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95后”，曾去中南海讲法制课

张晋藩：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4年度法学家

他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潜心治学 70 余年，深入挖掘五千年中华法文化，为当下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他著作等身，出版 60 余部专著，主编20余部中国法制史教材，历时19年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被中外学者称为“世纪之作”。作为“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他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的法学人才，桃李满门，薪火相传。直至今日，95岁高龄的他仍坚持阅读、写作，兢兢业业做研究，持之以恒地为推动法治体系进步做贡献。

2024年12月末的一天，室外温度已是零下。早上9点， 95岁的张晋藩缓步进入中国政法大学科研楼8层的会议室，给博士生上课。每隔一会儿，张晋藩会低头用12倍的电子放大镜看看面前的讲义，接着再平稳和缓地讲述。

除了给博士生上课，张晋藩最近还参加了不少活动，日程满得不像一位95岁的学者。他偶尔吐露过一两句心声：最近看书、写作、做研究的时间受到了影响，他有些不安。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一直致力于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出版了60余部专著，主编了20余部中国法制史教材。2024年9月13日，张晋藩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表彰词里，他被称为“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在过去的70余年里，法学家张晋藩的治学之路从未停歇。

鉴古明今

这几年，编辑《张晋藩全集》是张晋藩的一项重要工作。全集分为三辑，预计字数达到3000万字，第一辑已于2023年12月出版，全集预计在2025年夏天完成出版。

《张晋藩全集》是他70多年来学术研究的总结，而这套书的出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陈煜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也是张晋藩的学生，在他看来，张晋藩自身就构成了一部新中国法律史学的学术发展史。

1949年7月，张晋藩考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同年10月转入原“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原“中国政法大学”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张晋藩在那时得知组织上要调他读研究生。他对司法应用学科不感兴趣，后来被分配学法制史，即便有些同学因这不是热门方向而为他惋惜，但他觉得很满意。1952年，张晋藩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

原本，我国高校的法学院仿照苏联法学教育模式，设立“国家与法权通史”学科，同时确立了以阶级分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使研究逐渐僵化。

苏联专家离开后，包括张晋藩在内的学者开始建设“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张晋藩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自己一边讲课，一边编教材，做的全是开创性研究。1963年，张晋藩撰写的新中国第一本法制史教材《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出版，后来有学者总结，这本教材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最高水准。

改革开放后，一度陷入停滞的法律史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83年7月，中国法律史学会召开的年会上，张晋藩提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而非西方学者片面认为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他认为，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法制史的评价存在偏颇，比如英国法学家梅因认为未开化或者半开化的国家一般多制定刑法，很少制定民法。之后，由日本学者根据梅因的观点，论证中国古代只有刑法而没有民法，据此说明中国未开化。

在西方中心论盛行之时，这些观点曾对中国法制史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法制史的研究领域也极为狭窄。因此，张晋藩提出，需要研究除刑法史外的民法史、行政法史等部门法史以及民族法史。他的观点得到赞同。此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领域得到极大拓宽，民法史、行政法史、民族法史、专题法史、断代法史、法制通史、比较法史、法律思想史等领域都出现了大量学术成果。

在许多场合，张晋藩总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在当下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在张晋藩看来，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和未来，法制史的生命力在于为当前的国家政治建设、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中国法制历史是一个宏大的智库。它产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其任务就是要揭示中国法制与固有国情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关系，以及蕴藏于其中的民族精神”。

在张晋藩看来，“鉴古明今”不是一句空话。1986年初夏，全国正开展第一次普法运动，张晋藩受司法部邀请，走进了中南海讲课。“改革开放以后，急需恢复法制，所以党中央带头听法制课。一些老同志特别想听中国古代法制的情况，希望我放开了讲。”

张晋藩选定讲课的题目是“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的借鉴问题”。他回忆，那天自己“侃侃而谈，还挺有气魄的”。讲课反响良好，听课的领导有157人，“许多同志第一次听到中国古代不是没有法律而是代代有法，不是没有法官而是有执法的清官”。

课上，张晋藩讲了一个故事。唐朝初年，唐太宗曾下过一道命令，如果发现有官员伪造资历，冒充名门，就要处以死刑。此后，一名伪造资历的官员被查办，负责审判的司法官戴胄却反驳唐太宗，称按照法律条文，这名官员应该仅判处流刑。为此，唐太宗与戴胄展开了争辩。

课堂上，众人也展开了一场讨论，有人认为应该依据法律条文，有人认为按照领导的指示办能在最短时间内将问题解决。

张晋藩随后说，戴胄讲，“陛下当时所发的命令，‘一时喜怒之所发尔’，判处流刑是国家颁布的法律，不要因为你一时的喜怒而改变了国家成法”。课后，一位参会的官员向张晋藩询问唐太宗是否杀了戴胄，张晋藩回答，唐太宗没有杀戴胄，戴胄最后升了官。

因为是讲历史经验的借鉴，张晋藩在课上提到了盛世与法制的关系：中国经历过很多盛世，每一个盛世都和法制分不开，没有不讲法制的盛世，盛世都是讲法制的，而且由盛转衰，大都是因为不讲法制。

为志气而编书

历数中国法制史领域的著作，很难绕过五百余万字、共十卷的《中国法制通史》。该书声播海外，被西方同仁誉为中国版的《查士丁尼法典》。为了让这部书出版，张晋藩奔走了19年。

1979年，“中国法律史学会”的成立大会在长春召开，张晋藩在会上提出了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的倡议。后来张晋藩多次提过，是他所受的一个巨大刺激促使他提出这个倡议。

改革开放以后，张晋藩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制史学的代表，前后几次接待了外国学者，包括日本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滋贺秀三和岛田正郎，美国的学者爱德华兹（R.Randle Edwards）和蓝德彰（John Dexter Langlois）。他从他们口中听说，1979年之前，国外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的国际研讨会，主办方多由日本学者牵头，与会者除日本学者外有美国学者、意大利学者、德国学者等，唯独没有中国大陆的学者。

蓝德彰是第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的组织者，他坦诚地说：“我们不知道有哪些有影响力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当然也就无从知晓中国学者的状况。”中国法制史的国际研讨会，却没有一个大陆学者参加，大陆学者也没有能引起外国学者重视的学术成果，张晋藩无言以对，十分尴尬。

张晋藩提出编写《中国法制通史》的倡议后，得到了中国法制史学界的一致认同。

1980年1月，张晋藩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编写会议，有20多人出席，“这20多人基本上也就是当时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研究的全部人数了”。经过3天讨论，大家敲定了诸多细节问题，但同时也遗憾地认识到当时无论人力、财力、研究基础、资料状况，都不具备立即开展这一浩大工程的条件，所以编写工作只能推迟，等待条件成熟。

5年后的春天，情况有所改善。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被列入国家“七五”科研规划，得到10万元拨款。研究力量也逐渐变得充足，此后张晋藩的早期博士毕业生都参加了编写工作。很快，作为总主编的张晋藩确认了各分卷主编，明确了计划要求和出版事宜等。

然而不久后，由于出版社改制，又出现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这中间，还有两位分卷的主编过世，两位分卷的主编退出，不得不重新组织编写力量。

1999年1月，《中国法制通史》终于得以出版，中外学者称赞此书为“世纪之作”。张晋藩后来说，当时不仅仅是为了编学术著作，而是为了增加中华民族的志气而编书。实际上，编这部书没有一分钱稿酬。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顾元说，《中国法制通史》对于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在那个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

张晋藩主编的鸿篇巨著中有许多都是历时多年编成，如历时23年完成的《中华大典·法律典》和历时16年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等。

单说《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这部书的编写是个难度极大的工程，因为它是一个跨学科的工作，包括法律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需要把各领域的学者都组织协调到一起，要努力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争取出版基金，中间的艰辛可以想见。顾元说，过去从来没有人系统地去做这个工作。

“一般学者不会去做这些，也很少有人具备这种能力，自己能出学术成果就行了。”顾元自1999年成为张晋藩的博士生，此后他们既是师生关系，也是同事关系，后来又成了邻居。他感叹，张晋藩的号召力、组织力和领导力使得这些艰难且浩大的工程得以完成。

张晋藩出生于九一八事变前一年的辽宁沈阳，童年在伪满洲国殖民统治下度过，对日军侵华记得尤其清楚。他所学的小学和中学教科书都没有真正的中国历史，这让张晋藩对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所写的“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感受颇深。

如今，作为学者的张晋藩谈起自己从不停下的动力，他回答，“研究历史，恢复历史的真相，保存历史的价值，这是最重要的”。正如历代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北宋思想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谦谦君子

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科开学典礼总会介绍学校的五位终身教授——江平、陈光中、张晋藩、应松年和李德顺。当时还是大一新生的吕文静记住了张晋藩的名字。2022年，她成为张晋藩的博士生。

过去几十年，一代代法学生或多或少都见过张晋藩的名字。

顾元说，20世纪80年代读法学的本科生都会上中国法制史课，用的是司法部统编教材，主编正是张晋藩。吕晓鼎是张晋藩的2023级博士生，高考后的暑假，他一早就决定报考法学专业，于是找了一些法学相关的书籍阅读，当时就读了张晋藩所著的《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因此产生对中国法制史学的兴趣。《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在1997年出了第一版，如今已经修订出版到第四版，被公认为法学精品书籍。

这些年来，张晋藩编写的教材和书籍不断再版，一些著作过了几十年仍未过时，影响了众多法学学子。

作为教师的张晋藩，不仅仅用学术著作影响学生。1983年，张晋藩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入中国政法大学，参与创办并担任首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担任院长期间，张晋藩采取了校内外指导力量相结合的导师组教学组织形式，希望做到“兼容并包”，聘请了多位著名学者作为校外导师为研究生授课。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的学生，许多成为法学界的中坚力量。

1984年，张晋藩招收并开始培养我国首届法制史学博士研究生，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的朱勇正是张晋藩的首届博士生之一，博士证书是001号。从那时到现在，张晋藩已经培养了110余名博士生，直到今年还招收了2名博士新生。

2002年张晋藩患上黄斑病变，视力急剧下降，做研究时常需要学生协助。那段时间，张晋藩正在编《清史·法律志》，陈煜每周大概有三天会到张晋藩家中，“他闭着眼睛读、听，我来打字，他再说哪里需要查一查、改一改”。陈煜说，这样虽然看似效率不高，但长久下来，张晋藩的学术产量仍然很多。

吕文静和吕晓鼎是这两年常常陪伴张晋藩的博士生，他们发现，年过九旬，张晋藩依然执着、勤勉。“张先生一般从早上8点半开始工作，11点半左右结束。下午3点，他又准时工作，再工作大概两个小时。”吕文静说，张晋藩思维敏捷，记忆力极好，总能准确地记得某一段需要用到的古文，念出来让学生检索出处。

人格魅力是许多张晋藩的博士生不约而同提到的词语。二十几年前，顾元见到张晋藩的第一面，就有感于张晋藩的风度，完全是他想象中谦谦君子的模样。吕晓鼎说，张晋藩鼓励学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己掏钱让学生们到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地方。“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带领着学生，也在人格上引领着学生。”吕文静说。

2024年4月，张晋藩捐资创办的“蓟门法史书苑”在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二层建成。几年前，张晋藩的夫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林中患病。为了给夫人治病，张晋藩卖了一套房子。2018年，夫人去世后，张晋藩决定把为夫人治病剩下的钱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他先后为烟台大学捐建了“张晋藩阅览室”、为中国政法大学捐建了“蓟门法史书苑”，并且计划之后每年都捐资以增加新书。书苑启用后，学生络绎不绝。

2024年12月末的这一天，张晋藩已经给博士上完了课，身体有点不适的他穿好外套、戴上围巾，准备回家休息。一名即将预答辩的博士生捧着材料出现在门口，希望再次向张晋藩请教问题。张晋藩马上坐下，问候学生感冒是否痊愈，一边提出指导意见，一边鼓励学生。十几分钟后，张晋藩才在秘书的陪同下，走入北京的寒风中。

记者：张馨予

编辑：徐天

运营编辑：肖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