然已经有了更能代表州内民主党自由派的代表，卡特唯一的获胜路径，自然就是标榜自己是南方传统民粹主义保守派事业的继承者，通过鼓吹种族狗哨来博取党内种族隔离支持者选民的支持。为达到目的，卡特不惜鼓吹赞扬种族隔离制度的符号性人物乔治·华莱士，抨击自己对手赞扬马丁·路德·金的言论。

▎ 1963年6月，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封锁了阿拉巴马大学的入口，他驳回了一名试图招收两名黑人学生的联邦官员，他以激进的种族主义政策著称。 图源： 美联社

最终，靠着种族主义狗哨宣传，卡特击败了前州长，顺利拿下了民主党初选和最终的州长选举胜利。卡特1970年的胜利，再次印证了，好人也会做坏事，政治人物远比其符号化形象性要复杂许多的本质。好在，当选州长后的卡特很快证明了他的种族主义竞选论调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并非他真实的政治理念。正如当时佐治亚州一位黑人政治领袖所言“他理解卡特的言行，因为也他不相信一个不是种族主义者的政客能在佐治亚州当选州长”。

卡特在就任州长后，迅速宣布“种族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背刺了许多刚刚把他抬进了州长官邸的种族隔离主义者。 在卡特担任佐治亚州长的四年期间内，他提拔任命了大量黑人官员和幕僚，为一个后民权运动后种族隔离制度时代的新南方勾勒出了一个和解的蓝图。但是卡特的州长生涯中与佐治亚州议会关系紧张，同时也暴露了他不善处理政客之间人际关系，过于自傲相信自我和对选民直接号召力的缺陷。未来卡特总统生涯的诸多失败，和卡特的这个性格特点脱不了干系。

▎1971年2月19日，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坐在亚特兰大的办公桌前。图源：美联社

受州宪法限制，无法竞选连任的卡特，并没有像其他前州长一样选择去选参议员或等待四年再回炉州长，而是把目光放到了更大的目标——1976年的总统大选之上。不过，在1973-74年的当口，指望卡特这种在南方谈得上是大人物，全国地区却还是名不见经传的边缘人，想要成为内战结束后第一位来自深南的总统，可谓是天方夜谭。也正是在1973年，美国政坛的命运之轮开始了意外的转动，最终创造了这个花生农到总统的政治传奇。

意外登场的无名氏

长期以来，同情卡特的声音认为，卡特总统生涯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他生不逢时，恰好是在1970年代中旬能源危机爆发导致高通胀和经济滞胀，越战失败促使美国于冷战中陷入战略低谷阶段的天崩式开局下接过总统重担。诚然，这个论述不无道理，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很难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宏观政治经济局面下逆天改命。但换个角度来思考，如果不是1974年的水门事件和能源危机导致45年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战后共识和精英治国模式开始破产，卡特这个全国范围毫无名气，没有任何华盛顿从政经验的局外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当选总统。

▎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严重“滞涨”。图源： 盖蒂图片社

谁也没能想到，72年刚刚横扫千军，赢下49州碾压了民主党对手麦戈文的尼克松，在短短两年之后便因为水门事件名誉扫地黯然下台。水门事件的政治影响极其深远，远不局限于尼克松倒台福特接班，共和党中期选举遭遇历史惨败此类短期钟摆效应，其更加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打碎了美国民众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对政府和政治精英的信赖。再加上同一时期美国政府在越战中一再对公众欺瞒，水门事件后的美国民众从此再也无法信任政府，对华府精英圈毫不相关的局外人式领袖的渴求顺势而生。多年后回首，罗斯福新政树立起来的积极政府形象在70年代因水门事件一去不复返，对于主导美国政治的新政联盟终结起到的作用，甚至可能超过了民权运动带来的动荡。

但即便如此，在总统初选制度刚刚改革不久，政党领袖依然话语权巨大的1976年大选周期，依然不应该是由卡特这种完全的边缘人物摘走胜利的果实。尼克松黯然退场后未经选举接过重担的福特，本就天生合法性不足，福特特赦尼克松的决定，更是让他的支持率迅速崩盘。福特风雨飘摇的处境让大量觊觎总统宝座的民主党要员们都蠢蠢欲动，摩拳擦掌准备在76年大选中施展拳脚。

然而，在这个现代初选制度刚刚成型的年代，大部分矜持的自由派大佬们都选择的是先不出马，等待党内呼声召唤再出来收拾局面。但令汉弗莱，泰德·肯尼迪，罗伯特·伯德等大佬没能想到的是，初选制度改革后，再也不是那种可以通过选择性参与地方出选便能顺利出线的时代。反倒是本来在全国舞台上毫无知名度的卡特与时俱进，抓住了通过在早期初选中爆冷胜出从而获取媒体和选民关注，挤掉那些远比他势力大民望高的党内元勋们的机会。

▎ 1976年，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总统候选人卡特在一次竞选活动中手握一把花生，代表着他曾在家乡种植花生的经历。图源：美联社

于是，卡特采用了许多现在看来司空见惯，在当时却还非常罕见的竞选手段和策略，一方面深耕凑巧成为初选第一站的艾奥瓦党团，用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最大化己方胜选的概率，同时又启用专职民调专家，频繁接受各类大小媒体采访。最终，卡特爆冷在艾奥瓦取得了胜利（实际是仅次于弃票的第二），成功的让“谁是吉米？（Who is Jimmy）变成了一个下狗逆袭的全国性现象，一飞冲天一路爆冷拿下了民主党的总统提名。

▎1976年7月，卡特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向聚集的人群发表讲话，此前他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图源：美联社

到了大选阶段，民主党党代会结束后，在初选中遭遇加州州长里根强有力挑战几乎翻车的福特一度在民调中落后卡特20个百分点。看起来，76年选举将是民主党一场压倒性的胜利。但在秋天到来之际，福特一路奋起直追。靠着卡特团队犯的一些失误和福特本人支持率的回升，福特在总统辩论之前几乎抹平了他和卡特的差距。如果不是福特在辩论中在有关波兰的问题上翻车，1976年大选终了鹿死谁手还真就难说。

好在经过一番激烈的选战后，卡特还是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惊险战胜了福特成为了美国的第39任总统。在选举人团中，凭借着自己温和派局外人和南方本土派的人设，卡特成功横扫了除弗吉尼亚之外的前邦联南方州，重新为民主党收复了64年民权法案后离心离德的南方基本盘，似乎给后民权运动时代的新南方指明了一条民主党人维持权力的道路。

▎ 1979 年，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在俄克拉荷马州埃尔克城发表讲话。 图源： 盖蒂图片社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卡特在南方的高光表现，却成了民主党在曾经大本营南方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自1976之后，民主党再也没能赢得大部分南方选民的支持，76年诡异的选举人团人地图，反倒是成了美国近代政坛的一个分水岭，为内战后形成的稳固南方画上了一个句号。从此往后，里根时代开启的新政治周期，彻底重塑了美国政坛的力量配比和选举地图。

无法融入的外来者

卡特虽然赢得惊险，但彼时国会民主党却在两院手握巨大优势，拥有超过众院三分之二，参院五分之三的超级多数。按说，卡特即便不能做到一个罗斯福第二，也应该能和60年代力推伟大社会的林登·约翰逊一样做成许多大事，为自己和民主党留下一份丰硕的政治遗产。

▎ 1977年，卡特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宣誓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图源：美联社

问题在于，卡特本人并不像后继者里根，克林顿一样，选举时宣传自己是局外人，当选后却积极融入华府的政治秩序，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从外到里的政治转型，而是真真正正的笃信自己的政治理念和选民赋予他的变革使命。所以，秉承着类似清教徒式改革家政治理念的卡特，很快发现自己始终无法融入华府这种政治环境盘根复杂，极其讲究人脉关系和利益交换的沼泽之中。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卡特时代另一位政坛传奇，民主党议长蒂普·奥尼尔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所披露的一段典故：为了应对能源危机，卡特上台之后提出了一揽子能源政策纾困计划交由国会审核，为了说服部分持反对态度的本党议员，卡特利用在国会联席会议讲话的机会公开向议员和全国选民喊话，希望通过公众舆论的压力迫使国会就范。演讲结束后，奥尼尔向卡特表达了祝贺，认为他的演讲非常成功，但他与此同时他给了卡特一份名单，敦促他逐一致电施压。出乎奥尼尔意料的是，卡特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 1979 年，卡特总统和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与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迪克·桑伯格一起在受损的三哩岛核电站会见官员。来源：盖蒂图片社

卡特认为，他已经向全美民众申明了自己的态度，国会议员应该主动加入他完成这项对全民福祉有利的正义事业，一如他当年在佐治亚面临种保守派议员反对就直接跳过他们请求民众支持一项政策那样，无需要再搞什么林登·约翰逊式的立法施压。面对卡特坚定顽固的态度，奥尼尔也只能暗暗叫苦，善意劝告卡特对待国会这些成就斐然，智商超人的政治老狐狸们，远不能像对待佐治亚州议会的业余兼职议员那般“无礼”。

在与国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卡特展示出的傲慢态度，和他后来传世的软弱老好人全然不符，也自然而然导致了他执政其间和本党主政国会矛盾重重，他的能源法案最后也是落得个胎死腹中，只能通过缩水版的下场。迟迟不能融入华盛顿节奏的结果就是卡特政府四年内民主党坐拥巨大国会两院的绝对多数却内斗不止，最终在国内立法层面成就乏善可陈。

复杂的国内政治遗产

不过，单纯的把卡特年间立法成就寥寥，归咎于卡特个人的性格和人际关系处理方式，倒也过于片面。事实上，这也也和卡特本人的政治理念，以及70年代国会民主党人的内部分歧矛盾脱不开干系。

近年来，卡特本人的许多左倾和自由主义的政治言论，让外界产生了一个卡特是一个真正自由派的印象。但如果仔细审视作为总统执政期间卡特的意识形态论调和实际政策，就会发现，70年代的卡特肯定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卡特的许多论调和执政其间的所作所为，反倒是那位乍一看和他气质和政见完全相左的继任者里根的内核极其相似。本质上，卡特和里根，都是水门事件后美国政坛新秩序下应运而生的“当代政治人物”。卡特，而不是里根，才是美国真正的第一位新自由主义总统。

▎ 1981年，总统吉米·卡特和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在就职日之前接待当选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他的妻子南希参观白宫。图源：盖蒂图片社

和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这样自由主义思想极其鲜明的，极为强调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主导地位的传统民主党自由派不同，来自深南地区的卡特，虽然在南方州算得上是一位进步主义自由派民主党人，但放到那个时代的美国政坛中，依然只能算是一个温和甚至偏保守派的民主党人。1976年大选中，卡特许多竞选论调，其实和现在特朗普所高举的反建制大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卡特在1976年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对跟踪其竞选活动的记者们大加指责，并说道：“随行媒体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兴趣，除非是犯错的问题……除非他认为可以诱使我发表一些疯狂的言论，否则这架飞机后座上不会有人问任何问题。”

田纳西大学教授安柏·罗斯纳表示，卡特和特朗普有相似的政治精神，都是煽动民粹主义、挑战和激怒政治建制派的局外人，都擅长利用媒体，也都愿意无视意识形态标签与对手对话。罗斯纳曾经在2014年采访过卡特，他认为：“在往往反复无常、充满交易性的政治世界中，卡特和特朗普都成功地展现了真实的自我。”

归根结底，卡特能够登上政治舞台，就是因为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后，罗斯福新政和伟大社会所构建的正面政府形象已经在选民中彻底崩塌。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选民才会转而选择卡特这样出身南方的外来者来刷新吏治，为精英主导的华府带来变革之风。

▎ 1976年，卡特与时任总统福特在费城进行竞选辩论。 图源： The White House Photo

因此，卡特任内国内政策的基础逻辑，是建立在南方政治传统中盛行的“有限政府”的理论框架之上，而并非秉承新政以来两党总统都效法的“有为政府”战后共识。也正是在卡特任内，现代保守主义中的核心三驾马车——减税，去兼管，小政府，正式开始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

在预算和财政赤字管控方面，本质上是一个财政保守主义信奉者的卡特实施了财政紧缩方略，让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水平小幅下滑（反倒是卡特的继任者，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里根执政其间，联邦赤字年年创新高）。而在税收政策和去监管推动上，卡特的施政方针更是和后任者里根同根同源，都是拥护减税和为特定行业松绑推动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路线拥护着。减税方面，卡特当然做的幅度十分有限，一方面是出于保持收支平衡的考量，不愿采取过于激进的方案，但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和之前提到的能源改革方案雷声大雨点小一样，还是和卡特与国会糟糕的关系脱不了干系。

但在去监管方面，卡特任内的成果则堪称丰硕，涵盖了铁路，卡车，航空，电信通讯等与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关键行业。可以说，没有卡特政府的去监管推动，就不会有如今这些市场化程度极高的繁荣产业。只是，现如今如果问起美国民众，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知道这是卡特政府的政绩，大部分都会把功劳记到新自由主义为王的里根时代之上。

长远的国内政治影响

当然，民主党彼时的内部政治生态和路线矛盾，某种程度上也卡死了卡特效法肯尼迪，约翰逊重塑新政联盟的可能。1974年水门事件后的中期选举民主党狂胜，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即“水门孩子”（Watergate Babies）登上政治舞台。这一批在水门事件后当选的年轻民主党议员，代表的不仅是和腐败陈旧的华府旧精英的年轻对立面，同样也预示着未来美国政治的底层逻辑在发生变化。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于1974年8月9日因水门丑闻辞职后，在1974年选举中首次当选美国国会议员的民主党人被称为“水门孩子”。图源：BBC

大多属于战后出生，教育程度普遍偏高，代表的是富裕城郊选区的“水门孩子”们，虽然也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信奉者，却和他们在罗斯福新政和伟大社会下从政的老式“自由主义”者在焦点问题和经济理念上全然不同。这些新民主党人更愿意把精力放在推动政府改革，环境保护，降低税负和响应“权力革命”等社会议题之上，而并非和原先新政民主党人政治理念带有明确的经济民粹主义色彩，高度关注经济民生话题那样。换言之，这些新生代民主党人，代表的是一个更加“富裕”，更加城郊中产阶级，更加“现代”的自由主义路线。而卡特，虽然他自己在执政当时和卸任之后都不愿意承认，其实在政治风格上更接近于这些新的“自由派”。

但问题在于，“水门孩子”或许代表了自由主义的未来方向，却也彻底打碎了民主党内原先在新政之下勉强维持的党内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脆弱权力平衡。 新政联盟在民权运动后因为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的离心离德已经摇摇欲坠，国会内部突然又因为水门孩子的到来，导致民主党内的保守派开始落于绝对下风，日常通过反对本党提案来彰显自己的独立性。一来一往，结果就是民主党虽然在国会中占据绝对席位优势，却难以形成共识通过重大立法。再加上卡特本人既不愿意花费时间与国会议员建立关系推动立法，又没有办法靠党内共识来号召本党议员团结一致，再加上他政治本能就抵触大政府做派，结果就只能是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能源，如通胀纾困，都没能有效执行下去，进而导致了民意反弹，给大众留下了一个卡特“无能”的刻板印象。

所以，作为政治家，卡特最大的问题还是他太过于循规蹈矩，做事风格太有工程师范。在许多重要政策的协商环节和具体问题的执行上，卡特更是体现出了事无巨细的微观管理者风格；不仅他要亲自下场讨论非常细节的政策要点，甚至还得插手白宫的日常运营，关心一下都有谁用了白宫的网球场。显然，这种过于关注细节的执政风格，并不能帮助卡特把自己的政治理念都转化为实际政策。

而在政治宣传上，本性谦虚的卡特也不擅长给自己揽功。这一点，对于一个要参与选举政治的政客来讲，是一个致命的缺点。更何况，卡特作为一个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主观上推崇出了问题检讨自己，导致了卡特在1979年第二次能源危机爆发之后，面对困局却选择批评美国民众失去了“信心”，而不是简单的把矛头转嫁给能源危机的境外始作俑者，让卡特的支持率和在民众心目中的印象进一步崩盘。

最终，在高企不下的通胀，失控的能源危机，伊朗人质门等一系列内外危机，促成了卡特在1980年遭遇党内自由派标杆人物泰德·肯尼迪挑战。卡特虽然初选过关，在1980年大选却还是没有逃开连任失败的命运，被挑战者里根所碾压。若从执政理念来看，里根和卡特其实相似处远大于不同，但拥有积极乐观人设的里根的胜利所带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和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国内秩序，彻底终结了自30年代以来主导美国政治的新政联盟，开启了如今两党势力较为均衡，政治极化大行其道的新常态。

▎ 1979年，一些美国人质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外被伊朗武装分子绑架。 图源：卫报

这一现实，是卡特卸任后数十年后一直试图淡化洗刷，却也始终逃不开的历史定位。卡特的执政失利，给已经奄奄一息的新政联盟最后一击。随后里根时代的到来，民主党漫长的80年代在野之后，只能拥抱克林顿这种卡特“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的新民主党路线，后来被称作第三道路的继承者。

这一转型长远的结果，自然就是推动了美国政治平衡的整体右转，民主党逐渐走向精英化官僚化，与工人劳动阶级基本盘离心离德的道路之上。甚至宗教信仰在美国政治中的重新崛起，也和作为进步主义福音派信徒，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引入宗教信仰作为指导思想的卡特离不开干系。所以卡特，则不可避免地成了旧时代的终结者和新时代的先驱者，更多是被当成一个夹在两个时代之间的承上启下，被世人时常误解的尴尬形象被后人所铭记。

先抑后扬的外交政策

多年后，如果说内政方面，卡特更多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异类”总统，即便是五十年后还是被以失败者铭记。在外交方面，同样是作为冷战中段“美守苏攻”特殊时期执政的卡特，其政治遗产，则是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先抑后扬的过程。现在看来，许多卡特当年所做出的决策，尽管在当时可能并不算政治上的明智之举，这么多年过去后却是属于真正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功绩。

无论是为缔造中东和平迈出最坚实一步的《戴维营协议》，还是主动选择归还美国占领的巴拿马运河给巴拿马，卡特都是在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下贯彻了自己的人权外交等外交理念。或许现实主义者会质疑戴维营之后，巴以和平依然遥遥无期，而单方面几近无条件放弃有重大战略利益的巴拿马运河，属于自毁长城。但这样一元层次的质疑，忽视了《戴维营协议》签署后阿拉伯世界再未与以色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也忽视了退出巴拿马运河对于恢复冷战末期美国在拉美世界乃至全球政治形象的重大意义。

▎ 1978年，卡特和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签署了《戴维营协议》，促成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第一份和平条约。 图源：纽约时报

即便是在当时被认为卡特最大败笔的伊朗人质门的处理之上，卡特完全可以采用所谓强硬有力的处理办法，轰炸德黑兰或者直接出兵大规模入侵伊朗。卡特多年后自己也曾向英国《卫报》承认如果当时自己选择轰炸德黑兰，或许自己的支持率会瞬间飙升顺带赢下连任。但卡特终究没有选择简单的那条道路，因为他清楚的认识到这会意味着成百上千平民的死亡和人质遭遇处决。终末52名被扣押的人质安全回到美国，尽管他们长达444天的囚禁给卡特带来沉重的政治代价，卡特却并不后悔他的决定。因为，终其一生，卡特一直在贯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无论最终求真的道路让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当然，卡特在外交上最大的遗产，莫过于他在1978年末一锤定音，推动了中美建交。虽然中美关系在尼克松1972年破冰访华之后已经正常化，但正常化，距离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同订婚与结婚状态完全是两个阶段一样，仍然有很大差距。在做出中美正式建交一事上，卡特展现的政治勇气和政治决断，同样远超于后人的刻板印象。卡特可以选择像尼克松，福特两位总统一样，采取等到连任后的第二任期再推动建交的安全选择，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事实上，如果不是卡特做出1979年正式建交，锁死了美国后续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摇摆空间，等到1981年“反共”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里根上台，中美建交很可能要再拖数年，甚至可能要等到冷战结束。卡特一手促成的中美之间人文交流，经济往来，科技合作等一系列双边协议，更是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促成双边关系发展和经济繁荣居功甚伟的德政。

▎ 1979年1月，邓小平与卡特在白宫会面。图源：视觉中国

“仁人卡特”

至于卡特卸任后为人类和平和全球治理做出的杰出贡献和伟大成就，外界皆已熟知，这里也就不过多赘述。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退休政客大多捞金走穴，连前总统也不能免俗的当代美国政坛，只有卡特依然选择落叶归根，没有选择顺应潮流而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过着平凡的日子。

很有意思的是，卡特去世的时间点，正好是同样作为任内支持率始终低迷的一任总统的拜登即将离任的新旧政府交接期间。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位关系源远流长（拜登是1976年初选中第一个背书卡特的国会议员）的总统和政治生涯轨迹十分相似，都属于不断在向政界精英证明自己的“下狗逆袭”式政治人物，两者也都不可避免地被同时代另一位共和党政治人物所掩盖了光芒（前有里根，后有特朗普），最终都是被无法控制的通胀所压垮。

当然，不善立法的卡特在内政方面成就或许不如过去几年通过了许多重大立法的拜登，但卡特的长处在于，卸任只是的他尚还年轻，有着充足的时间去在后总统生涯改写自己的政治人生并等待政治遗产发酵。反观已经82岁的拜登，留给他重新塑造形象的时间显然已经不多。

▎1978年2月20日：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举行的筹款活动上，吉米·卡特总统在等待参议员乔·拜登的讲话。图源：美联社

王立群教授曾在百家讲坛有过名言：“小人物怕政府，大人物怕历史”。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历史会怎样评价他们，往往是他们任内政策决断时在反复思考的重要考量因素。就拜登而言，他的历史评价究竟如何，还是要看未来四年特朗普2.0时代究竟会带领美国走向何方。

而即将入土为安的卡特，相信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他的人都能一致同意——他的百年人生，让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