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教授为什么被人声讨？

1、引言

最近，喻国明教授被人声讨了。喻国明教授何人呢？

喻国明教授还是所谓的长江学者，其影响力不可谓不大。之所以被人声讨，起因来自于喻国明教授在微博中，无意流出的一份截图，

在这份截图中，喻国明教授并非如一般的学术民工那样，通过自投系统加以自投，而且通过私人的方式加以投稿。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在编辑拒稿之后，编辑依然是毕恭毕敬的，仿佛害怕得罪了喻国明教授。

当然也无可厚非，毕竟也可以被理解为编辑对学术的敬畏。

但是与这样的优厚待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学术界处于低端的科研民工在投所谓C刊（即CSSCI期刊，是中国人文社科学界评判学术成果最重要的指标）往往处于自投，无人认可。我愿意引用蒲亨建教授的说法：

但据我猜测（大概实际上也是这样），这种规定是有其选择性或针对性的。有幸被选择或针对的是哪些人呢？

一般来说是名气不大的副教授或教授、硕导、博导、二一一、九八五的部分博士；哪些人不会被选择或针对呢？

这分两个极端的档次：一个是大面积的硕士、博士、讲师，这些人当然也会让你等上三月半年，但这三月半年纯粹是让你白等。啥子叫白等呢？就是说你的文章刊物压根就不会送审，直接就扔垃圾桶，也不会告知作者。而你却在满怀希望地傻乎乎地等待。另一个是学界某些吃香喝辣的大腕儿。这些大腕儿的文章根本就不会走这个流程，心照不宣，审个锤子。

是不是这样呢？喻国明教授为自己辩白说，自己完全遵从所谓的审稿机制，但是我们看到喻国明教授的发稿时间，几乎平均一周一篇文章。我们且不说，喻国明教授是不是老当益壮，能够一周写一篇文章。就算能，难道这个审稿机制就会如此迅速吗？

喻国明教授估计没有说谎，的确是有审稿，但是有这样的形式还是有这样的实质，依然是值得琢磨的问题。

不仅仅是所谓喻国明教授，其他领域的学者们，他们的发稿量也是极其庞大。如

那么这些学者成果如何呢？以喻国明教授为例，在他一篇名为《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的迭代、 重组与升维》的文章中，其参考文献如下

他引用诸如知乎，百家号等网络媒体。其实这也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当我们尝试验证一下，到底喻国明教授觉得，这些文章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以第“11”的知乎引用为例，

而知乎原文是

也就是说，喻国明教授连查阅一下一手资料都不愿意，直接就引用二手资料。甚至是这篇文章原作者已经给出一手资料的名称的时候。那么其学术成果的水平就可想而知。而这篇文章所刊登的“新闻界”期刊，正是C刊，且正是上图拒稿的杂志社。

所以，喻国明教授所谓的审稿，可能真实存在，只不过正如奥威尔所说，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喻国明教授对此极其抱屈，他认为自己发稿量并不是最多的（潜台词是有人比他更烂），自己也遵守发稿的原则（潜台词是有问题也是期刊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自己成为了矛头呢？

这一点喻国明教授说的不错，他不是唯一一个，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谈论某个个人，相反这是结构性问题。

与这种极端发稿量过大的学者相比，还有更恶劣的情况，如某公众号曾经发文章揭露一件事情

但是有意思的是，当该公众号发出这个文章以后，其被点名的学者恩威并施之下，该公众号注销了账号。

而我尚未找到转载，所以消失到了茫茫网络深处。

我可以凭借着记忆描述一下这个文章的内容，是说某马院的导师，连同其多个学生，在某一个期刊，发表文章。但是请注意，不是多个人发一篇文章，而是这些人各自发文章。换言之，这一期的期刊中，看似没有关系的几个人，其实是师徒关系或合作关系。这无异于说，组团地涵盖了期刊的多个版面。这就是所谓的“组团发C刊”，这相当于庄家操控了一切。

在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中，C刊是硬指标，学校需要C刊来抬高排名，老师需要C刊获得职称评定。而学生需要C刊毕业找工作。但是C刊作为期刊本身，也需要通过名家供稿来维持生存。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有限的C刊数量上，需求供不应求，自然期刊的主编比学者还要牛气冲冲。

而为了尽可能发C刊，只能进行一种内卷式研究方式，所谓内卷式就是没有学术创新，更多采取蹭热度的方式。譬如说在马院中，诸如“第二个结合”、“新质生产力”等等就是蹭热度的领域，而诸如人工智能，Chatgpt同样是如此。

但是这样的学术产业化的做法，却不符合人文社科学术的一般策略。

期刊或者说学术产业，本质上是模仿理工科学科的产物。在理工科中，通过实验，数据说话，可以迅速出成果。但是越趋向于纯粹人文的学科（诸如文史哲），其学术成果就会越慢，这是由学科特点规定的。

但是在期刊和学术产业的模式中，逼迫着学者如同理工科的专家们迅速出成果，那么导致的结果，不可能是“多快好省”，只能是沉渣泛起，学术性的通货膨胀。

相比较于学生的灌水做法，喻国明教授们的灌水更令人愤慨。原因无他，前者需要生存，但是后者早已功成名就，如果真的有所谓韦伯的“学术为志业”，也应该沉下心来做做学术。

但是中国学术自八十年代以来，形成了一种夹生饭的情况，八十年代是草创期，九十年代迅速科层化，21世纪以来开始逐步地实现了学术界的阶层固化。于是形成了一种夹生饭现象，出现了所谓时代红利现象，这都是难免的事情。

罗尔斯和诺齐克在争论中，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点看法。

罗尔斯认为，如果我们尝试切蛋糕，我们如何才能切得公平。这个问题早在英国哲学家哈林顿那里就曾经提出过，哈林顿曾言：

两个小姑娘共同接到一块没有分开的蛋糕,两人都应分得一份。这时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你分吧,我来选。要不然就我分你选。分法一旦定下来,问题就解决了。分者如果分得不均,自己是要吃亏的,因为另一位会把好的一块拿走。因此,她就会分得很平均, 这样两人都享受了权利。…卓越的哲学家争论不休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致国家的整个奥秘,竟由两位娇憨的姑娘给道破了。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和选择。

也就是说，要切蛋糕公平，就需要切蛋糕者必须最后拿蛋糕。但是在学术界的生态中，恰恰是相反的。切蛋糕者优先拿蛋糕，因为学术界是典型的精英为王的生存策略。制定规则者，往往也是时代红利享有者，更是既得利益者，因此才会导致如今这种不公平的状态。

诺齐克反对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但是诺齐克同样强调一种矫正正义的存在，要求对于最初正义的不公正行为进行一种矫正。

如果说古典学术群体是所谓象牙塔，那么随着学术工业化的产生，从来不是象牙塔。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于闲暇，但是我们现在的学者则需要通过学术成果来吃饭，那么就会有利益纠纷。

换言之，社会的阶层对立，分化和固化现象，同样会在学术界应验。在社会中，阶层固化会引起革命，逼迫着执政者不得不改革，以舒缓阶层分化。学术界依然需要如此。

因此在文科领域，与其说国家意识形态转变对学术的影响力只是皮肤之痛，那么科层化的模式和学术产业的畸形化，则是摧毁性的产物。

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大学最初来源于行会组织，而中国大学体制的建立则是自上而下导致的结果，必然导致制定规则者赋予了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