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夺走了我的脸

当她被合成进色情片

你在社交媒体上发的个人照片，可能被拿去制作色情视频，这依靠名为deepfake（深度伪造）的AI技术，5秒钟就能实现。视频会在群组中传播、上传到色情网站。你的个人信息也可能被曝光。

肇事者往往是你的熟人，动机是羞辱你，有时出于报复，但更多的并没有缘由。他们以“熟人羞辱”为乐。这意味着，任何在网络上有正脸照片的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由于法律和技术的差距，Deepfake肇事者难以被查出和惩罚。你不得不面对：犯罪者可能是身边的人，但也许永远不知道是哪一位。

我找到一位化名Ruma的韩国受害者。她是韩国第一例被曝光的Deepfake性剥削案件的当事人。过去三年，她经历报警失败、亲自破案、三次抗诉，最终在今年10月让肇事者被严惩。她是全球受害者中，极少数走到了终点的人。

我通过视频连线访谈了Ruma、协助她破案的女媒体人元恩地，以及一家为肇事者提供咨询的韩国社工机构，以还原Ruma的故事。为补充中国的情况，我也访谈了一名中国受害者。

反正你也抓不到我

事情过去三年了。但直到今天，Ruma还是很难用语言表述它。在给我的文字回复中，她写道：“即使现在写这个答案，我仍然感到胸口发闷，头痛，呼吸困难，思考这件事本身就让我很痛苦……但为了解决问题，我又不得不这样做。”

一周后我们视频连线，Ruma无法打开摄像头。我只能看到一块黑色屏幕，上面显示着她的化名：Ruma。三年前的事情发生后，她就不再见陌生人了。如果非见不可，她会警惕，拒绝对方给她拍照。她把社交媒体上所有个人照片设成了非公开。网络上不能出现她自己的脸。

困扰Ruma的是Deepfake，指运用深度伪造（Deepfake中译词）AI技术，将女性的脸合成到色情裸体图像或AV影片中，再传播出去，是一种新型性剥削犯罪。

2021年7月12日，Ruma在首尔的家中一边上网课一边吃饭。她突然收到了一条新消息，消息来自Telegram——前一晚为了接收电影空座通知，她刚刚安装了它。发消息的ID是一串没有意义的拉丁字母：@tttttttttyyyyyyu。

“你好啊，XX（Ruma本名）。”对方知道她的真名。几张图片发了过来，她点开它们，发现自己的脸被合成在一个女性裸体上，上面叠加着数量不清的男性生殖器。另一张合成裸体图片，图片像色情海报一样配着文字：“荡妇XXX”、“为了卖身而退学”。

“你知道我在看吗？”对方问她。“贱人，快回答！”

Ruma全身发抖，一个字也打不出来。这时对方又发来一个42人群聊的截图，一个个匿名ID正在评论这些照片。读起来像是，他们全都认识她——“是XX啊，好久不见了哈哈”。这是一种被监视的感觉——那些人在她看不见的地方看着她，可她完全不知道对方是谁，更没法把他们找出来。

Ruma拨打了一条性暴力求助热线，但对方让她直接报警。她打了112报警电话，那边告知她去附近的警察局。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立刻开车带她去了警局——在去的路上，手机对面变得有些焦躁，“快点回答我！”

在首尔西大门警察局，一名男警察先让她手写填投诉表。这时候Telegram上信息还在不断涌进。警察问她：你和谁有仇吗？手机对面告诉她：“我要经常对姐姐说一些色情的话”。她慌忙截了屏，拿给警察看，他却只是让她填表。犯罪正在眼前发生，警察却什么也做不了。她想到了进警局前收到对方的一条信息：“反正你也抓不到我。”

走出警察局，Ruma去了电信公司，换掉了使用15年的号码。过了一会儿她想到，肇事者大概率是熟人。因为合成图片使用的，是她在Kakaotalk（类似中国的微信）上用作个人资料的照片。并且其中一些是两年前用过的照片（更换资料后就设为私密了），这意味着肇事者从两年前就是她的Kakaotalk好友，且一直在精心收集照片。想到这里，她觉得自己要吐了。

回到家里，她告诉了父亲这件事。父亲反问她你能做什么，韩国通讯软件都很难监管，何况是Telegram？他在一家IT公司工作，“你换了手机号，就等于在制止犯罪了”。Telegram是一款由俄罗斯人创建的软件，不配合各国警方调查。近年来全球各地Telegram上的犯罪都难以解决。

那天之后，即便走在熟悉的街道，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让Ruma心跳加速。她常常觉得有人在暗中尾随，忍不住转头看别人。世界好像在一夜间变得陌生而危险。不久之后，她开始回避出门，不敢乘公共交通，出行时只坐父母开的车。

令人作呕的画面也不时从记忆中跳出，打断日常生活。吃饭时、与人交谈间，她眼前突然又闪现被剥夺了尊严的“自己”——失去衣服，被迫摆出羞耻的笑容，身体被贴上侮辱性的标签。他们用“婊子”这样的字眼侮辱她。这些画面和言语让她无法入睡，即使在梦中也不断重现。Ruma一次次在半夜惊醒，一身冷汗。

她的世界好像被压缩到卧室，然后又进一步缩小到了她的脑海。脑海中，Ruma不断把熟悉的面孔与肇事者重叠，他们的面容一一闪过。她感到胃在下沉，好像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正离她越来越远。怀疑每一个朋友都是痛苦的，然而人人又都有可能。

Ruma的父亲向她道歉并陪去了警局。但这更让她痛苦，因为她发现父亲是对的，警方告知Telegram上的调查非常困难。

过了几天，Ruma告诉身边的女友，她好多了。她告诉她们很可能也不是熟人作案，说不定只是偶然遇到了窃取隐私信息的变态。Ruma告诉我，“这种想象作为一种自我安慰，一直留在了我心里的某处。”但每当她独自在家，却会突然流泪。

几天之后，她飞去美国读博，删除了证据照片和用来联系警方的电子邮箱。四个月后，Ruma的父母转告她，他们接到了警方通知：“因缺乏线索，暂缓调查。”她告诉自己，这件事过去了。

直到第二年6月，Ruma回到韩国，一位女友约她在咖啡馆见面。女友拿出手机，打开了Telegram：是似曾相识的图片。但这次被换脸的，是这名女友和另两名大学时的女同学。女友告诉她，她们在四个月前得知自己也遭遇了Deepfake。肇事者发来的图片和羞辱文字，和Ruma曾收到的高度相似，对方甚至讲出了她们大学时具体的过往。

“我感觉心在下沉，呼吸困难，手脚颤抖”，一年前的种种反应又回到她的身体，可那是一种更毁灭性的感觉，“眼前变得一片黑暗”。

Ruma没法再欺骗自己——肇事者就是她们大学时共同的熟人。

谁是肇事者

她们决定一起找出肇事者。她们四个人都毕业于首尔大学人文学院A系，所以肇事者可能也是A系毕业生。她们想到了可以去求助一名男同学，名叫具泰宇。四个月前，正是具泰宇联系到Ruma的三位女同学，告知她们遭遇了Deepfake。具泰宇自称收到了肇事者的私信，对方邀请他加入羞辱的阵营。

Ruma向具泰宇讲述自己受伤的经历，请他帮忙卧底，以套取更多信息。但她有些忐忑，毕业后他们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上学时也不算亲近。但具泰宇没有多说什么，居然同意了。这让Ruma有些不安：“我并不完全确定他会支持我，因为我不知道他通常对女性和性别歧视问题是什么看法。”

在此之前，Ruma还曾求助过三名大学时关系近的男性好友。她分别把他们约出来见面，让他们当面打开Telegram。她带着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她期待着他们能提供线索；但同时，“无论遇到谁，我都至少有0.1%的疑虑”，他们中也可能有人是肇事者。这种怀疑让她恐惧又愧疚。他们原本都是她信任的朋友。

“我没有怀疑你，只想知道你是否也收到了我们的合成照片”，她对他们说。三个男生都愣住了。他们打开Telegram。没有相关消息。一个人说，怎么还会有这种变态？另一个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然而他们没能提供线索，也没有说安慰的话。只有一个男生在分别后给Ruma发了消息：“其实我应该多问问‘你还好吗？’，但我刚才太惊讶了，没能给出适当的反应。对不起。”这名男生后来不时询问进展。但另两个男生此后不再和Ruma联系。

“他们可能以为我怀疑他们，但我是因为信任他们才去找的”，Ruma告诉我，“一个女性受害者去找一个男性求助，本身就需要很大的信任，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具泰宇开始卧底了，但他只能每天把收到的合成照片发给Ruma——陆续又出现了七八位受害者，都来自首尔大学A系——却没有关于肇事者身份的线索。

在此之前，Ruma曾独自前往首尔一家医院的精神科——当确认了是熟人犯罪后，她开始频繁头痛、心悸、呼吸困难。一名女医生确诊她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给她开了药，然后对她说：所以说，人就是不应该在网上发照片啊。回到家后，药物的副作用让她变得非常无力，整日昏沉。

四位女生也不得不反复面对羞辱的话语和合成影片。一位受害女生后来在法庭陈述，每一次当她看到图像，“我就像被人打了一巴掌一样醒来”，她不得不一张一张看到自己的脸，被合成在一个大规模性侵现场，“她”的脸上、身体上被写着性侮辱的脏话。她还要看到其他受害者的照片，“更痛苦的是，那都是我熟人的照片”。

突然有一天，当Ruma再一次收到具泰宇转发的消息——一张她的女同学的合成照，以及一系列隐私信息：“她去年结婚了”、“你知道吗？她和XX有过关系”……的时候，Ruma在一瞬间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感觉：这些消息，好像是肇事者在直接对她说话。

具泰宇难道就是那个肇事者吗？他是不是编造了聊天记录在欺骗她们？恐惧在一瞬间抓住了她，她立刻给他发消息：“请将整个Telegram聊天记录转发给我。”

这条消息一直显示未读。Ruma开始对具泰宇消息轰炸，但对方一直没有回复。Ruma把情况告知另外三个女生。四个女生一起陷入恐慌的等待。

15个小时后的深夜11点，具泰宇终于发来信息：抱歉，我上班时不方便回复。她们没有打消怀疑，但又害怕这种怀疑被察觉。如果具泰宇真是肇事者，一旦发现被怀疑，他会立刻消失，她们仍没有抓人的证据；如果他不是，他可能感到被误会而不愿再配合，她们就失去了唯一的线索。

但如果选择相信具泰宇，又是在冒更大的风险——她们可能正在被以一种更可怕的方式羞辱。想到这些，她们的精神接近崩溃。

“对不起，我刚刚太着急了。”Ruma让自己平静地回复具泰宇。但此后，当她每天再收到转发消息，她无法自控地感到，自己正在被具泰宇一人分饰的两个角色轮流欺骗。

幸运的是，转机在次日出现。又一条消息转过来，关于一名新的受害者徐妍雨，毕业于首尔大学法学院——这说明受害者不止在A系。

徐妍雨是在律所办公室收到的消息。从法学院毕业后，她作为律师主要代理性暴力案件。消息发来时，她正在为帮助一名性侵案受害女性写一份文件。点开消息的瞬间，她自己也成了性暴力的受害人。

她发现，肇事者，或至少有一名从犯，是她在法学院的同学。因为合成图像使用的照片，是她在法学院学习时拍摄的身份证照片，只有同院系的学生才能在系统中看到。但徐妍雨不认识具泰宇。这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具泰宇的嫌疑。

她们五个人对照了彼此的Kakaotalk通讯录，发现有且仅有一名共同好友，这个人名叫崔宇成。

崔宇成，这个名字出现时，所有人都想到了大学时曾和他一起的画面。这是个比她们小一届的男生，性格外向，善于交际，大学时常和Ruma她们一起吃饭、喝酒，会跟在她们身后，亲昵地称她们“姐妹”。毕业后他们不再联系，但一直能通过社交媒体看到彼此的动态。崔宇成在做加密货币相关的工作，恐怕对Telegram（也运用加密技术）非常熟悉。

“他是我相当亲近的人”，Ruma告诉我。但现在，这变成了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崔宇成大概率是肇事者。

卧底羞辱房

追查的同时，受害人团体联系了一位女媒体人，名叫元恩地。元恩地以在Telegram上调查性犯罪著称。2018年的“N号房”事件中（有男性在Telegram上胁迫未成年少女，售卖性剥削视频），正是元恩地首先曝光并协助警方抓捕罪犯。当时，她还是一名新闻专业的大学生。

元恩地那时就曾进入过Deepfake“羞辱房”，这在当时是N号房的一种亚型。此后四年，她目睹更多N号房群组转向Deepfake。肇事者们在组里说，胁迫的事不能再做了，会被抓，但换脸问题不大。

元恩地告诉我，接到委托后，她再一次卧底，假扮成一个也喜欢羞辱女性的男性，通过具泰宇提供的联系方式，在Telegram上主动找肇事者对话。

但她很快意识到对方非常谨慎。尽管对话断断续续地从早到晚，每周有五天在交谈，肇事者绝不提及个人信息，话题只限于羞辱女性。同时，她无法进入肇事者创建的“首尔大学羞辱室”，因为想进入房间，必须先提供一名女性熟人的身份信息和合成影像。

我们只能通过两年后，终于被韩国媒体曝光的信息来还原羞辱房里的情况。在元恩地卧底进入的2022年夏天，Telegram上由韩国男性创建的Deepfake羞辱房已多到无法计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态。

肇事者们首先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谁想羞辱xx大学的熟人，dm我。”“dm”是私信（direct message）的意思。帖子通常打着“双重熟人”的标签，指他们想要找到并羞辱共同的熟人。

私信中的链接带他们进入Telegram频道，其中包含按地区/学校/职业分类的聊天房。两年后被媒体曝光的房间包括“女教师房”、“护士房”、“女兵房”、“女运动员房”，还有韩国约70所大学的羞辱室（韩国共169所大学，占比已超过40%）。

进入聊天房，一条公约弹出来，要求完成以下任务之一才能留在房间：

1. 贡献女性照片和个人信息，并写3行以上侮辱文字；

2. 私联女性并确认身份；

3. 合成影片或裸照；

4. 向指定女性发送羞辱信息，并截图反应发回群——这是他们催Ruma回复的原因。

许多房间内还设有机器人，引导用户进入“生成室”。上传照片后，机器人5秒内合成逼真裸照，还可以调整胸部的大小。

在聊天室，肇事者们分发合成图像。发现共同熟人时，会创建针对受害者的“xx羞辱室”。随后大批ID涌进去。

你能在聊天房的字里行间读出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在“女兵房”，一句广告语击中欲望和好奇心——“与你共事的连长、排长，你不好奇她们的裸体吗？”另一句击中仇恨、厌女情绪——“脱下并毁掉一切吧。都是军装让她们有了优越感，脱掉就只剩屈辱了。”

元恩地开始编造生活套信息。她自称是个男白领，有时向肇事者抱怨办公室里的事。这时，肇事者也会安慰她，显出一丝人情味。

但肇事者很快回到羞辱话题，又发来合成图像、羞辱的话、自慰视频。元恩地觉得肇事者和他口中的女性都不像真实的人。女性对他只是“胸部、性器官”。而他本人像一个不断羞辱女性来启动兴奋机制的程序。

对话令元恩地筋疲力尽。她感同身受受害人的痛苦。“看着他上传的女性胸部、生殖器，都是和我一样的身体部位......我也可能成为一样的被害人，这让我感到极大的不安和恐惧”，元恩地在视频连线中告诉我，为了缓解情绪，她也去医院精神科接受了心理咨询。后期每次与肇事者对话前，她必须先走进一家窗外风景优美的咖啡馆，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每打几句话就转头看窗外，以抑制恶心。

没有进展，元恩地感到没有动力再继续，但这时，受害者小团体告诉她，她们已经找出了一名头号嫌疑人。

如果不是你，

你怎么能不给我打电话！

女生们想出了一个方法来确认崔宇成是否系肇事者：一名女生准备一张个人照片，用PS修改掉图中一根头发丝，上传到Kakaotalk，仅对崔宇成可见，看照片是否会被搬运。这也是全球Deepfake受害者通用的方法。

不到24小时，元恩地收到肇事者发来的合成视频，点开放大仔细看，确认原图是修改过的那一张。元恩地马上把视频转发给女生们。2022年7月20日，女生们报警认定崔宇成为肇事者。

8月18日下午4点，警方在崔宇成位于首尔江南区的办公室逮捕了他。女生们请求元恩地在Telegram联系肇事者，以进一步确认崔宇成的身份。元恩地连发数条消息，催促回复。消息始终显示未读。她们更加确信这一次没有抓错人。

当晚在警察局，针对崔宇成的询问开始。警察问他，为何仅他可见的图片被用作合成素材？

据韩国媒体报道，崔宇成否认了，声称自己忙于工作，很少查看Kakaotalk。警察拿出受害者照片一一询问，他全部回答说不清楚。

他说自己的手机可能被黑客入侵了，有人盗取了他的通讯录信息用于犯罪。

8月19日上午6点，崔宇成被捕14个小时后，女生们接到警方电话：崔宇成被无罪释放。警方称检查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没有发现任何物证。警察提醒她们：“请不要无故联系崔宇成。”

一个半小时后，Telegram上，肇事者的ID重新上线。元恩地开始收到肇事者消息。Deepfake犯罪继续进行。

Ruma向警方申请与崔宇成当面对质——崔宇成被释放后，她每晚失眠，不服用安眠药就无法入睡。她想亲眼见崔宇成。“如果他说不是他，作为曾亲近的朋友，我也想听他亲口说出来。”但崔宇成拒绝了。

几天后，她来到崔宇成办公楼下，想象他被捕的情景。“我想问他，如果真的不是你，你不生气吗？你怎么能不给我打电话？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但她在楼下徘徊了20分钟，没见到崔宇成就离开了。她终究没有勇气面对他。“我会感到害怕和不自信。”

事实上，Deepfake受害者即便亲自破了案，也很难让肇事者被严惩。根据韩国《深度伪造惩罚法》，肇事者若“意图传播”，最高可被判坐监5年，罚款最高5000万韩元（约28万人民币），但制作或持有不惩罚。即便定罪，肇事者常以“初犯”或“悔罪”减刑，多判缓刑或暂缓起诉。

仁和大学的一名受害者，亲自潜入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羞辱室，观看自己被羞辱一年，伪装成男性附和以收集证据。但最终，只有少数肇事者被捕。

中国的受害者欧阳潇潇成功让肇事者向警察认罪。这名男性以传播淫秽物品被行政拘留十天。但十天后，他被放出看守所，不但没有删除图像，第二天就更换ID继续发布合成图和个人信息。

“传播淫秽物品罪”通常的定罪标准是发视频超过20个，图片超过200张，被点击超1万次，或触达了300到600人以上。所以她请朋友帮忙继续卧底，收集证据，打算凑够一定数量去法院起诉。讽刺的是，欧阳潇潇本想消除图像，现在却要指望对方多发。

12月15日，欧阳潇潇告诉我，她放弃了刑事诉讼，现有证据只足够提起民事诉讼，状告对方侵害她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肇事者在这种情形下不构成犯罪，不会被判刑。

罪犯终于现身

2022年秋冬，崔宇成被无罪释放后，Ruma的唯一希望是询问案情时，警方的回复——“请稍等，我们在收集证据”。但这样的反馈也逐渐消失了。

2023年1月24日，Ruma接到警方发来的一条短信：“未找到相关证据……因此我们决定不转案（不对嫌疑人提出刑事指控）。”受害人团体中的多数人都想放弃了。讨论曝光或找律师时，都有人反对。有人担心影响首尔大学的声誉；有人在网上做博主，担心影响个人账号运营。

Ruma不得不考虑，继续追究会不会给其他受害者带来更多痛苦。如果最终失败了，其他人会不会有怨气？她们曾因共同的愤怒想抓住罪犯，但在屡屡受挫后，“真正采取行动完全是另一回事”。

但那句“反正你也抓不到我。”再次点燃了她的怒火。“无论如何，我的生活离不开这些疯狂的怀疑、沮丧和愤怒。”事发后她曾放弃过一次，事实证明，自欺欺人的遗忘并不能减轻创伤。

“我清楚地记得那些嘲笑我的话。”Ruma在日记中写道。到这时，她绝不接受自己真的什么都做不了。不能放过肇事者。

Ruma开始独自一人行动。她联系了三家性暴力支持机构，寻求法律和心理援助。韩国性暴力危机中心告诉她，她的心理困境源于真相不明。“你现在最需要的是揭露真相。”她们介绍给Ruma一名律师，建议在法律程序遇到困难时，再考虑心理救济。她们实际上帮助Ruma确认了一点：受害者精神康复的前提，是获得司法上的正义，而不是通过“忘记”。

Ruma也联系了元恩地。2023年2月，尽管已线上合作大半年，但她们也是初次见面。地铁站旁，元恩地对Ruma的第一眼印象深刻——Ruma短发，没有化妆，表情明亮，元恩地感到她的身形甚至表情都和自己很像，好像她们是一个人，有什么东西让她们紧密相连。

Ruma侧背着一个大包，后来元恩地知道了包里都是案件材料。她佩服Ruma的勇气。“在我接触的被害人中，几乎没有人想了解自己的被害过程，一般人都会害怕面对。”

元恩地建议Ruma尝试写作。曝光引起的舆论可能推动警方调查。于是Ruma开始以“Ruma”这个名字写博客讲述此事。

2023年4月，在律师的帮助下，Ruma开始走司法流程。她首先申诉到地方检察厅，对警方不予转案的决定提出异议。4天后，上诉被驳回。

不久，Ruma再次抗诉到更高一级的首尔高等检察厅，结果又一次被驳回。

2023年8月，Ruma向高等法院提出裁定申请。这是她在司法框架下能做的最后一步。这项申请的通过率通常只有1%。“我没有抱太大期望，但想按程序走到最后......我只想留下一个‘Telegram性犯罪者将被抓获’的榜样”，Ruma说。

2023年11月21日，案件出现了转机。首尔高等法院在审查相关内容后，推翻了此前调查机关的决定，决定对此案提起公诉。12月，警方重启调查。Ruma建议警方与已和肇事者建立了信任的元恩地协作。卧底再一次开始。

元恩地重启了与肇事者的对话。尽管数月没有联系，肇事者似乎并未怀疑她，继续羞辱的话题。

肇事者记得她的“妻子”——元恩地曾自称有一位首尔大学毕业的妻子。他问起“妻子”的年龄、职业、长相......发来一连串意淫强奸她的文字。每晚，他们从11点聊到深夜，话题涉及“妻子”和其他女性。元恩地把对话同步给警方。

调查重启三个月后，元恩地每晚目睹大量辱女图像，让她“精疲力竭，抑制不住的恶心”。她感到时间紧迫，案件可能再次被放弃。必须想办法尽快结束战斗。

一天她问肇事者：把内裤线下交接给你怎么样？——肇事者此前曾多次索要“妻子”的内裤照片。

对方立刻答应了，让她把内裤放在首尔大学地铁站的柜子里，等他去取。元恩地通知了警方。

到了交接那一天，一名男警察去放了内裤，随后在暗处等待。一名男子出现，取走了内裤。几天后他们又交接了一次，确认了是同一人。根据韩国法律，警方需要法院批准逮捕令才能实施抓捕，因此他们等到了第三次交接。2024年4月3日，该男子再次出现，当他打开柜子取出内裤，警方冲上去包围了他。

经审讯，该男子系主犯，是一名姓朴的40岁学长，而非崔宇成。朴某在学校15年，一直准备考试，一直失败，认识了部分受害者。事实上，他和Ruma并不熟。Ruma记得只在学生休息室见过他几次，礼貌地打过招呼。“他是我记忆中早已遗忘的人了。”

一个月后，警方又查出一名从犯，毕业于首尔大学法学院，也就是徐妍雨的同学，31岁，和主犯在Telegram上相识，提供了一部分女生的照片，并制作合成影像。他们在2021年7月至2024年4月的34个月里，在Telegram上建立了近200个深伪色情聊天室，制作、传播了1800份非法照片和视频，受害者多达61人，其中12人是首尔大学校友。

崔宇成不在这两人中，但疑点并未解决：修改了发丝的照片、崔宇成被捕期间肇事ID的掉线，以及，这两人并不掌握很多受害者的个人信息。谁给了他们这些信息？女生们怀疑仍有共犯。然而，警方未能继续调查。警方称在媒体报道后无法再搜查。

2024年6月3日，主犯朴某第一次出席庭审。他一直哭泣，抖动着肩膀，在检方宣读起诉书时捂着脸。元恩地感慨肇事者实际上如此孱弱，“罪犯似乎死在了Telegram上”。

朴某在最后的声明中说：“我想向受害者道歉”。他直到离席都一直嘟囔着“对不起”。元恩地感到困惑。事后她对媒体说：“现场并没有受害人出席，我不知道他在向谁道歉。”

“我们将推翻歧视女性的深度伪造！”

8月24日，首尔大学案开庭两个月后，一名韩国博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鼓励 Deepfake色情犯罪的受害者举报。此后，每分钟跳出8条举报，整晚不断。韩国公众首次意识到羞辱房遍布各行各业。让我们再列一次被曝光的房间名称：“女教师房”、“护士房”、“女兵房”、“女运动员房”。

学校成为Deepfake犯罪的重灾区。除了70余所大学，韩国还有477所中小学出现受害者（至少8名是小学生），肇事者多为同学。不久，韩国警方公布数据，截至今年9月已调查的Deepfake嫌疑人中，80%以上是未成年。

Deepfake色情羞辱正在渗透青少年世界，Aha首尔青少年性文化中心告诉我，从近期案例来看，有人正在社交媒体、游戏论坛和赌博网站上给青少年发链接，诱导他们进入所在学校的羞辱房。房间公告承诺，发送女同学的照片和个人信息可获得报酬。但男孩们发送后并不会拿到钱，而是会遭到威胁，房间里的成年人要求他们继续发照片，并且拉新人进来，否则就把这件事告诉那个被出卖的女同学。

羞辱房已成为一种产业。很多Telegram房间由非法公司运营，它们在社交媒体上投放广告。2024年以来，社交平台X和Reddit上的“一键脱衣”广告链接增加了2400%以上。

房间通过营销规则吸引用户——前两次合成免费，之后需购买“钻石”，邀请朋友可继续免费。

新的受害者每天不断被发现，恐惧席卷了社会。教育厅向首尔全体中小学发出“紧急学校钟声”，警告所有师生、家长注意Deepfake犯罪。韩国社交媒体上掀起删除个人照片的风潮。一家性暴力维权机构称她们进入了“战时状态”，受害者打来的电话每天日夜不停。

这一切给Ruma的精神痛苦又叠加了一层，那是一种基于女性身份的政治性抑郁。“虽然我猜到很多女性会遭遇类似的事，但当直面这个事实，我感到非常痛苦和绝望。”Ruma说。但同时，她感到自己有责任发声。作为韩国第一位公开自身经历的Deepfake性剥削受害者，Ruma开始接受全球媒体的采访。

韩国的女性团体也开始行动。她们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发帖寻求国际支持。两名韩国少女也来到中国微博上：

“您好，我今天是18岁的学生。我中文不好，所以翻译器用。韩国的换脸问题太严重了。”

她们在首尔江南地铁站举行紧急记者会，代表84个妇女组织敦促政府解决Deepfake色情犯罪。

这些行动引发了黑暗世界的反击。疑似肇事者和围观者匿名举报，导致X上多名女性博主被封号。Telegram上出现了专门合成、羞辱报道此事的女记者的“记者房”，管理员扬言要让女记者受到性剥削。

但女性继续抗争，聚集街头。9月6日，600多名女性走上首尔街头，举标语高喊：“让我们过上没有恐惧和焦虑的生活”、“我们将推翻歧视女性的深度伪造！”

9月21日，第二次示威爆发，参与的女性超过6000人。她们穿黑色衣服、戴黑色口罩，站在了首尔惠化地铁站口——这里正是六年前韩国女性为N号房抗议的现场。

Ruma和元恩地都不能参与现场抗议。露脸对她们很危险。Ruma参加了线上演讲，分享“受害者请愿书模板”。元恩地帮助受害者取证、报警，并联系支持机构。她记录下愿意发声的女性的故事。

第二次示威5天后，国会就传来消息，通过了一项针对Deepfake的新法案。10月10日，三部相关法律在韩国国会正式通过。

根据新法，持有、购入、保存或收看Deepfake色情影像均被视为犯罪，可被判坐监三年以下，或处罚金3000万韩元（约15万人民币）；

编辑、散布Deepfake色情影像，最高刑期从五年上调至七年。利用影像恐吓，刑期在一年以上。

法案还规定国家有义务删除影像，并为受害者恢复正常生活提供支援。韩国警方宣布对Deepfake色情犯罪开展为期7个月的集中打击。

Telegram也道歉了，更改了用户规则，首次允许用户“举报非法内容”以供平台审查；用户条款中新加了一条：“如果您涉嫌犯罪活动，我们可能会向有关当局披露您的IP地址和电话号码。”这意味着此后发生在Telegram上的犯罪，都有可能得到追查。

10月中旬，首尔大学案即将审判。这一次，案件因Deepfake的全国爆发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封请愿书呼吁严惩主犯朴某，获得5143个网络签名支持。

10月30日，主犯朴某被判刑十年，制作影像的从犯姜某被判刑四年。案件不久后将二审开庭。

只有这样你才能再次活下去

请不要忘记：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到今天，有关崔宇成的疑点没有得到解释。受害者们仍不清楚，主犯朴某怎样得知了她们的隐私。视频连线中，Ruma安慰自己：也许，他是从我们的社交账号内容中推断的吧。就像她最初试图相信不是熟人所为。

罪犯们被捕后，警方联系Ruma，称可以帮她删掉Telegram上她的合成影像。Ruma拒绝了。“我认为删除这些还有什么用。”影像大概已被上百人消费。况且，造成伤害的早已不只是影像那么简单。

Ruma回到美国继续博士学业，每两周做一次心理咨询。她不敢参加集体活动，害怕和陌生人见面，也不敢在社交媒体上发照片。

她的PTSD症状并未完全消失。她通过公开发声来抵抗抑郁，但心悸和呼吸困难的症状在重述时仍会出现。“就像我们今天这样”，Ruma在电话另一头说，“等一会儿访谈结束，我其实不知道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日常生活”。

对于Deepfake受害者而言，创伤是没有尽头的。在一项研究访谈中，一位受害人描述这种感觉：“在我的一生中永远不会有一天，所有关于我的图片都能被删除。”

“我试图过上正常的生活，但内心深处，我每分每秒都在尖叫”，另一位受害人说，“每个在街上经过我身边的人，我都会想，他们看过视频吗？”

许多受害人的合成影片被上传到色情网站，甚至有一个显示真名的个人主页被上百人订阅。一位美国受害人绝望地发现，当她在浏览器搜索自己的名字，跳出的是“她”的色情主页，掩盖了她原本真实的信息。从此她强迫式地不断重复搜索。

合成图像甚至会扭曲你对自己的感觉。英国受害人Helen Mort在纪录片中说，她看待那张原图的感觉都变了——她有张青春时期，穿着粉色长裙的照片，被拿去合成了一段她为人口交的视频。她感到合成图像比原图真实，好像侵犯曾真实发生过。“很难向那些没有用自己照片看过的人解释……他们把这些（合成影像）植入了我的脑海。”

她们无法再信任世界，不只是男性。报警失败后，Helen反复做同一个噩梦：在地下通道，两个男人逼近她，其中一个“穿着”她被合成的色情图像，她口袋里有把刀，身边有只狗，她在极度恐惧中默念，我有刀，还有狗，他们伤害不了我。但两个男人冲上来抽出她的刀，杀了狗，把她推到墙上，她就在这时吓得醒来。

“我想问”，Ruma也在连线时问我，“我曾以为可以安全生活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吗？”

“没有什么罪行是可以被遗忘的”，元恩地说。这是她从众多女性受害者身上学到的一点。但这不单指向绝望，而是指向改变。我们需要一个能支撑受害者得到正义的世界。

她告诉我，我们必须恢复因犯罪而受损或丧失的尊严，“只有这样你才能再次活下去，无论受害者还是社会。”

*文中Ruma、具泰宇、崔宇成、徐妍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