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乱世做了一个“好人”

▲2014年4月4日，华盛顿特区，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图/视觉中国

在卡特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今日美国政客中已经难得一见的正派、诚恳、公义、同情心以及执行力。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曾经力争向善的昨日世界正在消逝。

1981年1月，吉米·卡特在遗憾和伤感中告别了白宫。

这位美国第39任总统，来自美国南方佐治亚州的花生种植农场，因为任内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高油价、高利率，以及对他政治生涯造成最大伤害的伊朗人质事件，败给了对手、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

那年卡特56岁，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离任总统。“作为最年轻的前总统之一，我预计未来还有很多有用的年头，”他在两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保持信仰》中写道。

事实证明，卡特言出必行。此后44年里，这位美国前总统开始了他公共服务生涯的新阶段，继续推动和平与人道主义事业，成为全球人道主义的一个偶像。吉米·卡特也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前总统。

2024年12月29日，当这位百岁老人去世的消息被证实后，各国政府及政要纷纷悼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特前总统是中美建交的推动者和决策者，长期以来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友好交流合作作出重要贡献，我们对此予以高度评价。

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乔·拜登也发表悼词：“他以他的同情心和清晰的道德感，致力于根除疾病、缔造和平、促进民权和人权、促进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并始终为我们当中最弱势的人发声。他拯救、提升和改变了全球人们的生活。”

▲2009年1月7日，华盛顿特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中）与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左二）、前总统乔治·H·W·布什（左一）、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右二）和前总统吉米·卡特（右一）合影 图/视觉中国

清教徒的人生

在历任美国总统中，卡特或许是林肯之后最具备清教徒精神的一位总统。

1924年10月1日，吉米·卡特出生于佐治亚州的普莱恩斯。他的父亲老卡特是一个农场主和商人，母亲则是当时南方诸州少见的、拥有专业技能的职业女性——一名全职注册护士，被当地人尊称为“莉莲小姐”。

卡特一家都是虔诚的美国南方浸信会信徒。老卡特勤勉、节俭、自律，“一战”期间参军担任过陆军少尉，后在乡间买下一块土地，成为全职农场主。他带领家人、黑人工人把农场里出产的牛奶、羊毛、鹅绒、番茄、甘蔗、畜肉加工成零售商品，贴上自家商标，在方圆数十英里内销售。经营农场之外，他热心于当地公共事务，是温和的种族隔离制支持者，晚年曾被选为佐治亚州议员。

在奉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卡特家是当地社区唯二的白人家庭。卡特从小的玩伴都是附近的黑人男孩，跟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卡特的母亲个性独立，很有主见，常常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一视同仁地为当地黑人居民提供医护服务，有很多黑人朋友，丝毫不在意周围人的闲言碎语。母亲身体力行、自然流露的平等意识，深刻地影响了卡特此后对种族隔离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卡特的童年是在农场辛勤的劳作中长大的，很小他就展现出进取之心和经营头脑。他把农场产的花生用盐水煮熟、装进纸袋，拿到附近小镇上叫卖，一天能赚1美元，相当于一个成年劳动力一天的酬劳。上大学前，卡特用自己买卖棉花所得，买下一位已故邻居的五套房产出租，每个月都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收房租。

大萧条后的1941年，卡特考取佐治亚州的西南学院，两年后接受了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并最终如愿进入免收学费和住宿费的海军军官学院。当时，军校里霸凌文化、种族歧视严重，但卡特依然和一位名叫布朗的黑人学生交好。

1945年卡特回乡休假，期间对妹妹的好友罗莎琳一见钟情。罗莎琳家与卡特家是相交数十年的老邻居，当时她在佐治亚西南学院读书，聪明伶俐，十分害羞。在一次约会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母亲：罗莎琳就是他想娶的人。他很快向罗莎琳求婚，虽然一开始被拒绝，但还是在磨了几个月后赢得美人心。

与罗莎琳牵手，被卡特认为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在此后长达77年的婚姻里，两人始终形影不离，彼此成为最好的生活、事业搭档，一起完成很多重要的事。

1946年以优等成绩从军校毕业后，卡特进入美国海军大西洋和太平洋舰队服役，因为工作表现出色，被提拔为副舰长助理。他曾跟着舰队执行任务，途经菲律宾，北上香港、上海、青岛，两个多月后返回珍珠港。这趟中国之行，让他对这个童年时就有着特殊记忆的东方国家产生了浓厚兴趣。

1952年，卡特被传奇人物、有美国“核海军之父”之称的海曼·里科弗上将挑中，参与他负责、组建中的海军核动力潜艇项目。在纽约一所学院进修了反应堆技术和核物理学知识后，他被任命为美国第二艘核潜艇“海狼号”的高级军官。

里科弗为人严苛，对下属和设备有着极高要求。卡特后来回忆说：里科弗是除父母之外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其间，卡特被派去参与原子能反应堆项目。1952年，加拿大原子能实验室发生事故，他带队协助处理危机。这一经历塑造了卡特对原子能的看法，他后来在总统任期内下令停止中子弹开发。

在军队服役期间，卡特一直关心政治。1948年大选，他欣赏杜鲁门在种族平等和结束“二战”时作出艰难决定的勇气，同时对主张废除种族隔离制的亨利·华莱士也有好感。当时，他和罗莎琳一起为杜鲁门的政绩辩护，并试图说服军校的同学们为他投票。当得知他要去听华莱士的演讲，他的上司、副舰长大发雷霆，警告他不要参与激进分子的政治活动。

这个年轻军官看上去前途无量的职业生涯因一个事件发生转折——1953年，卡特的父亲因胰腺癌晚期进入关怀治疗阶段。

卡特向长官请假，回故乡陪伴弥留之际的父亲最后一段日子。在此期间，不断有人来探访老卡特，他们带来小礼物，然后充满感激地跟卡特谈起他父亲如何帮助他们及其家庭。父亲默默无言中为当地社区所做的贡献之多，让卡特大感意外和骄傲。

参加完父亲的葬礼后，他回到部队，在迷茫和煎熬中作出了一个很突然的决定：从部队退役，回乡子承父业。这一决定让妻子罗莎琳既惊又怒，更让颇为器重他的里科弗不满和不屑——一个人居然可以愚蠢到放弃“人生最重要的事”。

二十多年后，卡特和里科弗在核军事建设问题上还有后续合作，只是两人的上下级身份将发生对调。

投身公职

1953年，卡特从海军荣誉退役，回佐治亚接手家庭农场。因为他只分到了很小一份遗产，生活一开始颇为窘迫，他和妻儿们住在从政府那里申请的安居房。他重新学做农民，做起化肥和种子的生意，并将花生种植生意越做越大，然后从家族成员那里收购了更多的土地。

在经营农场之外，卡特开始追随父亲的脚步，投身地方公共事务。他进入县教育委员会，希望能够推动不同肤色的居民获得平等教育的权利。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时代到来，联邦政府最高法院裁定取消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决定，但在位于南方腹地的佐治亚州，没人敢挑战现状。

卡特和罗莎琳采取了一种低调温和的方式来推进种族平等与融合，包括在著名牧师葛培理的资助下，以福音传道的方式，在社区里推进消除种族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迫现象。

随着种族问题和民权运动高涨，卡特夫妇发现自己陷入了麻烦。卡特家的农场开始失去大批客户，有人在散播有关他的各种谣言。当时，镇上唯一的汽车服务站老板拒绝为卡特家的皮卡加油。一天，12位老主顾一起出现在他的农场办公室里，说他们都是他父亲的朋友，希望能为他支付参加“白人居民委员会”的会员费，他们随后提醒，他是当地社区唯一没有加入该委员会的白人。一天晚上，卡特发现自己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浣熊（当时对黑人的蔑称）和车夫（卡特）是一伙的”。

通过沟通和耐心的服务，他慢慢地赢回客户，并逐渐成为社区里的领袖人物，在当地教会、童子军机构、教育委员会、医院管理局，以及数十个社区服务俱乐部担任负责人；作为农场主和农业专家，他还成了州领导机构的成员。

1962年，卡特决定竞选州议会参议员。他换下了卡其色工作装，穿上西装配领带，开始利用农闲时间进行竞选宣传活动。他走访了各个选区，接受报纸和广播采访，并在各种民间团体做演讲。

当时，教会的牧师听到他从政的打算，问他：“人生在世，崇高的事业千千万，你究竟为何要把自己卷入肮脏的政治角逐中去呢？”思索片刻后，卡特回答说：“教化信众，难道不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吗？”

在与对手、选举舞弊的斗争中，卡特最终当选州参议员。在第二任期接近尾声时，因为担心州长之位落入种族隔离主义者莱斯特·马多克斯之手，他放弃了本来十拿九稳的国会议员席位，转而竞选州长，但最终还是败给了马多克斯。

这次失败，让卡特对政治和人生都感到失望。在妹妹的鼓励下，他加入浸信会的一个传教活动。他和教会同工、大学志愿者一起到城市边缘的贫民窟里传福音。在那里，他见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边缘人：童年被性侵、离家出走的妓院老鸨，做苦工的西裔移民，酒精成瘾的父亲，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试着接近他们，与他们交谈，并想办法给予帮助。

这段从失败阴影下走出的过程，让卡特经历了他后来屡屡讲起的“重生”——学习谦卑，把信仰真正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然后平静地接受一切。1977年1月，他在总统就职演说的开场白中引用了《旧约》的经文，申明自己的人生信条——“行公义，好怜悯，谦卑地与你的上帝同行”。

1970年，卡特投入新一轮州长竞选活动，并大获成功。在精心准备的八分钟州长就职演说中，他大胆地释放出一个信息——“种族歧视的时代已成过去，穷人、农民、弱者、黑人不应再为教育、工作乃至正义而背负额外的负担。”

这一年，在最保守、种族隔离传统最顽固的南方诸州，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持进步主义的州长，但卡特的明确宣告在当时成为一个大新闻。他的肖像也因此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标题为“南部吹响新曲调”。

1960年代到1970年代，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在州长官邸，他发现服务人员和园艺工人都是来自州监狱的模范犯人。在与他们接触交谈时，他进而发现：他们中很多人因为一点小错或者无知，被不负责任的律师、法官误导，遭受过重的刑罚，其中一些还因此被贪婪的政客、律师欺诈、吸血。

“在美国，量刑过重、死刑判决大部分发生在穷人、精神病患者以及有色人种身上，这在发达国家中绝无仅有。”他在公共演讲中慷慨激昂，并努力在任期中推动司法公正。

当时，佐治亚州州长是全美最有权力的州长。卡特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刀阔斧地重组政府机构，把三百多个州内机构和部门精简为22个，并积极推动民权。他让州政府雇佣黑人员工，在公立学校、公共汽车上取消种族隔离。

作为州长，卡特对国际事务表现出浓厚兴趣。他拓展佐治亚州与外国的联系和商贸往来，吸引外国企业投资，还邀请很多外国驻美使节来州府所在的亚特兰大。他去了很多国家考察，包括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与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有“铁娘子”之称的梅厄夫人，以及后来成为总理的伊扎克·拉宾成为有私交的朋友。此外，他还在亚特兰大举办了一次美洲国家组织的年度会议，并受邀成为影响力巨大的非官方国际性政策研究组织“三边委员会”的委员。

一个远离华盛顿的民选地方官员如此活跃地介入国际事务，在当时的美国政界是罕见的。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和投入，也将贯穿在卡特此后的白宫任期，以及离开白宫后的漫长岁月里。

▲1976年11月20日，美国普莱恩斯 ，（ 从左至右）吉米·卡特、亨利·基辛格和沃尔特·蒙代尔会面，讨论美国外交政策 图/视觉中国

进军华盛顿的南方花生种植农

1976年，美国社会迎来了“水门事件”后的第一次大选。

1974年12月，卡特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新闻活动上宣布他将参与竞选总统。当时，他在全美知名度很低。盖洛普曾对32名民主党的潜在总统候选人进行了一项民调，他的名字甚至都不在名单上。当时，热门人选是来自肯尼迪家族的爱德华·肯尼迪，以及华莱士、麦戈文这样德高望重的民主党人。当时有人嘲讽说：“卡特是谁？”而卡特报以友善的露齿微笑，简洁而自信地回应说：“我叫吉米·卡特，我在竞选总统。”

当时，卡特的党内竞争者都是住在华盛顿的律师出身的国会参议员们。他的竞选策略是以一个来自南方腹地、种植花生的淳朴农民的形象来吸引选民们的关注。在全美投入竞选时，他经常跑到某个州的牲畜交易场所，做个简短的演讲，然后回答在那里做买卖的农民，以及媒体记者们关于农业方面的问题，包括化肥和种子的价格，玉米、黄豆、猪肉的行情等等。

卡特的竞选志愿者团队取名为“花生旅”，他们自费奔赴关键的“摇摆州”，敲门拜访当地居民，向他们宣讲为什么要选择卡特当总统。除了专业的竞选团队，卡特的妻子罗莎琳成为有力的助攻——她到佛罗里达州为他拉票75天，又在爱荷华州走访了105个社区，然后又把征程扩展到其他40个州。

当时，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以及接任的福特总统对尼克松的赦免，让美国民众对华盛顿的政客们产生了极为强烈的不信任感。

1976年7月，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南方州长以淳朴、诚实的农民形象，带来一股有别于“华盛顿沼泽”的清新气息。他以黑马的姿态，先是顺利获得民主党的党内提名，然后以较微弱优势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在任总统福特。

卡特与福特的对决被视为一场“君子之争”。在三场电视辩论中，他们交锋激烈，但彼此尊重；选战中，两人都选择不通过企业和私人来筹措竞选资金，也不购买贬低对手的商业广告。尽管互为对手，但卡特后来与福特成为彼此信任、私交很深的朋友。

▲1976年10月22日，美国威廉斯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在第三次总统辩论后与妻子罗莎琳拥抱 图/视觉中国

不成功的白宫岁月

1977年1月，卡特宣誓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他向美国民众承诺：要领导一个“像美国人民一样善良、诚实、正派、富有同情心和充满爱心”的政府。

一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卡特就以身作则，试图为白宫带来简朴之风。他决定卖掉“红杉”号总统邮轮，终止总统工作人员享受的豪华轿车服务，甚至亲自控制白宫网球场的时间表。随着美国面临石油危机，他给白宫装上了太阳能热水板，让工作人员冬天调低温度，他穿上厚厚的毛衣抵消寒意，到夏天则调高温度。

尽管如此，他的任期非常不走运，四年里遭遇了两个经济衰退期。前两年是严重的滞胀时期，当时美国固定投资处于极低水平，失业率高达9%。在卡特的努力下，失业率从他上任之初的8.1%下降到1978年7月的5.7%。但随后爆发的能源危机结束了这一向好的势头。1979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突然把原油价格翻了一番，迫使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水平。随着暑假季到来，汽油短缺问题变得越发显著。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卡特政府期间的平均失业率为6.6%。任期的最后两年，更是被严重的通货膨胀、高利率、石油短缺、经济增长缓慢等问题所困扰。

相比在国内政策上的苦苦挣扎，卡特在国际事务上获得了广泛的成功。

他任命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为其国家安全顾问。两人一起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外交工作议程。这位第39任总统雄心勃勃地试图平息世界各地的各种冲突，最卓越的成就是在中东，他推动签署了戴维营协议。此外，将巴拿马运河归还给巴拿马，并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签署了核武器削减条约。

从进入白宫的第一天，卡特就试图调解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由来已久的仇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态度开始转变。1977年11月，萨达特主动访问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开始和平谈判，但未取得进展。1978年8月，卡特派国务卿万斯出面斡旋，仍无结果。

当年9月，卡特把萨达特和贝京邀请到美国总统度假的戴维营，希望能够为中东创造最终和平。谁知一到戴维营，这对老冤家就因过去的四次中东战争吵了起来，争吵持续了整整三天。双方互不相让，谈判进入僵局。

当时，萨达特已收拾好行李，安排好直升机准备离开戴维营；而另一方面，贝京因为耶路撒冷地位、埃及犹太人问题，对卡特也非常生气。

紧张的对峙，不仅仅在两位总理之间。其间，卡特听说萨达特因为积极回应了他的提议，在埃及一些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憎恶和怀疑，其外长中途愤而辞职归国，而随行的其他埃及高级官员对他的让步也非常不满。气氛一度紧张到卡特为萨达特的人身安全感到不安，派人在他下榻的寓所外安排了特别安保。

就在谈崩的最后一刻，卡特以其坦诚和用心让这对老冤家再次坐了下来。虽然双方无法就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军达成一致，但谈判结果是埃及正式承认以色列，并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了一个民选政府。这著名的“戴维营协议”结束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战争，有力地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开始由对抗向对话方向发展。

1978年，萨达特和贝京同获诺贝尔和平奖。然而，这些协议让两人在国内都面临着巨大的反对声。1981年10月，萨达特在阅兵典礼上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暗杀，时年63岁。

▲1978年9月6日，美国马里兰州，在卡特 （中） 见证下，埃及总统萨达特 （左） 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戴维营就和平解决中东问题举行会谈 图/视觉中国

最精彩的，最痛苦的

卡特与中国的关系，一直被他认为是“人生最精彩的一笔”。

作为南方浸信会信徒，卡特从小就浸润于传教士的事迹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身巨富豪之家的浸信会女传教士慕拉第到山东传教，在饥荒中因为把自己的积蓄和食物分给中国家庭，最后饿死在中国。这一生命见证给年幼的卡特带来极大的心灵震撼。那时，他每周都会从自己卖花生攒的钱中捐出五分硬币，用于给中国的孩子修建医院和学校。

在美国海军服役期间，卡特曾于1949年随舰队到中国沿海执行任务，到过香港、上海、青岛等海港。当时正是国共内战时期，卡特已明显感到国民党输了——地盘已经退缩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几个港口城市。

这趟两个月的经历，让卡特对中国和中国历史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数月后，国民党兵败，退守台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也正好是卡特25岁的生日。从此，他开始密切留意与中国有关的事。

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与中方共同发布了《上海公报》，内容包括承认“一个中国”。但他和继任者福特在外交上保持着谨慎的平衡战略。卡特决定在两位前总统的基础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他一上任，就邀请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到白宫。经过双方官员前期的接触、谈判，最终就中美之间最棘手的台湾问题达成共识。1978年12月，卡特宣布美国从 1979年起开始正式承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同时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单方面撤销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但在1979年，美国通过了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继续与台湾当局保持联系。此法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从一出笼就一直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就在中美建交公报公布的同一周，中国对外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应卡特之邀，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访美。这些举动直接影响了中美两国关系，以及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局势。经过数十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79年1月，邓小平受美国总统卡特邀请出访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图/视觉中国

▲1978年12月16日 《人民日报》 号外：中美建交联合公报 图/视觉中国

从白宫卸任六个月后，卡特夫妇访问了中国。其间，他们在上海一家教堂里做了礼拜。主持仪式的圣公会牧师告诉他：教堂里的圣经是免费的，政府也会帮助他们解决印刷圣经的纸张短缺等问题。

此后，卡特一直定期出访中国。他创办的卡特中心受邀在中国做了很多公益援助项目，包括帮助中国校园引进特殊教育，推动乡村建设，鼓励互派留学生和旅行团，并在一些牵涉共同利益的发展中国家项目与中国政府进行合作。

对卡特的白宫命运造成致命一击的，是1979年的伊朗人质危机。他在回忆录里，称之为“他整个人生中压力最大、也是最痛苦的阶段”。

1978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亲美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被推翻，随后流亡海外。1979年11月，一群激进分子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劫持了52名美国公民作为人质，以此要求美国把巴列维国王送回伊朗接受审判，当时他正在美国寻求癌症治疗。

卡特最初采取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阻止从该国进口的措施来应对危机。当这些措施都不奏效时，1980年4月，他下令执行秘密的武装营救任务。当时，几架美国直升机发生故障，两架飞机相撞，造成8名美国军人死亡。营救计划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

长达444天的伊朗人质危机，叠加经济低迷、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摧毁了卡特争取连任的可能性。在1980年的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里根最终以压倒性的多数票获得胜利。

过于巧合的是，就在1981年1月20日里根宣誓就职几分钟后，伊朗方面突然释放人质。

据后来一些揭秘情报称：这是里根竞选团队跟伊朗方面的一次合谋。里根团队说服伊朗方面延长了扣押美国人质的时间，以摧毁卡特连任的可能性；而伊朗则是希望给这个超级大国一个彻底的羞辱。

▲1991年4月13日，北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罗莎琳访问中国，与北京市第一聋哑学校的学生们合影留念 图/视觉中国

超级爵士乐英雄

1981年1月，卡特离开白宫，当时他年仅56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离任总统。但他很快就为他充沛的政治能量寻找到了新的出路。

“在担任总统期间，他意识到世界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不需要政府来改变它；它可以一次改变一个人，一次改变一种疾病，一次建造一座房子。”在卡特时期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安德鲁·杨说。

1982年，他创办了后来在全球拥有巨大行动力和影响力的卡特中心。他最初的想法是在他筹建的总统图书馆旁边创立一个类似戴维营的场所，邀请重要人物来此会见、对话，而他则在中间进行调解。后来，他将此议题拓展为：探讨中东和平问题、国家安全和军备控制问题、商业问题、环境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全球公共卫生问题。

如今，卡特中心的业务拓展到全球八十多个国家，使命包括在全球范围推动和平、人权、民主、自由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对贫困地区和第三世界的公共卫生投入，是卡特中心最重要、最有成效的行动之一。在过去40年里，卡特及其团队主要专注于消除疟疾和五种折磨着非洲、拉美地区的“被忽略的热带病”。卡特中心承担了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沙眼治疗，成功地领导了一场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的运动——这是一种在非洲大陆上常见的寄生虫病，主要通过被污染的饮用水传播，会导致人虚弱和脓肿。根据卡特中心的数据：在1986年，有21个非洲国家、多达350万人感染该病，但到2017年患者只剩30例，减少了99.99%。

卡特也是“仁人家园”项目最重要的支持和推动者。这是一个致力于为低收入家庭建造经济适用房的非营利项目，申请者可用20年还清房款，无需支付利息，但有义务参与其中，为自己和其他社区成员共同建造、翻修住房。

三十多年来，擅长工程和木工的卡特身体力行，带领志愿者在世界各处为穷人们修建房屋。据“仁人家园”提供的数据，卡特夫妇在14个国家建造、翻新和维修了4390所房屋，工程遍布匈牙利、南非、墨西哥、海地、越南、柬埔寨、老挝以及朝鲜。

离开白宫后，卡特以其声望和不肯放弃的决心，多次成功调解、平息威胁世界及地区和平的险情。

1994年春天，朝鲜拒绝履行《核不扩散条约》，驱逐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派出的国际观察员，重新启动从废弃的铀燃料中提炼制造原子弹用的钚。克林顿政府拒绝与朝鲜对话，并向联合国安理会寻求对其制裁的决议。

卡特不希望朝鲜半岛因此爆发战争，他决心前往平壤调停。过去，他曾多次收到来自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邀请，请他去平壤帮助调解朝美关系，但因为一些原因，以及申请被白宫方面驳回，卡特一直未能成行。

在副总统戈尔的协调下，克林顿最终同意为他开绿灯。卡特和夫人选择从韩国直飞平壤，成为自朝鲜战争停火后的43年里首批从首尔跨越三八线直飞平壤的人士。

在从平壤驶出的一艘出海船上，卡特与金日成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其中包括核问题、国际观察员返回监督问题、韩朝首脑会议、三八线撤军问题，以及挖掘战争中死去的美军士兵遗骸问题。卡特回去后将商谈内容汇报给白宫。

金日成在这次会面不久后去世，继任者金正日给卡特写信表示会履行其父的承诺。在随后的日内瓦正式会谈中，美国和朝鲜均表示同意卡特-金日成协商过的内容。2000年10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平壤，以巩固双方承诺。朝鲜半岛的局势在数年里得到了缓和和改善。

1994年，卡特成功调停了海地事件，与军政府首脑塞德拉斯将军达成《太子港协议》，让流亡的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回国执政，避免了美国出兵干涉。正当卡特与塞德拉斯的商谈接近达成结果时，忽然得知52架载有伞兵的美军飞机正在飞往海地的路上。在千钧一发之际，给白宫的电话终于打通，克林顿命令战机返航，一场武装冲突得以避免。

在这一年年底，卡特又出现在了巴尔干半岛。他穿着防弹衣，穿越在塞尔维亚和波黑两边的狙击手严阵以待的火线上，最终为两国争取了长达四个月的停火期。

每当卡特去调停地区冲突时，遇到的每个人都会跟他讲一遍当地的历史背景和“自古以来”的正当性。在1979年的戴维营，萨达特和贝京是吵到了公元前的“旧约时代”；1994年，当卡特去见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对方也不例外。卡特回忆，“我很庆幸他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讲起而不是从12世纪。”

在这些族群、宗教、地缘政治矛盾盘根错节的“火药桶”地带，这位早已离任的美国前总统被冲突的各方视为可以信任和对话的人，一个“真正的好人”。

在他随和态度的背后，是钢铁般的意志和不竭的决心。他的传记作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回忆说，这位美国第39任总统其实是“一个军人”，似乎从不会疲倦。负责总统安保的特勤局给他取了一个绰号——'Dasher'（短跑健将），因为他经常四处走动。

这位前总统携夫人访问了130多个国家，会见外国领导人和其他知名人士。卡特在90岁高龄时仍出国旅行。就在2015年5月，他前往圭亚那监督该国20年来最重要的选举。自1982年成立以来，卡特中心以独立观察机构的身份，观察了40个国家、超过125次选举。

“我们试图填补世界上的真空，”卡特在2010年的一个活动上分享，“通过做别人不想做或因为外交礼节而不能做的事情。这是促进和平的一部分。”

1981年卡特离开白宫时，当时的政治家们预测他将被看作一位平平无奇的总统。然而，他的声誉在离开白宫后的岁月里变得越来越突出。

在他离任八年后，《时代》杂志评价说：卡特“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前总统”。他“重新定义了现代前总统任期的意义和目的”，“当里根向出价最高的人兜售他的时间和才能，杰拉尔德·福特忙着完善他的高尔夫球技，卡特就像爵士乐超级英雄一样，在3万英尺的高空绕地球一圈，寻找做好事的机会。”

2002年，卡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他是第三位获此殊荣的美国总统。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中有这么一句话——“他几十年来为寻求和平解决国际冲突、促进民主和人权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做出了不懈努力。”

▲2002年5月14日，哈瓦那，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左） 与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一场棒球比赛的现场，卡特为比赛开球 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