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做不了一个冷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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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做不了一个冷漠的人

刘擎,做不了一个冷漠的人

作者 | 赖逸翰

编辑|董可馨

我跟别人接触,理解别人的世界,获得启发,然后我把我学到的东西拿出来和人家分享,这里边又会诞生新的东西,这个过程就是生命本身。

刘擎最近想做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但是他发现这很难做到。

当一位政治哲学家决心活跃于公共领域,似乎便已无法避免其私人生活领域也将堆满大众的疑问。渠道多元,学校邮箱或者平台私信,相熟的也可以见一面,具体的人生困惑会从四面八方向刘擎涌来。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来信,内容大致是讲述自己的情感困惑。

过去的几年里,大家好似把刘擎当作“救命稻草”一般,想从他这里挖掘具体问题的答案,窥探人生的意义,试探能否用哲学来抵御落下的一粒粒沙。

刘擎想,这样的发问,大约是来自大众对他的信任,“其实有的人也并非真的想要一个确切的答案,有的原则必须放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上下文语境中才能做权衡与判断”。

刘擎参加南风窗社会价值年度盛典

刘擎参加南风窗社会价值年度盛典

哲学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对刘擎来说,去回应这样繁多又沉甸甸的求助,也是一件难事。更多的时候,他只能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将问题“还”给提问的陌生人,让提问者反过来思考问题本身,和提问背后的一整套预设观念。

渐渐地,刘擎感受到有些承担不来。无论是多么伟大的哲学家,也无法在别人的人生重大抉择上,简单下判断。毕竟,人是复杂的,人的生活也是复杂的。再如何,他也只能回应大约5%的提问。

但这几乎是违背他本性的。因为简短却真挚的提问背后,是具体的人。刘擎关心人,关心人的情感,关心人的社会,回避提问意味着他要逼着自己去做一个冷漠的人。

显然他并没有完全做到。在收到一则“活下去为何是值得”的问题时,刘擎依然心头一紧,因为提问者有自杀倾向。他“马上跑到和陈嘉映老师他们组成的‘哲学五重奏’群里,问他们怎么回答,他们都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刘擎谈及自由与孤独

刘擎谈及自由与孤独

沿着提问者的逻辑,刘擎还是想到了一个回答。“结果它(回复)起作用了。”后来他去哈佛访学,还和这个孩子在波士顿见了一面。

“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真的帮到过人的。我觉得当时她也是在跟我辩论,和我探讨,也是有点惊险。”说到这里,刘擎其实是笑着的。他反复思考过,哲学对于大众而言到底有什么意义。后来刘擎好似找到了一个答案。

如果当代人无法避免要被高速运转的世界吞没,哲学阅读与思考至少可以让人回归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在繁琐的事务里停顿抬头,过哪怕一秒沉思的生活。哲学的意义也在于,它将赋予人一种能力,“让你能够更积极自觉地反思”。

“一旦有了自觉的、较强的反思能力,你就会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你在活,一方面你在思考自己怎么活。”

剧本

到底怎么活?在告诉别人可以尝试着怎么活之前,刘擎已经千遍万遍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十四五岁时,刘擎想不得也想不到那么多。户籍考量、“数理化是硬核”的标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呼喊,把从小就有文学爱好的刘擎,推到了华东纺织工学院里(现东华大学),把他变成理科生。

时代仍然真切地在召唤。“如果在一个更‘稳定’的社会里,我可能也会去做一个工程师或者科学家,因为(公共)剧本已经写好了。但(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讨论的年代,它要你自己来写一个剧本。”

1985年的刘擎

1985年的刘擎

一瞬之间就能发生翻天覆地的事情,反而是20世纪80年代的“常态”。前一秒可能还在打击投机倒把,讨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后一秒就有可能允许下海经商。公共剧本近乎处于一种断裂状态。在这期间,大量的思想团体组建,各式学术丛书出版,尼采、弗洛伊德与萨特成了热门人物。

人们正焦虑着、迷茫着,不知要造出一个怎样的现代化未来,闸门一开,公共思考便彻底涌了出来。

启动键按下。在人满为患的学校图书馆里,刘擎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学哲学。那时卡尔·波普尔的著作还没被翻译出版,刘擎就这么定定地站在书架前,读完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中有关卡尔·波普尔思想的介绍文章。

刘擎在华东师范大学涵芬楼参加“我的1978”对谈

刘擎在华东师范大学涵芬楼参加“我的1978”对谈

平静的阅读与激烈的思想争斗可以同时发生。波普尔用一种刘擎完全陌生的方式,一种哲学的提问与论证方式,点出科学在经验上必须要有被证伪的可能,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击碎了刘擎原有的认知框架。

“那时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光是经济上的,人的认知和价值观,那些支持你的重要意义结构都生了变化,时代凸显了意义问题的重要性。就是尼采那句‘重估一切价值’。”刘擎说道。

于是青年时期的理工男刘擎,在这个再没有任何事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年代里,发挥出了最大的文艺热情,对人与社会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人和社会更复杂,而且和自己的体验息息相关。我要回答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的很多问题,甚至是困惑,而这些,是科学解决不了的。探索科学是一种特定的知识兴趣,但就像马克斯·韦伯引用托尔斯泰的那句,科学那么发达,但它不能提供意义。”

刘擎好似抱着一种要尝试遍所有可能性的心态。他读文学、写诗、演讲、做戏剧,也会在杭州的火车上与人兴奋地讨论萨特的哲学论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他几乎做了一切能做的事。

刘擎做客《十三邀》

刘擎做客《十三邀》

1986年,刘擎23岁,将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和《麦克白斯》串了起来,把戏剧与彼时的社会新闻、时代信息混在一起,做出了一个全新的实验话剧剧本《生存还是毁灭》。一个现代人和四大悲剧的主角们在剧场里对话,思考人性、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现代文明。

哲学性反思与创新反叛精神藏在文本中,并从这里延展开去,转身变成刘擎在1989年发表的另一个科幻剧本,《极乐游戏》。

《极乐游戏》从“什么是存在”这个问题出发,让一群对现存世界迷茫的年轻人,把自己关进一个称为“感应仓”的机器里,进行“生命偷渡”——就像“偷渡”到别人的生命中去。刘擎设想,在感应仓里,人可以实现所有你想要实现的人生剧本,获得想要拥有的一切体验。

所有的戏剧、文学与艺术创作,深究到底,都在帮着刘擎表达一种对时代的反叛精神。而在当时,能容纳反叛的,只有哲学。

连接

用刘擎的话来说,“现代化”是他们这代人生长过程中的头等大事。当传统被“摧毁”,人对世界祛魅,社会准则发生变动,重获“自由”的人也需要在断裂的社会剧本中找到一根线索,重建意义,让自己的故事自圆其说。

“那时候有一本杂志,收到几万封来信,大家都在探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刘擎回忆。于是,当中国的现代化展现出其身为社会工程的一面,刘擎似乎也无法逃开,“好像我生逢这个时代,就肯定会关心‘现代性’这个问题,它是我贯穿始终的一个核心关切”,他补充说道。

在现代性的母题之下,刘擎关心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社会秩序的问题,亦即人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另一个则是在现代社会里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

刘擎谈现代人的生活焦虑

刘擎谈现代人的生活焦虑

理性催生了传统到现代的转向,也瓦解了原有的自然秩序。人类中心主义与个人主义成为新时代的观念潮流,人类振臂高呼“人生来平等”。于是,“现代的政治秩序有一个麻烦,它既要求是秩序,同时要求是一个自由的秩序。现代秩序不止是有稳定这一个指标,它还需要让人有更大的空间,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刘擎解释道。

对于秩序中的人,离开了神与传统,生产力迎面井喷,到底如何在不确定性弥漫的世界里把人自己的故事说完整,安放好自己,成为难题。

“我们是要做自己,要爱自己,要自己做主,可是我后来想‘自己’又是怎么构成的,人怎么可能从内无中生有地开出一个自我来?”

理解到这一点时,刘擎正在美国留学,桌上摊开着查尔斯·泰勒的《本真性的伦理》,那是20世纪90年代。博士生刘擎,每周有八九百页的阅读任务,却仍对这本小小的、刚刚出版的、由泰勒的讲课记录整理而成的书,产生了切肤的感受——因为留学生活是孤独的。

刘擎的日常阅读与思考

刘擎的日常阅读与思考

所以,“我”何以是“我”?刘擎把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纳入到自己的理解框架中来,将文化的关系性与个人主义哲学结合。“自我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它是在关系中被塑造构成的。”

在这个基础上,刘擎展开去,“我们有时候认为是自己在为自己做主,但‘好’的个人自主性其实需要我们与整个世界建立真正的关联。我们需要共同体,需要阅读,需要跟别人互动,需要接触各种文化。这种关联是构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人间

刘擎喜欢和人交谈。

“我跟别人接触,理解别人的世界,获得启发,然后我把我学到的东西拿出来和人家分享,这里边又会诞生新的东西”,刘擎凑近了些,郑重又略显神秘地说,“这个过程就是生命本身”。

在刘擎的记忆里,童年时曾有老师拿着两个苹果问他,“我们两个一人有一个苹果,交换后我们有几个苹果?”刘擎当然是答:两个。“他(老师)又问,你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想法,我们交换后有几个?我说两个,他说,不,比两个加起来还多。”

交流的创造性意义最初如此定格在刘擎的人生里。

刘擎担任奇葩说导师,与辩手们交流碰撞,表达观点

刘擎担任奇葩说导师,与辩手们交流碰撞,表达观点

1990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攻读博士的童世骏恰逢假期,带着哈贝马斯的学术观点回到上海来。在许纪霖组织的学术沙龙里,刘擎与童世骏碰面,第一次接触到哈贝马斯的理论。“那时候他(童世骏)刚回来,给我们讲哈贝马斯,特别兴奋。”

在前往美国留学前,刘擎就浸在类似的区域性公共领域里,一批知识学者在圈子里互相交锋,互相成就,智识的上涨似乎是无限的。

涟漪泛开。“后来留学,我就特别关注哈贝马斯,在博士阶段还专门修了一门课,《哈贝马斯与福柯》,他们是特别不同的哲学家,一个秉持康德主义传统,一个有些后结构主义谱系。他们之间有些争论。”

对刘擎来说,似乎“有些争论”不是一件坏事,没有观点交锋才是一件让人失望的事。纷繁复杂的哲学迷思里,刘擎也翻找着自己。他从哈贝马斯那里得到基本思想,在上面构筑自己的哲学大厦,并尝试把他所得到又再次咀嚼思考的哲学,“洒”出去。

刘擎在第五届思勉人文思想节

刘擎在第五届思勉人文思想节

2000年,还没有博士毕业的刘擎经由金观涛介绍,离开美国,去往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在这里,他小幅度地回到公共空间,连续几年在金观涛创办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中发表文章,以一种哲学敏感性深入当代。

2003年,他从香港回到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执教。至此,他彻底结束了留学时的清修生活,把自己“丢”回了人堆里。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他甚至决定将自己“抛”到互联网中,在跨区域的公共空间进行公共讨论,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也与世界建立更多关联。

刘擎说,最初他读《人的条件》时,并不十分理解阿伦特的观点。但在成为一位教师,一位对话者,一位公共生活中的“老师”之后,他开始充分体验到阿伦特所说的——“人是有朽的(mortal),但由于人在公共生活中发展和展现了自己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因此人就成为不朽(immortality)。”

刘擎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参加年度好书评选

刘擎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参加年度好书评选

“我并不知道我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取得了什么,或者达成了多大的成果,但是对话过程中我分享自己的思想并得到回馈,再反过来讨论‘对话’这一点,它展现了生活本身具有的可能性,具有非常高的、对于生命而言的内在价值。”

“对话”所流淌出来的,有关于生命的魅力与价值,慢慢让刘擎的心“安定”下来。他感觉自己好像知道了要怎么活,找到了人生意义的来源之一。

重建

但刘擎还有想要通过对话传递的东西。

对于刘擎来说,在学术界工作其实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他有强烈的、智识上的好奇心,热爱阅读、写作和思考,同时又喜欢和人交谈,喜欢讲课。“只有大学学术机构能满足这些,给你正当的时间空间去做,而且人家还付给你报酬,哪里还有这么好的事。”

但有些时候,刘擎也会找不到工作的意义。他叹息,明明在自己当大学生的年代里,师生之间是可以坐下来聊天的,是可以当朋友的。“刚回到上海执教时,我也是这样和学生相处,可是后来根本忙不过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变成了身份与身份,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

可以闲暇、可以非标准、可以慢的时光似乎一去不复返。哲学家不止在理论与思考里遭遇现代性问题,也在现实生活中,与现代性所带来的意义“匮乏”狭路相逢。指标化的任务也会飘在刘擎头顶,“效率最优”的经济理性正吞噬他生命的一部分。

刘擎谈优绩制

刘擎谈优绩制

刘擎觉得,我们要抵抗,至少是局部抵抗。“我们可能不应该变得那么,所谓现实主义。”

“人不是只会理性计算的。我们现在过度发达了,理性计算是人的一部分,但我们同时是作为情感的、有想象力的存在,而这一部分现在被压缩了。”刘擎非常希望,我们能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重建人文主义的维度,抵抗“系统”(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对人心灵结构的重塑。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总能找到空间来做吧”,刘擎想。

于是,刘擎在公共领域中,会谈最小单位的共同体亲密关系,也会讨论最大单位的共同体国际政治,他渴求一种建立在现代世界、现代社会结构上的人文主义。

刘擎参加南风窗社会价值年度盛典

刘擎参加南风窗社会价值年度盛典

“我觉得我参加这么多公共活动,其实也是在呼吁和鼓励大家跟我一起来探索,我们是不是无路可走了?是不是就只能变成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那样生活?是不是我们要恢复自己对情感、美、艺术、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敏感性?”

在公共领域里和年轻人接触、交流得太多,刘擎有时候会误会自己的年纪,但身体会“及时”提醒自己不再年轻。2024年,刘擎已经61岁,身体慢慢难以提供给刘擎足够的能量,去应对本职工作之外的、更多的“交谈”。

但他觉得自己可以慢慢找到平衡点。

朋友告诉他:“现在在公共议题上还有人愿意听你说,你也还有想法可以说,这是机会。这个机会不是你选的,哪天就冷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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