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强国建设区域实践 | 赓续“四千精神” 浙江金融活水浇灌“共富花”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寥寥数语，道出浙江自古就是繁华富饶之地。今天的浙江，以“四千精神”续写民富甲天下的传奇，步履坚定探路共富。

之于中国，它是经济重镇，是民营经济第一强省；之于全球，它是商业港湾，义乌小商品城享誉世界。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更为世人津津乐道，并成为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生动注解。

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任在肩，浙江金融强省建设面临更高要求。2024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高水平建设金融强省”，可谓正当其时。承接新的历史使命，浙江金融业弘扬“四千精神”，以金融活水浇灌“共富花”。

◎上证报浙江调研报道组

精神传承 谱写金融强省新篇

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河流，古称浙，浙江省得名于此。

钱塘江潮更是世界一大自然奇观，闻名天下。唐时就有记载，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古人前往钱塘江入海口观潮，在江面上开展“弄潮”运动，即在波涛汹涌的江面上泅水、踏浪、表演。到了宋朝，时人将朝夕与潮水周旋的水手或在潮中戏水的少年人称为“弄潮儿”，其勇搏激流、拼搏进取的精神逐步演化出“弄潮儿精神”，这正是浙江文化的精髓，也是“四千精神”的根基。

如今，钱塘江有了新的“名片”——金融港湾。浙江力争把钱塘江金融港湾打造成为浙江省新兴金融中心建设的样板示范和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的先行区。

钱塘江金融港湾，既是浙江“弄潮儿”在金融领域赓续“弄潮儿精神”和“四千精神”的实践，也是浙江打造高水平金融强省的区域“样本”。

作为经济大省，浙江在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勇挑大梁、担当重任。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打造金融强省是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所向、使命所系。今年，浙江金融强省建设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今年4月，浙江省委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锚定新目标、找准关键处，在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的大场景中，构建省域金融体系完备、金融生态良好、高端金融人才集聚，与省域高质量发展相适配、在长三角乃至国内国际有独特竞争力、惠及“千企万户”的金融强省，高水平建设金融改革先行区、金融发展繁荣区、金融生态优质区、金融运行安全区，打造一批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志性成果，全面提升金融产业综合竞争力，持续涵养重诚信、讲秩序、有引力、具活力的金融良好生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以金融强省建设的实战实效为金融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明确了“高水平建设金融强省”的路径和方向。会议提出，要聚焦服务实体求畅通，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政策供给，优化投向结构，拓展融资渠道，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民营企业发展等重点领域；聚焦金融普惠促共富，加大对山区海岛县发展、“三农”工作、民生领域的精准支持，不断开拓金融为民、金融利民、金融惠民、金融便民新路径；聚焦区域金改提质效，统筹推进各类金融改革试点，持续创新金融开放模式；聚焦金融自身强实力，培育壮大金融主体，加快建设区域金融市场，高水平打造钱塘江金融港湾，加快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建设；聚焦金融风险守底线，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切实维护经济金融大局稳定。

浙江对金融强省建设的谋划，既是基于过往金融工作实践的再梳理再优化，也是对“金融强省”内涵站位的进一步延伸。

“浙江强化金融强省建设，可以说是立足于当前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的大场景，对未来发展的新布局新规划。”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周家龙认为。

勇立潮头 聚焦助力民营经济

浙江山地占74.6%，水面占5.1%，平坦地占20.3%，故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

自然资源不算优越，倒逼浙江人闯出去不断尝试，成就了当地发达的商业。2023年，浙江GDP全国排名第四，人均GDP排名全国第五，第二、三产业合计占比约97.2%。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享誉全国的“四千精神”，就源于民营经济、源于市场经济、源于群众摆脱贫困的不懈奋斗。

如今，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浙江的一张“金名片”，“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上榜企业数量多年蝉联全国第一。2023年，该省民营经济增加值预计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7.2%。截至2023年末，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5.3万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92.3%；全年实现增加值15986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71.4%。全年民营企业进出口39295亿元，占全省进出口的80.2%。截至2023年末，在册经营主体1034万户，其中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有333万户和669万户。

民营经济发展，金融行业是“助推器”；金融行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基础盘”——民营经济与金融行业发展相辅相成、合作共赢。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居全国第二，其中企业信用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6.1%，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1.9个百分点。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浙江人倾向于独立经营，即使规模较小，也愿意成为自己企业的领导者，而不是在大企业中担任小角色，这使得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非常活跃。”南华期货董事长罗旭峰说，“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构成浙江经济的坚实基础，也成就了南华期货等浙江金融机构的高速发展。”

作为浙江本土城商行，杭州银行自成立以来，承担着服务区域经济、中小企业和城乡居民的使命和责任。“我一直在思考，杭州银行如何进一步推进金融精准直达实体经济，助力金融强省建设。”杭州银行行长虞利明认为，未来要发挥银行金融服务主力军力量，持续加大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力度，提高对民营经济、农村金融等资源配置。

浙商保险工作人员为客户提供风险减量服务

敢闯敢试 金融创新服务实体

发达的民营经济，既是浙江的经济优势，也是浙江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考题”。民营经济具有灵活性、创新性和竞争性，这也意味着民营经济具有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诉求，提供标准化、统一化的金融服务显然不是最佳答案。

如何盘活低效金融资源、解决资金“苦乐不均”等问题？“要持续加大监管监督检查力度，推动银行机构加强信贷资金流向跟踪和真实性查验，严防空转套利、虚增规模，确保信贷资金投向真实生产经营领域。”周家龙透露，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正在开展小微金融领域等监管评价工作，加强监管激励引导，引导机构全面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深化落实联合授信、联合会商机制，防范过度授信和“垒大户”风险。

针对不同企业的不同诉求，要提供定制化、针对性的金融服务，这也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回答这一时代“考题”，关键是了解民营经济的急难愁盼、打通金融服务堵点难点，当下浙江金融机构已经有了“最优解”——赓续“四千精神”。

对于金融业践行“四千精神”，浙商保险董事长蒋照辉有着自己的理解：“走遍千山万水了解客户的急难愁盼；说尽千言万语获得客户信任和支持；想尽千方百计动脑子解决实际问题；吃尽千辛万苦贴近每一位客户，走下去、沉下去。”

蒋照辉认为，保险创新服务实体产业将大有作为。“例如，由于缺乏相关专业技能和分析手段，现有保险供给尚无法满足交通产业细分领域的精细化需求。”他说，公司将积极把握浙江经济优势、股东资源优势等，引进专业人员、科技力量，深度研究交通产业链的风险特征、运营模式等，针对性开发提供专属的产品和服务。

瑞丰银行工作人员走访“瑞丰共富基地”

2023年，浙江保险业保费收入3554亿元，比2022年增长13.6%。各类赔款及给付1269亿元，增长18.0%。

“当前，浙江发展已经进入新一轮爬坡过坎的关键期，面临高质量发展新的‘成长烦恼’。”瑞丰银行董事长吴智晖表示，瑞丰银行要坚持支农支小的业务方向，走好特色化之路，走好精细化之路，走好差异化之路。

“两高两低”（服务成本高、劳动强度高；户均贷款低、人均产效低）是小微企业融资的特点，银行做小微金融业务往往“吃力不讨好”。

对此，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运用“三品三表”“两有一无”模式，成为银行做好小微金融业务的典范。“三品”指“人品、产品、物品”，是评估客户的主要维度和内容；“三表”指“水表、电表、海关报表”，是交叉检验的主要手段。“两有一无”即有劳动意愿、有劳动能力、无不良嗜好，只要满足条件客户就有机会获得贷款，极大降低金融服务获取门槛。

截至2023年末，浙江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17223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14.5%。年末主要农村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34047亿元，较年初增加5056亿元。

这些金融创新实践，都是“四千精神”在金融领域落地的生动体现，浙江本土金融机构用自己的智慧和奋斗，解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难点、堵点，谱写浙江金融强省建设新篇章。

（调研组成员：黄蕾 颜剑 彭洁云 魏倩 徐蔚 费天元 何奎 黄坤 范文韵 张欣然 温志丹 金璐璐 张钧然 李翰卿 张奇伟）

【浙江金融监管局局长周家龙：深化区域金融改革 形成合力服务实体经济】

周家龙

◎记者 黄坤

建设金融强省，浙江有哪些着力点？金融如何与其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匹配？近期，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周家龙。

新布局新规划 金融强省要双“强”

从2011年提出建设金融强省、明确“两中心、一强省”发展路径，到2024年省委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以加快建设金融强省的省域实践，为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浙江在金融强省建设的道路上步履坚实。

浙江此次对金融强省建设的谋划，既是基于过往金融工作实践的再梳理再优化，也是对此前“金融强省”内涵站位的进一步延伸。周家龙说，浙江强化金融强省建设，是立足于当前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的大场景，对未来发展蓝图的新布局新规划。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讨论金融强省，周家龙认为至少要兼顾两个维度：一个是要从“形容词”角度理解金融强省的“强”字，即金融业自身发展要有竞争力、有特色、有扎实根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是要从“动词”角度理解这个“强”字，即通过高质量的金融供给，切实增强对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保障。

“金融强省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成发展模板。”在周家龙看来，经过近年来的探索实践，浙江初步形成一张“路线图”，可以概括为“四线并行”，即突出改革主线、守牢风控底线、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线、坚持以党的领导作为指引金融发展的目标航线。

站在监管角度来看，周家龙认为，浙江建设金融强省，应从四方面发力：一是致力于监管能力的更加强化，推动“五大监管”全方位加强；二是致力于金融机构体系的更加完善；三是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的更加有力；四是致力于金融生态环境的更加优化。

改革激活力 合力支持实体经济

浙江金融监管局正在为金融强省实现双“强”而努力。近年来，浙江金融监管局深化推进区域金融改革，主动串联各类金融要素资源，引导各类机构各扬所长，强化对重点领域多元化、综合性服务保障，形成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深化推进区域金融改革，首先是抓机构体系促优化。“我们持续推动发展格局优化，辖内机构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机构类型更加健全完善，大中小型机构梯度发展、不同所有制机构有序集聚、各类非银机构样态丰富。”周家龙说。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末，浙江全省银行业总资产达30.19万亿元、同比增长7.29%，浙江全省保险业总资产1.02万亿元、同比增长9.09%。

金融业根基扎实后，关键是抓供给体系促强化，促进金融服务新模式“百花齐放”。周家龙时常与金融机构高管谈及，要从实体经济更加多元化的需求出发，推动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人才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切实提升金融供给适配性和竞争力。

比如，浙江多家金融机构加强高质量金融服务供给，在贸易金融、农村金融、科创金融、小微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进行了多元化的改革探索，形成了“无还本续贷”“中期流动资金贷款”“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融资”“浙里惠民保”等首创性金融服务模式。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是中小企业强省，实体经济占比很大。除促进聚能赋能外，金融监管机构须建立适配服务体系。

如何盘活低效金融资源、解决资金“苦乐不均”等问题？“要持续加大监管监督检查力度，推动银行机构加强信贷资金流向跟踪和真实性查验，严防空转套利、虚增规模，确保信贷资金投向真实生产经营领域。”周家龙表示。浙江金融监管局正在开展小微金融领域等监管评价工作，加强监管激励引导，引导机构全面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深化落实联合授信、联合会商机制，防范过度授信和“垒大户”风险。

周家龙表示，下一步，要在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同时，立足浙江实际，写好写新海洋金融、开放金融、民间金融等“三篇浙江特色文章”，推动金融供给更好适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力争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走在全国前列，纵深推进康养保险集成改革”。

织密安全网 全力守牢风控底线

浙江金融业整体发展形势稳步向好，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尽管不良贷款率整体较低，但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去存量、控增量的任务仍然艰巨，须全力做好金融风险管控。

“要进一步织密金融安全网，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周家龙表示。浙江金融监管局正在督促银行机构利用当前不良水平较低的窗口期，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提前建立风险缓冲。上半年累计处置不良贷款781亿元，同比多处置219亿元。

单体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高质量发展是金融强省建设的微观基础。今年，浙江金融监管局全面加强“五大监管”“长牙带刺”，严格实施准入和非现场监管，打造“风险预警—问题整改—早期干预”工作链条。紧盯“关键事”“关键人”“关键行为”，强化查处协同，着力提升现场检查质效。

比如，针对近年部分村镇银行风险暴露、可持续经营能力弱化等情况，浙江金融监管局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并持续推动村镇银行主发起行提升持股比例，有效强化履职，实现“减量提质”。“从防控金融风险、规范业务开展等工作需要出发，我们稳步推动多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和贷款公司市场化退出。”周家龙说。

通过持续夯实金融安全堤坝，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成效显著。截至2024年6月末，浙江全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0.69%，比2018年末下降0.46个百分点，信贷资产质量处于全国最优水平。辖内中小法人银行机构运行平稳，法人保险机构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

周家龙表示，将主动发挥好央地“桥梁纽带”作用，构建制度化、规范化、全面化的对接机制；统筹好省域三级机构与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协同机制建设；加强重大事项跨部门会商，聚焦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地方金融改革发展等重大事项，充分交换意见、争取支持配合，打好政策“组合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