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帮如此辉煌，为什么潮汕无法成为下一个香港？

潮汕帮有多风光，可能潮汕就有多失落。

据说潮汕人口有“三个一千万”，意思是本地有一千万潮汕人，遍布全国各省有一千万，海外还有一千万。

作为全国最盛产首富的商帮群体，潮汕人被誉为东方犹太人。国美创始人黄光裕，腾讯创始人马化腾都是曾经的中国首富。

“门口的野蛮人”姚振华，也曾拿下全国富豪榜的第三名，当年与万科的股权之争，更是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惊心动魄的一笔。

在香港，李嘉诚连续20年登顶亚洲首富。四大富豪之一的刘銮雄，以“股市狙击手”和“铜锣湾铺王”著称，成为香港商界的一大传奇人物。

再远眺海外，立邦漆创始人吴清亮2021年登上新加坡首富，被誉为“亚洲漆王”。正大集团创始人谢氏兄弟，连续多年霸占泰国首富，业务小到作物种子和鱼肉供应，大到信息通讯、银行房产，几乎可以说涵盖了泰国人的一生。此外，加拿大、欧洲、澳洲等地的华人首富桂冠也曾由潮汕人拿下。

正是这些风云人物，将潮汕帮推向了顶级商帮的地位。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回到潮汕老家，却发现这片土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发达，甚至最常听到一句评价，汕头是最落后的经济特区。

为什么反差会如此之大？我先来给你分享一个故事。

2010年秋天，在汕头市一家五星级大酒店的会议厅里，正在举办一场研讨会，参会人员有专家、学者，还有相关国企、政府单位负责人。研讨会的主题，是关于揭阳潮汕机场主题雕塑《凤》的初稿优化。

会上，一位潮学研究者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凤”的头应该朝哪里？尾又应该朝哪里？

在注重风水的潮汕地区，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话。如果被凤头朝向的城市，经济或民事、政事不顺，有可能会将原因归咎于此。但倘若被凤头朝向的城市突然风生水起，那其他两个城市也会有意见。

原以为，这个棘手的难题会让三市陷入长久的争吵当中，没想到最后却轻易化解掉了——作品没通过！

潮州别名“凤城”，汕头的市花是金凤花，也算沾点边。不过揭阳跟“凤”的关系就很难找到了。对于揭阳来说，机场是它拼尽全力争取来的城市名片，怎么能够容忍一个以潮州的别称、汕头的市花作为主题的雕塑摆在自家的“会客厅”呢？

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恰好隐藏着潮汕掉队的伏笔。

你知道谁是广东第二大城市吗？

广州还是深圳？这个要看是经济体量，还是人口规模，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答案。但如果将时间坐标移到30年前，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改革开放之前，汕头市一直是广东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城市，而且经济体量在全国位列第九名。

当然，彼时的汕头与今天的汕头不一样。当时的汕头市，下辖安平、同平、公园、金砂、达濠、郊区6区，还有揭阳县、饶平县、澄海县、南澳县、潮阳县、普宁县、惠来县、揭西县、潮州市、汕头经济特区，一共8县1市1特区。

直至1990年，汕头相比其他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可谓毫不逊色。外贸出口总额全国第六，位居上海、深圳、天津、广州、北京之后。工农业总产值全国第19名，虽然名次不是很靠前，但工业产值占到GDP82%，单这一项就超过了厦门和珠海的工农业总产值，妥妥的“工业大市”。

曾经如日中天的汕头市，如今为什么掉队了呢？有一个很少人提及的关键原因，就是一分三市，这正是潮汕地区落伍的起点。

1991年，国务院一纸公文下达，汕头区划调整的方案尘埃落定。原本的汕头市拆分为汕头、揭阳和潮州。

你可能会疑惑，这几个城市文化同根同源，还说着一样的方言，为什么会被分割？

还是因为当时的汕头实在太大了。设立经济特区的初期，深圳、厦门、珠海都只是新兴小城市，划出一块地就搞起实验了。但汕头可是拥有近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大城市”，高峰期带了十多个县、县级市，汕头经济特区只不过是市区中的一个小点而已。

随着一分三市，汕头的GDP排名在1991年一下子跌落到全国50名左右（如今跌出了100名之外）。

但这还不是最大的痛楚。排名的机械下滑，可以通过后期不懈努力再爬回去。关键的地方在于，一分三市不仅是造成排名下滑那么简单，而是在体制机制上造成了一系列难以跨越的障碍，让潮汕三地即便再努力，也很难再重回荣光了。

第一个次生问题是土地问题，这直接导致了潮汕的工业一直难有起色。

要知道，潮汕工业化的“主角”，并不只在汕头主城区，还有大量的制造业专业镇和产业集群，分布在汕头主城区周边40公里左右的半径范围内。比如（汕头）澄海的玩具产业、（汕头）潮南潮阳的纺织产业、（潮州）潮安的陶瓷产业、（揭阳）榕城的制鞋产业等等。

这些专业镇占据了粤东地区50%到70%的经济总量，但由于地域空间受限，这些产业的规模难以进一步扩大。

空间小到什么程度？

提及潮汕，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潮汕人特别崇尚“多子多福”。然而，这只是事实的第一层。多子多福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第二层含义——人虽多，地却少。

汕头市陆域面积2205平方千米，在全国两百多个地级市当中，位列倒数第10，潮州市陆域面积3160平方千米，位列全国倒数第18，两者可谓难兄难弟。

相比较之下，揭阳的面积还算阔绰些，是汕头的2.4倍，但也位列全国倒数第47位。总体而言，整个潮汕地区的土地资源捉襟见肘。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2022年，全国有21个城市的市域人口密度超过了1000人/平方公里，汕头和揭阳赫然在列。前者人口密度2463人/平方公里，居然比肩广州、佛山这类外地人口疯狂涌入的超大特大城市，位列全国第8。后者人口密度1072人/平方公里，位居天津之后。潮汕的人口拥挤程度显而易见。

一个地区要想发展起具备竞争优势的工业，规模效应必不可少。而规模效应的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连片的土地，可以进行集中性开发，以此实现要素资源的高度集聚，降低产业内部交易成本。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开启正向循环通道，加速产业的发展壮大。

然而，“一分三市”导致潮汕土地资源紧张，先天条件不足，硬生生阻断了这种加速器效应。

说到这，可能你会问了，每个城市的面积确实都狭小，但也不用局限在一个城市里头啊，难道潮汕的产业集群就不能像广佛汽车制造业、深莞电子信息产业一样，跨越行政边界在更大一点的半径内实现吗？只要运输距离适中，响应时间短，依旧是有产业规模效应的啊？

理论上可以。但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潮汕的城市结构与广佛、深莞不同。后两个都市圈都有绝对的龙头城市，而当年的大汕头在一分三市后，即便汕头贵为特区，三个区域的实力其实相差不多，可谓势均力敌。

这注定潮汕很难像珠三角那样，可以比较顺畅地走上“辐射—承接”的产业发展路径：一开始，广州，深圳会吸纳各种资源率先崛起某种产业，继而外溢出来，辐射到下级的佛山、东莞，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产业集群。

而潮汕三市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步，由于一分三市，每个城市都拥有独立权限，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这种行政壁垒的存在，让当地很难跨越行政边界进行整体性的统筹规划和产业布局，去牺牲这个放大那个，更多的是同质化竞争。

所以，各自为政的最后，就是大家单打独斗，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协同效应差，没办法优势互补。

这些因素使得潮汕地区没有形成产业分工，产业梯队并不明显，转型升级也比较滞缓，工业发展一直停留在中低端阶段。

就拿潮汕的纺织服饰产业来说，数据显示，汕头的纺织服装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1093亿，生产的内衣、家居服产量约占全国70%、全球40%。

揭阳代管的普宁市共有纺织服装上下游企业6000余家，服装产业总产值也突破千亿元，潮州则被评为国内唯一的“中国婚纱礼服名城”，每年大约生产婚纱礼服超2000万件（套），是世界上最大的婚纱礼服生产出口基地之一。

潮汕的服装生产制造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你问本地人，潮汕有什么知名的龙头服饰品牌，恐怕他们答不上来。目前，三市的服装生产企业基本上都是为国内外品牌代工，在产业链条上以中低端的生产、制造为主，并没有哪个城市在附加值较高的自主研发、品牌建设上有更突出的表现。

这个故事如果是发生在广佛、深莞，可能会是这样的版本——广州深圳先发展起来，吃饱之后，由于人力成本上升和土地瓶颈问题，越发不适应都市型产业形态，就将生产环节外迁给佛山、东莞，本土则发展总部经济形态，双方同涨同落。

可惜，潮汕不是珠三角。

2013年，一位汕头的官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透露，过去有一家央企来谈合作，希望可以进一步开发港口，但对方提出需要1200亩的土地资源，汕头无法满足这个条件，最终合作只能作罢。

这也逼得后来汕头花费巨大力气来人工造地。近些年汕头正在建设的海湾新区，规划的480平方公里面积很大部分需要填海而来。

相较之下，揭阳手头的土地宽裕一些，在产业布局上反而获得了后发优势。2010年广东决定在粤东地区布局重大项目时，揭阳就获得了机会，接连拿下占地170亩的揭阳潮汕机场，以及占地13800亩的中委广东石化炼油两大项目。

机场的落地，使得揭阳从边缘城市变成了粤东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而石油炼化项目是中国石油历史上一次性投资最大的炼化一体化项目，总投资高达654亿元，为揭阳的产业发展创造了新契机。

有了这个“超级链主”，揭阳能够聚集起上下游的化工产业，将石油产业打造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2005年，揭阳的GDP占汕头比重为64%。在石化产业落地之后，2012年到2014年，揭阳的经济体量占汕头的比重一度超过了90%。2013年，揭阳甚至对外宣布，GDP初核数据超过了汕头，跃居粤东首位。不过根据最终核实，汕头仍旧以100亿的微弱优势保住了粤东一哥的地位。揭阳的发展速度之所以如此抢眼，与其地域面积相对较大是分不开的。

可能有人会说了，深圳、东莞、厦门的面积也很有限啊，深圳、厦门甚至比汕头还小，为什么人家的GDP就能达到3万多亿、1万多亿、8000多亿，潮汕就不行呢？

还真不一样。深圳虽然小，但人家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就是毗邻香港。直至1997年，香港这片弹丸之地的GDP还占到全国18%以上，有了这个超级联系人的辐射，“小渔村”成为了全球奇迹。

东莞的区位优势也非常明显，它是全世界极为罕见的，同时被两座全球一线城市紧紧夹在一起的城市，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国唯此一例。站在广深巨人的肩膀上，想不起飞都难。

而潮汕地处国角省尾，交通不便，身边也没有超大特大城市来提携，虽然与台湾省隔海相望，但实际上在利用台资方面远不及厦门有优势。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三市分治的第二个副作用，是资源分散。

在三市还没有分家之前，曾经存在着一个重要民间组织——汕头特区顾问委员会，全国仅此一家。里头的顾问基本都是各界知名人士，非富即贵，香港组、澳门组大多都是商界大亨、爱国侨领；北京组大部分都是曾经就职于中央和北京的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干部。

在汕头经济特区的建设上，这个智囊团群策群力，大大提升了汕头的知名度，成为当时其他城市艳羡的珍贵财富，可谓汕头最大的“隐形资本”。

然而，遗憾的是，在三市分治之后，这个委员会基本上就名存实亡了。根据首任委员会主任刘峰老人家的说法：“三市分拆后，个人籍贯不同，自然也没有活动了。”

一分为三，不仅让存量资源失之交臂，也打散了增量资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潮汕“散装”的交通格局。

潮汕的机场在哪？揭阳。第一个高铁站在哪？潮州。沿海的港口在哪？汕头。这种交通布局本意是“人人都有份”，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颇为鸡肋。

在潮汕三市中，最先拥有机场的是汕头，1974年汕头外砂机场落成。请注意，这里的前缀还是汕头。外砂机场属于军民合用机场，产权属空军所有，民航对该机场仅有使用权，没有调度权，飞行起降架次受到制约，很多国际、国内航班无法开通，严重制约了潮汕地区的经济发展。建一个新机场摆上了议程。

不过，选址需要多方面的考量。首先占地面积得够大，其次服务范围需要扩大，不仅要服务揭阳、潮州，还要将梅州、汕尾等大粤东片区的城市都考虑进来。综合考虑之下，机场选在了土地资源较多的揭阳市，距离三市市区的路程均在20公里上下。从高空俯瞰，新机场差不多就位于三市的中间点。机场的名字也入乡随俗，改成了揭阳潮汕机场。

但这也成为了汕头人心中永远的痛。很多外地人想到汕头旅游或者投资，都会有一个疑惑，我明明要去的是汕头，怎么到的是揭阳。这种体验，我想大概只有苏州人深有感触。

对于潮汕三市而言，机场的选址是合理的，但汕头的区域中心地位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005年，厦深铁路开始申报方案，计划用高铁将厦门、汕头、深圳三个经济特区连接起来，这对潮汕地区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在那个高铁刚刚起步的年代，高铁一开，黄金万两，每个城市都想拿下这个香饽饽。然而，最后这个果子却被潮州摘了，粤东第一个高铁站——潮汕站，落子潮州境内。汕头对此愤愤不平。

如果从国家层面来考量，那几年汕头在粤东的经济地位，并没有突出到能够让人忽视其他两市的存在。在厦深铁路申报到确定方案的两年时间里，揭阳和潮州的经济快速飞涨，反观汕头的领先地位却在被不断挑战。

而且汕头的地理位置也不够黄金，如果将站点设置在汕头，距离揭阳和潮州的核心区都超过了50多公里。反观潮汕站，距离三市核心区的距离都只有20公里左右，而且距离机场的距离也只有10公里。建设一个高铁站，动辄几个亿，势必要将其经济效益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从大局上看，第一个高铁站的选址并没有问题。只不过对于那个一直号称粤东老大哥、广东省域副中心的汕头来说，就甚为遗憾了。

至此，汕头成为唯一一个没有机场、没有高铁站的经济特区，这也成为了汕头发展史上难以抹去的尴尬。直到2018年，厦深铁路的汕头联络线开通，汕头才终于迈入了高铁时代。

今年，粤东规模最大的综合高铁枢纽汕头站正式启用，但它已改变不了汕头“失去的二十年”的过往历史了。

三市分治之后，资源平均用力，潮汕地区长期缺乏一个区域龙头城市，来带动和辐射其他城市的发展。

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提出过“增长极”理论，他认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势必有一个增长极，这个增长极自身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能像乘数效应一样，作用于周围的经济体并带动其发展。

放眼中国，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像东莞、惠州之所以能够起飞，正是因为有深圳这个中心城市的带动。苏州能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工业重镇，也是因为旁边有上海的存在。

潮汕三市的尴尬就在于，汕头想做中心城市，但其他城市并不认可。在省级层面，汕头确实被官方定位为粤东中心城市，希望它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来支持粤东地区加速崛起。

但对于潮汕内部来说，中心城市并不是一纸文件说了算的。在产业发展方面，汕头没有特别显著的优势，在各市的产业协作上也未能发挥引领作用，反而是同样陷入了恶性竞争、重复建设的尴尬之地。而在公共服务、金融服务层面上，汕头与其他两市的差距也不大。潮汕难以复制“增长极”模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憾。

你去看看与汕潮揭相邻的厦漳泉，两个城市群基础条件明明都很相似，为什么今时今日的实力天差地别呢？

从血缘关系上来说，潮汕人的祖先很多都是沿着中原—闽南—潮汕的路线迁移至此，两个族群同宗同源，所说的方言都属于闽南语系。

从性格上来说，这两个靠海的族群过去都是以海为生，极富冒险精神和创造性，这种性格底色，也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那么多潮汕籍和闽南籍富豪纵横四海的原因。

从地图上看，两个都市圈都呈现三角分布形态，厦漳泉几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大概在45～110公里，而汕潮揭彼此间的距离还要更近一些，大概30多公里左右。

回首1980年，粤东金三角和闽南金三角都诞生了一个经济特区。初期，汕头的经济发展优于厦门。即使是一分三市之后的1999年，汕头的GDP也与厦门基本持平。

然而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如今汕头的GDP却连厦门的一半都不到。2023年，汕头GDP为3158亿，潮州1357亿，揭阳2445亿，反观厦漳泉，厦门8066亿，漳州5728亿，泉州11304亿。换句话说，汕潮揭三市仅占厦漳泉的四分之一，甚至只相当于泉州单个城市的一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厦漳泉里，厦门是绝对的区域龙头角色。它是全国仅有的五个计划单列市之一，行政地位比作为普通地级市的省会福州还要高，以至于按惯例都是福建省委常委来兼任厦门市委书记。加之近代最早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中国四大国际航运中心之一，独特的海上花园自然风光这些因素，无论名气还是地位，漳州、泉州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这使得厦门更具行政资源上的优势，会优先得到国家战略支持，从而更进一步稳固了它在厦漳泉都市圈里的绝对龙头地位。这种格局，决定了闽南金三角不至于像粤东金三角一般陷入无序竞争。

早在2005年，厦门就提出了港口风景旅游城市的战略定位，将产业发展的重心放在金融、贸易、旅游、高科技产业和总部经济上，腾出的空间让漳州、泉州得以大力发展起工业。

厦门的GDP仅仅只有泉州的一半，但创税能力居然是泉州的2.5倍，这背后的巨大差距，来源于总部经济。泉州龙头服饰企业安踏、九牧王等，纷纷将部分总部功能迁至厦门，形成前店后厂的协同关系。

作为四大国际航运中心之一，厦门的港口成为了漳州、泉州融入全球化的关键跳板。漳州外贸出口80%要通过厦门口岸。泉州外贸航线网络覆盖率较低，货物要想出口，也只能“舍近求远”依赖厦门。据统计，2020年厦门港进出口的货物，有一半来自于泉州。

此外，厦门还是全国唯一冠以“两岸”的区域金融中心，其金融业和各类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崛起，在工业时代转向后工业时代的过程中，持续带动着周边的发展。

换句话说，厦漳泉内部有龙头，有梯队，有层级，有分工，这是汕潮揭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

其实，拆分大市不仅是潮汕地区的痛点，也是制衡整个广东省发展的瓶颈。

都说中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珠三角早已进入发达国家水准，粤东西北还停留在“第三世界”。很多人在谈及广东的区域发展不协调时，常常会提及一个问题，就是广东的地级市太多了。

有一次，我跟广东一家省级国企老总聊天，他就吐槽说，其它省份一般13、14个地级市，福建省才8个地级市，而广东下辖21个地级市，每个市体量又小，土地资源有限，产业规划各行其是，不利于资源集中和合理配置。

2013年，时任广东省的人大常委会主任指出：“广东设立了21个地级市，一个地级市管两三个县，整个经济基础支撑不了上层建筑，导致行政成本很高。本来广东的财政收入不少，但是都用到养人吃饭上去了，搞得捉襟见肘。有必要在行政区域方面做适当调整，合并一些地级市，减少行政成本。”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三市合一”的呼声和建议从来没有断过。但是三市之间的竞合关系盘根复杂，真的要重新合并为一个市难如登天。它涉及到城市行政等级的问题，如果三市都不愿意降级，那么这个大市就必须升格为计划单列市才有可能。

放在今时今日，区划调整已经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城市扩容、撤镇设市、撤县设市等都得经过层层审批。

既然三市合一有点虚无缥缈，那么，潮汕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我觉得与其追求做一个大城市，还不如形成自己的特色。

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在比拼经济体量、工业产值、人口规模，建工业园、招商引资、盖摩天高楼、修高铁……这样的“经济型”大城市，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反而是那些“小而美”的灵魂栖息地，更为稀缺，更为宝贵。毕竟，适合生存的城市千篇一律，适宜生活的城市才是万里挑一。

对汕头乃至整个潮汕来说，地处省尾国角，没有国家战略层面的政策倾斜，又不处在航海贸易的主干道上，想要发展成为苏州、佛山这样的特大城市，本身是先天条件不足的。

但是，潮汕如果要成为“小而美”的灵魂栖息地，却又有着许多过人之处。

《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曾说，汕头，是中国美食一个特别宝贵的孤岛。这里有“中国最高端菜系”“最好的中华料理”。生腌被称为“潮汕毒药”的，肠粉面皮薄如蝉翼，新鲜鱼饭各色各样，粿文化糜文化源远流长……没有一个胃不向往潮汕。无论是高端会所里的精致潮菜，还是隐秘在大街小巷的平民美食，只有汕头人能将两者做到极致。

在后现代社会，潮汕的工夫茶文化也是难能可贵。随着城镇化的大步迈进，我们每个人都脱离了原有的氏族、宗族网络，从熟人社会一下子被推入大城市的“蜂巢结构”，老死不相往来。为什么孤独的人更容易自杀？因为他脱离了跟社会的“脐带”，成为了原子化的个体。而潮汕的功夫茶，不仅是本土市场经济中的粘合剂，也是乡亲、邻里、亲戚之间天然的交际媒介。在你一杯我一杯的闲聊之余，城市生活也开始变得有温情，有链接。

有人说，“潮汕”这两个字，有种与生俱来与古老神明对话的浪漫色彩，与繁华盛世更新迭代的新世界似乎存在着若隐若现的结界。

为什么呢？这里有成熟的城市形态，看起来似乎跟其他城市无二，但走在市民公园，甲级写字楼，高层住宅的缝隙之间，你很容易就撞见，那些从千百年前遗留下来的“中华文明活化石”——

潮汕方言保留了不少古汉语的词汇和语法，比如吃叫食、筷子叫箸、眼睛叫目，走叫行……还有许多中原已消失的习俗，比如中秋烧塔，新年烧龙，潮汕中秋习俗等。潮汕经济虽然不是最出色的，但其文化却别具一格、自成一体，如英歌舞，“营老爷”、大锣鼓、赛大猪、四点金、下山虎民居等等具有鲜明本地特色的符号。在由钢筋水泥和庞大机器铸就的工业文明面前，潮汕文化成了一种糅合古老与现代、打破理性秩序的存在。

在忙碌追赶经济、被外界一次次扼腕叹息的时候，潮汕人可能都快忘了自己有很多值得“凡尔赛”的特质。与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味追求成为千篇一律的经济型大城市，还不如打造成大理、丽江，甚至北欧、卢森堡那样的文化型小城市，让幸福感、松弛感更饱满一些。

如果是选择这条路径，那么潮汕三市未来关注的重点，就不是GDP，而是人均GDP/人均收入了。

政治经济学里有一个“激励扭曲”的理论，由于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中，GDP、财政增速的考核权重高，导致很多地方会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大基建大投资，甚至做一些面子工程。而教育、医疗，保障房等民生项目，虽然有利于民众幸福指数的提升，但是这个指标很难量化评价，往往会被忽视，投入不足。

潮汕三市若能反其道而行，放弃一时之利，聚焦在如何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上，或许，她就能在这个强调效率和功利主义的时代中，成为那个万里挑一的桃源之地，另一种城市的“天花板”。

祝福潮汕，祝福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