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与以色列“软断交”对中东形势与格局冲击有限

马晓霖（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

11月13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已切断与以色列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安纳托利亚通讯社在埃尔多安出访沙特阿拉伯和阿塞拜疆返程途中援引其表态时如此报道。埃尔多安声称“我们现在与该国没有任何关系”，并强调土耳其“对以色列的暴行”做出了最强烈回应，采取了包括停止所有贸易往来在内的具体措施，并称执政的“人民联盟”坚定支持这一立场。

观察家认为，埃尔多安这番表态出现在刚刚结束的阿拉伯-伊斯兰利雅得峰会之后，旨在提升土耳其的话语权，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民苦难的额外同情，对以色列好战的持续愤怒，并向即将重返白宫且非常亲以的特朗普施加压力，还可以舒缓国内民间强烈的反以舆论。但是，可以想象的是，这一姿态不会影响中东当前的战争形势发展，更不会改变地缘格局，反而会给土耳其招来美国和欧盟的压力。

埃尔多安这番表态进一步凸显了土耳其一年多来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和制裁措施，试图体现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大国特别是伊斯兰大国的政治担当、人道情怀和宗教义务，客观上会使与以色列依然保持政策关系的六个阿拉伯国家感到尴尬，也会提高土耳其在中东争端特别是推动此轮冲突降级进程中的话语权。

土耳其不仅是中东地区大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大国，还是北约成员和欧盟候选国，以及突厥国家联盟的发起者和领头羊。从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到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土耳其都是非常活跃的地缘政治角色，也发挥过重要的格局塑造作用。然而，在此轮巴以冲突引发的以色列“八线作战”大棋盘上，土耳其能够施展手脚的空间十分有限。

埃尔多安宣传的土耳其与以色列断交，似乎是一种切香肠式的甚至是不疼不痒的“软断交”，因而不会引发较大冲击。土耳其自去年11月就已召回驻以色列大使，今年5月起宣布暂停与以色列的所有进出口贸易，以惩罚后者加剧巴勒斯坦人民的人道悲剧。8月，土耳其还正式向国际法院提交申请，加入南非发起的针对以色列涉嫌“种族灭绝”的诉讼案，成为少数拿起国际法武器敲打以色列的第三世界国家。

但是，土耳其并没有宣布关闭其驻以色列的外交机构，也没有像2018年5月那样严厉甚至粗暴地惩罚以色列。6年前，当特朗普宣布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进而承认后者为以色列首都后，埃尔多安政府不仅立即召回驻美国和以色列大使，还当即驱逐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甚至使其在机场当众接受包括搜身、脱鞋在内的全套羞辱性安全检查，土以关系双边关系跌入历史谷底，直到两年前才缓慢恢复。

以色列尚未对土耳其最新“断交”表态做任何回应，并有可能继续保持低调或克制。也许以色列已适应了土耳其延续近20年的这种“愤怒外交”，也许以色列现在没有精力和意愿刺激安卡拉进而给自己树立新的敌人，因为它对付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和联合国就已经够焦头烂额了，更何况内部高层摩擦与争斗也乱成一锅粥。

土耳其对以色列采取的强硬立场其实面临着十分相似的历史场景，进而使自身在打巴勒斯坦这张牌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得不偿失。因为阿拉伯世界并不欢迎曾经的奥斯曼帝国继承者改变“凯末尔主义”长期延续的拥抱西方路线而“东进南下”，尤其对土耳其深度介入阿拉伯事务抱有强烈抵制立场，一如强烈反感伊朗在阿拉伯世界构建“什叶派之弧”。从这个角度看，中东国家特别是阿拉伯世界也存在着“阿拉伯门罗主义”或曰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尽管它们无力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自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获得大选胜利，基于对追求欧盟而屡遭挫折而产生的失望和不满，以及新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双重回归，土耳其在外交政策框架中明显提升了东方特别传统势力范围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安卡拉从积极试图斡旋伊朗核危机开始，到突然高调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并在2008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爆发时任总理埃尔多安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的公开争吵。

2010年5月，土耳其不顾以色列警告而派遣“马尔马拉号”人道救援船，试图强行穿越以色列海上封锁线而在加沙地带靠岸，导致以色列特种部队空降控制该船并引发流血冲突，土耳其宣布与以色列断交，直到后来以色列向土耳其道歉，双方关系才得以恢复。但是，由于埃及、沙特、约旦乃至巴解组织均对与以色列孤军作战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采取冷漠观望甚至抨击立场，土耳其的积极“外援”行动没有得到热烈响应。

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模式受到广泛质疑甚至失去前景方向，“土耳其模式”受到国际舆论普遍关注甚至被认为可以供阿拉伯国家参考或选择。面对陷入失败与混乱的阿拉伯世界，埃尔多安政府表现十分高调甚至被描述为“试图充当伊斯兰世界领头羊”。在这种一厢情愿和战略冲动驱动下，土耳其不仅高调支持埃及“广场革命”，力挺陷入权力斗争的穆斯林兄弟会，出兵叙利亚和利比亚，介入东地中海油气争端，并高调支持卡塔尔与沙特唱对台戏，最终使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由理想化的“零问题外交”恶化为噩梦般的“全问题外交”。

可以说，“阿拉伯之春”向“阿拉伯之冬”演进的十余年，是土耳其现实主义攻势外交和“东进南下”战略蒙受大失败的阶段，土耳其不仅失去传统盟友以色列，得罪大半个阿拉伯世界，甚至与俄罗斯、美国的关系也遭遇罕见挑战。

今天的中东形势再次陷入战乱与动荡，只是起因、性质、矛盾和对手与“阿拉伯之春”大不相同，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阿以冲突。多个阿拉伯国家非政府行为体卷入“第六次中东战争”，但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埃及、约旦、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乃至巴解组织，均无意重新踏入“阿以冲突”这条依然流淌的历史之河。相反，伊朗及其领导的“什叶派之弧”成为这场新中东战争的抗以主力，部分阿拉伯国家的非政府行为与“什叶派之弧”结成新的“抵抗轴心”。这个地缘关系的变化使阿拉伯国家心态更加微妙，但是，它们依然在“利与义”的权衡中更在乎来之不易的阿以和平，以及至关重要的阿美关系。尽管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拒绝停火十分愤怒，也无力改变这种局面，但是，绝不愿意接受伊朗和土耳其来主导阿拉伯事务。

因此，土耳其的新一轮中东外交势必陷入类似“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尬尴处境，不会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广泛和积极回应，也不会对目前的“八线作战”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尽管安卡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益的外交努力值得称赞，也符合情理法，甚至是与国际主流舆论同频共振。

随着公开亲以偏以的特朗普团队控制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随着一向对以色列更友好的共和党全面控制美国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华盛顿的中东政策会进一步倒向以色列。美国新政府即使不鼓励以色列升级和扩大现有冲突和战争，也会调动一切资源、动用一切手段向以色列的对手们极限施压而迫其让步，届时，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也将因其对以色列强硬而产生新的摩擦，产生新的变数。

不仅美国新政府的中东政策不会让土耳其的强硬对以政策获得奖励，总体上支持以色列维护安全、总体上对伊朗极其领导的“抵抗轴心”并无好感的欧洲大国，也将对土耳其强化对以色列施压而产生不满，进而影响土欧关系顺利发展。

因此，土耳其对以色列的立场固然强硬，但是，能够施加的压力也基本见底，而且以色列也具备了相当的承压能力，特别是来自土耳其的这种“软断交”。在阿拉伯国家不欢迎土耳其介入过深，美欧更反对土耳其加入反以阵营的现实面前，土耳其在中东发挥的角色空间十分有限，也大致不会再有更多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