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者头上的两朵乌云：迷失的国家自我与无尽的二元对立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讨论中，多数秉持国际现实主义立场的观察者对于国家介入以哈冲突与俄乌冲突的做法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们的核心观点聚焦于一个战略判断：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并非直接源自中东的紧张局势或东欧的地缘政治动荡，而是来自日益崛起的中国所带来的长远竞争压力。这些现实主义者的理论架构深深植根于一种特定的本体论假设之中，即国家被视为拥有明确自我同一性和高度主观能动性的“先验主体”。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家的行动被视为自由意志的体现，而国内政治、社会情绪等内部因素则被视作相对次要且缺乏独立能动性的结构性因素，它们虽存在，但在决定国家外交大方向上扮演的是辅助性角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模型在解释当前美国复杂多变的国内政治格局时显得力不从心。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极端分裂状态，两大政党不仅在政策理念上分歧巨大，而且在其代表的国家利益层面也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分裂不仅深刻影响了国内议程的制定与执行，也开始对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面对国际冲突的支持态度，美国内部也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声音和立场。不同政党及其支持者基于各自对“国家利益”的不同诠释，不仅可能会提出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方案，而且可能会在某些核心问题上产生根本性分歧。

因此，尽管国际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作为“先验主体”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主决策能力，但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极端分裂的现实面前，这一理论框架的适用性受到了挑战。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不再单纯是国家整体意志的体现，而是更多地受到了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利益集团博弈以及公众情绪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

反战人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白宫北侧拉斐特广场举行集会（图源：新华社）

IIA译者评

特朗普重返政坛，中美关系是否必然会滑向某些现实主义者所预言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境地？

引言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当中，国际秩序被描述成为一个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无政府状态。这里不存在一个高于国家主权的世界政府，而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在结构现实主义的框架下，彼此之间并无功能上的分殊。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因素并非国家内部之分歧，而更多是源自国家在国际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每一个国家都在为自己的生存与国家利益而战。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Neo-realism），在二战之后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是因为其准确地描述了许多国际上的趋势与国家间的互动模式。

斯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 Walt），一位享誉国际的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学者，曾与攻势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合著《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国际现实主义者为何反对加沙战争》的文章。该文章详细阐述了国际现实主义阵营为何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对加沙采取的军事行动。他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非但不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反而破坏了其在全球的战略布局。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再次阻碍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的残酷军事行动，也严重削弱了美国在全球，尤其是南方国家中维护“规则为本”国际秩序的信誉与承诺。道德因素也是两位现实主义者的考量之一。米尔斯海默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鉴于民主党政府在支持以色列对加沙地带采取的行动中所表现出的立场和行为，他认为这构成了对巴勒斯坦人民不可接受的“种族灭绝”行为的默许或支持，且这一道德判断深刻影响了他的投票选择。因此，他将不会将选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这一决定不仅反映了他对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满，也体现了他对国际正义与道德原则的坚守。

不仅仅是加沙战争，米尔斯海默也曾在2015年芝加哥大学发表了“为什么乌克兰战争是西方的错？”（Why is Ukraine the West's Fault?）的演讲，在该演讲中他曾“预言”了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两位国际现实主义的知名学者均持有相同观点，他们深刻指出，拜登政府在两场关键性战争中的策略部署存在重大失误，这些失误不仅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还直接促成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著作《大棋盘》（The Grand Chessboard）中所预警的“中俄伊”三国联手对抗美国的复杂局面。

相较于拜登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行事风格，特朗普所倡导的“美国优先”理念则更贴近现实主义色彩，并试图纠正拜登政府可能犯下的战略失误。在特朗普的竞选演讲中，他反复强调其将终结俄乌冲突和以哈冲突，认为将美国纳税人的金钱耗费于海外战事不是明智之举。此外，特朗普还明确指出，在美国看来，全球范围内仅存在一个对手，即中国。那么，特朗普重返政坛，中美关系是否必然会滑向某些现实主义者所预言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境地呢？

拜登6月份在巴黎会见泽连斯基，就援乌不利道歉（图源：美联社）

现实主义建构“国家”概念的主体性

国际现实主义理论在发展上也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从汉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到肯尼斯·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再到包含攻势以及守势现实主义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它们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是在认识论上都预设了几个本体论设定，而这些本体论设定都是“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前提条件。

现实主义最重要的本体论设定就是将现代国际关系中抽象的基本单位——主权国家——主体化了。它使一个空洞的、缥缈的、抽象的“利维坦”拥有了自己的主体性以及实体性。后结构主义认为，这种“国家层面”的主体性并非本体论上客观存在，而是通过主体间性建构而成的，即人们都签署一张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契约”。在现实主义的视角下看国际关系，国际关系总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而其他国际关系当中的参与方往往被忽略，或被视为静态的、无能动性的“结构”。

现代主权国家概念的形成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它并非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产物。国家并非如同我们日常聊天中所提及那样，是一个拥有自我同一性以及能动性的“先验主体”。一个国家的自我同一性是后天在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当中，由话语所建构出来的。对于国家这一种社会组织而言，它是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他先存在其组织性，然后才有其社会性和政治性。因此，国家的存在并非为了某种目的而存在，而是存在后才有的目的。带着批判性视角来审视当下的国际关系局势，一些被我们认为是习以为常的“事实”，如国家认同、国家利益等，其实都是被话语系统所生产出来的。而话语所建构出来的所谓“客观”世界观，通常都是被建制派以及精英阶层的观点所反复强调而形成的。因此，所谓的国家认同、国家利益很大程度上都是为建制派以及精英阶层所服务的。

“修昔底德陷阱”背后的雅典和斯巴达争夺霸权的故事（图源：kidsmedia.com.tw）

现实主义认识论下的二元对立

现实主义通过划分主权国家的“内部”和无政府状态的“外部”，来解决“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问题。 在这样的“自我”和“他者”二元对立预设下，现实主义眼中一个国家所谓的“敌人”，不过是在认识论层面被建构出来的角色罢了。例如，对于美国当下的社会而言，白人是“自我”，其他种族是“他者”；“资本主义”是自我，其他经济模式是“他者”；“自由民主制度”是自我，而其他政治体制是“他者”。在现实主义这样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框架下所形成的国家自我认同下，中国很容易就被政客以及媒体们建构成“敌人”。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修昔底德陷阱”的确未必客观存在，但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似乎难以避免。

然而，现实主义面临的挑战在于，基于二元对立构建的国家认同容易陷入混乱，因为不同认同视角下所界定的国家利益并不一致。在当前美国社会，身份政治与政治正确性备受强调的政治氛围下，传统建制派与精英阶层与特朗普所引领的新兴“非传统”势力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鉴于此背景，美国外交政策展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宣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又强调“美国优先”，这一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为其上任以来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辩护（图源：新华社）

*以下文章原载于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Policy），原题为Why Realists Oppose the War in Gaza。

为何现实主义者反对加沙战争

乍一看，你可能会认为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不会太过关注。没错，这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甚至可能是种族灭绝，但在国际政治中，残忍行为真的那么罕见吗？现实主义者不总是第一个指出，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世界里，如果政府认为采取行动能带来利益且无人阻拦，他们就会摘掉手套、放手一搏吗？想想美国在珍珠港事件或9·11事件后的反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或者苏丹各方势力的表现，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然而，包括查斯·弗里曼（Chas Freeman）、约翰·米尔斯海默以及笔者在内的著名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以及拜登政府对此的支持提出了严厉批评。那些秉持强硬且不带感情色彩的世界政治观的拥趸，突然间开始谈论道德，这不是很奇怪吗？

事实并非如此。

一些关于现实主义的常见误解导致了某些混淆，即现实主义的倡导者认为，伦理考量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应发挥很小的作用或根本不应发挥作用。这是一个荒谬的指责，因为即使随便翻阅一下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就发现并非如此。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写了一整本书来探讨政治效能与道德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强调，政治中的道德问题发出了呼声，要求得到回应。爱德华·卡尔（E. H. Carr）并非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但他确实写了一部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且明确指出，人们不能从政治生活中排除道德考量。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几乎所有关于国际政治的著作都聚焦于和平问题以及强化或破坏和平的条件或政策，他反复批评强国为追求理想目标而实施恶行的倾向。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摩根索、沃尔兹等杰出的现实主义者及其学术继承人，从战略和道德的角度反对了美国近期发动的许多选择性战争。

和所有人一样，我们认为现实主义是思考世界政治的有益途径，我们也拥有道德信念，也渴望生活在一个能更一致地遵循这些原则的世界里。事实上，现实主义者之所以关注国际政治的道德层面，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国家和其他政治团体实施不道德行为是多么容易。现实主义者对加沙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到惊讶——如前所述，当感到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许多其他国家也曾做出过骇人听闻的事情——但这绝不意味着现实主义者认同以色列和美国的行为。

现实主义者对加沙战争的批评部分源于他们对军事力量局限性和民族主义重要性的认识。他们深刻意识到外国侵略者试图用武力统治或摧毁另一个民族时所面临的困难，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以色列通过轰炸和入侵加沙来摧毁哈马斯的企图注定会失败。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哈马斯将在以色列的猛攻中幸存下来，即使它没有幸存，只要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被占领、被剥夺基本政治权利并逐渐失去土地，新的抵抗组织就一定会涌现出来。

救援人员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遭袭的地点灭火 （图源：法新社）

同样重要的是，现实主义者反对以色列的行动（以及美国的共谋行为），因为这种结合正在削弱美国的全球地位。加沙战争清楚地表明，美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毫无意义；坦率地说，很难相信美国官员还能一本正经地说出这句话。联合国大会最近通过一项给予巴勒斯坦新“权利和特权”的决议，投票结果为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这清楚地表明美国日益孤立无援。美国一再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停火的决议也是如此。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以及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伊斯梅尔·哈尼亚和穆罕默德·迪亚卜·易卜拉欣·马斯里等人签发逮捕令，指控他们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华盛顿无疑会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为，这进一步凸显出美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步调是多么不一致。

民意调查还显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受欢迎程度大幅下降，在欧洲也略有下降，而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率则有所上升。开战不到一个月，亲以色列的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就警告称：“由于加沙战争，美国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认为美国在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阿拉伯人比例仅为7%，而在约旦等国家，这一比例低至2%。相比之下，认为中国在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阿拉伯人比例在埃及为46%，在伊拉克为34%，在约旦为27%……此外，伊朗似乎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受益者。平均而言，认为伊朗在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受访者比例为40%，而认为其发挥了消极作用的受访者比例为21%。在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家，认为伊朗在加沙具有积极影响的人占比更高，分别达到50%和52%。”

而且，战争的代价是昂贵的。美国国会已授权数十亿美元的额外援助，以帮助以色列摧毁加沙地带，同时还拨款3.2亿美元用于建造浮动码头，因为我们所支持的这位“盟友”不允许救援机构派遣卡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军方一直在使用昂贵的导弹和炸弹对付也门的胡塞武装，后者为抗议以色列的行径，开始在红海及其周边海域恐吓船只。我知道：对于一个拥有25万亿美元经济的美国来说，这些钱并不多，但如果能把这些钱用来帮助美国人，而不是杀害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那就太好不过了。下次国会预算鹰派表示必须削减一些国内项目时，不妨提醒他们，他们曾多么热衷于为以色列的战争买单。

10月4日在也门首都萨那拍摄的遭到空袭时冒起的浓烟 （图源：新华社）

这场战争还耗费了高层官员们的大量时间、精力和注意力。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 (William Burns) 已多次前往该地区，为解决这些问题花费了无数时间。包括总统乔·拜登 (Joe Biden) 本人在内的其他高层官员也是如此。美国领导人将时间投入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大约 1500 万人之间的冲突中，导致他们无法利用这些时间去访问其他地区的重要盟友、制定更好的乌克兰政策、为亚洲制定有效的经济战略、动员全球力量应对气候变化，或处理其他任何数量更多且更为重要的问题。

谁是中东冲突的最大的赢家？当然是俄罗斯和中国。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加沙的屠杀证实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再提出的指控，即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只会引发冲突和苦难，而一个权力分配更加均衡的多极世界秩序才是更好的选择。你可能不同意这一观点，但已有数百万人持此看法，而我们现行的政策更是使其看起来颇具可信度。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浪费时间飞往以色列，只为换取被内塔尼亚胡羞辱的“殊荣”；他们正忙于修补关系、培养经济联系，并巩固与俄罗斯的“无上限”伙伴关系。他们一定每天都在为加沙战争给美国造成的巨大干扰而心怀感激。

最后，现实主义者反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因为这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战略利益。尽管冷战期间以色列的价值有时被夸大，但可以说，以色列曾是对抗苏联在中东影响力的有用制衡力量。但冷战结束已30余年，如今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并未让美国人更安全。如今，一些支持以色列的人声称，以色列是对抗伊朗的强大堡垒，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宝贵伙伴；但他们没有提到的是，美以关系是美国与伊朗关系恶劣的原因之一，也是“基地”组织等恐怖分子决定袭击美国的原因之一。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将加沙轰炸回石器时代并不会让美国人更安全或更繁荣，这完全与美国人所宣称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如果此举激起了新一代像已故奥萨马·本·拉登那样的反美恐怖分子，可能会让美国的安全状况略微恶化。这项政策也不会让以色列更安全；只有政治解决冲突才能带来安全。

正因如此，像我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才会对美国和以色列今天的行为摇头不已。在极少数美好的情况下，国家可以推行一种政策，同时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和道德偏好。但在其他时候，国家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并做出艰难的选择（通常倾向于前者）。但在这个案例中，美国正在积极损害其战略利益，并支持大规模屠杀无辜民众，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领导人陷入了对冲突的过时观念，并且对强大的利益集团过于顺从。对于任何明智的现实主义者而言，为毫无益处之事而行恶是所有罪恶中最不可饶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