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拉美国家对本次选举的关注程度毫不亚于美国国内。这种关注程度反映出拉美在地缘政治中的被动与无奈,以及对自身未来的不安和期待。对拉美而言,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将面临更复杂的外交挑战和经济压力。美国的政策和行动势必会给拉美国家带来不确定性和压力,甚至直接影响着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发展。拉美只能黑暗中寻找希望,尽管是大国博弈中的边缘参与者,也不得不探索如何在博弈中争取自身利益。
“铁棒”与“狼牙棒”
美拉关系中,如果说特朗普是美国大棒政策中的“铁棒”,那么哈里斯代表的民主党及美国精英阶层则是“刺上扎着胡萝卜的狼牙棒”,表面利益下是入骨三分的痛,久久难以消却。
拉美国家各自为政,无法像阿拉伯世界或欧盟那样堆砌筹码与特朗普谈价还价。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其对拉政策可能会继续采取极限施压和“零和思维”的作风,直接“修改规则”以确保美国利益最大化。从经济制裁到移民政策,再到贸易协议和安全合作,拉美国家可能在各个方面都承受着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境下,拉美国家不仅要面对经济上的制约,还要应对政策空间的收窄。
若哈里斯当选,无需改变基本权力动态,会在既定规则框架内行事,沿用所谓的“合作和对话”,以获得一些拉美国家的忠诚。但会通过调整策略移动甚至光明正大的摆放或者偷换“棋子”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这种策略既不打破现有秩序,又始终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使拉美国家在合作与依赖之间循环,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历史教训得出,拉美世界需要避免一再陷入“强权服从”或“合作依赖”的两难困境,必须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同时寻找多元化的外交路径。但客观上,面对美方在关键问题上的绝对优势,拉美各国只能愿乎其外,期待在大国博弈中谋求些好处,但又要时刻提防美国的自私。
极度自私的美国不曾改变也不会改变
拉美之所以还对美国抱有幻想,部分原因在于很多合作起初并非显然是为了榨取拉美利益,无论是经济援助、贸易协定,还是区域安全合作,大多被视为双边互利的合作框架。此外,美国是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国,并自诩为拉美的“安全庇护方”,对其有长期且巨大的影响,所以拉美大多数国家出于各自的利益,只好将手中为数不多的赌注压在美国。
然而,在这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及其内部利益集团总是会调整政策,以极为自私的立场确保本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将美拉合作扭曲成一种不平衡的关系,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都不会脱离这一逻辑。这种“合作”在现实中演变为对拉美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的再分配,美国利用其金融资本和技术优势逐步削弱拉美国家的自主性,将利益不断倾向美国一方,使拉美的经济、政治受到更深的束缚,最终将初衷中的“共赢”转变为一种单向的利益输送。
美国极度自私的本质在这一过程中暴露无遗,无论表面多么温和或灵活,本质上都只考虑美国自己的利益,不会顾及拉美合作方的长期发展或平等诉求。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路线突显了这种自私的赤裸形态,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自私逻辑,使得拉美国家的幻想一再破灭,认识到所谓的“合作”更多是掣肘与掌控,而又不得不随美国的起伏而被动应对。
美国兴则拉美苦、衰则拉美亦苦
美国兴盛时期,流向拉丁美洲的投资增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通常伴随着更深的经济和政治干预。拉美国家被束缚在美国的繁荣周期上,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改造自己。同时,美国国内的优质资源和经济成果基本被精英占据,如果要维持普遍社会福利,就必须要剥削他国,这种剥削包括对拉美自然资源的攫取和廉价劳动力的利用,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
拉美思想界曾以为美国国力衰退时会减少对拉美的控制。但事实证明,在美国经济衰退或危机时期,拉美情况并不会因此改善。相反,美国可以通过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颜色革命和移民压力等形式将自身的经济动荡转嫁到拉丁美洲,令后者承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此外,衰退期的美国更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政策,进一步限制拉美国家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机会,削弱其经济发展。
无论是在美国的繁荣还是衰退时期,拉美都承受着这种不对称关系的后果。这一现实使拉美国家意识到需要通过内部发展政策、区域合作和多元化国际联系来加强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只有美国在胜败之间的自顾不暇之时,拉美才能获得些许自主。历史上,当美国疲于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或更优先的全球冲突时,拉美经历了自我肯定的时期。在这些时期,拉丁美洲有机会加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建立区域联盟,并多元化其国际关系。然而,这些相对自主的时期往往是短暂的,并且取决于国际环境和美国的优先事项。
作者:
马晓霖,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
张禄博,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特约副研究员,广西外国语学院欧美语言文化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