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把杨笠与司马南相提并论？

很多读者对于把杨笠与司马南相提并论，感到恼火，说她和他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源头不同，且表现各异，意义悬殊。言下之意，是杨笠代表了好的价值观，而司马南代表了坏的价值观。说杨笠就不能说司马，反之亦然。

这种好人与坏人的质朴划分，很有前网络时代的遗风。在那样的一个仅存为传说的世界中，好人与坏人各有天地，可以互相叫骂，却也能各安其事。这是局域网也曾有春天的证据，但所有的呈堂证供都是历史文件，无法照耀现实。

杨笠有杨笠的粉丝，司马有司马的拥趸，但因为各自追随者身处一个愈发狭窄的网络空间，一个被短视频、直播带货压缩了的社交媒体层，以致于两边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发现彼此打眼前经过，互道一声傻逼几乎是最礼貌的问候。

司马南与品牌方在直播商务中互相挖坑，已经成为现象级的笑话，能不能让更多品牌敬而远之，尚不得知。但是，多数杨笠支持者恐怕是乐见这样的结果，同时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京东苛待杨笠而鸣不平，难道没人发现这是双标吗？

这里指的是，直播是一种消除价值观差异——或者说汇集相反价值观表达——的技术形式。若司马只搞短视频，杨笠只搞剧场演出，他们都可以在各自的舒适区安然无恙。可一旦踏上直播商务这条路，他们的行为就会受到同一种盈利模式的评判。

这种评判其实是一种提醒，提醒人们需要重新评估自个的价值观，自行测量一下观念水位漫到了自身哪个部位。易言之，你所反对的东西，以及你赞成的东西，是真的确凿无疑的吗？反对真不是可疑的反对？支持真不是盲目的支持？

比如说，你认为杨笠代表了先进的女权观念，真的是这样吗？她自个会承认她担得起这种任务吗？代言京东直播场次，是她真心愿意的还是听从公司的商务安排？因为她没有一字解释，别人不知道，只知道略过所有利益纠葛，专注于她那个被想象出来的角色。

在杨笠自认契合粉丝为她安排的女权代言人角色之前，一个恰当的评论起点不是杨笠怎样怎样，而是你——每一位杨笠支持者——怎样怎样。比如说，自认为女权的支持者需要反对什么东西，而性别战争好像是容纳这份反对的最佳容器。

说它是“最佳容器”，是因为它有透明度，反对的姿态展露无疑，年轻的愤世嫉俗被修饰成“我反对”的哗众之态；它还有密闭性，与现实隔绝，所以能让反对变得很安全；它还能衔接盈利模式，哪怕这种衔接会被京东男用户冲锋踏平。

过去人们常用“屋里的大象”，来批评论者对公权力的故意无视；或者用“闯进玻璃店的大象”，来比喻某种不可避免的破坏。然而这种大象的比喻也需与时俱进，大象仍在屋里、仍可以拆店，可那些人已经钻进了玻璃瓶中，却仍有站着反对的幻觉。

所以，当我们争执杨笠与司马可否并置时，问题不在于他们“被认为”所代表的东西，而是“你们”所反对的东西是否虚幻，反对是否是一种思想的幻肢。世上确有通过笑声来反对的艺术形式，比如苏联笑话，但脱口秀不是，它已然是顺从的产物。

职场、家庭、恋爱作为脱口秀创作的三件套，被精细地咀嚼，而后反刍给剧场的观众，以一种是似而非的共鸣将情绪导向亲密关系的漏洞，成为打量社会的放大镜，据此反复打磨作为仙女仙男的棱角。这些剧场获得的反对感，比最浅显阶级分析视野都狭隘。

有网络洁癖固然不错，可因为有如此这般的“反对”，所以靠“支持与否”来划分杨笠与司马的区别，变得不那么重要的。司马的支持者就在杨笠的支持者身边（比如共用京东），这是一个杂处的网络分布，也散见于面对面的日常交往。

特别理解那种对将杨笠与司马相提并论而产生的厌恶，这种厌恶来源于一种“我不看他他就不存在”的想法，即使流行的观看方式、精致利己主义的算法已将杨笠与司马“打包”推送。怀抱如此这般的反对，以为可以围绕脱口秀明星建立文化自治公社，该是何等的幼稚啊。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