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德倒台，损失最大的是俄罗斯还是伊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东·尼尔曼，翻译/ 薛凯桓】

阿萨德政府的垮台速度，与三年前阿富汗亲美政府的迅速崩溃惊人地相似。

当时，阿什拉夫·加尼领导的亲美阿富汗政府犹如多米诺骨牌般一触即溃。有所不同的是，加尼政府在垮台前就一直被认为软弱无能，阿萨德在此之前则被视为中东“强人政治”的典范，其政府骤然崩溃，无疑让全世界为之惊讶。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阿萨德政府迅速垮台？阿萨德政府的垮台，又预示着怎样的未来？

必然结局

阿萨德迅速垮台的直接原因，毫无疑问是内外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美国严厉制裁的重压之下，阿萨德政府的经济命脉遭受重创，叙利亚民众的生活水平逐渐下滑。自2014年以来，叙利亚频繁爆发人道主义与经济危机，九成国民挣扎在贫困线之下，长期遭受营养不良的折磨。为维持基本生计，众多民众不得不举债购买生活必需品。叙利亚的电网设施老化严重，就连首都大马士革也时常遭遇长达20小时的停电困境，电费更是飙升至极点，仅在2024年春季便激增了约400%。

俄罗斯曾一度帮助叙政府军击退反对派武装，但阿萨德政府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粮食与石油产地仍掌握在反对派武装和美国驻军的手中，阿萨德缺乏改革的物质基础，也因为制裁难以通过对外贸易缓解经济压力。即便是部分叙利亚人为求生计而涉足的非法产业，也未能为政府带来可观的收益。即便有，也大多落入了当地流氓黑帮势力手中，而非阿萨德政府。

正因如此，阿萨德政府连支付军饷都显得捉襟见肘，导致经历过内战洗礼的叙政府军在关键时刻竟表现得如此不堪一击。此外，阿萨德政权在外交上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此次危机中，真正站出来支持阿萨德的仅有真主党及胡塞武装等亲伊朗势力，但这些力量正深陷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之中，分身乏术。2023年，阿萨德曾向俄罗斯与伊朗求援，希望加大军事支持力度，却遭到了俄罗斯的婉拒。

12月8日拍摄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街景 新华社

诸多不利因素相互作用，最终造成了叙利亚今天的结果：当危机全面爆发时，阿萨德的盟友无力支援，军心涣散的军队在敌人面前一触即溃。愤怒的叙利亚民众纷纷倒戈，转而支持反对派武装。

叙利亚发生的事件绝非偶然，而是多年来不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所带来的后果。它们共同创造了一场完美的政治风暴，推翻了先前“根深蒂固”的阿萨德政权。

但造成这一结果的，绝不仅仅只是叙利亚的内部因素。

叙利亚向来是地缘政治的战场，外部势力利用这场危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支持反对派的以色列和阿拉伯海湾国家，再到直接介入叙利亚局势的外部势力，每一方都追求自己的目标，进一步加深了冲突。

土耳其、沙特和以色列等地区参与者将叙利亚的衰落视为加强自身影响力的机会。然而多年来，由于叙利亚得到了俄罗斯和伊朗的大力支持，这些计划未能实现。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的活跃加剧了混乱，将叙利亚的派系斗争变成了一场大混战。

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阿萨德失去执政基础之时。经济制裁和日益增长的绝望感使许多人狂热地相信“必须变革”，即使代价是毁灭。阿萨德押注于军事和外部支援而忽视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妥协的做法，最终使阿萨德在狂热而组织严密的反对派武装面前不堪一击。

而阿萨德选择押注的靠山：俄罗斯与伊朗，或是冷眼旁观，或是有心无力，这令阿萨德政府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走向垮台。

俄伊不同的算计

舆论一般认为，叙利亚的政权变换，俄罗斯和伊朗同样要负主要责任，但实际上，这两国在叙利亚局势中的利弊考量有很大的区别。

在阿萨德倒台的全过程中，俄罗斯可以说是冷眼旁观。这是否与俄乌冲突有关？答案是肯定的。俄罗斯的军事资源现在大量被用于俄乌冲突，叙利亚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淡出俄罗斯的视野。这也是叙反对派武装所看到并抓住的机会。

有许多舆论认为，反政府武装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土耳其的帮助。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和一些乌克兰的高官也得意洋洋地宣称他们在阿萨德的倒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确实，反政府武装在进攻过程中使用了无人机和许多新型武器。这些东西显然不可能凭空而来，所以土耳其和泽连斯基也完全没有掩饰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并将“功劳”揽到自己的身上。

但在笔者看来，与土耳其或乌克兰无关，俄罗斯的“冷漠”是可以预料到的。

首先，我们必须从头梳理一遍叙利亚的局势走向：13年前，早在叙利亚内战刚刚爆发时，俄罗斯就考虑过放弃阿萨德。随后，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亲自会见了普京，并在几轮会谈中成功说服普京支援阿萨德政府。

最终，俄罗斯听取了伊朗的意见，对叙利亚局势进行了干预，并从中获利颇多：数十万叙利亚难民涌入欧盟，俄罗斯控制了部分油田，有了通往非洲的军事转运基地，保留了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还额外获得了几个机场。

俄军精锐部队在叙利亚战场上也得到了历练，测试了许多新型导弹和军事装备。当俄乌冲突爆发时，此前曾在叙利亚积极作战的瓦格纳集团，以及曾在叙利亚作战过的俄正规军将领和军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但俄罗斯也许之前并没有注意到，由于与伊朗的密切合作，它开始失去中东和波斯湾其他有影响力的势力的信任。在俄罗斯的战略设计者看来，他们做成了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

结果，当叙利亚局势稳定、乌克兰局势恶化时，俄罗斯在叙利亚只存留一支规模不大的“警戒部队”，叙利亚在战后转而完全依赖伊朗，与俄罗斯的利益联系被淡化。

俄罗斯为了叙利亚，在中东放弃了平衡各方利益的政策。由于支持阿萨德，俄罗斯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受到严重影响，被直接指责为真主党提供武器、支持哈马斯并与伊朗建立军事联盟的“干涉者”。俄罗斯不再愿意为叙利亚承受这种代价。因此，在本次叙利亚的政权变换中，俄罗斯权衡利弊，将手中的筹码兑现并及时抽身，这非常符合俄罗斯的现实主义作风。

在这场危机中，相比于俄罗斯，伊朗才是有心无力的那一方。伊朗多年来一直通过与叙利亚结盟来建立影响力，但现在这种影响力已然消散。

2022年7月19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莱希（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左）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会谈前合影。 新华社

伊朗曾将叙利亚视为“抵抗之弧”的重要一环，意在将其打造为连接黎巴嫩、也门和巴勒斯坦的重要枢纽。叙利亚是伊朗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并为其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持的后勤中枢，阿萨德政府的垮台破坏了这一链条的完整性。

以色列利用这一形势，向戈兰高地的缓冲区部署军队，有效地扩大了其占领区，这使伊朗失去了在该地区有效反击以色列的能力。

黎巴嫩真主党和阿萨德政府的遭遇，对伊朗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长期以来，真主党和阿萨德政府一直被视为伊朗与以色列斗争的关键。援助和后勤链条被破坏使人们对伊朗势力的战备能力产生了怀疑。

对伊朗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其在叙黎两国的影响力被削弱，也意味着其大中东战略的主要支柱被削弱。在这种背景下，伊朗面临着改革外交政策的和缓和内部矛盾的艰巨任务。

叙黎两国的局势不仅成为伊朗外交政策的新难题，也变相加重了伊朗的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社会的分裂。主张与西方对话的改革派与坚持保持强硬路线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正在加剧。严重的内部分裂已逐步升级为各政治和种族派别之间的公开冲突，削弱了伊朗的实力。

因此，叙利亚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局部事件，而是伊朗系统性危机的象征，这场危机正在重塑中东的力量平衡，并可能导致伊朗内部和整个地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矛盾下的新一轮混乱

叙利亚危机不仅仅是一场局部冲突，它是区域和全球对抗的一面镜子。以美国及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支持反对派甚至是一些恐怖组织（如“伊斯兰国”）的行动，土耳其支持的势力试图建立起对叙利亚全国的控制，以色列再次进攻叙利亚试图获取更多的战略空间，阿萨德所代表的阿拉维世俗派也没有灭绝，俄罗斯和伊朗仍在叙利亚保有力量。因此，欢呼雀跃“叙利亚动乱结束”还为时过早。

利比亚内战后发生的事情生动地表明，非和平的政权更迭很少会带来稳定与繁荣。卡扎菲被推翻后，利比亚非但未能实现和平，反而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战争和派系冲突之中。直到目前，利比亚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每个派系都盲目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时常大打出手，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且缺乏必要保障。

叙利亚很可能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胜利”掩盖了潜藏的长期冲突与分裂威胁，这可能会进一步分裂和耗尽叙利亚的国家潜力。

自内战爆发后，叙利亚内部派系林立，派系之间互相攻击，外部势力如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和美西方等在叙利亚的利益相互冲突交织。这一切都让这个国家极难实现真正的统一。

在此次叙利亚政局变换中大获全胜的“沙姆解放组织”，其之前的形象与“恐怖分子”高度相近。该组织曾是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Jabhat al-Nusra”（征服沙姆阵线，原名努斯拉阵线）的分支。该组织坚持萨拉菲圣战主义意识形态（伊斯兰教的一个极端主义教派，信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于2018年被美国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同时也是多国政府的打击对象。

因此，长期被视为恐怖组织的沙姆解放组织，在胜利后急于利用土耳其“老大哥”的支持，试图真正建立起自身的执政的合法性，但这并不容易。

长期以来，为了推翻阿萨德政府，沙姆解放组织不断地放出妥协的信号，以寻求认可与支援（主要对象是西方和阿拉伯海湾国家）。其领导人朱拉尼公开宣布与基地组织保持距离，称自己是圣战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反对者，并希望美国将沙姆解放组织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划去。在对阿勒颇的进攻中，他声称自己不会清算基督徒和少数民族。

在接受CNN采访时，朱拉尼解释说，他希望建立代表叙利亚所有社会群体的国家机构。实际上，朱拉尼的目的是与西方达成一定的缓和，在“较为温和”的前提下，努力在叙利亚重新建立萨拉菲主义秩序，推翻阿萨德的所有世俗化成果。

叙利亚反对派战斗人员在2024年11月28日进入阿勒颇西部郊区的安贾拉村 美联社

然而，叙利亚的现状，决定了沙姆解放组织不可能一家独大。除沙姆解放组织外，其他武装团体也对叙利亚局势有重要影响。

其中包括同样亲土耳其的叙利亚国民军（SNA），该组织起源于该国北部的民兵组织叙利亚自由军（FSA）。在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该组织与伊斯兰保守主义者一起对抗阿萨德政府军。

叙利亚国民军被认为与土耳其关系密切，曾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类罪，例如，据称其士兵不止一次地用酷刑折磨库尔德人和其他叙利亚境内的少数民族。在阿萨德政府被推翻后，同样背靠土耳其并在内战中出力的叙利亚国民军是否甘心将政权拱手相让于沙姆解放组织，这已经成为了叙利亚新的矛盾焦点。

此外，在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仍然在武装对抗叙利亚国民军和站在其背后的土耳其。来自叙利亚南部的反阿萨德民兵也想要在乱局中分一杯羹。他们与沙姆解放组织的唯一共同点是“反对独裁者”。

但在意识形态方面，高度世俗化的库尔德人和东南民兵与试图重建萨拉菲秩序的伊斯兰保守主义者有很深的分歧。各派政治力量难以就未来国家的发展走向形成一致意见，这是叙利亚当前态势的一个基本事实。

除内部矛盾外，外部势力仍是决定叙利亚未来的重要力量。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不仅在为保持对中东的控制力而战，而且还在努力巩固自身的霸权。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愿意使用包括支持恐怖组织在内的任何手段，以实现战略目标。

土耳其也是长期介入叙利亚局势的外部势力之一，其目的是大幅增加其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并在叙利亚建立一个受大突厥主义影响的政府。土耳其试图将自己描绘成支持反对派推翻阿萨德的“关键力量”，在与库尔德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以及沙姆解放组织试图摆脱土耳其影响力的背景下，土耳其势必加大对叙利亚局势的干预。

至于以色列，在阿萨德下台后，伊朗势力在该地区被严重削弱，但这不代表他们可以高枕无忧。在极端主义抬头、叙利亚成为输出难民与混乱的新源头的背景下，以色列直接深度介入叙利亚局势的可能性大增，甚至已经开始行动。

此外，仍保有一定力量的伊朗必定不会甘心就此失去叙利亚。伊朗的反扑和干预同样也是可以预见的。

在这种内外势力和利益极为复杂的背景下，叙利亚唯一的确定性，就是该国陷入新一轮混乱的“不确定性”。在阿萨德政府垮台后，舆论普遍将其与阿富汗加尼政府相提并论。但与阿富汗不同的是，叙利亚绝不会有一个在意识形态和民族问题上能够团结所有人的新政府，它将被十几个相互敌对的组织势力所分裂。

沙姆解放组织和叙利亚国民军等武装派别就政权分肥上的矛盾不必多说，东北部的库尔德人、地中海沿岸的阿拉维派、南部的德鲁兹派（一个伊斯兰融合教派，该教派受基督教和希腊古典宗教的影响较深，不认为自身是穆斯林）以及东南部的亲美“温和反对派”民兵组织之间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矛盾也日益激化。公认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仍然在沙漠地区活跃。

在这样的复杂格局下，叙利亚极有可能重蹈利比亚的覆辙，不再作为一个“单一国家”存在。这种情况不仅会给叙利亚人，也会给整个中东带来巨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