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悲剧：巴沙尔的执政高光与亡国末路
文｜马晓霖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
12月9日，俄罗斯官方宣布接纳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流亡避难。同日，叙利亚驻俄罗斯大使馆降落飘扬半个多世纪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三色两星国旗，升起反对派的三色三星旗，俄罗斯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与叙利亚反对派政权丝滑接轨的大国。同时，另一个叙利亚长期盟友伊朗也公开宣布与大马士革新僭主对接关系。昨天还在帮巴沙尔打天下的俄伊“双铁”转眼与宿敌投怀送抱，这种无视旧人悲泪流，转眼陪同新人笑的“战略盟友”关系让人不明觉厉，不可思议。
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政治就是如此无情，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与捍卫就是如此赤裸裸而毫无遮掩——当巴沙尔政权成为扶不起的阿斗或靠不住的伙伴后被无情抛弃已在所难免。当俄罗斯和伊朗麻烦缠身而无力他顾时，抛弃巴沙尔政权而及时换马也算亡羊补牢和及时止损。
背靠大国支持的巴沙尔政权瞬间垮塌出乎各方预料，就算信息灵通、情报发达的国家行为体也是如此，否则，如何解释以色列清场式轰炸叙利亚军事目标并进占更多土地，美国何以对盘踞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残存目标发动战役级轰炸，因为它们也没有预料到巴沙尔政权溃败得如此迅速而彻底，没有想到对以色列和西方危害更大的反对派武装特别是“解放叙利亚”联盟能如此轻松夺取叙利亚腹地并将掌握这个“前线国家”的所有战争机器。
深度挖掘巴沙尔政权速败惨败具有深远意义和价值，不仅对威权政府的治国理政有警示意义，而且对所有国家外交与结盟如何维持保鲜期限和前提条件具有启示价值。
叙利亚历史性变局最大的败因当然是巴沙尔政权自身，或曰控制叙利亚政权50多年的阿萨德家族以及围绕它的权贵中心。核心结论是，身处战乱漩涡却不能审时度势做出战与和的选择，做出进与退的取舍，做出顺利整合民族国家构建努力，而是一味地借助外力来谋求领土、主权乃至政权维护，最终成为它国战车的一个部件，一旦彻底失灵势必遭受被遗弃或被替换的悲惨命运。
叙利亚国运兴衰是整个中东战争与和平曲折进程现代史的缩影和活体博物馆。自1948年基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朴素情感而主动参与遏制对巴勒斯坦的分治战争，叙利亚就走上与以色列长期为敌、与西方始终不睦并最终结盟苏联、与俄罗斯和伊朗长期绑定的艰难求存与发展之路。
阿萨德家族作为伊斯兰教少数派系什叶派中的少数派，因其独特的宗教理念而长期处于被打压、被歧视和被边缘化的社会底层，其男丁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惟有参军入伍才能勉强为生。这种遭际客观上使阿拉维派逐步成长为叙利亚军队主力，并在推翻费萨尔王朝的过程中扮演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中流砥柱，最终咸鱼翻身而成为执掌叙利亚命运的统治家族。
1967年，情报局长被莫斯科策反的叙利亚，受苏联唆使和“以色列将发动进攻”的假情报误导，与埃及厉兵秣马积极备战，导致以色列面临高压而主动出击，以一国之力打败叙利亚、埃及和约旦，夺取埃及占领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旦哈希姆王国占领的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圣地东耶路撒冷，还进占埃及西奈半岛和叙利亚戈兰高地。此役强化了叙利亚被侵略被占领的受害者角色，强化了叙利亚的前线国家地位，也强化了阿萨德家族统治多数逊尼派穆斯林国民的正统地位。
1973年10月6日叙利亚与埃及北南呼应，发动二战后规模最大的闪击战“斋月战争”，一度几乎夺回戈兰高地并置以色列于绝境。以色列依托美国支持最终反败为胜，戈兰高地也得而复失。但是，叙埃打败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书写了阿拉伯当代英雄的新神话，他和埃及总统萨达特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新旗手。
然而，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在“斋月战争”五十周年之际闪击以色列，却最终导致叙利亚政府垮塌和阿萨德家族统治的彻底覆亡，简直就是开了历史一个巨大玩笑。但是，叙利亚今天的悲剧是在“斋月战争”之后就已走上一条注定失败的歧路。
“斋月战争”的胜利为萨达特奠定了改换码头和退出为巴勒斯坦而战的历史机遇和政治筹码，因为埃及已为巴勒斯坦这块贫瘠之地付出十万人伤亡和上千亿美元，以及近40年无法聚焦和平和发展的惨重代价。萨达特主动寻求与以色列和解并通过戴维营谈判收复全部西奈半岛，成本是抛弃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小兄弟。
被埃及“出卖”的叙利亚，与利比亚、伊拉克共同举起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一起充当阿拉伯抵抗运动大本营，阿萨德、卡扎菲和萨达姆也自然成为阿拉伯世界“新三雄”。当然，他们既共同召集和扶持反以抗以力量，又彼此角逐阿拉伯领导地位。
然而，阿萨德统治的叙利亚有着天然缺陷而注定无法通过战争尤其是独立抗争而赢得和平，这一悲剧角色延续到今天的巴沙尔时代。领土面积狭小，人口不多，民族关系复杂，且绝大多数逊尼派穆斯林处于追求世俗化的阿拉维派精英统治之下；距首都仅60公里的国土制高点和咽喉之地戈兰高地又被以色列死死攥在手里。这两大因素使得阿萨德政权陷入尴尬而分裂的境地：对内仰仗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的“一国一党一领袖”执念和坚持抗战收复失地口号而大行独裁和威权统治；对外则不敢向以色列主动放一枪一炮而竭力避免引火烧身，只能与以色列维持长达半个世纪的冷和平，使国家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缓慢发展。
基于与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争夺正统地位，争夺阿拉伯民族主义高地，也基于阿拉维派对逊尼派主体人口的忌惮，阿萨德在1979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毅然决然地投靠伊朗而背向阿拉伯大家庭。1982年2月，受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形成的伊斯兰复兴浪潮刺激，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在哈马武装起事，试图推翻“异教徒政权”的叙利亚政府并受到残酷镇压。这一历史事件为2011年哈马民众策应“阿拉伯之春”，以及本次战事坐视甚至配合叛军大举反攻进行了历史铺垫。
1982年黎巴嫩战争结束后，失去戈兰高地并视黎巴嫩为势力范围的阿萨德政权，无力直接对决以色列，只得将收复失地的国家义务托付给伊朗新近培养和武装起来的真主党，由此逐步向伊朗开放西进阿拉伯腹地的大门，并逐步将叙利亚融入“什叶派之弧”。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阿萨德政权把叙利亚国运和政权兴衰押注给第三方，而不是追随埃及，勇敢地单独与以色列媾和而聚焦发展，谋取促进和改善民主、民生和民权。
1991年海湾战争后，中东迎来10年和平进程大好光景：坚持武装消灭以色列、并占领和吞并科威特胁迫以色列撤军的萨达姆百万精锐之师，被联合国授权和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打残。发动“沙漠风暴”的老布什政府联合苏联继承者俄罗斯、联合国、欧盟和西班牙共同启动马德里和平进程，第一次将酷爱各个击破的以色列与一众死敌邀请到同一屋檐下，分别与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包含巴勒斯坦代表）磋商以土地换和平。
岂料，阿萨德遭遇第二次和第三次阿拉伯式背叛，原本约定对抗以色列共进退的巴解组织和约旦，前者于1993年通过秘密谈判相继与以色列达成巴勒斯坦过渡自治的“奥斯陆协议”，后者于1994年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阿萨德从此视巴约领导人为路人和仇人，彼此不相往来。
阿萨德最初钦定的接班人并非巴沙尔，而是1962年出生的长子巴西勒。但是，在阿萨德年时已高且巴西勒个人威望渐隆时，这位铁定集成大统的少帅于1994年死于神秘车祸而再次改写叙利亚历史。原本要做眼科大夫的巴沙尔被立即召回，火箭般地入伍、晋升并作为储君培养，阿萨德王朝得以延续。
如果阿萨德活得更久，也许巴沙尔还能继承一笔和平资产而走上另一条道路；如果长兄不死，巴沙尔可能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国际名医甚至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只可惜王侯将相家庭有人可以自选前途，有人无法自决前途，这就是东西方文化与传统的巨大差异。
1999年底，已接近达成协议的戈兰高地谈判，因为阿萨德行踪不慎而彻底流产，中东历史和叙利亚命运因为一泡尿而再次改写。是年底，约旦国王侯赛因二世病故，因其生前情商太高而遍交万国，死后无限哀荣，到约旦首都安曼奔丧吊孝的各国政要接踵摩肩，华盖如云。不知是人之将死其心也善，还是迫于情势压力，亦或脑回路搭错哪个筋，阿萨德不顾年迈体弱，打破禁忌亲赴安曼诀别侯赛因国王。安曼葬礼后，以色列突然宣布终止戈兰高地谈判，其议会通过决议要求一切事关戈兰高地前途的政府政策，必须获得议会三分之二票数认可，然后交全民公决。多年后才有爆料称，阿萨德在安曼葬礼现场如厕后临时马桶被神通广大的以色列情报机构莫萨德偷梁换柱，事后对阿萨德的尿便化验确认他已到癌症晚期并将不久于人世。以色列安全内阁担心年仅30多岁的少帅巴沙尔可能无法稳固掌权，一旦归还戈兰高地而大马士革政权被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或亲伊朗势力掌握，以色列无疑于引颈就绞，只能将接近签约的和谈彻底冻结。
半年后，阿萨德寿终正寝，以色列政府作为敌对和交战国，就阿萨德逝世向叙利亚人民、政府和阿萨德家人公开表达哀悼，称他是信守诺言的和平维护者。巴沙尔如期执政并巩固了政权，却永远失去和平收复戈兰高地的最佳机遇，不得不继续将国家捆绑在“什叶派之弧”和“前线国家”的双重战车上，最终又成为“抵抗轴心”的枢纽之地而饱受各方蹂躏。从这个角度看，巴沙尔领导的叙利亚特别像风烛残年的西罗马，轰然垮塌于北方蛮族的最后一次冲击；也像又延续一千年的东罗马，因饱受战乱与围困，在教友十字军第四次东征占领并肢解50年后，最终被奥斯曼帝国大军送进坟墓。
巴沙尔并非不想当叙利亚的天使，并非不想成为改革英雄。2000年他执政后很快锐意改革，放松管制，社会一度出现活力而呈现令人称赞的“大马士革之春”。然而，当自由化和民主化趋势导致国家政治有可能被迫转型后，迫于强大保守势力和权贵阶层的压力，以及自身执政实力和政治智慧不足，巴沙尔及时刹车，匆忙关闭刚刚尝试两年的改革与开放大门，丧失一次与历史切割，与伊朗及什叶派切割，并通过单独谈判收回戈兰高地的重大机遇。因为他不敢冒这样的险，不敢重蹈萨达特追求土地换和平却付出个人生命代价的覆辙。
2005年，亲沙特阿拉伯的黎巴嫩逊尼派总理哈里里遇刺，叙利亚情报局和真主党被指控为幕后黑手，凸显了中东伊斯兰大家庭教派战争和争夺黎巴嫩的残酷端倪，也引爆“贝鲁特之春”或“雪松革命”，叙利亚被迫结束在黎巴嫩长达30年的驻军安排，进一步承认黎巴嫩的独立自主。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地中海西北海岸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导致多个阿拉伯威权政府垮台后，其长尾效应最终搅动地中海东海岸的叙利亚。南部德拉小镇安全机构粗暴处置几个中学生的“反标”抗议而激化矛盾，官逼民反引发街头运动，并很快在具有反阿拉维势力传统的哈马等城引发联动。巴沙尔面临执政十年后的第一次大考，但是答卷并不理想。他没有及时道歉和整治酷吏，相反却指责西方策动“颜色革命”并关闭对话之门，致使不满情绪遍布全国，各地陷入大面积动荡。
关键时刻，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致电巴沙尔，表示愿意提供200亿美元帮助叙利亚开拓就业，稳定经济，笼络人心而维持政权稳定，回报条件是大马士革断绝与伊朗及“什叶派之弧”的战略关系。自视逊尼派穆斯林头号宗主国沙特奉上的这副解药，在巴沙尔看来却是一碗不能吞咽的毒丸，因为其家族和权力核心属于“异端”阿拉维派而必须背靠什叶派大家庭，更重要的是，叙利亚戈兰高地要仰仗“什叶派之弧”特别真主党和伊朗来施压收复。沙特伸出橄榄枝和胡萝卜却被无情打脸，于是策动阿拉伯国家联盟并联动西方国家，以维护人权和保护平民为由开始武装干涉叙利亚内政，包括资助和培养反对派武装，拉开叙利亚内战大幕。
在大马士革政权濒临崩溃的关键节点，与美欧和北约博弈乌克兰的俄罗斯，为了声东击西缓解压力和寻求与西方合作点，也为了维护中东仅存的苏联遗留势力范围，尤其是位于叙利亚的地中海舰队基地，协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连续否决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西方共署的涉叙草案，挫败对方在叙利亚复排利比亚政变脚本的图谋。最终，在国际反恐大局掩护下，在伊朗组织十万什叶派民兵和真主党武装越境作战帮衬下，巴沙尔政府收复大部分失地和主要人口聚集区而巩固政权，并与反对派在2020年3月签署停火协议，实现十年来的大局稳定，但也留下封疆割据，内战未平的长远祸根。
巴沙尔并非不知道除恶务尽和斩草除根的重要性，但是，以叙利亚的实力，根本无法撼动土耳其庇护的西北方向叛军，以及美国支持的东北和东部库尔德武装。俄罗斯和伊朗也不愿付出与土耳其或美国硬刚的巨大代价来成全巴沙尔的统一大业，多次劝巴沙尔见好就收并通过和谈组建联合政府，但是遭到拒绝。本质上说，叙利亚就是俄罗斯和伊朗谋求地缘利益的一块筹码，它们更在意的是本国核心利益是否得到保障，而不是谁入主大马士革，否则，怎么会出现决战到来之际，俄罗斯和伊朗都撒手不管，作为抵抗轴心组成部分的真主党和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也见死不救？一句话，巴沙尔政权和阿萨德家族统治的劫数已到，被割席抛弃是在必然。
巴沙尔原本是个很佛系的人，尽管他不信佛，但是，到杭州参加亚运会偏要参观灵隐寺而成为网红事件，今天更是引发热议和很多不恰当的联想。也许，已是流亡之身的巴沙尔终于可以放下他硬抗24年也终究扛不起的家国天下，回归一个普通人乃至回归悬壶济世的老本行。但是，被置于病床和手术台上半个世纪的叙利亚，依然任人宰割而谁能来解救它于倒悬？推翻巴沙尔政权和仅存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体制，迎来“伊斯兰国”武装打底的新政权，恐怕不是所有理性国家行为体都期待的结果。巴沙尔政权垮台，也许不是叙利亚几十年血雨腥风的结束，而是更多战乱与苦难的新起点，一如20年前萨达姆政权的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