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睒睒批判钟睒睒
近日，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表示，“我永远不会做直播带货，我认为那些企业是平原型的，我的企业是垂直的，我有根。我也看不起那些直播带货的企业家，你可以做更有价值的东西”。
钟睒睒所谓的根，是农夫山泉深入中国的经销体系。消费者未必多忠诚，进店随便拿一瓶而已。当然，我知道这个“随便拿”，在市场中并不简单。多给商家、渠道一些利润，货柜上多摆一点，消费者心智上更信任一点，无数个一点，在中国这个巨大乘法器中，就能积累起巨大的优势，获得巨大的财富。这很难，需要卓越的企业家才能。
如今，水饮市场新品频出，依靠“社交平台+网红+带货”，迅速而低成本地占领消费者心智。农夫山泉当年披荆斩棘，在传统渠道获得的优势，似乎正在被轻松替代。但农夫山泉销售体系体量庞大，不容易改变。
这是钟睒睒炮轰直播的商业原因。
不过，这并不重要。在这场争论中，拼多多的低价也好，抖音的恩怨也好，都不重要。我想说的是，被忽略了的，但却是最重要的，不是钟睒睒的战斗，而是他所拿起的“批判理论”——中国首富头脑中的经济观、市场观。
一
钟睒睒会认为，自己是实体经济，而直播是虚拟的。这是他的底气。
但他错了。
农夫山泉的本质，不是制造。农夫山泉的根，也不是那些有形的渠道，而是消费者心智中的东西，是“有点甜”，是品牌。钟睒睒作为企业家的本质，不是搬运水的工程师，而是营销大师，资源调配大师，心智的调动大师。他的劳动是商业劳动。这和李佳琦、董宇晖、俞敏洪在直播间的劳动是一样的。
那么，怎么确立他们这些劳动应该得到多少？
先来段理论，不难。很多人都告诉我，说我写的文章，信息太密，逻辑太快，不利于阅读。这次，我揉碎了，慢慢讲。
计划经济强调实物生产，苏联衡量经济发展的方法就叫作“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 MPS）”，强调物质生产。
生产出来了，就要分配，分配的依据是，创造出来的价值多少。在计划经济观念中，工人生产出实物，只有工人能创造价值。商业、企业家是不创造价值的。这个大家都学过，再复习一遍：商业资本家的利润，是产业资本家让渡给商业资本家的。
那么，李佳琦、董宇晖、钟睒睒，从计划经济观点来看，都不应该赚大钱。这正是前一段流行的反资本、反市场、反民营企业的根本思想渊源——因为你不创造价值。
市场经济的观点则不同。
亚当·斯密说，“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换言之，当面包师为了自己的利润，向市场售出了消费者认可的产品，那么，他就提升了社会的总福利，市场就会给他应得的回报。也就是说，赚到了多少钱，就相应地为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直播赚了很多钱，那么，直播就相应地为社会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同样的，这个逻辑，对钟睒睒和所有的民营企业家也成立。
二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也是采取苏联的计量方法，后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转用GDP。GDP最大的不同就是，承认市场中服务、商业创造的利润，也是经济发展的成果。服务的含义很广泛：建立营销渠道、打广告、积累品牌价值、促销、企业家在办公室运筹帷幄、网红在镜头前卖力的吆喝，都在创造GDP。
这种计算方式，更合乎我们现在的市场常识的。打个比方，代工厂工人做一个包，爱马仕的和白牌，工人劳动一样，但最终售价能差几千倍。多出的售价，源于商业服务，比如策划、广告、创意、商业计划、市场调研、销售、直播。这些行业的打工人和老板的PPT，都是创造GDP的，而不是从生产线上的工人那里分来的。
李佳琦5毛买来一瓶矿泉水，1块卖出去，一小时卖了100万瓶，他就创造了50万的GDP。注意，这不是工人创造的。
采用了GDP来衡量经济发展，分配制度也随之而变。
最初，计划经济下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即“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然后，根据创造的价值进行分配。所以，在那个年代，市场行为赚钱，是犯罪，被称为投机倒把。
1987年的十三大时，改革已10年，当时的分配制度已经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历史转瞬即逝，多年改革和理论探索静水深流，当下，则是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和完善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知识、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除了劳动之外，诸多要素可以参与分配。具体来说，所谓网红直播，本质上是基于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一种商业服务，自然也可以参与分配。第二，更重要的是，分配多少，由市场来决定。简言之，市场中，你合法地赚到多少钱，都是合理的，不再判断“你赚的钱，是不是超过了你创造的价值”。
有了政策层面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以中国全球第二的经济规模，就一定会出现富豪。这正是中国强大的表现。只有中美这样强大的国家，才有这么多的富豪。政策不会质疑富豪的合法性，不会质疑李佳琦、董宇晖赚到的钱，超过了其创造的价值。同样的，也不会质疑钟睒睒。现在，在民间舆论层面，看到很多这样的质疑，但起码，政策层面，没有质疑，没有批判。
三
然而，钟睒睒自己质疑自己，自己批判自己。
政策给钟睒睒打开一扇窗，成就了他的财富和地位，但他质疑这扇窗的合理性。
他说“看不起那些直播带货的企业家，你可以做更有价值的东西”，其逻辑是：直播虽然很能卖货，网红也很能赚钱，但直播是“虚拟的”，低价值的。直播带货赚的钱，超过了它提供的价值。
当舆论问，一个企业家，一个网红，创造了多少利润、多少就业。这个问题，钟睒睒、宗馥莉、俞敏洪、李佳琦、董宇晖都可以自豪地回答。但如果要追问他们获得这样的财富是否合理，是否超过了他们提供的价值？他们都很难回答。当下，这样的提问正在升级，观念席卷而来，钟睒睒自己也加入了这个追问大军。
虽然这个追问指向的是直播。但是，如果否定俞敏洪、董宇晖、李佳琦在直播间的商业劳动，理应获得那么多收入，或者认为是低价值的。那么，同为“计划经济中不创造价值的商业劳动”，这个判断必然也落到钟睒睒自己身上。
钟睒睒肯定不会认为自己的财富不合理，对自己的生意，他不会采取这样的市场观，但对其他的商业模式，就会不自觉地采取这套评价方式。
然而，社会不是由我们对自己的宽容构成的，而是由我们对他人的苛刻决定的。
这就像骑电瓶车的人，认为自己有这个自由，而穿和服应被禁止；而穿和服的人则认为，自己有这个自由，而骑超标电瓶车应被禁止。最终，他们都会失去自己的权利。
实际情况，似乎也正在如此发展。
就在当天晚上，我就看到这样一段话：“钟睒睒的“首富”是中国产业结构的耻辱。搬运天然水，这样一个体力活儿，财富竟然超过了中国所有的科技公司。矿泉水本质是采矿，和挖煤采油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全民资源变成个人财富。”如果用“只有生产才创造价值，才有理由获得报酬”的观点去看农夫山泉，这是成立的。
钟睒睒的“直播低价值”论，其实也是出于同一逻辑。
这就是钟睒睒对钟睒睒的批判。
四
正如我多次说过，人是观念的奴仆。观念，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让一个人毫不犹豫、不知不觉的损害自己的利益，
钟睒睒的市场观仍然是旧的。所以，钟睒睒才会缺乏敏感性地自己批判自己。
他会觉得自己很厉害，赚到很多钱，甚至觉得自己养活了很多员工，有功劳。但从根本上，在思想深处，他仍然怀疑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否认自己财富的合理性。
于是，“一个卖水的，凭什么这么富？”“首富，不应该是袁隆平，造火箭的专家吗？”诸多质疑在前，钟睒睒仍然会基于同样观念，发出强烈质疑：一个做直播的，凭什么赚那么多钱？应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
某种程度上，这种观念，就是仇富的根源。仇不仇富，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由一个人的财富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思想决定的，由他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来决定的。不认可市场经济的合理性，逻辑上必然导向仇富——哪怕他是首富。
如果从中国四十年市场经济改革中获益的十四亿人中之第一人，内心深处的价值体系、知识框架，都是这样的，那普罗大众，又会如何想呢？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让他退场呢？
钟睒睒反对短视频算法，但算法其实也是每一个刷视频的人的好恶决定的。他们的观念，决定视频的走向。首富和他们，分享着同一套思想体系。改革的阻力，也在首富的头脑里，在40年市场经济改革最受益者的头脑中。
此四十年市场经济改革，最幽暗、最深沉，最艰难、最悲哀，也最可恸哭者矣。
我想起康熙王朝里的一个情节。索额图犯27款罪，最大的罪是勾结朱三太子，篡政谋逆夜袭皇家。
李光地说：皇上，此款大案，已审明查实，索额图认了……
康熙大怒：他认，朕不能认啊！一个跟了本朝40多年的心腹大臣，朕的国丈啊！到头来他居然想弑君！大清的脸面何在？！大清的体统何在？！
谁都可以质疑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可首富不能认啊！
市场有失灵的地方，贫富差距要弥补，商业模式要完善，这都没问题的。但要认可“市场决定”的合理性，不能用计划经济的观念，去质疑市场经济中合法的商业模式。
五
知道从何处来，才能知道往何处去。
钟睒睒亲身经历过改革的一切，但他或许没有时间去细细思考过去的路。没有时间去思考，他的财富与市场经济理论的关系，他应该相信什么样的市场观。
但钟睒睒应该知道，他应该有正确的市场观念。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该抽点时间，仰望星空，想一下那些远离纷扰的东西，那些市场经济底层的东西。不仅因为他是首富，也因为他对中国社会的责任。所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都应该知道，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应该知道。无数改革家探索出来的道路，如果被视为理所当然，那么，不知艰辛，就不会珍惜。
于是，四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成就的首富，从思想深处仍然是反对市场的。这是一个冷笑话，冷得深入骨髓。
最终，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未来的，正是这些思想深处的观念。
所以，我写下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批评钟睒睒，我对他没有恶意。相反，这是对钟睒睒、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对中国的改革，最大的善意和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