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我选择了原谅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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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自媒体，当了大V博主，古今中外各个旮旯里的事儿都会被抖搂出来成为谈资，尤其党史，以其丰富壮阔和神秘，备受博主们的青睐。我注意到，过去一直是禁忌的话题，如“文革”“大审判”，现在也成为一些年轻人的视频内容。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青年人敢于闯禁区探索，平台也能够包容，希望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
怎奈由于资料贫乏，特别是档案资料缺失，发烧友们不得不从一些文革的故纸堆里去寻找，因此，很多人讲述的近代史、党史甚至文革史，带着很浓的演义性，从话术到观点，有种似曾相识感，难免令人担忧，听他们这样讲下去，老百姓是更明白了还是更糊涂了？
就我而言，我的父母作为老资格的革命者，时不时被关注议论一下，本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几十年来写了不少关于父母的文章，觉得够够的了，打心眼儿里不想再写。我始终以为，党中央在1978年12月24日为彭老总和我父亲同时举办追悼会，从此盖棺论定，父亲九泉可以瞑目。因此对网上关于我父母的那些不实之词，觉得没必要在意。可是最近看到网上有一些关于伯父揭发我父亲“叛变”一事的文章，我觉得有必要做出一些澄清。
2024年10月15日，陶斯亮回到家乡祁阳，为陶铸铜像敬献花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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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兄弟这个话题一直为人所关注，四十多年来，不仅有文章，有小说，有戏剧，有电影……直到最近还看到有网文说事儿。我有点纳闷，现今“陶铸”已经很少为人所知了，何况他的哥哥陶自强？我在百度上试着输入“陶铸哥哥”四个字儿，妈耶！满眼满屏都是“亲兄弟一同考入黄埔，哥叛变，弟建国后成正国级，晚年哥却揭发弟”这样的内容。
网上有些是事实，但也有不少捕风捉影。例如最近有篇文章说，“对于此事（指陶铸被诬陷为叛徒），事实真相并非如此。诬陷陶铸为叛徒的不是他人，而是他的亲哥哥陶自强，主动揭发陶铸为叛徒。他说，陶铸当年在上海被捕后叛党了，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卧底。他还说，当年就是自己去劝陶铸背叛的。来自亲人的揭发对陶铸来说是致命的。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并不相信陶铸哥哥的揭发，还专门派人去陶铸家乡进行了复查。”
这篇文章将我父亲被打成叛徒一案，全甩锅给了我伯父。言外之意，这是你们自个家的事儿，不能怪“中央文革小组”。是这样的吗？大家都知道“文革”中除了“刘少奇叛徒案”外，还有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及以陶铸为首的“南京陆军监狱叛徒集团案”，这几个大案都由中央第一专案组负责。好巧不巧，我在空军总医院当医生时，我的一个病人，他父亲刚好就是中央第一专案组的。我得知专案组最后的定性是“叛徒集团”，但交到主席那里后却一直没有批。主席当然不批，因为他很清楚，南京陆军监狱里的这一批共产党员，都是判了重刑，准备把牢底坐穿的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幸运的是由于抗战开始，国共合作，1937年9月，叶剑英代表中央将我父亲等七人首批营救出狱。1978年，邓小平指示将我父亲的案子从中央第一专案组剥离出来，交由中央组织部重审。胡耀邦对如此的一个大案要案立即开展复查，使一大批当年南京陆军监狱的老同志得以平反昭雪。
如果背后没有人指点，北京的红卫兵如何知道伯父这样一个无名之辈的存在？并且奔波千里把他抓来北京，严刑拷打，用细铁丝绑着大石头勒在脖子上折磨，让他揭发陶铸是叛徒。伯父被屈打成招后很快就翻供了，不承认那些供词和指控。但已经拿到口供的专案组哪里还管这些？后来伯父被投入监狱关押了多年，直到1975年才获释。“南京陆军监狱叛徒集团案”牵涉到那么多的老干部，仅凭偏远县城的一个中学老师被枉勘虚招的几句话，能在堂堂“中央文革小组”起到定乾坤的作用吗？如今，时隔五十多年，仍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得意之作——“南京陆军监狱叛徒集团”一案，让一个受害者来担当始作俑者，这样的谬误，文章作者究竟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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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伯父其实是一对感情深厚的兄弟。他们出生于一个开明进步的家庭。祖父陶铁铮曾受过西式教育，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但后来无论做官还是经商均告失败，于是携家回到山清水秀的潘家埠石洞源老家，创办了新式小学（即现在祁阳市潘市镇铁铮小学）。但没过几年，祖父与其胞弟一起被乡村恶势力所杀害，陶家就此断了生活来源。三个儿女中，伯父是长子，书读得最好，妹妹年幼，于是年仅十岁的父亲承担起了养家重任，主要是以砍柴和扛木料为生。他后来在木材商那儿当杂工，有机会走出大山，一头扑进大革命汹涌澎湃的浪潮中。
在武汉，父亲痴迷于早期共产党领导人萧楚女的演讲，一心向往投身于革命。兄弟二人相约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伯父由于有学文底子，字也写得好，受到祁阳老乡、黄埔军校入伍营营长陈皓的赏识，遂成为入伍营的书记官。伯父自述由于“身体弱，怕吃苦”，始终没有正式成为黄埔学生。倒是父亲，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为黄埔五期生。1926年父亲加入了共产党，那年他十八岁。而伯父1927年也入了党。
黄埔时期的陶家兄弟。（左一为陶铸，中坐者为陶自强）
1927年，我父亲随叶挺的独立团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伯父在陈皓的带领下参加了秋收起义，并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据说还与毛主席同室居住过好几天哩！
陈皓是黄埔一期生，与徐向前、陈赓同班。上井冈山时已经官至团长，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罗荣桓曾是他的部下。由于贪图享乐，受不了井冈山严酷的生存环境，他竟准备率领自己的队伍投敌，被主席挥泪斩马谡。伯父虽然没有参与叛变，但因与陈皓关系密切，怕受连累，便悄悄回到了家乡。彼时父亲正好也回到家中，兄弟俩遂一起在祁阳搞地下武装，开展地下工作。这一次伯父因擅自离开部队受到处分，但他并没有背弃革命的理想。
父亲调到福建做地下工作后，伯父也被派到福建工作。这时我祖母也随两个儿子来到福建居住，这可能是两兄弟最亲密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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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不长。1933年5月，我父亲由于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二十五岁的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视死如归，法官念他年轻，在最后一刻改判为无期徒刑，囚于南京陆军监狱。
伯父先后担任过连江县委书记、仙游县委书记、莆田中心县委书记等职务。1934年春，由于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的出卖，福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包括伯父在内的数十位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被捕。这一次，伯父的信仰彻底崩塌了，意志薄弱的他最终没能禁得住恐吓和利诱，在一份脱党申明上签了字。最不应该的，他后来为国民党工作，当了国民党的县长。
期间伯父曾去监狱看望父亲，并规劝父亲归顺国民党，遭父亲严词拒绝。虽然兄弟二人在政治道路上分道扬镳，但因父亲对祖母感情很深，有伯父照料祖母，让父亲能够无所牵挂。坚强的祖母执意去监狱看望儿子，父亲故意把沉重的镣铐舞动得跟塑料玩具般轻松，只为让祖母放心。对我祖母的爱维持着二人间的丝丝兄弟情。
1937年陶铸（前排左一）等人被营救出狱后合影。
1937年父亲出狱后，兄弟二人又在湖北相会，本想放弃前嫌共同抗日，终究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据母亲回忆，父亲在伯父送他的一件大衣里，偶然发现了一张纸条，这纸条说明伯父与国民党特务机构蓝衣社有关系，让父亲很是吃惊，不敢再与之来往。
解放前夕，伯父正在台湾担任国民党一个不小的官员，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于是给父亲写信联络。随后伯父辞职回到家乡，参与了解放祁阳县城的战斗。组织念他有功，解放后没有清算他，安排他当了祁阳县最好的一所中学（今祁阳一中）的校长。
在国共两党分分合合、打打杀杀二十余年中，父亲与伯父二人的兄弟情义始终未断。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武汉时期还是广州时期，伯父都来看望过父亲，并且小住一段。兄弟俩所谈大概是古文诗词一类的内容吧！父亲一直认为伯父在古文和古诗的造诣上要强于自己。1957年，伯父因不合时宜的言论被打成右派，父亲在严厉批评他的同时依旧每月给他寄钱，接济他的生活。1952年父亲把伯父的儿子陶斯勇接来广州生活。从那以后一直到退休，斯勇都没有离开过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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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兄弟之情终于在十年浩劫中走到了尽头。
1967年9月份，我因病获准回家休养，那时父亲已被软禁于中南海，但我可以自由出入。一天我看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说父亲是叛徒，伯父揭发“他曾写信给蒋介石，早已叛变。”我回家后，用疑惑的口吻问父亲：“你出卖过同志吗？”，父亲愣住了，我告诉了他陶自强的揭发。父亲愤怒地直视着我的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继而难过地说：“难道你也不相信爸爸？我是宁愿自己的热血洒在地上，也不会做对不起党的事的！”。从父亲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伯父这次对他的伤害至深。
他们兄弟俩，性格是如此的不同。父亲从小就表现出倔强，人称“陶猛子”，犟起来祖母也奈何他不得。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他大义凛然，誓死捍卫信仰。被党营救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与狱友去拍照，并在相片上挥笔写下“百战归来认此身”的豪言壮语。“文革”中，他在中南海被批斗，额头上被揍出个大血包，他愤怒地说，“要不是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党和毛主席，老子今天就和他们拼了！”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我认为在性格之上的是时代，每一个人都逃不过时代残酷的选择。面对贫穷积弱屈辱的旧中国，但凡有点志向的青年都会激起一腔热血。父亲似乎是专为共产主义的觉醒之路而生，天崩地裂都不会改变他的信仰。而伯父则是一介书生，纵有满腹经纶，八斗之才，但文人的毛病也暴露无遗。他也曾有革命激情，但患得患失，优柔寡断，内心懦弱，没有坚定的立场和信仰，一直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横跳。他的悲剧就在于选错了人生道路，他本该做一个陶渊明，以文载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傲骨，来对抗腐朽的旧社会。但伯父却偏要去当杀伐四方的大将军陶侃（我们这支陶氏的先祖），文人的弱手岂能握得住斩敌的刀枪？
但伯父也并不是一个平庸之辈。陶氏族里人对伯父的评论是“聪慧异常，私塾读书，过目成诵”，他的才华以及在教育上的贡献，得到祁阳人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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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平反后，母亲接到了伯父的信，信中写了北京造反派对他惨无人道的折磨，说自己是被迫揭发父亲的。他涕泪交加地恳请我们原谅。然而他的来信没有得到母亲的只字回应。
母亲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负责审理冤假错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广东干部的任免处理上，往往要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从来没有借机徇私报复过任何人，母亲的正直和坦荡让我敬佩不已。但为什么她独独不肯原谅伯父呢？现在细细琢磨，一个原因是，像她这样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是无法忍受伯父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的，她认为气节比生命更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她自传中提到：父亲入狱后，母亲一直通过一个中间人与父亲联络，送药送钱。但这事儿让伯父知道并泄露给了叛徒，结果国民党来抓母亲，母亲侥幸未在，但母亲的战友被抓走了。
伯父被解除羁押从北京回到老家时己垂垂老矣，曾和我堂叔陶雪仇家一起住在陶家老房子里。我听堂弟陶斯毅回忆，“他的眼神干净而清澈，自带光芒。完全不是电视里那副平庸的样子。闲聊中，他一直以为铸伯父还活在人间。铸伯父平反之前不久，他大约是从报纸上的消息感知到天下要变了，曾高高兴兴地对我父亲说，陶铸快要放出来了。谁知不久噩耗便到了。此后，便感觉到他的眼神失去了光彩。”
我看了伯父的信，知他已患肺癌，不久于人世，他经历着心灵和身体的双重折磨，我不忍心让他带着这样的负罪感离开世间，于是给他回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原谅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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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元月十六日，家乡祁阳为父亲举办了隆重的“八十诞辰纪念大会暨铜像落成典礼”，我和母亲都去参加了，王任重副委员长以及父亲的战友故交也都悉数出席，一时盛况空前。
父亲对家乡始终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怀。在党的领导干部中，解放后能够多次回家乡的很少，陶铸回过三次祁阳。他还为家乡办了许多实事，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救家乡人民于水火之中。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写下《东风诗》，表达对家乡深深地眷恋：东风吹暖碧潇湘，闻道浯溪水亦香。最忆故园秋色里，满山枫叶艳惊霜。
父亲如此爱家乡，家乡人民岂能不加倍热爱他！
陶铸铜像揭幕这天，雨雪交加，雨落地即成冰，天气出奇的寒冷。但仍有不少乡亲打着伞，扶老携幼地来浯溪公园瞻仰陶铸铜像。有的老百姓看到铜像上结冰落雪，就建议集资给铜像搭个棚子，免得陶铸冬天雨淋，夏天日晒，让他们心痛。
而我则是与表弟刘志修及表姐刘曼华一起去凭吊伯父，同去的还有县统战部及党史办的同志，祁阳一中的一位老工友给我们带路，当年他参与了安葬伯父。
老工友带我们沿一条泥泞的小路爬上了离浯溪公园不远的一座小山岗，这里到处是棺材型的土坟包，像个乱坟岗。伯父就葬在其中，连个墓碑都没有。我们按当地风俗燃放了两挂鞭炮，然后将花圈放在坟前，挽联上写的是“陶自强伯父舅父千古，侄甥斯亮曼华志修”，并向伯父三鞠躬。想到父亲铜像前的盛况，再看看眼前凄凉的坟堆，一对曾经情深意厚的兄弟，命运何至于此？这时，本来的凄风冷雨，突然化作了鹅毛大雪，翻卷飞舞，大地顿时一片白茫茫，遮住了那些简陋的乱坟堆。我为突降的大雪暗自惊㤉：难道连上天也在垂怜这对多难的兄弟吗！于是，我站在伯父坟前说：这大雪有象征意义，老一辈的恩恩怨怨就随着他们而去吧！从今天起，在我们这一辈人的心中已经放下了过往！祭奠过后，我自掏腰包委托县委统战部为伯父立了一个墓碑，算是尽了一个晚辈的孝道。
伯父的得意弟子王邦建那天也在场，他很激动，说直到最后，陶铸都是伯父的精神支柱。陶铸平反昭雪时，县上召开纪念会，伯父去参加被拒之门外。从那天起，他在精神上彻底垮了，人呆眼直，受到致命打击。“他已用他的悲惨和痛苦，还清了一切的恩怨。”王建邦说。我回答，“父亲若在世，也会原谅伯父的，毕竟那是一个荒诞的年代。”
如今兄弟二人早已故去，愿他们在天堂岁月静好，不再受这世上纷纷攘攘的打扰。
2024年10月20日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