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双雪涛：《巴黎朋友》及作者访谈

插画：Joey Yu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4 年 12 月 2 日将要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标题为“Paris Friend”。作者简介：双雪涛是一位小说作家，其著作包括短篇小说集《Hunter》（2025 年）。

小果非常怕渴，所以他总是在病床边的桌子上放一杯水。水一喝完，他就让我再给他倒一杯。我想警告他，这样不健康——整晚狂饮水会给肾脏带来压力，而尿那么多对他的伤势也不好。不过他个子很高，所以我认为他的内脏应该可以应付。

虽然小果是北京人，但他一点口音都没有。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唱过几年京剧，但后来他长得太高，嗓子就哑了。他一边洗着一副牌，一边说，这真可惜，因为没有多少孩子能像我这样唱关公。你需要有尊严的气质。不幸的是，即使是关公，也不能像我这么高。

于是，二十岁那年，他去了法国学习电影，住在凡尔赛宫。每天，他都会带着学校的一台摄像机出去拍摄一些镜头，然后回到工作室，试着把它们剪辑成有意义的片段。做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被要求为住在法国的中国人拍摄婚礼视频。他说，大部分是温州人。他们喜欢婚礼。也许是因为他的身高，每个人似乎都认为他们得到了物有所值的服务；如此高大的人有着高尚的视角。一位温州妇女注意到，他总是能捕捉到令人难忘的瞬间：新郎转瞬即逝的焦虑，新娘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另一个女人的仇恨。有一次，他甚至抓到有人从伴娘的手提包里偷走一叠红包。他没有立即报警，只是把镜头发给了客户。他说，这叫让电影为你说话。这位温州妇女今年 47 岁，在巴黎拥有三家古董店。她的丈夫是一名韩国黑帮成员，在她四十岁时因中风去世。

他说，她曾经枪杀过人，还吸过很多毒。但我见到她时，她身体还算健康。丈夫去世后，她开始跑马拉松。有一次，她邀请我和她一起慢跑。当时下着大雨，但我们还是出发了。我跑了十分钟，然后打车到终点，在那里等她。虽然我跑不了马拉松，但她仍然相信我的才华，并给了我拍摄第一部故事片的钱。她说，只要能拍电影，我可以做任何我喜欢的事。她丈夫还活着的时候，他们每天都看电影。有时在他们家附近的艺术电影院，有时在家里看 DVD。丈夫去世后，她就没看过那么多电影了。原来，她喜欢的不是电影，而是和丈夫一起看的电影。我把她给我的钱都打牌输光了。我拍了一部超低成本的街景胶片，配上画外音，寄给了她。玛格丽特·杜拉斯拍了一部这样的电影。那个温州女人再也没有回应，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至于我为什么会在巴黎的病房里和小果聊天，两年前我在MSN上认识了一个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女孩，她和我一样是东北人，喜欢写作。聊了几个月，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父母曾经在同一家工厂上班，只是在不同的车间。她十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卖掉了在S市的所有家当，去了新西兰打工，定居后开了一家游泳学校。我问，你爸爸喜欢游泳吗？她回答说，他在新西兰学游泳是为了谋生。他前半生是个体魄强健的人，四十出头的时候，成为了一名不错的运动员。

我把我正在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寄给她，她给了我一些笔记。她的中文流利程度让我震惊——她甚至能纠正我对人称代词的困惑。一个五年级就离开中国的人怎么能把母语说得这么好？我真搞不懂。我为这个故事苦思了大半年；现在它已经有一万字了，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结束。她说，如果这个女孩走进海里，游过海峡到另一个国家，开始新的生活，那怎么办？我说，那怎么可能。我能做到，她说，只要我不遇到鲨鱼或水母。我问，你能游几十公里吗？她说，是的，我可以游一天一夜。如果我不是那么喜欢游泳，我的爸爸就不会当教练了。她补充道，我现在只是偶尔游泳。我更喜欢文学。我正在写一部五十万字的小说。有必要写那么长吗？我说。一开始并没有那么长，她说，我只是一直在写。如果我不给自己设限，最后会变得更长。我问，我可以看一部分吗？她说，等我写完再说。好的，我说。谢谢你对我的故事的建议。她说，有些细节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们所在的城市。你写到满载卷心菜的卡车停在胡同边，人们推着车来买菜过冬。这些我都记得。有些人把卷心菜上的烂叶子撕掉，这样它们就会轻一点。你的文笔还不够好。如果更好的话，我会帮你翻译。我说，如果我能再写一个故事，我会把它寄给你。

这段时间，我根本不知道她长什么样，这让我很痛苦。我每天都查从北京首都机场飞往戴高乐机场的航班。十个小时的往返，一万八千元，对于一个刚开始在报社实习的人来说，这可是天文数字。此外还要在巴黎呆几天，听说一瓶啤酒要五六欧元。如果我坐下来和她聊天，即使她只喝一杯啤酒，我也得喝五杯才能放松下来。就算什么都不吃，光是酒钱就要花掉将近四百元。但不知为何，我就是打不开去看她的念头。我心中没有明确的目标。当时我是单身——和大学女友分手已经一年了。除了去办公室、采访人和写文章，我所做的就是坐在我租住的东坝公寓里写作。写完一篇小说，就投给杂志社，然后马上开始写新篇。如果五年内没有成功，我就彻底离开文学，辞去记者工作，回老家开便利店或者面馆什么的。去巴黎旅行，显然会打乱我的创作节奏。我从来没有出过国，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毕业后和女朋友去香港玩。那里的空调让我发烧，什么事都做不了，女朋友玩得挺开心的，在迪士尼乐园玩得一应俱全。

巴黎。海明威、斯坦因和加缪的城市。戈达尔和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的城市。这不是重点，只是一些背景。重点是李璐（这是她的名字，李璐）住在巴黎。我忍不住想和住在巴黎的李璐一起喝杯咖啡，各自谈论自己的生活。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我采访过的一位老京剧演员，她碰巧提到她的儿子在巴黎学习。她叫韩凤芝，已经退休五年了。她偶尔会客串一下，但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看电视。所以我鼓起勇气给她打电话。她说，深夜给他宿舍打电话，确保你能找到他。他叫小果。告诉他你是我的粉丝之一，我们可以一起聊京剧。他会为你做任何事。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四月中旬，北京还是有点冷。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早上六点醒来了。我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刷牙洗脸，然后在手机上输入韩凤芝给我的号码。手机响了几声，然后有人接了电话，用外语说了些什么。我用中文说，我找小果。小果？那个声音说。是的，我说，小果。那个声音喊道，小果！然后是更多的外语，尽管那人对小果的发音很准确。另一个人接了电话说，你是谁？嗨，小果，我说。我是你妈妈的粉丝——不可能，他打断道。我妈妈已经没有粉丝了。你到底是谁？我叫李默，我说。我是北京的记者。我采访过你的母亲。我希望你能帮我看看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个女人。你不能直接向她要一张照片吗？他说。不行，我说，这太尴尬了，而且这跟她的外表无关。我只是想看看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她真的存在，她的生活是否和她向我描述的那样。如果一切顺利，我就要申请签证并买机票了。

那么你们相处得很好？他说。你可以这么说，我说。你可以说，有一段时间，她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最后这句话让我自己都震惊了。这听起来不像是我会说的话，但也许是因为我在和一个陌生人说话，所以我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停顿了一下，说，拿到签证需要一段时间。记下这个号码。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可以帮你。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李璐，我说。她在索邦新大学学习比较文学。哪个璐？他问。璐，就像玉一样，我说。应该很容易找到她，他说。有消息我会给你打电话。我妈怎么样了？还不错，我说。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在和邻居们吃饭。你有时间的话，帮我雇个清洁工把她的地方好好打扫一下，他说。特别是冰箱。还有她的床上用品也需要更换。她小时候训练时腿受了伤，所以她应该多走动。她不能整天坐着看电视。好吧，别担心，我说。我明天再去看她。

当天下午，我按照他给我的号码打电话，介绍自己是小果的朋友，需要办理法国签证。好的，那人说。小果的朋友免费。请给我你的电子邮箱地址，我会给你发一些表格，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告诉我。我觉得我应该付你钱，我说。没关系，他说。你去法国的时候，可以帮我带点东西给小果。只是一件小东西，不到两公斤。我可能最后不会去了，我说。你可以随时去，他说。好吧，我说，我不坚持了。你叫什么名字？周仓，他说。你可以叫我周。你是说像关公的佩剑人那样的人吗？我说。就是那个，他说。这不是我出生时的名字。小果曾经演过关公，我姓周，小时候经常一起玩，所以就取了这个绰号。后来有一天，我想，为什么不改一下呢？所以现在我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周仓。挂断电话后，我惊叹于小果的社交圈。看来我找李璐找对人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一周中我通常在这一天看到李璐在线。她有时会在工作日出现，但总是在随机时间，而且不会待太久。我们聊了聊，时间是星期六的凌晨两三点，北京时间。也许我只是她聊天的众多人之一，我不知道，但她总是准时出现。那天下午，我带着一些清洁用品去见韩凤芝：毛巾、扫帚、冰箱除臭剂、厕所喷雾剂。她为我打开门，走回沙发。我看着她走路，这次注意到她的右腿跛了。我的头疼，可能是昨晚吹着穿堂风了，她说。对面的那对夫妇半夜吵了一架，我在阳台上看了一会儿。休息一下，我说。我帮你打扫房间。如果你不尽快好起来，我就带你去看医生。没必要这么做，她说。小果让我帮你雇个清洁工，我说。我想过，但你可能不想让一个陌生人来弄乱你的东西。如果你相信我，我会这么做的。现在我认识小果了，我们是朋友了。

十五分钟后，她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她很瘦，腿很细，头发稀疏。脖子和手背上长着老年斑。也许是因为缺乏锻炼，她看起来不太好，睡觉时发出小声的呜咽声，好像身体某处疼痛。我打扫的时候尽量不发出太大的声音，没有打开抽屉，以免侵犯她的隐私，只是把她拿出来的东西收拾一下。冰箱里堆满了过期食品和没有日期的冻肉，还有一些放进去的熟食，没有任何遮盖。我把它们都扔了。抽油烟机上油腻得几乎看不见开关，一半的筷子上都长满了霉，我还发现几只蟑螂在水管里乱窜。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些 Zoloft 药片和一瓶褪黑激素，还有一本记着某些人笔记的笔记本：

A：68岁，178cm，78公斤。喜欢骑自行车，癌症幸存者，健谈。

B：66，170cm，75kg，手巧。一个孩子——公务员，正处级，在天津工作。

C：75 岁，艺术家，业余歌剧演员。走路跛行，有心脏病。妻子和孩子已移居国外。与 40 岁的管家同住。

我用拖鞋撑开前门，去马路对面的超市买了威猛先生、蟑螂驱虫剂、手套和口罩。我回来时韩女士还在睡觉，姿势和以前一模一样，我又开始打扫卫生。不知不觉，天就黑了，我精疲力竭——感觉再这样下去会晕过去的。我坐在客厅里，喝了半瓶矿泉水，然后去叫醒韩女士。她睁开眼睛说，你吃晚饭了吗？我回家吃点东西。我说，我把蟑螂驱虫剂放在你厨房里了——小心点。早点回家，别喝太多。我说，好吧。然后她闭上眼睛，又打瞌睡了。

我在地铁上感到难过，然后很快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已经坐了五站多，而且身处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街区。我又睡着了，直到火车到达终点站，然后挣扎着站起来，穿过站台，登上了另一方向的火车。我看了看手表：快十点了。通常这个时候我会精神抖擞，要么读书，要么写作，但那天晚上我感觉筋疲力尽。回到家后，我定了闹钟，甚至没有脱衣服就倒在床上。然后，在闹钟响起前五分钟，我猛地醒来，浑身大汗，又恢复了满满的体力。我往脸上泼了点水，泡了杯面，启动电脑，登录了 MSN。

李璐已经到了，比平时早——她是不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想跟我说点什么？我掀开面条的塑料盖。我会吃三口，如果她还没说话，我就说你好。我正吃第二口，李璐打字说，你在吗？是的，我回答道。我想起一件事，她说，我今天打电话给我爸核实了一下，他确认了。什么事？我说。我小时候见过你，她说。这不可能，我说。我们的父母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但还有几千人的父母也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他们彼此从不认识。没错，她说，但我们确实见过面。不认识也可以见面，不是吗？

什么时候？我说。你十岁，我九岁，她说。1993年7月。我说，那更不可能。那年夏天我病得很重，在北京的一家医院住了两个月。是的，她说，我就是在那里见到你的。你因为父母分居而停止进食？是的，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你爸向老板借钱给你治病，她说。老板不愿意出钱，所以他发起了一场捐款活动。我爸捐了五元，尽管他在不同的工作室。他不记得他是怎么听说这件事的，也不记得为什么要把钱给一个陌生人。不管怎样，那年7月，我们出发去了新西兰。我们的航班从北京起飞，我爸不知怎么想起你在那里，问我是否想见你。我说好的，他问另一个同事医院的名字——我记得是一家精神病院。在回龙观，我说。整个夏天，我都希望妈妈来看我，但她从来没出现过。我们带了水果和牛奶，她说。你的门半开着。我看到你独自一人在那间房间里，挂着点滴，瘦得像根棍子。我最轻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公斤，我说。我直接走到你面前，她说。你睡着了。你的名字在你的床脚：李默，食物回避，情绪障碍，六周。我们没有叫醒你，只是留下了礼物。

我说，你为什么不叫醒我？她说，说实话，你的样子吓到我了。我不知道如果你醒了我会对你说什么。我明白了，我说，那一个月我都快要死了。当你饿到最后阶段时，一点也不疼。你失去了身体的所有力量，但你的大脑一直在运转，当你睡着时，你会不停地做梦。许多通常不会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事情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比如我是怎么学会走路的，我妈妈在厨房里哼着小曲，尿床等等。我好起来后又把这些事情都忘了，现在我完全记不起那些时刻了——我只知道它们发生过。你是怎么好起来的？她说。我吃了你留下的水果，当然了，我说。胡说八道，她说。好吧，我说，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只是梦见自己长大了，显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我知道那是大人的样子。然后我醒了，哭了，因为我想要长大，我想知道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看看未来的世界。我爸住在医院旁边的一家小旅馆里。我让医生打电话告诉他我的情况好转了。我吃的第一件东西是水果，一个青橘子，很酸。它放在我床头柜上，我不确定你是不是把它放在那里了。我似乎记得我们买了青橘子，她说。我爸说青橘子可以去热气。接下来的五分钟，我们各自在屏幕前沉默地坐着。

北京的夜已深，偶尔有人骑着电动车从外面飞驰而过，一辆辆满载碎石的卡车从我窗前隆隆驶过，它们陪伴着我度过每个夜晚，引擎的轰鸣声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头，成为这座城市的韵律。她说，你的短篇小说还不错。我说，没必要这么说。她说，这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其中有好的东西。我试过用英文和法文写作，但都行不通。我可以用这两种语言生活，甚至可以用它们写论文，但我只能用中文写小说。和你聊天提高了我的母语水平。刚开始聊天的时候，我打字很慢，也许你以为我在冷漠，其实我只是想不出合适的词。我曾多次对着电脑哭过。现在承认这一点真不好意思。

我很高兴成为你的实验鼠，我说。

她笑了。透过屏幕我都能感觉到她在笑。

她说，我们是不是要交换照片。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都知道对方的长相，我们的聊天会更愉快。你先来。当然，我说。那肯定会有所改善。沉默片刻。我很矮，她说。我也不高，我说。多高？她说。一百七十五厘米，我说。那不算矮，她说。我是真的很矮，而且最近皮肤不好。我好像对法国的每个季节都过敏。我理解，我说。北京最近花粉泛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种这么多树。

就像我说的，我记得你小时候，她说，虽然那显然是特殊情况，但我不会让它们成为先例。“特殊情况”和“成为先例”？我说。对于一个小时候就离开中国的人来说，你确实知道很多花哨的词。我得去写论文了，她说。我还有几个月就完成我的硕士学位了。再见。当然，我说。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我还没有想好，她说。也许我会在巴黎找一家报社或出版社工作一段时间，兼职写小说。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我说。我要去写论文了，她说。再见。我们先换张照片吧？我说。不，她说，然后下线了。

那天晚上我很难再入睡，但这其实并不重要——第二天我没有任何采访，所以我只能在家写作。也许是我在地铁上睡得太久了，也许是我和李璐的对话激起了我的一点自我意识。小时候的我感觉就像一个盒子，里面只有我知道里面的东西——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或者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被他们观察和记住。但这不是很自然吗？只要你还活着，你就会进入别人的意识，变成一个电影片段，或者至少是一组剧照。

妈妈临走前告诉我，我会成为一个男人，这意味着我必须依靠自己。我记得她下班后喜欢躺在炕上看报纸，有时还会看工厂图书馆的旧书。我想，但我不想成为男人，我想依靠你，我想让你永远爱我、照顾我。相反，我说，妈妈，我已经是一个男人了。她笑着说，那是我的小默，我就知道你是最好的。她走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当时她还很年轻——生我的时候才二十一岁。有一天，我爸告诉我，她一直在宁波工作，但因为接触有毒金属而身体不好；半年后，她搬到了其他地方，与我们断绝了联系。我爸说他们实际上从未离婚过。我想，这与我无关。但我对他说，是的，你做得对。我想，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成为一个男人。我需要爱，我需要被照顾。我需要有人陪伴，这样我才能爱他们，这是唯一能让我与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我真的有一百七十五厘米吗？更像是一百七十三厘米。天快亮了。我回到电脑前，开始编辑我的短篇小说。或者，实际上，是重写它。我想象自己就像李璐小时候看到的我一样，站在一个十岁孩子的床边，无法交流，只能描述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李璐当时不在线，但我还是把故事发给了她。

第二天，我睡到下午，吃过早饭后去附近的公园散步。我的锻炼方法是尽量快走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放慢速度散步。半个小时后，大约两点钟，小果打来电话说，我找不到李璐。你什么意思？我说。要么她出城几天了，他说，要么她在骗你。第二种可能性更大。如果她在巴黎新索邦大学读书，我会找到她的踪迹。大学里没人听说过她。比较文学在过去的两年里只招收了两名亚洲学生，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越南人。日本学生毕业回国了。我和那个越南人聊了一会儿，他肯定他们系里没有一个叫李璐的中国女人。我说，也许我记错了她的学校名字。他说，谢谢你帮我妈打扫了公寓。我还以为你只会雇个清洁工。没关系，我说，我需要锻炼。你妈一直对我很友好，我想自己动手。李璐问你要钱了吗？他说。没有，我说。你聊天时吹嘘你有多少钱了吗？他说。没有，我说，我没钱可吹嘘。我只是给她发了一个小故事。我确定她和我差不多大，来自 S市。你确定她是女人吗？他说。我觉得她是女性，我说。但无法证明。你多大了？他说。三十五岁，我说。好的，他说，我去巴黎找一个三十五岁的东北人，最好是 S市 的。很快会有更多。如果韩女士想让我去拜访，我可以某天下午过来，我说。不用了，他说。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这些是无关的，我说。我很乐意陪韩女士玩，或者带她逛街。你为什么不自己问她？他说。我会的，我说，只要她不觉得我烦人。我有消息会打电话的，他说。再见。

那个周末，我带韩女士去菜市场，然后一起吃饭。她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友好了，毕竟我和她没什么交情。饭后她说，告诉小果我很好。她点了一瓶啤酒，喝了一半，我喝完了。她说，有时候我真希望他能多陪我一会儿。但他留在我身边有什么意义？母子之间的命运，只有到一定阶段才可以共享，从她生下他，到他离开家，这应该就够了。我应该回到没有他之前，回到单身的时候。如果能回到过去就好了，但现在我老了，回不去了。你别觉得我在受苦。我吃的喝的都够了。我也有朋友，想找人喝啤酒，打个电话，三个人就会过来。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和人亲近又分开，太麻烦了，在我这个年纪，这是最麻烦的事了。我说，小果很想你。她说，他是个好儿子。只是我们在电话里聊得不多，他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感觉很尴尬。我一直知道他不喜欢北京，不喜欢我们的家。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只告诉我他心里在想什么，而不是他心里在想什么。他的行动说明了一切，你看他跑了多远。我在这里长大，也会在这里死。我认命了。认命需要一点智慧，你知道吗？我想知道小果在法国学了什么，他给我发了一些他拍的温州夫妇婚礼的照片，那个无赖。我说，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我的时间很灵活。她说，我们不要互相施加压力吧。无论你做什么，都别把我当朋友。干杯。

周仓帮我办好了签证：欧盟多次入境，有效期一年。他还给我寄了一个小包裹，里面有三本书。他说，这些书不是禁书，只是需要你帮我拿过来。我想他不会告诉我里面是不是有毒品之类的东西，只有傻瓜才会收陌生人的包裹。与此同时，小果还没有找到李璐，他建议我在 MSN 上试探她。他查过了巴黎的每一所大学，没有一所叫这个名字的中国学生。那个星期六，我登录 MSN，看到李璐给我留言：她得了支气管肺炎，需要在医院住一周。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她要离线一段时间。这条信息有些草率——她甚至没有提到我发给她的故事——这感觉和她以前的行为很不一样。如果你要我总结一下她的性格——我是说她的网络性格——我会说她天真而坦率，但最后这条信息却有些奇怪的轻率。我躺在床上读了一会儿。两个小时后，我拿起手机买了一张飞往巴黎的机票，第二天晚上就出发了。

第二天，我第一件事就是给老板打电话，说我要出差。他问，去哪儿？多久？我说，去巴黎。大概一个星期。他说，你在巴黎干什么？我说，去拜访朋友。他想了一会儿。如果你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就写一篇文章。然后我可以承担你部分的费用。我说，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他说，你可以休息一周。再多一天，你就别想再回我的部门了。

尽管机舱里一片混乱，但我几乎在飞机上就睡着了。我的航班上有很多农民工，他们说着各种语言，把装着采摘的蔬菜和熟食的塑料袋塞到行李架上。一些老人不停地站起来走动，和朋友聊天。即便如此，我还是睡着了，也许是因为我太焦虑了，也许是因为我担心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的身体里充满了疲惫，这种疲惫可能是从我在网上认识李璐以来就一直在积累的。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戴高乐机场。我没有托运行李，因此是第一批离开机场的乘客之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站在外面，手里拿着一块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李默先生”。我走过去问他，小果？是的，那个大个子一边说，一边拿起我的行李。就这样，我认识了小果。令人惊讶的是，他长得确实很像关公。我无法告诉你具体是怎么回事——关公通常留着胡子，皮肤红润，而小果胡子刮得很干净，脸色苍白，两腿之间没有马。不过，他身上有种关公的气质。也许是他那双狭长的眼睛里流露出的纯粹尊严，或者是他理应感受到的淡淡傲慢。他穿着黑色 T 恤、白色长裤和白色运动鞋，走起路来轻盈自如，头发上抹着发胶。

他说，在飞机上睡着了吗？我说，睡得很好。他说，那么你精力充沛了吗？我说，差不多。不过屁股和背有点疼。他说，那好吧，我们去打牌吧。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打。我想放下行李，去巴黎新索邦大学。他说，听我说。你要找的人不在新索邦大学。我还有另一条线索，明天带你去。我快步走在他旁边说，什么线索？你现在不能告诉我吗？有人可能见过她。他说，我们明天再去跟他们谈谈。他说，你带了周仓的包裹吗？在那个行李箱里。他立刻把我的行李放在地上，让我打开锁。我说，现在就打开吗？他说，是的。我打开行李箱，他撕开了包裹。里面是二十副一模一样的扑克牌，他把扑克牌放在自己带来的一个塑料袋里。他说，我只玩这种牌。我手里的那一副已经完全磨破了，所以我让周仓再送二十副过来。这不是作弊，这是一门艺术。怎么做到的？我问。他回答说，用手感。洗牌时我能感觉到 A 牌，这给了我优势，不过只有在轮到我发牌的时候。我从小就这么做。

牌局持续了一整晚。除了小果，还有两个韩国人、两个法国人和一个摩洛哥人，都是年轻人。他们玩德州扑克，小盲注是五欧元。牌局在 Le Cercle Rouge 的后屋进行，这是一家由一位法国人开办的独立书店。我看过这家书店以电影命名，讲的是法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店里有两个店员，一男一女，都是二十多岁的巴黎人。他们似乎很了解小果，但我听不懂他们谈话的内容。小果在一点半左右走进后屋，我则在书架上浏览。他们没有一本中文书。

李璐确实存在过，我真心相信。我也坚信她见过我。她描述在病床上见到我的情景，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那些细节，那些我童年的氛围，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描述得如此准确。她在巴黎的某个地方。也许她没有考上她提到的那所大学，也许她不是她自称的作家，但她确实在这里。

我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了这一点。这里就是她所说的巴黎，一座艺术古城，一个拥护平等却又掌握权力的地方。出乎意料的是，我在这里并没有感到不自在或警惕，也许是因为小果能让人感到安心，也许是因为我知道这里是李璐生活和学习的地方。看着书店的书架，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得和这些作家一样好。我不知道这种奇怪的自信从何而来。女店员负责保持店面整洁和接待顾客，男店员负责处理账目，偶尔在店里巡视，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女店员用英语问我是不是小果的朋友，我说是的，尽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她告诉我，她看过他的一部短片，一部关于婚礼的有趣作品。哦，我说，也许是真的？（我想不出纪录片的英文单词。）也许吧，她说。无论如何，这很有趣。你来这里干什么？我问，找个朋友。找个女孩。我联系不上她。你的女朋友？她说。我说，不。只是朋友，好朋友。她点点头说，你会找到她的。在巴黎，没人能藏起来。

那天晚上，我看了一会儿牌局，然后蜷缩在椅子上睡着了。小果叫醒我时，天已经亮了，透过窗户我看到街上有些老人在遛狗。我跟着小果走出房间，其他打牌的人也离开了。我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正常。我有个朋友出城了，你可以去他家住。我有钥匙。我说，只要不麻烦就行。他说，我去叫辆 Uber。几分钟后，我们上了车。小果问，你需要钱吗？我说，我没事。我走之前换了一些欧元。他说，我是说一般情况。我可以每个月付钱给你，让你去看我妈，陪她玩。希望你不要介意。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能经常见到她，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说，她不需要我的陪伴。我是她的负担，你不用这么担心。我见过她几次，她可能有点不开心，但那很正常，她不是可悲的人。他点点头说，你说得对，她一直都是这样。我朋友的房子很大，或者至少因为天花板很高，感觉很大。有一个短楼梯通向阁楼床。你不会和任何人合住。他递给我一把钥匙，说，我下午来接你。我们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才能找到那个可能见过李璐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这样你就有五六个小时的时间睡觉了。够了吗？我说，够了。他说，你需要的一切都应该在公寓里。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你可以喝这里的自来水。

睡了两个小时，醒来时心脏怦怦乱跳。我从阁楼下来，拉开窗帘，让阳光照进来。在屋里踱了一会儿，感觉好了一些。快到中午时分，客厅里响起电话，吓了我一跳。这里还有座机？我看到了一台黑色的壁挂式电话。犹豫了一会儿，拿起来，却没有声音。后来我意识到，那只是装饰品，铃声其实是茶几上的闹钟。三点过去了，小果却一直没有出现。我不停地给他打电话，他却没有接。我一个人去找李璐似乎不太现实。我并不害怕，只是不知道从何下手。我打开笔记本电脑，重新阅读我们最近的聊天记录，尽管我已经反复看过这些记录，试图弄清楚她对我的感觉。

她一个月前说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问她去哪里写作，她说宿舍太吵，所以她通常去大学图书馆，偶尔去附近的中餐馆。为什么？我问。她说，那里白天是咖啡馆，晚上是餐馆，但因为她是中国人，所以午餐时间他们会给她做一碗面条。这样的地方可能不多。我抓起护照和钱包，出去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告诉司机，餐厅之夜，咖啡日，中餐。司机摇了摇头。不，我不知道。我在手机上搜索了 Le Cercle Rouge 并给他看。你是去看电影吗？他问。不，我说，书店。他点了点头。谷歌地图，他说。他没花多长时间就开车送我过去了。老板和售货员都在。我还没来得及说话，老板就过来喊了些我听不懂的话。两个看起来像东欧人的男人从后面的房间走出来，站在我身后。我举起双手说，我想找个女人。我需要你的帮助。女人？店主说。是的，我说。一个朋友。我飞过来找她。你的妻子？店主说。不，我说。老朋友。

其中一个东欧人，波兰人，以前来过这家餐厅，主动提出带我去。他开着一辆红色的雪佛兰，副驾驶座上弥漫着女人的香水味。我问，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他说，没什么。你爱她吗，你的老朋友？我想了想。我说，是的，我爱她。我从未见过她，但我爱她。不是网络恋情，真爱，亲情。他点了点头。他说，我每天都会见到一个人，但我不爱她。她也不爱我，但我们每天都见面。

我们到了餐馆。他示意我下车，我一关门，他就开车走了。餐馆不大，大概有十几张桌子，只有几张空着——生意很红火。老板是一名亚洲女性，她走过来用法语说了些什么。你会说中文吗？我问。当然，她说。我在找一个中国女人，我说。她经常来这里写作。和我差不多大，可能住在附近。你还记得她吗？你是东北人吗？她问。是的，我说。你也是？是的，她说。我十年前搬到这里。你叫李默吗？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你要找的人告诉我的，她说。如果有人叫李默来这里，我要给他这本杂志。她开始翻看她记订单的小笔记本。这是一本著名的文学杂志，她说。法国所有热爱中国文学的人都读它。她翻译了你的短篇小说并发表在那里。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只是告诉你她说了什么。

店主走到柜台后面，翻找了一会儿后，递给我一本装在透明塑料套里、设计精美的杂志。我认出了封面上的作者：莫泊桑。我翻着书页，在插图中找到了我的故事。它占据了三页，旁边是一个瘦骨嶙峋的中国男人躺在床上的照片。她长什么样子？我问。我怎样才能找到她？你能打电话告诉她我在这里吗？她说不行。一周前她最后一次来，告诉我她和丈夫要离开法国。他们每隔几年就会搬到另一个国家。她让我不要告诉你任何关于她的事情；她很珍惜自己的隐私。丈夫？我说。是的，她说。你们关系密切吗？我说。我们很熟悉，她说，但我不会说我们是好朋友。我说，我可以喝杯咖啡吗？她说。请坐，她说。什么咖啡？什么都行，我说。我对咖啡不太了解。

我坐在那里直到晚上。老板娘走过来问，要吃点什么吗？我说好啊。她说，面条。我说，太好了。她说，配西红柿还是青菜。我说，都配。我又给小果打电话，这次他接了。我说，你去哪了。他说，我刚醒。我说，你睡了十五个小时。他说，我被刺了。我做了个小手术。我刚从麻醉中醒来。我问，你去找你朋友了吗？是谁刺你的。你还危险吗？他说，我下午差点死了，不过现在没事了。在我奄奄一息的时候，我唯一想的就是我没有帮你做完这件事。我不是夸张，只是那几秒钟我的头脑很清醒。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想起我妈，只想着你。我说，她离开了巴黎。我明天要回中国。你在哪家医院？你打算放弃了吗？他说。是的，我说。她把行踪掩盖得很好。至少你来这里不是白来的，他说。我会把医院的地址发短信给你。你来这里的路上给我买一包扑克牌。任何牌子都可以。

面条是东北做法：在沸水中加少许鸡汤，快熟时加西红柿、青菜、盐、葱花和香菜。我吃了一碗，又要了一点。我大汗淋漓，完全从时差中恢复过来，轻松自在，就像有人给我打了一针。我当时可以跑五公里了。老板收拾了我的盘子，我走到柜台付账。老板说，她教我怎么做面条。我说是谁教的。她说，你要找的那个人。她和我差不多大，五十六七岁。我说，我没想到会这样。她说，她受了不少苦。最近几年她才开始享受生活。我说，她长得什么样子。她说，我说不出她的样子。就算我说了也没有意义。她只是坐在那里写字。我经常看到她哭泣。

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这也难怪：我小时候吃过这种面条，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做出这种味道的面条。一群中国游客带着几个吵闹的婴儿进来了，店主去让他们坐下。我拿着杂志走了出来，蹲在路边，直到我平静下来。街对面有一家超市。一会儿，我会进去给小果买一包纸巾、一瓶水和一套扑克牌。也许他会让我为报纸采访他。也许他会教我如何玩他的游戏。♦

（由 Jeremy Tiang 从中文翻译而来。）

《纽约客》访谈：作者讨论了他的故事“巴黎朋友”

采访者：Dennis Zhou

2024 年 11 月 24 日

插图来自《纽约客》/图片来源：双雪涛

您为本周的《纽约客》撰写了一篇文章《巴黎朋友》，其中讲述了一位住在北京、志向远大的作家李默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名叫李璐的朋友，她自称在巴黎学习文学。当李默请一位熟人帮他寻找她并最终前往巴黎与她见面时，他发现一个黑帮和赌徒与博士学生发生冲突的世界。是什么促使您探索中国移民在巴黎的生活环境的？

十年来，我认识了越来越多在国外留学的人——也许是因为我从家乡沈阳搬到了北京。在沈阳，我的许多朋友仍然住在我老家附近。最近，我回沈阳看望母亲。在那里，我和一个中学同学一起踢足球。他踢球的方式和二十八年前一模一样。

北京的许多人不是北京人，即使他们是北京人，他们也可能并非一直都住在那里。我的一位北京朋友在巴黎呆了八年，但他声称自己从来没有北京口音，甚至在他离开之前也没有——他讨厌北京人的说话方式。我决定写一篇关于他在巴黎的故事，并与他进行了多次交谈。他把巴黎说得和北京很像，就好像你可以在一个周末开车去那里一样。我应该澄清的是，我的朋友不是赌徒。只是我一直想写一些关于赌博的内容。我有一种感觉，在这个所有意义都被吞噬的时代，赌博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人类最喜欢的活动。

在故事中，李默谈到巴黎是“一座古老的艺术之城，一个在囤积权力的同时又倡导平等的地方”。巴黎对他和你来说代表着什么？你去过巴黎吗？如果去过，你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如何？

我去过巴黎两次。第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在戴高乐机场丢了一台相机，结果他们全都呆在警察局里一晚上。巴黎的一些街区发生了骚乱，手持步枪的警察自信满满地走过。当然，他们没能找到相机。找相机不需要用枪。

第二次是当张悦然（我的妻子，也是一名作家）在巴黎居住时，我去和她一起度过了一个星期。她是我的导游和老师。我所要做的就是跟着她四处走走，确保不会迷路。对我而言，巴黎意味着面向街道的椅子，这样人们就可以面向人行道坐着。在中国，我们喜欢在吃饭时把脸藏起来，而法国人则喜欢在喝酒时面朝外。中国有句俗语，字面意思是“面面相觑”；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尴尬的局面，每个人都只是看着对方，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或做什么。当我在巴黎漫步时，这句话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您之前为该杂志撰写的一篇故事《心脏》关注的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篇故事则以母子关系为中心：故事中有李默和他的母亲，母亲在他小时候就从家里消失了，还有小果（负责寻找李璐的朋友）和他的母亲，一位生病的京剧演员。您认为母子关系的独特之处是什么？是什么让您想在这里探讨这种关系？

我经常分析母亲的言行举止，有时还会打电话给她核实童年的记忆，她总是能清晰地回忆起这些记忆——但我很少写关于母亲和儿子的故事，我也说不出为什么。我试过几次，但写了几段后就卡住了，或者转向了另一个话题。

去年年底，我踢球时膝盖受伤，需要动手术，妈妈来北京照顾我。这是八九年来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我发现我们比我想象的还要相似。很多时候，我的暗示，只有她能理解。但与此同时，这也造成了我们之间的隔阂：以暗示为主的交流会造成很多误会。直接一点更好，但我和妈妈习惯于不直言不讳，感觉这样做会让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她回沈阳后，我想也许可以写一篇关于母子的故事。京剧演员代表了我熟悉的一种母亲：这种母亲不受约束，不是因为她们的情感不那么深沉，而是因为这是她们唯一的选择。她们已经训练自己这样做了。

小果学电影，受玛格丽特·杜拉斯启发拍了一部电影，他和李默一起参观了一家以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的《红圈》命名的书店。在书店的某一部分，李默还谈到，“只要你活着，你就会进入别人的意识，变成电影片段，或者至少是一些剧照。”电影在这个故事中的重要性是什么？

我喜欢看电影，也参与过一些电影的制作。电影很大程度上是关于物质世界的，但也需要精神层面。拍电影的时候，有时很难说清某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某人跌倒，或者当某人爱上另一个人时，那是在演戏，还是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这就是我喜欢电影的原因——它们是现实与梦境最接近的地方。

电影现在没落，就是因为太严肃了。现代人不喜欢太严肃、太认真的东西，就连最不敬的电影也要求你去电影院看，这本身就是太严肃的事情。拍电影，一个场景一拍下来，就立刻变成了记忆、记录，就像回忆一个事件，就像在脑海里放映电影一样。我觉得不喜欢看电影的人，可能也不喜欢回忆。当大多数人不再喜欢看电影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大规模地反抗记忆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互联网时代的早期，那时人们仍然可以在消息平台上与某人聊天，而无需见面，甚至看不到他们的照片。这个时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早期的互联网时代是一个更加令人愉快的时代——那时你无法发送视频或拨打即时语音电话。这项技术几乎是由喜欢写信的人开创的，尽管这些信会立即收到回复。整个网络世界都是通过文字联系在一起的。回想起来，在那短暂的时刻，书面文字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

故事的结尾，李默对李璐有了惊人的发现。为了不破坏读者的兴致，你在写这个故事时是否知道故事会这样结束？你认为李默最终会留在巴黎吗？

我在写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发现了结局。当我到达那里时，我想，啊，原来如此。这常常是我写作的过程，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秘密在对话中逐渐被揭开。李默不会留在巴黎，他一定会回北京。也许他会写一个关于小果的故事，同时继续频繁登录MSN Messenger。♦

双雪涛的回答由 Jeremy Tiang 从中文翻译过来。

采访者丹尼斯·周（Dennis Zhou）是《纽约客》的一名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