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引发争议的专家生育之问更严重的，或是研究视野中“人的失踪”

近日，某段专家在会议上关于女性生育问题的提问引发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相关争议在各大平台迅速发酵，舆论多持批评立场，认为此言论没有考虑到女性生育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只考虑到人口这一问题，而没有看到人口后面的“人”本身。事实上，近年来，关于生育、养老、人口的相关话题经常引发舆论热议，其背后的成本考虑和政策配套也是公众关切的焦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人口观’，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出发，深入研判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影响，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人口变化因素，推动人口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生态、区域等政策形成系统集成效应。”为回答这一问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应该追根溯源，解决生育问题这一表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经济和社会根由。本公众号特推出本组文章，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编者按

人口哲学的出场：人、人口与历史

林进龙｜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牛津大学人口老龄化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引言

“人口”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言说对象。尽管迄今为止有关人口问题的伦理思考并不少见，这些讨论涵盖了生育权、移民权、老龄化、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等议题，但大多数时候，把“人口”变量作为理论出发点的伦理学叙事，似乎并不那么有效。这是因为这些讨论往往集中于个体权利与人口治理政策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亦即关注如何在个体自由和社会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然而，人、人口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前提性命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例如，人口爆炸或人口负增长现象，似乎可以是我们讨论生育权问题的逻辑起点，然而，人口数量变化究竟如何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进而将个体推向一个什么样的生存境遇当中，并非一个既已澄清的命题。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我们或许可以说人口变动往往是重大社会变革和历史事件的背景。例如，中世纪的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剧减，进而引发劳动力短缺和经济结构变化，这被认为是推动封建制度崩溃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对历史学来说，在分析黑死病导致人口剧减进而引发欧洲社会变革时，人口统计学和结构分析方法的作用是协助整理历史材料和事实，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特殊的结论”。这种结论并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它只能用来解释和理解特殊的历史事实。正如汤普森指出：“历史学并不是制造宏大理论的工厂……也不是生产一系列微观理论的流水线。它也不是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在其中可以‘应用’‘测试’和‘验证’外来的理论。那些与它无关。历史学的任务是恢复、解释和理解它的对象，即真实的历史。”

因此，如果我们面对的张力，既非伦理学中的人与人口之“抽象”关系，亦非历史学中的人口与历史之“特殊”关系，而是在更为宏大的视野下，人、人口与历史三者之一般关系，就必须超越“抽象”的伦理学逻辑，克服“特殊”的历史学叙事局限性。换言之，当我们在人口问题的框架下讨论“人之为人”的意义时，必须考虑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同样，当我们讨论人口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时，也不能忽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具体的生命经验。因而，如果人口研究不能同时将人与历史这两个要素纳入进来，就无法理解人口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这种角色和作用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构建和个体的生存境遇。这样一来，将个体的生命经验和宏观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进而重新定位人口在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价值体系中的意义，就成为一项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这一知识生产路径，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人口问题的复杂性，还能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正是“人口哲学”出场的使命之所在。

“人口”概念的合法性对人口知识范式的影响

关于“人口”概念，《牛津英语词典》将其词源追溯到拉丁语中的“population/populatio”。在公元5世纪，这个词主要指代“群众”；到了11世纪，其意义向“殖民、定居”发展，并在13世纪进一步演变为“乡村定居”和“人口众多”的含义。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口”逐渐被纳入近现代科学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论中，成为科学研究与统计分析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把人口当作客观现象加以研究、获取相关规律并对此加以利用，愈益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17—18世纪，英国政治算数学派应运而生，“人口”构成了解释贸易、财富和福利等各种社会现象的基础概念，政治算数学派也由此成为现代统计学、人口学和经济学的早期形式。显然，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的指认是正确的：“作为一种延伸性存在，‘人口’概念从生物学的‘物种’意义扩展到了公共管理学的‘公众’意义。”

事实上，虽然“人口”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但在此过程之中有两点特征始终占据这一概念的核心位置：一是集合特征，二是数量特征。在笔者看来，这两点特征构成了“人口”概念迄今为止的合法性依据。如果说“人口”概念的合法性必须从其作为集合范畴和统计分析对象的特性中寻找，那么获取其形式上的数量特征和关系就自然成为人口知识生产的核心工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前的人口研究主要依赖于形式主义的方法论，即使用数学和统计学工具来分析和解释人口数据，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等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

这样一来，人口知识的范式及其研究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以所谓“人口科学”（population science）的形式被确立了。在这个意义上，有关人的任一维度的生存状态，只要能在个体的集合层面被量化反映，就得以进入人口科学领域之内，否则就被排除在外。如果说今天人口知识的范畴和外延正在不断拓展，那么这种拓展主要是在人口科学范式内部进行的，即表现为将更多类型的个体生存状态纳入集合层面的统计分析之中。换句话说，当代人口知识的发展更多是依赖于数据和统计方法的应用，而不是通过引入新的研究范式来实现。从这个角度看，“人口”概念合法性生长出来的地方——从“个体之集合”的层面来考察“人”并提供有关“人”的统计学特征知识——竟成为知识创新和想象力的桎梏。这种悖论一方面赋予“人口”概念独一无二的功能，另一方面导致人口知识被牢牢地禁锢在形式主义的方法论之中。

事实上，人口研究从早期开始便受到了这种量化分析传统和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深刻影响。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principle of population）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一理论基于两个基本假设：一是食物乃人类生存所必需，二是性欲为两性间所必然。在马尔萨斯看来，由于食物供给的增长速度无法赶上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因而人口增长势必要超出生活资料的一般供给能力。《人口原理》这样阐述人口问题：

人口的增长潜力远远超出了地球为人类提供食物的能力，致使非正常的死亡不得不以某种方式降临人世。人类的诸多恶习成为了促进人口减少的积极而有效的工具……但如果它们在这场灭绝之战中失败，那么疾病高发季节、流行病、瘟疫和灾难，将组成一股恐怖的势力，席卷成千上万的生命。如果这些手段仍未能彻底成功，那么巨大而不可避免的饥荒就会紧随其后，以一次强有力的打击使人口数量与地球的食物供给相平衡。

马尔萨斯在这里探讨的是人口增长如何影响和决定人类社会福祉。从某种角度看，他的“人口法则”有其现实基础，直到今天，人口增长与资源极限之间的关系魔咒仍然高悬在人类头顶上。然而，其局限性在于过于简化了人口与历史之间的复杂联系：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疾病、灾难和饥荒的周期性爆发。虽然这一理论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但人口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过滤为一个生物社会学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动态性和人口现象的复杂性。他的提问方式预设了一种没有可能性的历史观：“难道人口增长导致的贫穷与苦难不正是自然法则不可避免的产物吗？人类的制度不但没有加剧这种苦难，反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它，虽然这些制度永远无法将其完全消除？”因此，其人口思想虽然提供了对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制度的初步理解，却也透露出一种宿命论的悲观色彩，人类的历史似乎将到此终结了。正是在反对将人口问题简单归结为几何级数增长和算术级数增长的数量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提供了另一种答案：过剩人口的发展同剩余劳动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并且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

因此，为了深入理解人口问题，比如从意义、存在、实践和知识等维度探究人口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和含义，以及分析这些现象如何与更广泛的人类经验和社会实践相联系，有必要在统计学意义的“人口”概念和形式主义的方法论之外，引入不同的研究范式，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剖析人口问题。

然而，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提出，不仅是理论上的更迭，更意味着在理论视角和思维方式层面作出根本转变。对人口知识生产来说，首先来自于对“人口”概念本身的前提性反思，而这一工作恰恰是被学界所搁置的议题。亦即，“人口”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能揭示人口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那么人口知识生产的意义及其在人类知识图谱中所处的位置就会始终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

从人口科学角度探讨人口知识的意义，答案似乎不难寻觅。通过将每个个体的数据转化为人口层面的数量特征，可以创造出可操作的描述性的、推断性的乃至因果性的知识，进而以一种经世致用的方式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例如，在人口健康领域，对人口数据的分析尤其是某一健康事件的比例和指标，不仅为阐明病因提供了线索，而且为识别与解决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所导致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奠定了基础。具体来说，孕产妇死亡率的降低与孕产妇生育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密切相关，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的研究可以帮助决策者更好地分配医疗卫生资源，监测结核病发病率有利于更好地预防和控制这一传染病的传播。再如，对人口增长的预测和分析，使我们能够针对未来的人口态势提前做好社会规划，从而满足人们对食物、住房、学校、医院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的基本需求。同时，人口数据可以被用来更精准地制定税收、工业、商业和社会公共政策，特别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数据，比如儿童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比例变化对政府的各种支出具有重要影响——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可能提示政府需要增加教育、儿童福利、住房和退休福利等领域的投资。因此，科学准确的人口统计分析是有效分配社会资源的关键。

如果说人口知识的范畴仅限于对人口数量特征及其规律的操作性分析，那么这种标准化和规范性的研究范式往往能让我们在知识获取过程中感到愉悦。这是因为人口统计分析本身是一种确定性的知识形式，它对“人口”的把握方式是如此直接和明确，以至于不会面临“理论是灰色的”困境。然而，我们将会在下面的分析中看到：一旦将问题意识延伸至社会历史领域，即当我们试图考察人口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时，构成人类文明核心的“人”伴随着“人口”概念的出场反而“失踪”了。于是，在人口与社会历史之间关系的命题上，有关“人”的内容被抽去了，而只保留了其形式上的外观。

“人”的失踪：人口知识生产的悖论与挑战

（一）“人口”的出场伴随着“人”的失踪

毫无疑问，“人”是“人口”概念的经验内容来源和价值关怀旨归。一方面，“人口”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其基础单位是个体的“人”，有关人口的各种数据、指标和模式，不论是出生率、死亡率，还是人口的迁移流动和结构变化，都来自个体行为、状态和特征的汇总与呈现。可以说，“人”的行为状态及其在社会环境中的活动塑造了最终的“人口”特征。另一方面，“人”的健康福祉理应成为人口研究的价值追求。人口知识的生产及其应用只有以促进人的福祉和尊重人的权利为前提，才能获得伦理支持和情感认同。

然而，尽管“人口”必然要从“人”那里诞生，并且从“人”那里为人口知识生产寻求价值辩护，但是“人口”一旦从“人”那里被抽象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概念，“人”就失踪了。这里所谓“人”的失踪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说的。“人之为人”的意义是确保人口知识不“死”的“安身立命”之所，人口知识的价值和意义必须在此寻求辩护。其悖论在于，不对“人”进行抽象，就得不到“人口”的概念；而一旦得到“人口”的概念，对“人”的存在和本质探讨的可能性恰恰在抽象过程中被抹杀了。这样，“人”就被简化为生物统计学和社会统计学意义的存在，而失去了其作为有独特生命意义和社会关系的个体的完整性。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更多是作为均质集合层面的数量特征以及与这些数量特征相关的话语。尽管统计分析提供了一种描述人口的方法，但它并不能完全替代对“人”作为有独特生命意义和社会关系的个体或群体的深入理解和关怀。这样一来，“人口”概念的使用以及关于“人口”的观察和言说，失去了“人之为人”的特定意义和价值，并且降低了我们对“人”的同情和理解能力。

伴随“人口”的出场而失踪的“人”，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和历史的“人”。如果说人口知识作为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纯科学范畴而存在，那么“人”在这里恰恰下沉为统计的客体和对象，而丧失了其社会、文化和历史维度的内容。反之，如果说人口知识无法完全隔绝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那么它服务的对象就不可能是无差别的抽象的“人”，而是统治阶级（比如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无论人口知识的生产是否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也无论其以生物统计学还是社会统计学的方式呈现，都有可能导致现实的、具体的和历史的“人”的失踪。统计分析的抽象性和简化性、意识形态的可能影响、缺乏历史和文化维度以及人口数据的去情境化，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

简而言之，“人口”与“人”两者关系的矛盾之处就在于，“人口”本来只有作为“人”的形象才能出场，但伴随“人口”的出场，“人”的概念在实践中反而被缩减为“人口”的一个符号。我们由此发现，尽管“人口”概念只有在“人”的世界之中才能获得安身立命的根据，但迄今为止，人口知识的生产却以某种程度上“人”的被遮蔽为代价。“人口”出场了！“人”失踪了！

（二）“人”的失踪导致“人口”与“历史”关系的讨论受限

“人口”之所以能够作为个体之集合的变量而存在，就在于它简化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如此才能加总求和。在此过程中，人口知识的生产所纳入的是原子化的个体特征，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活动则被排除在外。但社会历史的轨迹和人类文明的图景，恰恰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活动的变迁中塑造的。由于“人口”的出场以“人”的失踪为代价，导致学界至今对人口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讨论仍然模糊不清。

“人”的因素之重要性就在于，“人”是历史的真正主体。作为剧中人和剧作者，人的活动是历史的真正动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样，历史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它本身没有意志、没有行为，历史不过是由人类的行为、目的和创造所构成的过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进一步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这就是著名的历史合力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历史生成的秘密就在于，各式各样的个人意图和行动相互交织，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互动网络，共同构成了推动历史进程的合力。换言之，人的活动本质上是多样且充满矛盾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张力塑造了历史的轨迹，因此，如果只关注人口的形式特征，必然会导致历史主体的遮蔽和内在动力的丧失。

一旦“人”不在场，人口就成了某种东西或者动物，而东西或者动物是不可能拥有历史的。于是，“人”的失踪必然导致“人口”与“历史”关系的讨论受限。用康德的话来说，人不是“东西”。所谓“东西”，就是那些不受我们意志控制、由自然力驱动且无理性的存在，这些“东西”仅被视为工具；而作为有理性存在的“人”，“他的本性就证明他就是目的，不能只当做工具”。同样，马克思认为人之区别于动物，根本之处就在于“人”摆脱了“动物”的存在方式：“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因此，绕开“人”讨论人口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只能是把“人口”当作“动物”或某种“东西”。其结果就是，作为“人”之集合的“人口”成了历史实现的工具。而“人口”成为历史工具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人”以一种集体的沉默方式成为历史书写的手段，还在于这种历史书写常常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和面貌呈现出来。

关于“人”的因素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以及这种历史书写方式对人口与社会历史之间关系呈现形式的影响，可以引用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

人们增加人口生产的愿望，导致人口增长速度要快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这往往使底层群众陷入困境，并阻碍他们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直到生活资料同人口的比例回到最初的地方。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才会再次变得宽松，人口的限制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被放松。倒退和前进的人口运动往复出现。这种人口规律很难会被注意到，即使是最聪明的头脑要计算人口运动周期也相当困难……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所拥有的人类历史仅仅是关于上层阶级的历史。而绝大多数的下层阶级的社会风俗和习惯——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倒退和前进的人口运动——却很少被记录在正式历史之中。

马尔萨斯的观点很清楚：人口增长的潜力被限定在生活资料增长的限度范围之内，这种前进与倒退往复出现的人口运动模式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这一人口规律之所以难以被捕捉到，就在于一些历史书写方式的歪曲干扰了两者关系的呈现。显然，马尔萨斯的错误在于，将人口运动的倒退和前进的周期性现象归结为资源和人口的比例关系。这种处理方式忽视了劳动人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人口简化为被动的统计对象和解释社会现象的工具。但他的明智之处在于，看到了底层群众也就是大多数人的社会风俗和习惯——这些正是影响人口运动的重要因素——未被记录在正式历史之中。这种选择性记载主要关注上层阶级的生活，使底层群众的声音和经历被集体沉默化，导致历史书写呈现一种扭曲的形式。这种扭曲不仅掩盖了人口运动的真正原因和过程，还使得历史片面和不完整，无法全面反映社会的真实动态和变迁。换句话说，“人”在马尔萨斯那里失踪了一半，导致其不能发现人口与历史之间的真正关系。

总之，历史不是一系列独立事件的简单累加，而是由无数个体的行动、互动和关系交织而成的复杂过程。因此，历史既是宏观结构的演变，也是微观个体生命经验的汇聚与反映。“人”的失踪意味着“人口”由此被简化为一个单纯的数字集合，而一旦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被抽象出去，历史发展的过程也就被简化为一系列表面的因果关系，从而导致人口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讨论往往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和演变机制。因此，可以这样评价：“人口”的出场伴随着“人”的失踪，随之产生的后果是，在“人”的数量特征层面获得合法性依据的“人口”概念，却在解读社会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层面上丧失了想象力和合法性。这一人口之“谜”构成了人口知识领域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把“人”带回来：人口哲学的使命与张力

正如上面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当摆在我们面前的命题是探讨人口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时，把“人”带回来并将其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无疑成为一切工作的逻辑起点。这也就是本文指称的“人口哲学”所要完成的使命。这里所谓的“人口哲学”是指这样一门学问：它旨在探讨人、人口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以此揭示人口特征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机制及其背后的文明意义。在此过程中，人口哲学不仅强调从人的角度来考察和解释人口问题，而且试图理解人口问题如何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如何反映并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承。

然而，如果说“人”是历史的真正主体，那么为什么还要迂回地研究“人口”（作为“人”的“外观”）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呢？鉴于“人”与“历史”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某种独立联系，“人口”似乎变成了一个多余的概念。换句话说，“人”的回归似乎消解了“人口”概念的必要性。如果不能回应这一问题，“人口哲学”的合法性就无法得到保证。一种简单的回应方式是，尽管“人”是历史的主体，但是“人口”作为一种桥梁，可以将微观的生命经验与宏观的社会历史进程连接起来，从而更深入地观察和分析隐藏在表面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动力，理解集体行动如何塑造历史的轨迹，并探讨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人口的变化如何反映并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人口哲学的合法性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种独特的分析视角和理论路径，帮助我们理解社会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

举例来说，当我们在讨论社会治理时，“治理”对应的概念通常是“人口”。比如，治理一般涉及的是大规模人口群体的管理和调控，依赖于对人口特征的分析；治理的目标往往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公共利益和优化资源配置，这些都是与人口相关的集体性目标。然而，虽然“治理”实践以“人口”作为分析和管理的基本单位，其初衷和影响也是面向整个社会人口，但治理的直接效果却要落到个体身上并影响“人之为人”的生命经验。也就是说，通过治理人口，公共权力可以影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而治理本身又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在古代社会，治理人口的权力往往集中在王权和贵族手中，治理手段更多依赖于传统和习俗。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现代国家的形成，治理可能更加依赖于法律和制度。此外，治理目标也可能随着社会问题的演变而发生迁移。比如，20世纪初的治理可能主要集中在劳动权益和城市化问题上，而21世纪的治理还要面对气候变化、全球化和技术发展等带来的新挑战。可见，当我们讨论社会治理议题时，人、人口与历史三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的。

我们从思想层面进一步展开论证。福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可以作为现代权力治理术的一个讨论材料。福柯在探讨“人口”概念时，不仅仅是将其作为统计数字的汇总，还将其视作一个社会政治现象。在把“人口”作为统计学变量的基础上，福柯引入了“自然性”（naturalness）概念，以此赋予“人口”概念新的内容和规定。“自然性”在福柯的人口思想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人口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一个集合。在这个集合中，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些恒常的和规律性的东西；还可以确认个体普遍存在的欲望，这种欲望通常指向有益于整体的方向；同时我们还能辨识出能够使整体发生变化并且为这个集合所依赖的一系列因素。如果你们愿意考虑这些特殊影响的话，就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种‘自然性’进入了权力技术的领域。

在福柯看来，人口的自然性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人口现象具有稳定性与规律性，二是集体利益的生产通过人的欲望运作来完成，三是影响人口事实的因子可以得到揭示和计算。这种自然性正是“人口”能够作为权力和技术的关联物被构建起来的秘密所在。福柯关于人口问题的提出方式可以表述为“人口”何以成为权力的实践场域及其结果。这一理论又被称为“生命政治”。生命政治意味着人口统计学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或科学方法，而且成为一种理解社会运作和政治实践的关键工具。与此同时，福柯详尽考察了生命政治如何影响“人”的生存状态，也就是个体的生活如何在更大范围内被现代权力所塑造和影响。于是，“人”的生命体验作为分析的中心被重新带回来了。在这里，福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理解社会治理的新视角。这一视角承认“人口”概念的统计学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叠加了权力和技术的社会历史维度。这里的历史维度就在于，福柯发现自18世纪下半叶起，资产阶级在西方社会的控制中发展出一种生命权力技术，将人口作为生命权力的关联对象和知识对象加以运用，正是在对人口的治理过程中，催生出当代资产阶级政治的新型治理术。由此，福柯以其独特方式勾连了人、人口与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福柯的“生命政治”框架中，“人口”被简单看作一种被管理和分析的客体，同样“人”成了政治力量运作的受体，而不是历史的积极创造者，于是“人”作为历史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变革潜力被消解了。“对于福柯来说，哲学家的任务是成为权力的减速器。他的理论并没有真正构建出一个‘反抗的未来’，其理论的实践性是含混不清的……他在批判权力的同时，从未承诺一个消除了权力的乌托邦来拯救深陷权力游戏之中的世界。”当然，反驳者可以主张，福柯对权力与抵抗的动态关系的揭示本身为主体性重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在实践上的含糊性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开放性的反抗方式。但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在人、人口与历史三者关系上，福柯只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使依循福柯的提问方式，人的主体性、历史中的多重因果关系以及社会和政治结构如何塑造人口和个体生活，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

那么，人、人口与历史三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宏大并且充满张力的命题。我们无法期待某一个思想家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或许更准确地说，这一宏大命题因其能够派生出众多基础的子命题，由此构成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域。也正是这一问题域界定了人口哲学的研究内容。在这里，问题的提出方式可能包括：

1. 人如何通过参与人口的内在关系和结构性张力的构建，影响社会历史的走向？

2. 人口知识的生产，如何改变人类对自身社群结构、社会行为以及文明进程的理解？

3. 人口动态如何塑造人类文明轨迹，社会历史进程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人口动态？

4. 在对人口现象的分析和解释中，人的本质是如何被理解、承认和描绘的?

5.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口问题如何塑造和影响人的生存方式与社会实践？

……

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口问题的提出方式在这里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人口哲学赋予我们的任务，不再仅仅是精确测算人口规模的合理区间，评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认知障碍与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因果关系，计算年龄别死亡率和出生时预期寿命，评价生育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分析女性婚配模式对其社会地位变化的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等等。换句话说，人口哲学的旨趣并不在于回答人口科学的问题，而是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人口问题的性质和意义，探讨人口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文化、社会和历史脉络，以及这些脉络如何塑造并反映人类文明的基本特质。因此，人口哲学出场的使命在于，从“人”的生存境遇出发探讨人口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从而揭示人口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

由此我们也发现，把“人”重新带回来并将其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后，人口哲学在探讨人口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时，所面临的张力就变成了如何协调和处理人、人口与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一，人口。如何赋予“人口”概念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意义，使其在“人”在场的基础上生长出新的内容，以呈现“人口”概念的丰富性。这样一来，“人口”就同时具备了外在的直观特征与内在的社会历史规定性，从而成为一个多层次的分析工具。其二，人。“人”的在场，不仅意味着“人”应当构成“人口”的经验内容和历史的真正主体，而且意味着“人”应当成为人口哲学的最高价值预设。因此，经由“人口”生成和塑造的历史图景及其文明意义必须接受“人”的审判。其三，历史。人口现象不仅是数据和事实的累积，而且充满社会、文化和历史意义的动态变化。个体在参与人口内在关系和结构性张力的构建中，不仅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走向，同时也为历史进程所塑造。这种双向互动形成了复杂的张力，既塑造了每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反过来也通过历史进程影响个体生命经验和人口的特征。换言之，人、人口与历史三者的相互作用关系，构成了一个复杂且深刻的分析框架，使我们能够在多重维度上理解和应对人口问题。

“现实的人”：以马克思的人口思想为例

如果说把“人”带回来是人口哲学的使命，如何处理人、人口与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人口哲学必须面对的张力，那么由此自然衍生出来的问题是，把什么样的“人”带回来以及如何把“人”带回来，这直接关系到人口哲学的构建路径及其想象力空间。马克思的人口思想就为澄清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

（一）“现实的人”：马克思人口思想的理论原点

马克思对人口概念的考察是在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论战中展开的。如果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人口”作为“表象中的具体”而存在，那么对马克思来说，“人口”则必须从内部生长出丰富的规定和关系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对“人口”的考察，不能将其视作“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必须看到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表象中的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对人口的考察，类似于“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的处理和讨论。人口在不同阶级、城乡和生产部门的分布特征无疑是具体的，但这种具体之所以是“表象中的具体”，是因为：第一，对“人口”的这种分布特征分析，主要关注简单分类之后的数量特征，而未深入考察这些分类本身的依据因素和前提。比如，人口统计分析只能提供关于人口的阶级分布特征，但不能揭示阶级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第二，没有“历史”。这种分类操作的描述统计分析往往是静态分析，容易忽略人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动态特征和内部矛盾。比如，人口分布的数量关系，并不能揭示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这种矛盾的变化过程。第三，没有看到“人”处在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之中。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不是可以被简单分割成不同部分的存在，而是必须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的存在。因此，只有把人看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现实的人，才能把握到作为“人”之集合的人口本质。

那么，“人口”如何才能获得丰富的规定和关系呢？马克思的方案是把“现实的人”带回来，并把“现实的人”作为人口思想的原点，以此考察包括人口问题在内的人类社会现象及其一般规律。这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将“人”抽象为原子化个体的做法存在根本不同。所谓“现实的人”是指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从事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人，正是“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构成了感性世界的基础。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不是单纯的事件序列，而是人们通过劳动和物质生产实践创造出来的结果——“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阐明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及“人口”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不妨来看马克思的具体论述：“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样，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根据这些观点，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其一，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的物质生活、人口因素与社会历史就始终相伴而生。换言之，人、人口与历史，三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和共同进化的关系。因此，不能孤立其中任何一者来考察另外两者。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要有“人”的地方，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因“需要”和“生产方式”而形成物质联系。人类历史就是在这种物质联系中诞生的，并随着这种物质联系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在这里，历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共同活动的结果。这种“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并且正是“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此，建立在“生命的生产”（繁殖）和“物质生活的生产”基础之上的物质联系，不仅是对“人”的规定，也是对“人口”的规定，更是对“历史”本身的规定。这是因为物质生活在马克思那里，不仅决定了个体作为社会关系而存在，还影响了人口的形成和演变，并最终生成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这句话就是对“现实的人”、人口和历史三者关系不可分割的最好提示。

其二，人口是“现实的人”的集合，亦即从事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个体的集合，因而不能把人口简单看作事件的集合、数据的表征以及相互之间可以独立存在的个体的加总，而应当把人口看作社会关系在历史过程中展开自身的社会实体。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一切社会关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其特殊性就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必然发生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这意味着“人口”就是这些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的集合。人口不仅仅是某个时点的个体集合，更是由这些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所构成的社会实体。正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演变，影响了人口的性质和结构的变化。

由此可见，如果剥离了“现实的人”与“历史”这两个要素，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人口”概念也就不复存在了。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人”（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历史”这两大要素是自动地和内在地嵌入在“人口”概念当中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表明，“人口”概念并不是静态或抽象的，而是动态的和具体的。换句话说，人口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始终与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因此，只有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才能有效把握人口现象的实质意义。

（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人口分析方式

人口现象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内部充满了矛盾和变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这些人口事实中提炼出正确的人口理论呢？列宁指出：“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人口分析方法论，强调整体性与联系性，并将人口现象置于物质生产实践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之中加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这样一来，“人”不再是相互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关系的存在；“人口”也不仅仅是统计学的对象，而是活生生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说，正是这种从现实生活出发，深入人类实践活动，并把人口作为社会关系网络来理解的方法，突破了传统人口分析范式的知识生产边界。

我们不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民阶级”在欧洲社会变革中作用的相关讨论为例，具体探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中，“人口”概念是如何激活并展现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和“历史”这两大维度的。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作过这样的论断：

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通过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闭塞状况的冷漠态度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因素。人口的主体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强大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

在恩格斯看来，在农民占据人口主体的国家，不仅要考察农民阶级对社会革命的影响，还要进一步分析塑造农民阶级特征的物质生活因素。的确，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使农民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力量，而且同样是关键的政治因素。例如，法国农民的冷漠态度根源于小农生产方式的自给自足和社会交往的狭隘性，而农村生活的闭塞状况和农民作为人口主体的冷漠态度，又成为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以及俄国专制制度的强大支柱。恩格斯认为，虽然农民的冷漠态度曾阻碍革命，比如农民的反动投票削弱了1848年二月革命的成果，借由“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所创立的第二帝国让法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这种态度并非不可克服。这是因为人口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人口因素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只要农民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对小农经济的逐步消灭，农民的冷漠态度也会相应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再固守于过去的生产方式和狭隘的社会交往，反而可能转向支持社会革命。因此，恩格斯主张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应当把农民问题提上议程，从城市走向农村，争取农民成为工人盟友，以推动社会变革的早日到来。

这说明关于人口的特征和行为模式需要回到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寻求解释，而这些人口因素又会进一步影响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事实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同样分析了在波拿巴复辟帝制这一“晴天霹雳”的事变中，作为人口主体的农民阶级如何通过他们的生产活动、社会关系以及对政治变革的反应，共同塑造了法国历史的进程，由此导致“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马克思将法国农民阶级比喻为“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虽然人数众多，利益相同，但彼此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或团结。因此，他们缺乏组织起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自觉性。相反，他们寄希望于“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能恩赐他们雨水和阳光，也就是期待“拿破仑神话”给予他们生活保障。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讨论不仅充分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清晰展现了在纳入“现实的人”的因素后，人口的内在规定和关系如何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说，人的生产关系和交往模式，人口的结构与动态变化，及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即人、人口与历史三要素），共同塑造了社会历史的进程。因此，作为社会关系网络而存在的人口的特征，是由处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人所决定的。正是这些人口，承继了从上一代人那里传下来的历史条件，并作为新一代人塑造了新的社会历史面貌。

由此可以发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对人口的把握方式已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人口变为了一个只有在人类文明脉络中才能得到全面解释和完整说明的社会历史性存在。在此意义上，人口不仅是被管理和决定的客体，其历史主动性和作为社会变革主体的潜力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也可以得到有效激发，并会反过来改变“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

综上所述，“人口”不仅仅是一个统计学变量，人类文明的构建与社会历史的演进始终与人口因素相互缠绕、互相影响。因而，对人口问题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完成了两项工作：一是从“人口”概念的合法性依据和迄今为止人口知识生产的局限性出发，探讨了人口哲学的使命与基本问题域，并对人口哲学的问题提出方式作了深入分析。二是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贯穿到人口领域，以“现实的人”为理论支点，充分展示了马克思的人口思想在探索人类文明命题上的一种积极可能性。

本文的工作受到了马克思、马尔萨斯、福柯等思想家的启发，但无论将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位视为绝对意义的人口哲学家都是不合适的。或者说，虽然我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从这些先驱者的思想中汲取灵感，但关于人口哲学的最终工作仍需由我们自己来完成。在此过程中，必须紧密结合人、人口与历史三者的关系进行考察。离开了“人”，就无法揭示“人口”的经验内容；离开了“历史”，就无法揭示“人口”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只有综合考虑三者关系，我们才能全面理解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和人口现象的深层意义，由衷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成为我们寻找这一答案的起点。

最后回到中国的本土情境。当前，中国正在探索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这实际上涉及人、人口与历史三者关系的命题。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人口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动态作用。人口是由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所构成的集合。要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命经验——这不仅包括个人发展机会的拓展，还涵盖了他们的自我价值实现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唯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优化，畅通社会流动通道，才能更好地激发人口的生产力和创造力，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规模巨大的积极行动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生命经验也将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形成一个更加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历史主动精神正是中国道路的内生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