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笠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时隔三年，杨笠的商业代言再次遭受抵制。随后，品牌发表了致歉声明，仍未平息部分男性网友的怒火。这场抵制风波并非出于具体的原因，而似乎仅仅针对杨笠及其过往有关两性的脱口秀作品片段。

《脱口秀大会》

为什么杨笠会长久刺痛部分男性网友的神经？网络上的性别鸿沟为什么越来越大？新时代的男性，该如何自处？

讲述 | Alexwood，《别任性》主播、性别研究者

01.

“男人不行”？

“男人不行”是近些年的网络流行语，像“厌男”一样让部分男人受到刺激并集结起来攻击，比如对杨笠的网暴。这种反应本身，就是“男性不行”的注脚。

从近年热点事件引发的舆论中，可以集中地发现，男性难以看到女性的经历和视角，更难以与女性的境遇共情。

比如至今很多男人不能接受唐山事件是性别暴力，看不到“米兔”揭示的性暴力和性剥削是普遍现象，不认为父权是我们所处的基本性别秩序，不承认自己在其中的性别红利，也不相信，或者不在乎女性长久以来经受的结构性性别压迫。

部分男性认为，用现有结构下的工具就能轻易保障或解决女性困境，比如暴力犯罪。但他们丝毫看不到这些现有工具（包括法律）本身并不中立，而是以男性本位设计和执行，带着巨大的性别盲点。

这是家庭暴力至今如此频发，甚至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应有关注的原因之一。

另一种典型的话语是，这些性别不公的存在只是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不够普及的延伸结果，男人也是后者的受害者，所以女性困境不存在独特性，女人也并没有比男人更倒霉。

但有意思的是，这样的话语并不意味着男性认为要团结女性一起争取更多自由和平等，而是往往更担心女性争取平等会干涉自己的自由。于是，性别平等的任何平权举措往往都被他们以“政治正确”的理由打发。

还有第三种理解女性困境的话语，那就是根本不理解，而相信男性才是真正的弱势。有些人认为性别已经平等了，而有些人认为不平等，因为女性有性别红利，男性才是承受不公的一方。

足够的事实、数据以及分析视角，揭示了女性是如何为阶级问题和资本主义对男性产生的压迫背锅的。从很多层面，男女平等恰恰是这些压迫的出路，但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

《非自然死亡》

最后还有一种男性面对女性困境的方式，即他们就是这个性别秩序的积极参与者，是女性困境的共谋，有意识的性别红利占有者和女性剥削者。

近两年很多短视频平台的男主播会直播在线接咨询，有的是法律博主，有的是某种咨询博主，受众也大部分是男性。这其中算法起了很大作用，让有一定倾向的男性用户能够更准确地定位相应的主播，也让这些直播室发生的内容能够只在一个信息茧房传播。

但是毕竟是公共平台，让人看到了部分连线的男性们在婚姻和家庭中不堪的算计。比如有人会问：我婚内出轨了，但我想娶第三者，我老婆正在怀第二胎，我怎么做才能逼她自己退出，最好是净身出户？

法律主播的反应一般比较正常，会提醒对方不要违法乱纪，但非法律类的男主播们很多会给出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计谋。这类主播有一套非常熟稔的“捞男学”，教的是赤裸裸地吃女人，然而评论区全部是男性用户地衷心夸赞，不会有一个人对他进行道德审判。

也是在这类男主播的直播或评论区，让人看到男性们交换如何躲避家务劳动，或者在妻子生产后如何躲避照护孩子的“妙招”。有一个高赞评论的大意是：

根本不需要躲避，你要和她抢着做家务，然后样样都搞砸，搞得她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后面给你收拾残局，你还不如不做，最后她自然就不要你做了，还不能怪你，因为你有心做，只是天生做不好而已。

虽然这种例子无法证明普遍性，但能展露某些圈层内的男性集体意识。即使如此，“心机”、“算计”、“绿茶”、“捞”、“拜金”等词，仍然和女性更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就如同常常给女性贴的“情绪化”、“不理智”等等标签，尤其是在男性对女性伴侣施加了暴力之后。

关于异性恋婚姻中的家务问题，学术研究从另一个侧面也提供了印证：独自抚养孩子的单亲母亲，比在异性恋婚姻中的母亲们照顾孩子的时间等同，但平均每天少花33分钟做家务，多10分钟娱乐，多14分钟睡觉。

对男性宽容、对女性严苛的双重标准是男性性别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网友戏谑指出的前两年互联网三大塌房事件：吴亦凡强奸和聚众淫乱，李易峰多次嫖娼被行政拘留，杨笠爱看《满江红》。

“男人不行”这句话后面浓缩了太多性别不公的事实，但更多是女性对于男性拒绝正视这些事实的情绪。⼥性面对的明确而长久的性别不公正总被视而不见，女性争取权利的努力仍被与“阴谋论”和“性别对立”相提并论。

02.

男人为什么“不行”？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鸿沟为什么越来越大？这正是今年《经济学人》一篇文章的标题。在过去20年间，全世界的发达国家中，18-29岁年轻女性和男性在政治立场和价值观点上都在变得两极化，女性越发自由进步，男性则越来越保守。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越来越分裂。

图源：金融时报

这种分裂自然也体现在性别相关的观点和经验上。上一辈人取得的女权主义胜利已经成为过去，年轻一代女性面对着没有休止的男性暴力和结构暴力（比如堕胎法案和性别收入差），有很多的理由愤怒。而男性则认为自己的蛋糕被女人分走了，不少人觉得女权已经“走得太远”。

这并非中国特色，根据《经济学人》的调查，即使在欧美国家也如此。美国的数据显示，相信“女性试图通过支配男性来获得权力”的男性在18-29岁的年龄层比例最高，远远高出40岁以上的男性，而同意这句话的18-29岁女性比例最低。

有趣的是，在欧美，65岁以上的男性（也就是经历了60-70年代的人）比29岁以下的男性，更女权友好。所以年轻男性的保守化并非仅仅是相对女性，而是相对整体人口和前几代人。英国的数据显示，年轻一代的男性比年长的男性更可能认为，做一个男人比做一个女人更难。

将近80%的30岁以下韩国男性认为男性在被歧视，只有30%的60岁以上韩国男性这么认为。同时，韩国是相关调研中男女的意识形态鸿沟最大的国家，相比美国、德国和英国，韩国女性的自由倾向并非更高（虽然在明显增长），而男性的保守倾向则是一骑绝尘，远远超出别国。

在中国，年轻男性与年长男性在这些观点上则没有显著差别，都会倾向认为“经济下滑的时候应该先裁女员工”，“女性应该以家庭为重”。但年轻女性则比母亲一代更具平等意识得多。

文章认为，造成这种性别鸿沟的不只有教育和经历原因，社交媒体也加剧了两极分化。除此之外，在民主国家中，左翼政客们拒绝承认年轻男性有真实存在的困境，而右翼政客则不遑多让地煽动年轻男性的不满。

一些右翼政客找到了与心怀不满的男性建立联系的方法，唐纳德·特朗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种错误归因也相当有典型性：

大量研究表明，经济停滞会助长零和心理，从而加重性别歧视和仇外心理。

著有《性别大分化》的英国学者艾丽丝·埃文斯（Alice Evans）回顾和总结了大量相关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年轻时经历过高速经济增长的人、目睹并经历过向上流动的人，更有可能相信每个人都能茁壮成长，而经济不稳定滋生了嫉妒、竞争，和零和心态。

同理，富有而成功的人更乐于分享蛋糕，而生活岌岌可危的人更可能将挫折感和怨恨转向女性和外来移民。

埃文斯总结出的另一个性别两极化的重要原因是同温层。这首先包括社交媒体制造的网络回音室。经过精心设计的推送算法，会迎合特定群体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强化其偏见，制造耸人听闻内容。

几年前的一则假新闻说“米歇尔·奥巴马其实是个男人，所以（时任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才那么努力地通过同性婚姻法案”。奥运会期间出现的对女运动员的鉴跨和猎跨事件也是一例。

这些回音室推送也包括更日常的话题，比如男性间集体发表厌女言论，抱怨女人拜金。

如埃文斯论述，“在男性主导的过滤泡沫中，这又被渲染成另一种性别歧视，男性再次处于不利地位。文化的回音室因此将反女性的怨恨合法化”。社交媒体本身也有社交隔离性，比如百度贴吧用户大多是男性，小红书则偏向女性，这促成了同质化的过滤气泡，其中通行的观点单一而彼此相斥，让沉浸其中的人群的性别意识形态越来越两极分化。

另一方面，这种性别隔离也反应在线下生活中。埃文斯发现，在混合性别社交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群，不会产生那么两极化的性别差异。而在很多东亚地区，社交有一定性别隔离性，男性通常与其他男性混在一起。

《宽松世代又如何》

而且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青年到中年一代男性很少有姐妹，二三胎开放后的更年轻一代男性，则往往有着比姐妹更高的家庭地位。这令男性难以了解或共情女性的担忧和挫折。

当然，除了这些客观条件，男性对女性处境的难以共情还有很多自身的原因。虽然目前的研究显示，女性的共情能力的确高于男性。然而也有实验证明，当有金钱激励时，男性的共情能力有显著提高，而且增幅大于女性。

另外，当共情对象有容易推断的想法或感情时，男性能够更准确地共情。也就是说，男性的共情欠缺可能是基于不理解对方的想法和感情，但这不意味着本质或者天然的能力缺失，而是意愿不足。

共情能力是一种需要刻意训练和培养的品质，对女性也是。根据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ogers）的“共情理论”和后续研究，很多男性认为，接纳或理解对方会削弱自己的地位，让自己失去权力或控制，从而抗拒与女性共情。

父权社会塑造下，男性对于地位和等级的执着延展到情感模式和沟通方式中，这让“男言男语”几乎避无可避而且花样繁多。除了显而易见的“爹味说教”（mansplain），很多表达更为微妙，但都有这些共同点：

因为从小被培养为公共社会的主体，男性崇尚更“宏大”的叙事，追求“事实”与“数据”。因为它们看似的“客观”、“中立”和不可争辩性，是稳固男性在对话中地位的有效工具；而基于体验、经验和情感的表达，往往被视为不够“理性”、“抱怨发泄”。

情感和情绪本身也是一种知识的表现形式，却被男性长期次等化。这导致男性不但缺乏个人的情绪察觉能力，也阻断了男性对于女性长期集体体验到的恐惧、厌恶、不安全感、愤怒等情绪的理解。

因此，当杀妻、家暴、性骚扰等激发女性集体性性别创伤的社会新闻出现，部分男性会把女性情绪的表达盖章认证“过激”“无端”，或者轻描淡写地戏谑玩梗，比如因杭州杀妻案衍生的“化粪池警告”等玩笑。

缺少女性的生存体验，没有女性的性别创伤，不在同一个语境，却心安理得地评判和鉴别，反对和挑衅，这就是“谈论女权，男人闭嘴”这句话流行起来的原因。

部分男性用“去性别化”的视角谈论性别问题，在女性表达情绪的时候教导女性不要“过于敏感”，甚至指责女性搞“性别对立”，不反思性别结构的不公而大喊“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一棒子打死不对”。

或许如果男性真正能看到女性处境，站到女性身边，至少不是站到对立面，也就不存在“性别对立”了。

《戴洛奇小镇》

03.

“新男性”如何自处？

我们在经历一个性别（重新）启蒙的时代。很多人的性别意识发生了改变，至少是受到了冲击，这正是新秩序的开启。每个时代似乎都在塑造时代“新女性”，也是时候塑造“新男性”了。

新的性别时代的确要求男性让出一些空间和权利，但这不是侵占，而是女性应得的重新分配，是对长久失衡的扭转。男性的谨言慎行是进步，不是“迫害”。

原本就不公平的社会标准本来就应该发展和改变。习惯了“大爷式占座”（manspreading）的男性，该学会把腿收起来；习惯了开黄腔的男性，该学会有所顾忌；习惯了她人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情绪）劳动的男性，该学会这不是他应得的权利；习惯对女性施加暴力和控制的男性，就该为此付出代价。

被网友戏称为“男德教育”的性别秩序重塑，对男性的要求并不高，而只是让男性接受一些被长期拒绝的普遍真相。

比如父权培养的男性气质为何有毒；比如男性在父权社会拥有怎样的性别红利和特权，而男性受到的压迫并非来自女性，而是来自资本主义和阶级等其他社会结构；再比如厌女症为何不是一种个体倾向，不是一种病理现象，也不是指对女性的仇恨，而是指一种社会文化，我们所有人都浸淫其中，无人幸免。

如果真的理解了这些，就不会执着于“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的辩解，或者因“厌男”一词恼羞成怒。而对于有意识在性别平等这个问题上精进自己的男性，还有很多进阶的学习，比如共情能力的练习和培养。

女权主义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像“开天眼”，但对于男性似乎总是隔着从生存体验到认知再到情感上的几层障碍。比如在男性性骚扰者和女性被骚扰者之间，男性可能更“天然”地共情前者。

但是共情和同理心其实是一种超越性别的人类生存能力。当男性真的习得共情，他看待整个世界（自然也包括性别秩序）的视角会发生革命性的转变——看到自己的性别红利，看到ta者的权利丧失，看到ta们对权利的争取不是对自己的威胁，而是理应如此，看到男性的某些权力收缩恰恰才是正义。

罗斯·哈克曼在《情绪价值》中记录了一位男性的转变，从一开始感到刺耳，到开始反思“情绪劳动”这一概念，他感到自己能看到的越来越多（比如家中女性做的大量无形劳动），想做的越来越多（比如参与劳动和女性筹款活动）。

这更加让他对于自己的盲点保持警惕，“我在试着弄清我的盲点是什么。一旦你以不同的方式看到这个世界，世界一切都有待审查。”

《宽松世代又如何》

他也意识到，自己有机会改变，因为自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男性气质，“取得了通行证”，他不需要在同伴面前维护自己，所以进行情绪劳动就不再威胁他的地位。但仍然，他证明了科研结果——如果有时间、动机和坚定的接触，同理心是可以后天习得的。

这样做的男性会成为更好的人，会有更高质量的关系和生活。而且，他们通过这样的改变，参与了对社会组织形式的重写——

想象一个这样的社会，在其中，共情、关怀和爱标志着权力或地位，当人们追求地位，实际上就是在关怀和爱护别人，而不是压榨和剥削。这样的世界难道不是男性也向往的么？

“在这个世界，权力与爱不会两极对立，而会被当作同一整体。”向之迈进的第一步就是“不再贬低和隐藏被视为女性化的任务和工作，不再掠夺女性和少数群体工作者创造的合法利润。”

最后，对于那些认同并想追求女权主义的男性，别再抱怨人们对“女权男”的谨慎和苛刻。简单说一句“我支持男女平等”，不代表自动对女权话题有发言权。平等是一种实践，女权需要习得，如果期待别人认真地聆听，那么就要认真地赢得发言资格。

与此同时，请诚实反思自己追求女权主义的动机。“女权主义者”的身份是一份责任，也是一种荣誉，但不是勋章，不是正义感（virtue signaling）的标榜。

引用学者刘满新的文章：

“单纯秀正义感的女权男，他们在微博上点评性别议题事件，写文章讨论女权主义概念和话题，往往是为了让读者们相信，他们是有别于其他男人的，他们属于正义的一方。对他们来说，女权事业是一场自我营销：我是女权男，我优秀。……仅仅秀正义感的人并不是出于正确的理由而做正确的事情。”

况且，男性是否被允许和被信任加入女权主义，即，系统性不正义的受益者，能否加入旨在改变社会中这些不正义的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层次复杂的悖论式问题。刘满新引用了哲学家萨莉·肖尔茨（Sally Scholz）的《政治团结》一书写道：

“未曾受过压迫并且从中受益的个体，可能无从知晓这种系统性不正义的种种利害。他们可能会在运动中带入这种获益，通过这些来自压迫的优势或特权（privilege），去反对其他方面的不正义。在受压迫者看来，受益者身上享有的优势和特权正好是受压迫者害怕和反对的，甚至，受益者加入改变社会现状的运动反而会使得他们本身的特权增多。

……男性在女性主义者群体中，会依仗他们在性别不平等体系中获得的优势，比如性别话语力量、性别社会机会等等，……会在运动中引入不平等和更多来自性别的受害者。所以男性女权者不可能形成女性主义团结，不可能真正懂得姐妹情谊（sisterhood）的意义。”

《戴洛奇小镇》

但同时，学者、活动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并不同意把姐妹情谊建立在共同受压迫的经验上，这会导致女性的受害者化，并遮盖了女性之间的差异与分歧。她提出：

“女性并不需要通过消灭差异来获得团结。我们不需要通过共同压迫来平等地为终结压迫而斗争。我们不需要通过反男性情绪来凝聚起来。我们有如此丰富的经验、文化和观念等财富可以互相分享。我们就是姐妹，因共享的利益和信念而联合，在向往多元中联合，在终结性别压迫的斗争中联合，在政治团结中联合。”

所以，男性也并不会因为男性身份被否决加入女权主义的“资格”，关键还是在于行动——看你怎么做。肖尔茨总结了男性成为真正女性主义者的三个要求，可供判断：

第一，是否愿意放弃自身的特权和优势，不管是社会地位上还是知识论上的特权和优势；

第二，是否能够真正去尝试理解受压迫者的状况和经验；

第三，是否参与反对性别歧视的行动。

性别认同并不是通过一个自我陈述句就可以树立，而是要通过实际的实践——

比如对女性的态度，对支配和暴力的态度，是否会相应组织自己的人际关系，是否愿意放弃男性集团成员身份，是否愿意接受被排除其外的地位下降和利益损失，是否依然理所当然地索取女性的情绪劳动与照护劳动，是否依然追求等级和地位等等。

如果没有这些行动，那么自称“女性主义者”的男性依然是典型的“既要又要”——不接受批评，但也不接受改变。只有行动和时间会展现“真相”。希望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