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德国刚刚上演的“信任问题”(Vertrauensfrage)成为了德国华语媒体的热门新闻。居然还有人用“突发事件”来形容。由此可见,德国华语媒体的质量真的有待提高。
原本想节约时间,特意向ChatGPT咨询了一个问题。我提问道: 德国哪位总理没有提出“信任问题”,ChatGPT居然回复说是施罗德。突然感觉自己被“打脸”了。
由此可见,ChatGPT对德国政治也不怎么了解(或不感兴趣),不能全信。
在德国近代史上,“信任问题”都属于历史性事件。
我敢肯定,其性质跟多数人的想象有很大反差。又或者说,大家对德国版的“信任问题”或许还存在着片面的理解。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篇相关报道,最后再作一些点评。
据这篇报道显示(内容基本上属实),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只有四位总理提出过“信任问题”。
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
1972年9月20日,威利·勃兰特是第一位提出“信任问题”的联邦德国总理。
他当时解释说:“这是我可以用来促成新选举的方法。”
此前,他经历了数月令人痛苦的不确定性。由于在新东方政策(Neue Ostpolitik)的意见分歧,一些社民党和自民党议员离开了他们的议会团体。时任联盟政府(社民党与自民党)仅拥有248个席位,与反对党基民盟/基社盟数量相同。
同一年4月27日,反对党对勃兰特发起了所谓的“建设性不信任投票”(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并失败后,时任总理勃兰特于1972年6月24日决定将在国会上提出“信任问题”,并故意输。
不仅勃兰特的政治对手批评他故意输掉信任投票以实现重新联邦大选的意图。
尽管如此,时任国会还是为1972年9月20日的重新选举扫清了道路。两个月后,即1972年11月19日,社民党在当年的联邦大选中取得了迄今为止最好的选举成绩,得票率为45.8%。
12月14日,勃兰特第二次当选联邦总理。
施密特(Helmut Schmidt)
第二个发起信任投票的德国总理也来自社民党,他叫施密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北约在德国部署配备核弹头的中程导弹的双重决定(Nato-Doppelbeschluss)引发了激烈争论。
施密特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方案在社民党和自民党的联盟中也备受争议。为了确保自己的多数席位,施密特于1982年2月3日提出信任问题,要求联邦议院对他进行信任投票。
施密特解释说,他的举动是想发出“明确的信号”。他还宣布了一项“促进就业、增长和稳定的联合倡议”。最终,施密特以269票对226票赢得了信任投票。
但这种稳定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1982年9月,自民党部长们从施密特的内阁集体撤出(像极了今天的自民党集体撤出以朔尔茨为首的红绿灯联盟一样)。
同年10月1日,反对党以“建设性的不信任投票”推翻了施密特政府。科尔成为新一任德国总理——与自民党一起——治理德国长达16年。
然而,当科尔成为总理后不久便于1982年12月13日向国会提交“信任问题”。
尽管他在一个半月前已经获得了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但科尔仍旧希望通过选民的投票(常规选举)给予他更多的执政合法性。
当然,科尔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当时的民调对他以及基民盟特别有利,否则也不会冒然提出“信任问题”。
不出意外,科尔输掉了由他提出的“信任问题”。在投票中,只有8名议员对他表示信任,218名议员投了反对票,248名议员弃权。
随后有四名国会议员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申诉,因为他们觉得科尔的“信任问题”的理由不够充分,不符合宪法精神,但宪法法院还是允许了科尔的举动。
然而,宪法法院法官们强调,只有在“真正的”危机中才被允许使用信任投票这一手段。它由德国宪法规定,是除了常规四年一次的大选以外另外两种合法解散国会与实现和平权利更换的途径(注: 另外一种途径最后会再次提到)。
在1983年3月6日提前举行的联邦大选中,基民盟与基社盟(统称联盟党)获得了高达48.8%的支持率。
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 )
最后(或倒数第二位)一位提出“信任问题”的德国总理是社民党的施罗德。
他开启了一个先河,将信任投票与事实问题相结合。2001年911日袭击事件后,由联合国授权、美国领导的针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反恐行动开始。施罗德总理赞成德国参与行动,但由他领导的红绿联盟中的抵制声音日益高涨。
2001年11月16日,国会议员们不仅要就施罗德的“信任问题”作出表决,还要就向阿富汗部署多达3900名联邦国防军士兵作出决定。
施罗德在辩论中解释说:“我担心的是我们政策的可靠性。作为总理,在做出 如此重大的决定时,必须依靠自己联盟的多数。”最终结果:662名议员中有336人投了“赞成 ”票,326人投了 “反对 ”票。施罗德赢得了他的第一次信任投票。
既然有第一次,就还有第二次。
三年半后,施罗德的境遇却截然不同。由于“哈茨四改革”(Hartz-IV-Reformen),社民党在多次州议会选举中失利,施罗德在国会党团中的支持率也一落千丈。
2005年5月22日,施罗德在北威州选举失利的当晚宣布,打算举行信任投票。他的目的是通过输掉信任投票来提前举行联邦大选,并意图再次当选德国总理。
与1982年年前的科尔类似,由于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在国会上拥有多数席位,这一程序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有人说这是一场“虚假的信任投票”。然而,结果如施罗德所愿:他顺利地输掉了信任投票。
然而,施罗德的另一个算盘没有得逞:在2005年9月18日提前举行的联邦大选中,施罗德败给了默克尔。后者开启了所谓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
朔尔茨(Olaf Scholz)
朔尔茨是德国近半个世纪第五位提出“信任问题”的德国总理。
他也如愿以偿地输掉了信任投票。
2024年的“信任问题”(或信任投票)有点像1982年的“信任问题”。虽然各有各的原因,但都是因为联合执政党之一的自民党集体退出内阁所致。而导致自民党集体撤出内阁的主要原因之一也跟财政预算有关。林德纳被革职只是其后果之一。
两者的区别在于,在1998年之前,自民党一直都在政治上的“寡妇”和“改嫁”之间徘徊。在1966年到1969年之间成为“寡妇”,因为那时候是第一次大联盟时代,即联盟党与社民党的执政。从1945年到1969年期间,自民党“嫁给了”联盟党,从1969年到1982年之间,自民党又“改嫁给”了社民党,然后从1982年到1998年又跟联盟党“联姻”。或许有些人不赞同这种比喻,但我觉得还是挺形象的。
然而,2024年的德国政治版图不一样了。自民党不仅大概率会失去政治联姻(得票率不够高,因而不能与联盟党执政,获取入内阁的可能性)、也有可能失去“政治寡妇”的资格(有可能在今年二月份的联邦大选中落选),因为大概率成为第一执政党的联盟党既有可能与社民党,也有可能与绿党联盟执政,不一定选自民党。
除此以外,自民党早就失去了它的独特性(或不可替代性),因为国会上有了更多的政治新秀,比如绿党,右翼选择党(AfD)和左翼BSW。随后后两者都不太可能获得执政资格,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德国选民更多选项,因而拿走了部分属于自民党的选票。
虽然有不少人称此次“信任问题”是德国政府危机,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自民党的危机。
有意思的是,在过去52年,只有默克尔没有提出过一次“信任问题”。先不论是好是坏,它的确是客观事实。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很多华语媒体居然称这次“信任问题”是一起突发事件。实际上,早在朔尔茨今年11月份提出信任投票以及制定新联邦大选的具体日期时,一切都已经井井有条地规划好了: 朔尔茨的信任投票肯定会输。
选择党不太可能从中做手脚,故意支持朔尔茨,让他获胜(但不排除个别人会支持朔尔茨)。如果那样,就真的成为国际笑话了。大约在过去十年,选择党每年都在高调呼吁现任政府必须下台,从喊“默克尔必须下台”(Merkel muss weg)到“红绿灯必须下台”(Ample muss weg),怎么今天突然间反过来支持朔尔茨呢?不现实。
总而言之,关于此次朔尔茨的“信任问题”没有引起我内心一丝的情绪波动。反而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德国、法国和韩国“政府危机”之间的不同之处。
三个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以不同的形式(各有各的原因)出现“政府危机”,而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个共同点: 起因都跟财政预算(Haushalt)有关,即怎么花纳税人的钱,应该花在哪里?
我的感觉是(主观的),德国人的处理方式非常机械化,冷静(甚至冷漠),一切都按程序来。朔尔茨也表示,重新选举就从新选举。
前法国总理强制性推动部分财政预算方案,但立刻遭到占多数的国会反对派抵制。马克龙拒绝提前大选,赖着不走,只能被迫再选出一位新总理。
韩国的做法似乎更激进,突然间进入为期六小时的戒严状态。
诚然,国与国,或民主国家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我并没有说自己对法国或韩国政治有多了解,其实一点都不了解,仅仅只是恰好在同一时期看过一些相关报道而得出的一点点个人感想而已(作为一名普通新闻读者来说),不具备客观的参考价值。
总之,德国版的“信任问题”(Vertrauensfrage)机制是一个好东西。同样重要的是所谓的“建设性的不信任投票”(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前者是德国总理的特权("你还信我吗?"),后者则是反对派的权利("我就是不信你!"),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我敢肯定,假以时日还会有德国总理提出“信任问题”,但反对派借“建设性的不信任投票”机制推翻德国政府的概率会越来越小,因为国会政党数量越来越多,因而导致越来越难凝聚反对派的力量来抵抗政府。
当自民党集体撤出内阁后没有跟联盟党向政府发难,以“建设性的不信任投票”的名义推翻德国政府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仅凭他们双方的力量已远远不够,同时又不可能跟左翼党BSW或右翼选择党共事。
我不知道这种演变是好事还是坏事,但肯定是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