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女青年当妈妈这回事。
荞麦是一位女作家，曾经的文艺女青年。2017年，36岁的荞麦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荞麦当妈妈的故事不是任何一种我们见过的母亲叙事：不是伟大母亲为孩子奉献一切的故事，也不是拒绝生育的新女性的故事。
当妈妈7年，她对自己的要求，对孩子的情感都在发生变化，有时甚至让人怀疑她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母亲。育儿前3年，她拒绝别人喊自己“宝妈”，努力减体重，尽量不多谈孩子。她把自己塑造成“懒妈妈”，反复提起自己曾把防晒霜当作牙膏给小孩刷牙的“趣事”，好像这样就去除了“妈妈”这两个字的桎梏。后来，她又扑了上去。孩子5岁后，她开始自称“妈妈”，在小孩身上投入时间、精力和情感。她开始沉溺于当妈妈。
这种反复和犹疑，或许就是新旧夹缝中女性的处境。处在亲密关系中，想要和男性相同的自由和权力；生育了孩子，但想要保全自我。
荞麦的经历或许也能回答我们的困惑：为什么女性无法模仿男性的生命历程？为什么性别反转不奏效？一个女性拥有事业，找了愿意为家庭付出的伴侣，做了妈妈，就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吗？
2023年，荞麦写了一本关于妈妈的书，《无尽与有限》，记录下对生育的思考，关乎自我，性别，自由。今年11月，我们访问了荞麦，以下是据图书内容和采访整理的荞麦的自述：
顺流而下，成为母亲
一个女作家应该怎样生活？我不知道。在生育之前，我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人”，可以通过个体努力，摆脱性别问题。我努力过一种想象中的人生：模仿男作家创作，像理查德·耶茨；也模仿男作家生活，像村上春树，一种自由又孤独的文艺生活，同时很有品味。
和伴侣差不多在一起6、7年后，大概是2014年，我们领了结婚证。那时，我在ONE·一个上写稿。2015年，随笔集《当一切在我们周围暗下来》出版，首印好几万——是我写作生涯里首印最高的一本书。书上市前，我趴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埋头给书签名，两天签了6000本书，某个时刻真的感觉自己成了受欢迎的作家。事实上这是幻觉，这本书上市3、4年后，当初的签名版还没卖完。
我写一男一女在咖啡馆里闲聊的故事，写年轻文艺女孩的忧愁，被人戏称为“咖啡文学”。我的写作停滞不前，行业却在上升。有人写小说卖了影视版权，有人在微博上爆火，有作家写书畅销上百万册，当红的公众号写作者连助理都有5万月薪。有一年跨年，ONE的很多作者在一起签售，我们拿着手持的彩带烟花，倒计时逼近，我们拉开烟花，炸出的彩带“啪”地打在了我身上——我把烟花拿反了。我一直记得这个情景，它意味着我对新一年的想象又破灭了。写作事业可能本身就是个幻想，我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可写的题材。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那时我和伴侣住在郊区，每天清晨，我要赶小区班车去附近的地铁站上班，如果赶不上，就要坐这附近唯一的一路公交车。那阵子公交车里挂着的广告是“美式包皮精雕术”或“无痛人流，包干价280元”。白天在公司混一天，晚上再到达出发时的地铁站，在黑车司机的包围下面无表情地等待班车。
我刻意与这样的生活保持距离，竭力在小范围内营造一种美学：每天拖地，近乎偏执地保持家中清洁；自己做饭，煮咖啡奶茶；研究包和衣服。
某一天，我意识到连这种美学都是别人塞给我的，我只是遵循、并成为了男性消费社会里的文艺女青年：刘海短发，执着小众品牌，穿帆布鞋，带细小的饰品。
我被想过的那种生活拒绝了。挫败感让人想要缩回日常生活之中。我36岁了，是不是该回到主流生活，回到自己的位置，回到女人的位置？上班，结婚，生小孩。
“要不生个孩子？”我能想到的可以拯救失败、乏味、重复，并彰显自身存在的方法竟然是：
生个孩子。
酷妈妈，懒妈妈
30岁之后到36岁生小孩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因为我没有生育，我和妈妈的关系进入了破裂的阶段。她失眠，半夜给我打电话，哭泣，痛斥，觉得因为我拒绝生育，我俩都要倒大霉了。我冷漠地将电话挂断。她见面时猛掐我伴侣的大腿，问他为什么不催我生孩子，不让我生孩子，不配合我立刻生孩子。
她是完全奉献型的妈妈。她奉献爱，绝对地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节俭到了自虐的程度，最终这些都化作了她对我的期待。
我不断地从妈妈身上反思，她辛苦地生下我，养育我，最后得到的是一个跟她作对、让她痛苦的女儿。这种生育有什么意义？值得我去奉献自己吗？我迷惘不已。
妈妈给我的压力，以及“妈妈”这个角色给我的压迫，在那个时候重叠在一起。“妈妈”，在传统语境中总意味着奉献、没有自我。人们歌颂妈妈的伟大，歌颂的也是这种奉献。奉献必然地意味着对自我的剥夺，我厌恶这种对传统母亲的旧叙事。可要怎么创造新女性当妈妈的叙事？我同样不知道。
我曾经以为自己可以不生孩子，就像村上春树没有孩子。可30岁后，我逐渐发现，在生育这件事上，我的文学偶像们：理查德·耶茨，村上春树，卡佛，保罗·奥斯特，波拉尼奥，我不能参照他们的人生。他们都是男性，他们不能生育，不用生育，不需要思考生育。
我不再关心村上春树。我冒出疑问：村上春树的妻子是怎么想的？不生育是否也是她的决定？还是她只是遵从了丈夫的决定？
我试图从其他女作家身上看到女性命运的可能性。我开始特别关注其他女作家有没有生孩子。早期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女作家们——简·奥斯汀、弗吉尼亚·伍尔夫、乔治·艾略特......都没有孩子。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一个孩子。多丽丝·莱辛，生了两个孩子，离开了他们之后，她又生了一个孩子。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有孩子。
那时我还不知道上野千鹤子，我不知道不生育的女性如何生活。2016年，我怀孕了。2017年，我生下了孩子。我只能先拒绝“妈妈”的旧叙事。我想做一个“有孩子的女人”，而不是“妈妈”。我有一个孩子，但我不是“妈妈”。怀孕期间，很少有人知道我怀孕了，甚至我都准备生产了，知道的人也没几个。
我拒绝别人喊我“宝妈”，为此至少拉黑了三位不同商家的客服。带小孩去游泳的时候，发现到处都流行喊“宝妈”这个词，差点脱口而出：“宝妈你个头啊，喊我陈小姐！”我也拒绝加入任何“妈妈群”，拒绝跟她们讨论奶粉、尿布、背巾和安全座椅。我不断表达我对“妈妈”这个身份的拒绝。
我减体重，不多谈孩子，打造一种不那么“妈妈”的形象：穿得很时髦，戴着墨镜，不抱小孩，而是用胳膊把小孩一夹就出门！如果别人叫我，“XX妈妈”，我会装作听不见。
我没有亲自喂过奶，都是用吸奶器泵出来让伴侣用奶瓶喂。半夜他哭闹不止，伴侣爬起来哄他给他喂奶时，我在睡觉。我甚至希望自己是“永恒的少女”。有一次，伴侣给孩子喂奶的时候，我说：“你是他爸爸，安抚奶嘴是他的妈妈”“那你呢？”“我是他的小姐姐啊。”
小孩需要去医院体检、打疫苗，伴侣会带他去，我自己在家。伴侣喂奶的时候，我只负责逗乐小孩，逗小孩时我也拒绝用那种咿咿呀呀的婴儿语。伴侣问我，“要不要你来喂喂看？”“我想睡觉了！”我转身立刻就走。
我将自己的形象塑造成“懒妈妈”，那种逃避了育儿，粗心又偷懒的妈妈。我经常讲述育儿的趣事。有次孩子的脸上长了很多红疹子，大概是湿疹，因为没有用心去忌口，所以也不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引起的。手头没有合适的药，我就暂时拿护臀膏给他涂了脸，屁股和脸好像也没什么差别。伴侣不在时，我曾经把防晒霜当作牙膏给小孩刷牙。讲起这些事我有点沾沾自喜，好像这样就轻易去除了“妈妈”两个字的桎梏，改变了这个词语的含义。
我没有陷在尿布和奶粉里。我精神焕发，带着小孩和伴侣去参加自己的新书发布会。我在台上，伴侣负责照顾小孩，小孩偶尔跟我互动一下，台下一片笑声。我觉得自己很成功，是保持了自我的女人，我没有输给“妈妈”这个身份。我简直像男人一样自由。
我带着伴侣和小孩开新书发布会，看上去很不错，很新鲜。但是后来我想：“没有一个男作家需要带妻子和孩子去新书发布会。”
“男妈妈”
我有自己的事业，有一些电影行业的工作，也写小说，做博主。我掌握家庭的经济权和话语权。我的伴侣，则是一个“全职爸爸”，小孩出生后，他为了育儿，也为了帮助我的博主工作，放弃了自己的摄影事业。
他承担着育儿中的大部分事务。他出门总会背一个巨大的包，人们称呼为“妈妈包”。早期里面有尿不湿、奶瓶、湿纸巾、替换的衣裤，还有各种零碎的东西。后来尿不湿没有了，又增加了玩具、绘本、润肤露。我和别的朋友一起出游的时候，妈妈们向他而不是找我，借各种物品：湿纸巾、防晒霜、驱蚊液。
他非常细致，想给孩子提供最全面的照顾。冬天的时候，他能一次从包里拿出三顶帽子，用来在室内室外等不同场合佩戴。
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一起跟朋友吃饭，中途他自然而然地开始冲泡奶粉，随时准备给小孩换尿布，带小孩去洗手间。他给小孩买衣服、搭配衣服。小孩生病的时候也由他照顾，他学习了很多医学知识，每隔一段时间会在纸上记录小孩的体温，准备药品。
他对小孩很仔细，有时候显得过于忧心忡忡。有一次他担心小孩误吞了异物，带着一次性手套在纸尿布的屎里摸索了半天。
小孩上学后，早上7点他先起床，给小孩准备早饭、带去学校的点心和水果、要穿的衣服。七点半叫小孩起床，给小孩刷牙、洗脸、涂面霜和防晒，给他穿衣服的同时喂完一个鸡蛋。下午放学后，他去接小孩，带到湖边或者游乐场玩。晚上给小孩洗澡、刷牙。与此同时，他还要在家里做饭、打扫卫生，购买各种物品。
我确实摆脱了大量琐碎的育儿劳动，连小孩每天要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而他得到了周围人的一致称赞，人们喊他“男妈妈”，不厌其烦地夸奖他的育儿劳动。
我心甘情愿地将“妈妈”这个词拱手相让。“男妈妈”，很好，就让他当“妈妈”吧，而我是个自由人。
我享受着“双重快乐”：伴侣承担着很多育儿劳动，我感到很快乐；别人夸奖他，我也很快乐——这样显得我很有本事。家里有个好爸爸，孩子跟爸爸关系好，这也是人们对女人是否幸福的评价标准之一。有些妈妈宁可充当家庭中的“坏人”，也要衬托出伴侣是个好爸爸。
然而有一天，我忽然对这一切感到了不满足，或者说品味出了别的东西。我究竟在庆幸什么？又在沾沾自喜什么？与此同时，我试图抛弃的“妈妈指责”也拼命追上了我，捕获了我，我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自由。
周遭的一切都在提醒着我要履行自己的母职。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出门，有的机场只有女洗手间有尿布台，他没办法进去换尿布，只能我去。我们一起吃饭，伴侣和孩子坐在一边，我坐在另一边，他在饭桌上以熟练的姿势抱着小孩喂奶，给小孩喂饭，可每当服务员走过来沟通与孩子相关的事时，永远都是对我说。每天接送孩子去幼儿园的人是伴侣，是他每天和老师打照面聊天，可是老师有什么事，还是执着地先联系我。
为了小孩能跟玩伴一起玩，我要做很多安排、计划，因为其他的小朋友也都是妈妈在安排。其他妈妈的存在决定了某些事情只能我来做，只能由我加入妈妈群，讨论“女人之间”的话题。
爸爸带孩子的时候，妈妈的情绪劳动可能会翻倍。他虽然起床给孩子做饭穿衣，仍然睡在床上的我也无法舒服地睡着，我经常要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以防孩子叫我、需要我。如果他们两个因为什么事情发生冲突，我要立刻冲出去安抚双方：既要平息爸爸的情绪，又要安抚孩子的情绪；既要夸奖爸爸的劳动，又要在孩子面前努力免除负面的部分。
爸爸单独出去带孩子时，会被一群阿姨围观并赞叹：“怎么会有这么能干的好爸爸！”他因此很有价值感，也很有自我认同感。
在家里，我能感到另一个人为我分担事物的压力；我能感觉到另一个人全身心投入我生活的压力。这些压力总在呼唤我的感激，要求我做出回应。我频繁地夸奖他。我无法理直气壮地责备他，或者提出建议，只能跟在身后补救。
有天晚上马桶坏了，第二天一早他送小孩上学后，我发现马桶已经修好了。我涌现出很多感激之情：“你早上本来就很忙乱了，你还记挂着这件小事。你要给小孩吃早饭，刷牙，送他，但是你还是提前起来做了这件事情。”
我从来不能像一个男人那样轻松地离开家，乐不思蜀，回家后大肆谈论在外的乐趣。那种理直气壮的感觉我从未有过。最近我在各个城市签售，伴侣在家单独带小孩。每次回去后，我肯定要说：“你辛苦了，你们相处得真好。”
而伴侣的痛苦则更令人熟悉，正是传统女性面临的痛苦。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付出了这么多，小孩还是最爱妈妈而不是他。他看到我和小孩之间的亲昵感到不可思议，甚至嫉妒。他体会到了传统女性的失权：承担琐碎劳动的人反而容易失去孩子的感情。
有时我妈妈也会来带小孩，伴侣偶尔会和我妈妈产生矛盾。当婆媳矛盾发生时，丈夫往往站在自己的妈妈那一边，劝说妻子“算了算了，迁就下长辈”。但是性别倒转，我得小心翼翼地考虑站位。我得尊重并体谅“男妈妈”的付出，我告诉我妈妈：他带小孩很不容易，妈你不要过于指手画脚。
他觉得自己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我觉得我付出了比一个普通事业型男人多得多的精力、时间与情感，我甚至还生了孩子，付出了身体上的代价，但是我从没得到像他们那样的礼遇。我没有获得赞美，也没有得到家庭之外的更多自由。而且，我还不能把自己的这种想法说出来。
世界上没有“男妈妈”，只有分担了育儿劳动的爸爸。等明白这件事的时候，我才对“妈妈”这个身份有了更深的认识。男人无论是在外忙事业还是待在家里，都很难看到女人的劳动。而女人无论是待在家里还是在外忙事业，都必须在意男人的劳动。这是我们新女性的问题，也可能是个旧问题。
如果我是男人而他是女人，或许我们都会很快乐，因为我们站在了舒适的社会角色里，但现在我们都觉得自己活得不如一个“普通男人”。但我们也都好过于一个“传统妻子”，我们没有人被剥夺，我得以从家庭中挣脱出来，他的劳动也总在被看见和被认可。
罗曼蒂克消亡了
育儿的前两年，我内心带着一种盲目的扬扬自得：小孩还小，需求不多。伴侣承担了很多琐碎的育儿工作，我感到悠闲。我产生了幻觉，觉得自己站在家庭权力的中心，并且是一个逃避了传统身份的妈妈。我感觉自己通过不凡的努力，创造了新的叙事。
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小孩越长越大，3岁之后，他的生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吃喝、玩耍。他的需求增多了。他会不开心，闹脾气。我能感觉到他有很多情绪，并且以各种方式发泄出来。而我既不懂得辨别，也不懂得应对。
我失去了自己的空间。生育前，我们的房子有一间工作间可以让我和伴侣工作。生育后，工作间成为了小孩的卧室，我在客厅写作。有时他会爬到客厅，爬到我的电脑下面。我经常埋头自己的事情，很不喜欢别人来打扰，包括我的小孩。他让我心烦意乱。
生活的内容不再是文学、诗歌与电影，友谊与爱情，而是尿布，奶粉，被打翻的东西，食物的成分，小孩接触物品的材质，环境的风险......我在乎地上的每一根树枝、每一个泥坑，评估每一种高度。
生了小孩之后，我几乎就没再能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以前我和伴侣最喜欢在车里听着音乐聊天，后来因为小孩必须坐在后座的安全座椅上，我也只能坐到后座陪着他。
这是生小孩之后最不重要的一个改变了。那些放松、休闲的时光，从此一去不复返。我几乎再也没有过夜生活了。夜生活让我无法放松，因为我担心小孩在家里有什么问题而我不在。从前的文艺青年朋友们逐渐减少，单身的朋友周末最悠闲，但周末是我最忙时候，因为要带小孩。我主动添加了小区里很多带孩子的奶奶的微信，跟她们长时间聊天，以方便孩子们约着玩耍。
我的创作也开始发生变化。2019年，我参与了一个剧本的改编，是年轻男女从校园步入社会的爱情故事，我收了定金，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写了好几稿大纲，最终还是没能完成。我不知道该如何描写那样的传统爱情了。身处电影行业，我常和导演编剧们聊创作。那年，男性导演们执着于科幻和灾难等宏大的题材，他们兴奋地聊着“外星人”，我沉默地站在一旁，心里想：“外星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文艺片创作也总聚焦男性的苦闷，很少有女人的故事。但当时我意识不到这些和性别有什么关系，只是觉得我不行，我很难融入其中。
连最简单的事都渐渐变得困难。曾经，我认为小孩睡觉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我们把他放在床上，退出房间，他就睡着了。但随着他长大，他的睡眠时间逐渐缩短，等3岁后，他变得无法午睡，晚上也很难入睡。
有一次他对我说：“妈妈，我的眼睛闭不上。”我以为他在胡说八道。直到小孩5岁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人类连睡觉都不是天生就会的”，我一直以为人类累了困了就会睡，岂料有人告诉我，小孩困了反而会更兴奋与焦躁。
从来不需要陪睡的小孩，现在需要我陪睡了。每天9点，我们开始为睡眠做准备，伴侣给小孩洗完澡，把他送上床。在黑暗中我陪他躺着，安慰他，抚摸他。有人建议我可以放陌生语言的音乐，不要让他听进去。我放平静的韩文歌给他，一度有用，很快没用。我发出嘘嘘嘘的白噪音，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疲惫又绝望，在黑暗中不断告诉自己要有耐心。
“妈妈”与“自我”
每天晚上入睡前，小孩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我问他，“你在干什么？”“我在编我的故事”，他说。他有时候发出“哈！”“嘿！”类似攻击的声音，我不明白他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一位生育过的女朋友点醒了我，“我感觉他互动的需求高了很多。他可能需要更多有质量的互动。”她的意思是，我的小孩，缺乏妈妈真正的爱。小孩需要我真正地关心他，与他交流，而不是以隔离的姿态去爱他。
我感到愧疚，自责。原来我很多事情都做错了。我还自诩一个爱他的妈妈，摆出很多先进的姿态，可却连最基本的却没有做好。
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做噩梦。”
“你的噩梦里有什么呢？”我问他。
“梦里有非常可怕的怪兽。”
“如果你做了噩梦，你就大声喊妈妈，妈妈会出现在你的梦里，打败怪兽。”
“妈妈真的可以吗？”
“因为是在你的梦里，妈妈就是可以的。在你的梦里，妈妈就是最厉害的。一定可以打败他们。”
原来他的故事，是一个人和怪兽战斗的故事。黑暗中我回忆起他更小的时候。那时候他很乖，很容易睡着。但他害怕吗？是不是孩子那个时候还无法表达恐惧，现在恐惧以另一种形式回来了？我开始反省，觉得一阵痛苦。是不是婴儿期我没有陪过他，他身体上缺乏妈妈的关爱？是不是我当时太想当一个“酷妈妈”，没有去体察他，以至于他小时候很多问题，等他长大之后体现出来了？他学说话很晚，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用“婴儿语”和他多说说话？如果当时我陪他睡觉，至少陪着他在黑暗里，他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黑暗恐惧？
我投入在小孩身上的时间、精力、情感开始变多。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用眼睛的余光。只要小孩在，我就没有一刻真正专注于自己。任何时候，听到任何一声“妈妈”，我都会回头，每个孩子都像在喊我。
我开始自称“妈妈”，拥有三个不同的“妈妈群”，在日常生活中新交往的朋友都是“妈妈”，我们的一切安排都以孩子为先。为了孩子的社交而社交，为了孩子的时间安排而安排。小孩的情绪那样敏感而细微，我无时无刻不在试图辨别、并理解孩子的情绪。渐渐地，只有我能明白孩子情绪，而伴侣却经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不是在发脾气，而是很难过”“他是困了才这么闹”“他捏黏土捏得不像很受挫折，需要安慰！”
有一天晚上从游乐场返回车里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一起走过没有灯的区域，周围一片漆黑。伴侣和小孩打闹追赶着在前面走远了。我一个人在后面慢慢走着，黑暗中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这时，远远地，一个小小的身影忽然出现了：是小孩在担心我，在等我。
我陷入了“妈妈的生活”。有天我跟年轻时认识的朋友吃饭，她对我直言不讳：“你现在太无聊了。你变成了那种最庸俗的妇女，谈的都是孩子，真没意思。”
我哈哈大笑，对这一切竟然顺利地接受了下来，包括这份评价。
在小孩6岁多的时候，有一次见他衣服拉链拉不上，我说：“让妈妈来帮你。”
小孩说：“你不要说‘妈妈’。你说‘我’就可以了。”
我愣住了，不知不觉，我已经很久没有说“我”了，多数时候都以“妈妈”来思考和行动，我让“妈妈”这个身份替代了“我”，而小孩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
回想他刚出生那几年，我拼命想要成为一个“不是妈妈的妈妈”，接着又沉溺于当一个“妈妈”，现在又要开始学习平衡“妈妈”与“自我”这两种身份。我既不能将“妈妈”排除出去，也不能将“自我”遗忘。所谓的“妈妈”，只不过一直、永远、没完没了地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徘徊、平衡、纠结。小孩也不断调整他与妈妈的关系。有时他喊我“妈妈”，有时喊我“荞麦”。
“妈妈”的叙事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了从前的创作为何如此痛苦和失败。因为我只是模仿男作家写作。我模仿卡佛写对话，揣摩男性的情感和声音，我写女性，也只是写像男人一样生活的女人。
我曾经努力建造了一种虚假的生活，为了过一种想象中的人生。我以为我羡慕的是村上春树文艺的生活方式，后来我明白了，我羡慕的是他的自由。
我开始把目光放在女人身上，放在琐碎的日常上。从前，我的书架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男性作家的书。现在，曾经热爱的男作家们对我的吸引力减弱。我阅读安妮·埃尔诺、埃莱娜·费兰特、上野千鹤子，看女性议题和女作家的书。
我日复一日地感受着这一切。我看到“她们”，也就是“我们”：无力、疲惫，也充满能量。我不再想“妈妈”的叙事到底该如何书写，我接受了这个身份，走进真实的生活。
我的孩子无法适应幼儿园，无法迅速地午睡，他每天都不想上学。有天早上他又哭了，我对他说：“我送你去幼儿园，如果到了幼儿园门口你还没有改变主意，我就带你回家。”
我们一起走到了幼儿园门口，他还是哭，不肯进去，我就带他离开了幼儿园。当时他还很小，很多事情不能准确地表达。有一天晚上临睡时，他说前一天因为他大哭，一位老师带他去洗手间，拍打了他的腿。
我们去了幼儿园要求查看监控。因为洗手间没有监控，小孩说的那件事实际上无法查证。但我看到了他午睡时的状态：因为无法入睡而翻来翻去；因为他不停翻来覆去，老师们也很不耐烦；有的老师趴在他的头顶上玩手机，他也因此更不可能睡着。午睡结束，老师拉开窗帘的那一刻，他立即坐起来。这个迅捷的动作让我备感心痛。
这种心痛让我失去了语言，也失去了愤怒的动力。园方向我们道歉，为老师们的态度和做法。但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不想再追究任何事。我给小孩办理了退园手续，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那里。
很久之后，我才发现很多“革命性”的决定是妈妈来做。怎么能一点挫折就带他回家呢？小孩之前哭泣时伴侣会尽量让他入园，觉得时间或许能解决问题，孩子会慢慢适应幼儿园的规则。我也是后来才发现，在很多家庭中，比起妈妈来，爸爸们会更加觉得“适应社会”是重要的事，而“反抗”是妈妈们的直觉。
或许不是孩子无法承受，而是作为妈妈的我无法承受那种想象。一个弱小的孩子，如何在自己无法对抗的环境中，带着恐惧和服从生活。周围都是大人，他还那么小。如果他不令大人满意的话，大人几乎可以随意对待他。想到这里，我无法置之不理。
在家里休息了半年多后，他又上了第二个幼儿园。待了一段时间后，小孩开始咬手指，一种明显感受到压力和焦虑的状态，还出现了尿频的问题。
有段时间我问他幼儿园的事，他说，“土豆今天中午又不睡觉，大哭大闹，害得我也睡不着。真讨厌。”这句话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不像他的语言。他在模仿谁吗？
我想到雪莉·杰克逊的一篇小说《查尔斯》，讲的是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回家后总是跟父母抱怨一个叫“查尔斯”的孩子。查尔斯在学校不停捣蛋，同学和老师都不喜欢他，以至于父母产生了好奇：“究竟查尔斯是谁？”结果到幼儿园一问老师，根本没有任何孩子叫“查尔斯”，那些事情都是孩子自己经历的。
我由此想到，“土豆会不会就是他自己？”
我的父母和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劝我狠心一点，让他去经历，因为“小孩总要去克服困难的”，但为什么我们要制造本来不存在的困难，让小孩去克服？我退掉了幼儿园，将他再次带回了家。在家里自由待了一段时间后，他既不再咬指甲，也不再尿频了。
两年后，有一天傍晚，我和小孩在公园玩完后一起走回家。在非常轻松的氛围中，小孩忽然说：“以前，我在那个幼儿园，中午睡觉的时候，老师说我再不好好睡，她就用胶带把我的眼睛贴起来。”
“为什么你之前没有跟我说过？”
“她还真的拿了胶带来。”小孩继续说，笑嘻嘻的。在这之前，他从未提过这件事，也从未诉说过自己的恐惧。
“后来你们帮我请假，我还以为请完假要再去上学。结果你们说可以不去了。”他脸上洋溢起笑容。
*文中部分内容来自荞麦《无尽与有限：36岁当妈妈》
作者———张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