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从峰顶到峰顶：中国最年轻“珠峰女孩”的攀登之旅

记者/梁婷

编辑/杨宝璐

登顶后，徐卓媛展开了随身带着的国旗

对于今年18岁的徐卓媛来说，2023年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历史性突破已经是过去式了。2024年，她投入“7+2”全球攀登计划中。“7+2”是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的极限探险活动。探险者提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于，这九个点代表的是地球上各个坐标系的极点，代表着极限探险的最高境界。目前，她已经登顶了亚洲的珠穆朗玛峰、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和欧洲的厄尔布鲁士峰。

登珠峰时，她16岁，成为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最年轻的中国登山运动员。2024年5月，这条“最年轻”的记录又被一个中国男孩打破了。站在成人的年纪，她重新回忆珍贵的创纪录之旅，过往那段耀眼的经历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在她成人的这一年依然深刻，那是大自然教给她的最生动的一课。

以下是她的自述：

徐卓媛登顶

“跟太阳一起到达山顶”

其实对于我而言，登珠峰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一直在往前走，今年不仅要准备高考，还要继续完成2023年立下的“7+2”攀登计划。

挑战珠峰是在2023年，5月14号，我从C3（珠峰南坡营地）醒来，感觉好不真实。最后冲刺的路已经修好了，要开始登顶了。C3位于洛子峰的中段，海拔7200米，是个坡。晚上睡觉的时候人都会往下溜。那晚我睡得不好，早上5点多就起来收拾，冲C4。这是登珠峰的最后一个营地，海拔7900米。上午9点多，我到了C4，准备开始冲顶。

那天风很大，中午还下雪了。这个时间开始下雪，我们很着急。风刮到8级以上人都站不稳，别说冲顶了，如果天气再恶劣下去，可能就要下撤。在帐篷里，我听到四面八方的风呼呼地刮。本来我跟一个姐姐同住一个帐篷，“协作”为了安全，跟我们挤到一个帐篷里，这才抵住风。当时，所有的“协作”都在自己攀登者旁边寸步不离地守着。我们都在等着气象预报。

下午5点多，当时的风大概有7级左右，我们问了夏尔巴向导，他们登顶过很多次，对风很敏感，会有基础的判断，他觉得没问题，领队决定上。

其实到这会儿，我感觉自己都没反应过来下一步到底要干嘛，在高海拔，很多反应会延迟，有人会暴躁，有人会焦躁，我是大脑反应速度下降，没那么活跃，甚至没有很害怕，领队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晚上八点，我们开始冲顶。雪经常把我的氧气面罩冻住，挡住视线，看不清路，需要“协作”不断帮我拍开。大风吹得我眼睛睁不开，当时戴的隐形眼镜直接被吹冻住了。突然间，一个硬片掉下来，我以为眼角膜掉出来了。胸口的拉链都是冰，拉不动。

天很黑，我只能低头往前走，每次一抬头，远处就是一个一个亮点，我以为那是走在前面的人戴的头灯。“协作”告诉我，前面没有人，那都是星星。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星星可以这么近，那天的能见度其实非常低，一直在刮暴风雪，但星星还是很亮。

走着走着，天就快亮了。“协作”告诉我，前面就是有名的希拉里台阶。那是山脊上一条非常窄的路，只能一只脚过。我右边有个雪岩，左边就是悬崖，我下意识往右边靠了一下，没想到雪岩一碰就垮下去了。它其实就是薄薄的一片雪，只是被风吹得立住了。

5月15日清晨，我是跟太阳一起到达山顶的，那天只有我上去的那20分钟左右太阳出来了，我觉得这就是攀登的意义——一个自然现象不可能完全属于谁，但在那个时刻，我站在那个地方，那一刻的美景是只属于我的。我也真切感受到，和存在了千万年的大自然、山峰相比，自己很渺小，因为山峰接纳了我，我才有机会站在它的肩膀上欣赏美景。

我举着国旗拍了几张照片，作为一个16岁的年轻人，能把国旗带到珠峰，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青年充满挑战精神的样子，我感觉很骄傲。

爸爸的老师跟我说，以后你的人生不会再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了，因为你已经站上了世界最高峰的峰顶，你跟那些困难的距离是8000多米。我觉得这就是我登珠峰收获的力量——在16岁的年纪，拥有了直面未知困难的勇气，而不是遇到一件事情时，连面对都不敢。

徐卓媛攀爬过横梯

“我不要只看游客能看到的”

准备登珠峰的过程中，有很多煎熬时刻，最煎熬的是抵达珠峰大本营的时候，爸爸感染了肺炎，非常危险，差点肺水肿。

肺水肿是非常要命的一种高原病，他只能坐救援直升飞机回到加德满都。他本来打算在大本营陪我的。爸爸回去以后，就留我和其他几个队友继续往上冲，妈妈很担心，她怕我也感染，希望我撤下来。

我没想过撤，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都到那儿了，前面努力了那么久，怎么能轻易放弃。我每天早上6:30起来上学，放学就训练，训练完以后还要上晚自习。光针对性训练就进行了一年多，要穿着10公斤的负重纱衣爬楼，腿上还会各绑6公斤的沙袋，跑10公里或者做深蹲。因为登山靴很重，负重的话，氧气瓶也有8斤，还有羽绒服自身的重量、生活用品等，都要自己背。

南坡珠峰的大本营在5300米-5400米，登珠峰前最后几个月，我每个月都要去云南四川等地登5000多米的山峰进行拉练，适应海拔。而且，我到尼泊尔加德满都以后，是徒步走到珠峰大本营的，走了7天，好不容易走到了，不可能上都不上就撤回去。

在我的成长中，珠穆朗玛峰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我爸爸曾在2007年5月登顶，是湖南省第一个登顶珠峰的人。我一岁的生日礼物是爸爸登珠峰时的氧气瓶，家里到处是雪山的照片。

小学毕业那年，爸爸送我的毕业礼物是青藏线-川藏线的自驾。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次认识登山。当时，我们还进入了珠峰大本营。我问爸爸，当年你也是在这儿吗？他说不是的，这是游客能到的最高海拔，攀登者还要再往上。那次路过四姑娘山时，爸爸就带我登了四姑娘山的大峰。那是我跟爸爸唯一一次一起登顶雪山，后来他的膝盖因为常年登山、重装徒步，磨损严重，爬楼都有问题。

对于一个南方孩子来说，那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8月盛夏，我在山上看到了雪。从那以后，我开始向往雪山。我就想，我不要看游客看的，我要作为攀登者，到珠峰上面看看。

一个12岁的小孩说要登珠峰，就像孩子小时候说要当科学家、当医生一样，不会有人当真，但爸爸好像相信我。我在高海拔地区确实和其他小孩的表现不一样。大概三四岁以后，爸妈就带我去川西玩，同行的小孩到了高海拔就睡不着觉，晚上不停地哭，高反严重，但是我一点事都没有。

我一直很喜欢极限运动，除了登山，我还喜欢滑雪、冲浪，蹦极，选择登山也是基于自己的爱好，而不是爸妈说你去给我学这个，我就去学。他们从来不会逼我做什么，我们家是按需分配，我有需要，他们就会支持。所以爸爸就说，既然你有这个想法，我就把你往这个方向培养。

初二的假期，爸爸带我去参加中国第一届珠峰攀顶登顶者大会，还跟前辈们一起去攀登奥太娜雪山。我们凌晨三点出发，有一个前辈很快就下来了，还和我爸一起吃了早饭。我是到了下午一两点才撤下来。我才意识到，我的差距如此大。

那时候就觉得，既然我决定要登珠峰，肯定要真的投入进去。我初中三年一直在读书，并没有太多时间训练。高一完成学考以后，我就报名登慕士塔格峰，开始为登珠峰做准备。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对于登山者来说，是通往珠峰南坡的一张门票，你是否能够登顶这座雪山，意味着你有没有资格去攀登珠穆朗玛。

徐卓媛走过“希拉里台阶”

接近崩溃的下撤路

其实登顶珠峰之后，更崩溃的是在下撤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体会到，人是会累死的。

我是前一天晚上8:00开始冲顶，第二天早上5:00登顶，接着就下撤，又走了一整天，凌晨3点才回到大本营。那是非常漫长的一段路，我用了22个小时，中途没有睡觉，几乎一直在走路。也没吃什么，只能啃能量胶，它补充能量很快、也顶饱，但又甜又腻。

走到后面我的腿好像自动在走，但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冷，可能会失温。走到昆布冰川已经没有人了，因为大家几乎都选择在C2休息一晚再撤，但我太想回去了。

昆布冰川是登珠峰最大的挑战之一，它位于珠峰大本营和C1营地之间，是一种移动性冰川，有巨大的冰裂缝和冰塔，有的冰裂缝可以靠自己跨过去，还有很多需要通过横梯通过。横梯非常窄，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人在上面爬，下面就是几十米、几百米的裂缝，不小心就会掉进去。

周围一片漆黑，只有“协作”陪着我，我感觉很孤独，很委屈，边走边哭，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我为什么要来受苦？太累了，整个人也很恍惚，一会儿感觉营地就在眼前了，一会儿又变得特别远。我就问“协作”，来的时候没走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可是我说的是中文，他也听不懂，但我没有多余的力气再把中文转换成英语了。我看着他，不停地说so long、so long，他说no、no，就这么一来一回地说，我好像就只会说这一句话了。

登顶的时候，你知道要去哪，但下来的时候，想要冲刺的目标已经消失了，体力也不够，真的很崩溃。那会儿我才16岁，有体能、有专业知识储备，也知道攀登有风险，但没有实际的感知，直到下来之后，才意识到死亡离我这么近。

走到营地时，领队来迎接我，我都觉得不真实，只记得一大片人涌上来，耳边非常嘈杂，但我已经失去意识了。我几乎三天没合眼，其中两天还一直在走，我甚至都没力气走进自己的帐篷，就在大帐篷的一个沙发上睡着了。

在登珠峰之前，我对死亡没有实感，只是听说或者看新闻有人出意外。但等我醒来，回到加德满都，一个又一个攀登者受伤、死亡的消息就传到了我耳朵里。

2024年，徐卓媛和妈妈一起登顶厄尔布鲁士峰

放弃，最难也最需要学会的

有一个阿姨上到了海拔8400米，由于经验不足，她把最外层的并指手套脱掉了，用抓绒手套抓上升器，手指冻伤，截掉了一部分；还有人登顶之后完全没体能下撤了，是在“协作”的帮助下撤到了C3。C3是直升飞机可以悬停的最后一个地方，当时他已经休克了，是被外挂着带回去的。还好人救回来了，但手脚都被冻坏了。

死亡也是接二连三的。八天前一起吃过火锅的前辈，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就是听说他遇难了。在大本营我遇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印度人，那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女登山者，她对我笑，我也对她笑，我们还拥抱了彼此。之后我们在做攀冰壁训练时，她完全失去了意识，被“协作”慢慢放下来。我才知道她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她本来是想挑战全世界唯一一个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人，但还没开始，就遇难了。

眼看着一个生命就在身边流逝，刚开始真挺害怕的，万一我也少了根手指头，会不会怪自己选择登山？如果我没有了手脚，往后的日子该怎么办？

下撤途中，包括回去以后，我都想过以后再也不登山了。从珠峰下来，在加德满都醒来时，我浑身痛，两条腿跟灌了铅一样，下不了床。但很奇怪，不到一个月后，我就又开始新的计划，想要完成“7+2”。

妈妈本来以为从珠峰下来，我的登山计划就结束了，当她得知我还要7+2时很崩溃，但还是决定支持我，在过去的一年里，她陪着我一起走过好几个地方。

2023年12月27日，我俩背着30公斤的行李朝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出发。这一路妈妈很辛苦，这座山和我之前登的山不一样，一直下雨，特别潮湿，我们的防潮垫、背包都湿了。上山才两天，妈妈的膝盖就受伤肿了，我一直跟在她后面，陪着她慢慢走。在山上，我是照顾她的那个人，甚至可以作为她半个“协作”，帮助她登山。但她还是会不自觉地担心我，她其实忘了，在这方面我比她更有能力面对了。

8月，我们又一起去了欧洲的厄尔布鲁士峰。中间有段山路很不安全，很陡，路绳又打得不好，我看到妈妈的腿在抖，她很害怕，但很坚强地完成了。

我问她，为什么想登山？妈妈的回答是，她觉得登山很苦，但既然改变不了我的决定，就想看看登山为什么吸引我，想吃一下我吃过的苦。我也问过自己，没吃没喝，又苦又累，为什么执着登山？或许是因为，登山让我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

因为登山，我的膝盖相对不太好；常年高海拔运动可能对大脑也有点伤害，我的记忆力稍微有点差，别人跟我说话，我可能要反应一会儿。但收获是终生的。我在珠峰见过七彩祥云，它像一圈一圈的彩虹一样，衬着雪山，格外磅礴。

我向往大自然，不想把自己困在屋子上。还有那些通过攀登感悟到的道理，都能让我终身回味。比如放弃——这是攀登者最难学会，也是最需要学会的。

很多攀登者不放弃的原因就是不甘心。你想，都走到8400了，还有400多米就要登顶，你甘心下撤吗？金钱上的投入，准备一次登珠峰，可能需要50万元；还有时间，你可能做了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十年的准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你会放弃吗？当然希望往前走一点，再往前走一点。

很多时候，有人可能有登顶的力气，没有下撤的力气了。每年都有人在下撤时，因为体能衰竭遇难。这些极限运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生死。我能在十几岁的年龄去思考这个问题，也很难得，这是大自然对我的生死教育。开始时，我觉得生命就是我自己的，因为登山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和很多人相关，有很多人在为我的安全担心。我更能理解那句话，对于攀登者来说，登顶不是终点，回家才是。

2024年，15岁的艾力库提登顶了珠峰，打破了我之前创造的记录。很多人问我，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其实不会的，我俩更多的是惺惺相惜。我也很开心，有同龄人在，我们能够一起玩，这是很珍贵的。而且有更多新面孔、新生代的年轻人进入攀登行业，也能反映出我们中国青年积极向上的面貌，我相信，这个行业也会因此发展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