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仅5%夫妇想要三孩，什么样的激励政策才管用

近日，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卫生健康局在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透露，三孩政策出台前，永嘉县对本县生育管理的20至44周岁已生育二孩的100对已婚有偶育龄妇女开展了生育意愿抽样调查工作，调查显示，100对调查对象，其中有5对夫妇明确意愿生育三孩，占总调查对象的5%；有95对夫妇明确不再生育三孩，占总调查对象的95%。

宁波市镇海区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148号提案披露，在宁波市育龄女性婚姻及生育意愿调查问卷中发现，超过半数女性（55.72%）认为婚姻可有可无，结婚不一定是人生必选项；有5.93%明确认为人不需要婚姻。教育程度与婚姻认同度成反比；

在生育意愿调查问卷中发现，约半数（48.94%）未婚未育女性希望只生一个孩子，35.17%选择完全不生育，15.02%希望生两个孩子，希望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占比仅为 0.87%。（澎湃新闻网10月27日报道）

生育意愿调查，跟生育行为选择，不一定是对应的。

这种悖异现象很常见，也就是说什么跟做什么呈现很大差别。比如对于国足的关注和讨论，大家N多次地发誓再也不看国足，结果下一次比赛还是在看，在讨论。比如股市，赌咒发誓不入市的人非常多，一个牛市行情哪怕刚开始几天，就有大量的人违背自己的誓言。

哪怕在生育率比较高的时代，生育意愿也未必很高，很多时候，先前言之凿凿绝不考虑生娃或者多生一个的人，是因为一些特殊因素，所以改变了想法，最终实施了生育（多生）。比如，接受生殖辅助技术生娃的对象中，有不少是年龄相对较大（38岁甚至43岁以上），此前未曾有过实际生育史的人，突然改变自己的行为选择，一定是受到某些内外在因素的影响。

但是生育意愿低到一个非常微弱的低值，确实就值得重视。因为这一旦成为一种普遍接纳的观念，就会造成适龄生育率在低位状态下继续走低，而且如前述，即便部分人考虑超龄生育，但这种选择本身面临较大风险，较大年龄生儿育女的精力、经济压力都会更大。

浙江温州永嘉的三孩生育意愿调查，是在三孩政策出台前进行的，现在的实际意愿有可能有所增强（政策、社会舆论风向的调整影响），也有可能继续弱化。但无论如何，5%的数值确实比较低。而宁波镇海的三孩生育意愿比率更是跌入了1%以内，只有0.87%。

纵然如前述，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不完全对应，但过低的意愿数值，很难支撑理想的生育行为选择。

再来看上述两地为提振生育意愿所开展的工作。浙江温州永嘉给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分别发放1000元、2000元、3000元生育补贴。并且，当地支持女性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为永嘉女性提供共享直播平台，开展短视频、内容创作等专业课程培训，助力妇女家门口创业就业。当地还积极发展托育服务体系。浙江宁波镇海以及嘉兴等地也采取了类似的提振举措。

实际上，包括上述几地，国内很多地方在生育率、生育意愿低下的情况下推行的对策，除了数额有限的生育补贴，主要集中在性别平权政策上，核心是保障妇女的平等就业权，降低对于未婚女性、未育女性、已婚女性、怀孕女性等各类女性对象的歧视以及隐形限制。

这些平权政策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是与提高生育率、生育意愿的关联其实并不是很紧密。

报道中列举的宁波市育龄女性婚姻及生育意愿调查问卷显示，超过半数女性（55.72%）认为婚姻可有可无，结婚不一定是人生必选项；有5.93%明确认为人不需要婚姻。，约半数（48.94%）未婚未育女性希望只生一个孩子，35.17%选择完全不生育，15.02%希望生两个孩子。

也就是说，具有生育意愿，但因为职场歧视、家庭经济因素而被迫无法生育，或者说无法多生育的女性只是很少一部分。上述的平权政策，都有助于建成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但是获得了更加平等的权利保障的女性，不等于会因此用增加生育来“回报”社会。

当然，反过来说，平权政策本身可以改善上述本来就有生育意愿的女性的处境，而且会通过改善女性家庭经济地位，而平衡家庭男女主人的权利义务地位，对于改善孩子成长环境确实是有利的。

事实上，日本和韩国在先后面临老龄化、少子化压力下也推出了类似的平权政策，但生育率依旧没有有效提高。而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北欧国家的生育率却从极低的数值，回调到一个比较可观的数字，2021、2022年，诸如冰岛等北欧国家甚至需要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口”护士、助产士来应对生育高峰。

一些专家在对照日韩和北欧国家的政策后就发现，日韩的政策偏重于平权政策，这当然也推进了社会进步，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解决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不生娃的问题。

而北欧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将促进政策的重点放在为产子、养育提供非常丰厚的政策支持，借此来扭转很多生育意愿不强但并不完全排斥的适龄人口的生育选择，并且打破此前对于美式文化的推崇，推行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