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生子女家庭的“夹心”困局

采写｜刘倍贝

指导教师｜李海波

编辑｜吴筱慧

一人养活全家、照顾失能母亲的中年职场男，一位全职陪读的二胎妈妈，这是涂越的家庭，也是众多在时代洪流中颠簸前行的独生子女家庭的缩影。

2020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国内60岁及以上老年人，14岁及以下子女的城市家庭，占比达27%。作为“夹心一代”，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步入中年，被养老和抚幼、职场和家庭的多重压力所挤压，正在直面一场前所未有的“中年危机”。

“夹心”子女，难堪重负

涂越将营养制剂和水混合，灌入直径五厘米粗的针管。面前的老人半倚卧在床上，混合着钾、磷和乳清蛋白粉的营养液，沿着鼻饲管流入老人的胃里。老人两眼紧闭，眼皮颤动，平静的神色并不见痛苦。几粒研磨成粉的药，四针管半营养剂，就是老人一天的晚餐。

一套流程下来用时不到十分钟，涂越像一位娴熟的护工，平静地操作着，只有在厨房洗碗时，才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到的轻微叹息。

老人是涂越的母亲，今年84岁，脑梗塞、阿尔兹海默症、股骨头坏死后卧床一年，丧失大部分语言能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三年前，涂越把母亲从河南县城的老家接到省会郑州居住，那时母亲还能下地行走，但因为股骨头坏死，行动不便，走路时腰背和腿佝偻成90度的直角。涂越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旁距离不到200米的老住宅区，付首付买下一套47平米的小房子，专门让母亲居住。

涂越1980年生，本科从机械设计专业毕业后，在郑州一家只有七八个人的小型汽车零部件公司做汽车悬架设计工作，每月工资不到一万元。2023年6月，涂越下班回家，发现了脑梗塞昏倒在地的母亲。住院10天后出院的母亲卧床不起，彻底丧失自理能力，需要聘请更高费用的护工。原工作的薪水已经不足以支撑每个月聘请护工的费用，涂越决定离开工作了20年的公司，跳槽到一家大型客车公司。

每周六晚上和周日，涂越会来和母亲一起住，一边居家工作一边照顾母亲，周一早上直接去公司。公司、家、母亲住处、医院四点一线，构成了母亲病后涂越的全部生活。

母亲居住的小房子整洁但逼仄。一张大床占据了百分之八十的空间，床单洗得发白，微微透出陈旧的尿骚气。涂越在母亲的床脚支起一张折叠桌，坐在一个没有靠背的四脚塑料高凳上，伏案工作。

涂越卧病在床的母亲

怕母亲着凉，涂越不敢开空调。季节入夏，涂越在家穿着拖鞋短裤，对着电脑桌工作的时候，把短袖的袖子也卷起来。母亲的床旁还有一张一米二的小木板床，没有凉席，涂越觉得热，就自己打地铺睡觉。周末保姆回家休息，没有人做晚饭，涂越一罐啤酒，一把坚果，就这么“应付了”。

老人最近一次住院是在三周前，因为长期昏睡不醒，难以进食，身体极度消瘦虚弱。输液时，护士找不到血管，只得用25厘米长、手机充电线一般粗的针管，从老人脖颈上的主静脉扎进去。出院后，涂越加入了医院的鼻饲管群，学会了用鼻饲管给母亲喂营养制剂、黑芝麻糊和煮烂打成糊状的燕麦粥。为了防止母亲拽出胃管，涂越把母亲的双手套进蒲扇状的并指手套中，但又不放心，一天会把母亲的手拿出来好几次查看。

每隔两三个小时，涂越会给大小便失禁的母亲换一次尿不湿，帮母亲翻个身。大部分时间里，母亲都在昏睡，有时会说出一两句含义模糊的话。涂越在桌旁扭头看看母亲确认情况，便淡定地继续手头的工作。

时不时会有一些在外地或规模较小的公司向涂越递出offer，开出高于现有工资百分之二三十的薪酬条件。涂越总共就跳过一次槽，说自己没有习惯来回换工作的生活。“小公司不稳定，有我妈需要照顾，远的我也去不了。”

曾经有不止一位亲戚问他，考虑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吗？涂越很坚决的一句“不考虑”，就不再说别的话。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依据全国老龄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中国60岁以上失能老人已超越4200万，约占老年人总数的16.6%。《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2021）》预计，至2030年，失能老年人群体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失能老年人往往无法独立生活，家庭成员在照顾上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成为众多家庭必须面对的局面与挑战。

涂越的母亲曾经是城郊水泥厂的老员工。13岁那年，涂越的父亲过世，母亲一个人将他抚养大。涂越上大学之后，水泥厂停产倒闭，厂区逐渐断水断电，职工们陆续搬离了老厂区。涂母不听亲人们的劝告，执意留在老厂房。极度节俭的涂母，在老厂区过着挑水、种地、拾荒的生活，克扣掉自己生活中多花的每一分钱，攒下来留给涂越。每月两千多元的退休金，涂母只花不到150元，就这样独自生活了20年。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过度劳累，涂母的身体每况愈下，常常感到腰腿疼痛。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涂母患有股骨头坏死，如果长期得不到医治将无法正常行走。然而老人拒绝了置换人工股骨头的医治，也拒绝了涂越要把她接到身边照顾的劝说与请求，执意回到方圆几里都已荒无人烟的老厂区。

2018年6月，涂越再也放心不下高龄独居的母亲，趁着母亲外出时，回到老家带走了房子内所有的生活用品，“连哄带吓”地把母亲接到了省城的家。然而，难以调和的婆媳矛盾很快又成了令他头痛的难题，他决定单独给母亲租一套房子居住。

给母亲寻找租房的过程四处碰壁，很多房东不愿意租房给老年人。“老人说没就没了”，房东颇为忌讳，尤其遇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可能把屋里弄得满是屎尿、很大气味。几番思量后，涂越在离家三站公交的市人民医院旁边，咬咬牙付了一套房的首付，就这样安顿下了母亲。

短暂的平静生活，在母亲2022年脑梗塞之后被骤然打破。面对出院后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的母亲，涂越一下子感到茫然无措。那段时间里，涂越将母亲临时托付给舅舅家照顾，一边忙工作，一边四处打听请护工的事宜，学习如何照顾失能的老人，只觉得自己分身乏术。公司离家三十公里，涂越经常一天要跑四趟来回，“饭都顾不上吃是次要的，不能眼瞅着几家子人都难受。”

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与失能、半失能老人之间的护理费用存在着显著差异。失能老人要想得到高质量的贴身护理服务，则意味着需承担高额费用，给不少家庭造成巨大财务压力。

母亲刚脑梗出院后，能够自己吃饭和正常说话，上厕所需要有人搀扶。为了省钱，涂越只请了白天上班的护工或保姆，晚上去和母亲一起住，亲自完成夜间的照护。但随着工作中越来越频繁的出差，日间护工的加班费已经足以和全天护工相抵，涂越索性聘请了全天的护工，每周一到周六，老人由护工或保姆全天候地照护。然而，找到了保姆也不意味着一劳永逸，涂越曾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更换过保姆不止十次。

涂越母亲住处的折叠轮椅

对步入中年的独生子女而言，父母生病的消息仿佛一枚“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摧毁一个家庭多年的积累。而照顾久病在床的老人，宛如一片泥潭，缓慢而无穷尽地吞噬着子女的精力。

脑梗后的母亲，每年要住两到三次院。母亲被涂越“强制”从老厂房接来时攒下的十八万余元，早已在一次次的住院费与护工费中折为几倍的负数。

从今年开始，涂越明显感到了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开始认不出人，无力说话，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母亲有时会大声呼唤涂越的乳名，涂越每每听到，都会放下手里的工作起身查看母亲的情况，跟母亲说说话，然而母亲发出几句梦呓后就没有了回应。“以前嫌我妈唠叨得烦人，现在想听她说句话都难。”

涂越给母亲换上新的纸尿裤。他身形瘦削，而母亲的大腿尚不如他的小臂粗。他扶着半卧的母亲躺下，给老人蜷曲的双腿下垫一个枕头，“她喜欢把腿蜷着，垫一个东西更舒服。”

“不希望孩子走自己的路”

涂越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上小学后，妻子沈丽辞掉工作，成为了一名全职陪读妈妈。涂越一个人的薪水勉强支撑起这个家的运转，但是每月一万七千元左右的工资在除去房贷、护工费、医疗费和孩子补习班的费用后，已经所剩无几。

独生子女、二胎家庭、全职妈妈，这些不稳定的“高危”因素嵌合在一起，构成了以涂越为代表“倒三角”式家庭，生活的重压全部落在中年人肩上。

涂越和妻子沈丽的家在未装电梯的老小区顶层。褪色的结婚照被一面墙的奖状所围绕，空调旁的墙皮因漏水而剥落，客厅的一块小黑板上写满英文单词。44岁的沈丽架了副眼镜，皮肤紧致而有光泽，却掩不住脸色的憔悴。

涂越家中的电视被书本教辅掩盖

2015年，家里迎来了第二个孩子奕诺。生二胎是基于让孩子童年不那么孤单，日后也能相互分担养老压力的考量，可夫妻二人没有想到，孩子尚在牙牙学语时，老人就因病被接到家中，生活不能自理。涂越说，哪怕再晚一年，他们都决不会选择要二胎。育儿与养老的双重负担，一度让两人焦头烂额。

大儿子奕泽上二年级之前，一直都由涂越来辅导作业。然而自从母亲生病后，涂越一次家长会也没再参加过。

涂越和两个孩子“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每天下班回家都已经是十点钟左右，奕诺已经睡觉，奕泽在房间里写作业，涂越根本插不上话，只能轻轻关上房门，回到房间继续处理没完成的工作。“两个孩子有什么事都找妈妈，找我我也搞不定。”

涂越的妻子沈丽曾在保险公司工作，有一份原本可观的收入，但在老人患病后，涂越便将工作以外的生活一心扑在对母亲的陪护上，“几乎不怎么管”孩子。一人全权照顾两个孩子占据了沈丽大部分的时间，导致她的业绩严重下滑。两年前，小儿子奕诺上小学后，沈丽下决心辞掉了工作，成为一名全职妈妈。

对于父亲的长期缺席，沈丽曾不止一次表示过希望他多回家陪陪孩子，涂越却认为两个孩子早已接受并习惯。两人为此时有争吵，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办法，这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日子总要过的。”

全职妈妈的生活不比工作清闲半分。学校食堂的伙食一般，沈丽每天中午都去学校给两个孩子送饭。一辆“上海永久”自行车，是母子三人每天共用的交通工具，辗转于家和两所学校间。除了家务与接送孩子的体力辛劳，还有对心态的巨大考验。有时一张未能按时写完的数学卷子，都可能让沈丽情绪崩溃。

大儿子奕泽今年读初二，身处考学大省，中考需要接近满分才能拿到顶尖高中的入场券。奕泽班级里排名靠前的同学或多或少都报了课外班，但奕泽每次都会回绝母亲提出要给自己报个补习班的要求，有时甚至会因此和母亲吵架。“如果花着爸爸那么辛苦赚来的钱，也没能学好，我会很愧疚。”奕泽这样跟妈妈说。

“经济能力”永远是大多数子女共同面对的核心议题。经济宽裕的家庭更能为老人提供优质的医疗和陪护服务，同时也能保证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沈丽不希望孩子长大后面临父母同样的困境，她希望两个孩子能优秀一点，这样就不用迫于各方的压力做妥协，也能多陪伴自己的家庭。“你有足够的实力的时候，就可以多请两个保姆。你可以照顾到孩子和老婆，也可以照顾到老妈。而现实就是，你只能二选一。”

职场家庭，难得两全

人到中年的涂越，一直都有萦绕不开的挫败感。

初来到大公司，涂越不懂得应付人情世故，每说一句话、发一封邮件，都要小心掂量。对新环境的不适应、行事上的谨小慎微、工作家庭的一心多用，严重拖慢了他的工作效率，时常完成不了部门的任务。领导找涂越谈话，说他的状态怎么看都不像是工作了20年，处事方式欠老到。进公司半年多，涂越已经被通报批评了三次，年度工资评级得了最低等级E，职场的失意让他委屈难言。

同样是技术设计岗，涂越对于以前的工作轻车熟路，但新工作的涉及面从零部件扩展到整车，很多内容都要从头学起。不断适应的过程是痛苦的，直到现在，涂越仍用不熟新公司的画图软件。公司的任务很多，涂越经常工作到深夜12点才睡觉，碰上工作做不完的时候，曾经在工位通过三次宵。

照顾母亲时，涂越能做到“全勤”。六年来，每一次母亲住院，只要是假期，涂越都会全天陪床照顾。各个科室的医生护士都夸涂越，说“一万个病人家属里出不了一个这么孝顺的人”。

作为独生子女，在医院里难免会面临手忙脚乱的时刻。涂越见过有人前手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后面拉着行动不便的父亲；也见过病患子女请24小时护工照顾一位老人，自己再亲自照顾另外一位，这些都是医院里常上演的情景。

照顾老人绝大部分要靠子女自己来想办法，然而，在1.76亿独生子女群体中，真正能够实现“老有所养”的比例有多少，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

沈丽接送孩子的自行车

养老关乎付出，更关乎取舍。对沈丽而言，放弃自己的事业、成为全职妈妈是她最后悔的事情。沈丽觉得，丈夫可以全心全意地照顾婆婆，而自己却成为了家里“最不孝顺”的那一个。沈丽没有收入，因此无法给她的父母任何的保障，养育父母的担子都落到了姐姐和弟弟身上。“你可以给你妈买1万块钱的东西，而我给我妈买100块钱的东西都要去思量。”

虽然有时会口头抱怨，但沈丽一直理解和支持丈夫的选择。沈丽觉得，人生每一个阶段总要面临不同的问题，无非是问题遇到的时间早晚而已。他们正好在孩子尚小的时候，遇到了需要照顾老人的问题，对于无法改变的境况，他们只能选择接受。

夜深了，涂越给母亲盖好被子。母亲有些醒了，含糊着问他：“吃饭了没有？”涂越笑了，眼尾折出深深的笑纹。

涂越回到桌前，继续埋头赶公司的DDL。这一次，他希望不再被通报批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图片为本文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