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得诺贝尔奖最好师从诺奖得主

今天诺贝尔医学奖颁奖，两位美国科学家因为发现MicroRNA和它们的调节机制获奖。我们都知道所谓的中心法则，生命信息从DNA到RNA再到蛋白质，通过蛋白质执行功能。前沿研究越来越多地发现，中间的RNA变得更有趣，虽然重要生命功能还是通过蛋白质执行的。

以前我们知道RNA分为三种：信使RNA（mRNA), 转移RNA（tRNA)和核糖体RNA (rRNA)。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Victor Ambros和Gary Ruvkun在美国东北角的哈佛医学院和隶属哈佛的麻省总医院（MGH）发现了另一种RNA: MicroRNA, 即微小RNA。这些RNA只有mRNA具有编码功能，其他RNA都是所谓非编码RNA。

Victor Ambros发现了首个MicroRNA, 而Gary Ruvkun发现它的作用机制是与mRNA的3'UTR（3'非翻译区）进行碱基配对，从而抑制它们的表达。人们很长时间发现超过90%以上的基因片段是不能编码蛋白质的，上帝专门设计了从终止密码到3‘末端之间的区域，称为3'UTR，参与调节mRNA的稳定性、转录调控、翻译效率以及mRNA的运输和定位。

两位诺奖得主最明显的人生轨迹是, 几乎同时在MIT的Bob Horvitz实验室做博士后。他们师从相同导师，从MIT独立出来建实验室后，还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我们曾经在MIT“闯入”过Bob Horvitz实验室的那层楼，看过他的诺贝尔奖牌或证书，那是2006年的事情。

Bob Horvitz因为细胞调亡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具体工作是现在海归上海的前哈佛教授袁钧瑛做的，她与今年获奖Victor Ambros和Gary Ruvkun几乎同时代在Bob Horvitz实验室。

Victor Ambros独立发现首个MicroRNA lin-4之后，他将该产物给Gary Ruvkun的组，后者发现lin-4能与lin-14的mRNA的3'UTR不完全配对，从而抑制lin-14基因的表达。他们在1993年在Cell背靠背地发表论文，相互之间还不相互署名。

这是那个时代的美国绅士的做法，很是让我们怀念，现在的论文署名可以组成连队了。但是美国做科学始终比欧洲好的地方是合作精神，Victor Ambros和Gary Ruvkun如果不合作几乎不可能分享诺贝尔奖。Gary Ruvkun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在1993年发表Cell论文时根本没有想到诺贝尔奖。

这次诺奖又是小实验室的胜利，中国应该学美国的这种机制，两篇Cell论文都只有三个作者。

注意这里lin-4只是20多核苷酸的微小RNA, lin-14是个独立的基因。他们发现lin-4能抑制lin-14基因表达后，一直不被重视，领域认为是个线虫的特例。只有Gary Ruvkun在2000年发现第二个MicroRNA let-7后，才完成真正的科恩所说的paradigm shift, 因为let-7可以调控从线虫、果蝇、植物到人类的广泛物种的基因表达。从此该领域出现爆炸性增长，现在发现了几千种微小RNA。

Bob Horvitz是在英国剑桥跟随诺贝尔奖得主Sydney Brenner学的线虫，然后返美国开展的科学研究，今年诺奖得主也是使用的线虫作为研究材料。Sydney Brenner在人类将果蝇做腻了之后，不知他怎么在英格兰的郊外找到这种只有一千多个细胞的虫子。线虫虽小，但是里面从神经到免疫系统都有，算上今天的奖项已经使用线虫做出了四项诺贝尔奖的工作。

如果这个诺贝尔奖的师从关系还不够，今年的得主之一Victor Ambros在MIT博士时期的导师是David Baltimore。Baltimore是华裔女婿，因为发现逆转录酶获得诺贝尔奖。

现在也出现学生比老师更早获诺贝尔奖的局面，在2006年因为发现RNA干扰现象获得诺贝尔奖的Craig Mello在Victor Ambros的哈佛实验室做了六年的博士后。

Ambros是东欧姓氏，拥有此姓氏的华大前教授是匈牙利的贵族，这姓更多是斯罗法克人。Craig Mello很长时间都在UMass，似乎他在获得诺贝尔奖后，把到处“流浪”的导师Victor Ambros也弄到了UMass。虽然UMass为美国旗舰的州立大学，但是远非Ambros所熟悉的哈佛和MIT。

Ambros从MIT独立后在哈佛医学院做助理教授，三年后升副教授，共在哈佛做助理和副教授五年，自己离开的可能性大。我不太认为是tenure没有拿到的结果，因为时间不够，再则这是哈佛医学院，不是哈佛本部的生物系。以前的哈佛生物系基本上让你做到副教授后就赶人，名曰为其他教授培养人，发现基因踢除技术的诺贝尔奖得主Mario Capecchi就是这样从哈佛远走犹他大学的。

Ambrose便去了Dartmouth继续做副教授，他们的诺奖Cell论文署的是哈佛，但是已经声明他与Rosalind Lee离开去了Dartmouth。华裔或韩裔的Rosalind Lee也跟着Victor Ambros去了UMass, 她作为技术员几乎做出了诺贝尔奖的工作。他们既是长期合作伙伴，也是夫妻。

今年俩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配偶都是亚裔或偏亚裔，这是Gary Ruvkun与女儿和妻子对获奖消息的反应。

今年的两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开始都不是学生物的，Victor Ambros开始在MIT学天文，自己数学不行，才受室友影响去David Baltimore实验室做分子生物学。

Gary Ruvkun更是传奇，我一定要告诉他的故事给我的选择不读西雅图华大，而采取gap years, 以及在UCSF追求科学理想的科学新秀。Gary Ruvkun在伯克利是学的物理或生物物理，当过核物理技术员。他随后自己选择流浪好久，仅睡在俄勒冈山区的房车就达一年之久，还到过南美去旅行。

美国年轻长大后父母的影响有限，常规情况犹太父母不会让儿子去这般流浪的。Gary玩够了，探索累了，弄清楚了自己想做什么，便申请到哈佛读生物物理的PhD。直到70多得诺贝尔奖，他沒有追逐名利，诺奖电话打来时老婆比他还高兴。

中国记者也在诺贝尔奖的颁奖现场，并且以流利的英语提问，这是很好的趋势。他的英文很好，虽然也出现“is”与“challenges”的文法不对称的错误。当我接触欧洲人多后，发现语法正确是次要的，最为关键的是每个英语单词应该发音准确，这是非英语国家人适应海外英语环境需要在意的。

中国派记者关心诺贝尔这个人类科学文明的盛会很重要，至少让委员知道自己在意被承认。中国还应该学日本人的是，应该在斯特哥尔摩形成游说诺贝尔委员会的小组。日本的诺奖有些就是这样获得的，这几乎是大家都懂但是没有公开的秘密。

中国也在形成自己的科学文化，科学投入也是上升的最快的，但是中国仍然缺乏科学的原创性。国人还应该明白，日本微生物学家北里在100多年前就发明了血清疗法，发现了血清里面的抗体以及后来的霍乱弧菌和鼠疫杆菌。中国人反日，没有想到自己产生不了中国的北里水准的医学科学家。

我确实比较意外今年的诺贝尔奖，不是说这项研究不重要，而是因为前不久才授予过Andrew Fire和Craig Mello的干扰RNA, 它们为非常相似的领域。

平常心对待诺贝尔奖，人所经营的奖项就有人性的特质，享受生命的过程才是最为珍贵的。

现在分享几则交流与朋友圈：

耶鲁前教授和海归科学大佬傅新元：“这是可能的生命科学诺奖的人选 我的导师Darnell在列。虽然我做了最关键的工作。话语权啊！已经提名多次。多数人可能不知道 ：STAT在进化上极为重要 ，是单细胞生物 走向多细胞动物，起关键作用的调控因子。和apoptosis的起源也有关”

我的回复：“好多熟悉的名字，希望James Darnell今年能获奖，94岁了，届时华大诺奖墙面将会又多一位南方长大的纽约客。现在越来越多学生与博士后和导师分享诺贝奖的事例，Kati Kariko就是与老板Drew Weissman分享了mRNA疫苗的诺贝尔奖。与导师分享诺贝尔奖需要满足我说的几个条件，可见我以前的文章（《学生与导师分享诺贝尔奖需要哪些条件？》，雅美之途，2019-10-14）。中国文化里有个很坏的传统，就是忽视手下人的实质性贡献，称别人都是打工的。西方老板文化引入中国后，向更坏的方向在发展，并且他们以此认知来看世界，希望老傅能够将美国好的文化带到天朝。”

“我现在时尔读诺贝尔委员会退休主席写的诺贝尔评审过程的四卷回忆录著作，他们如果授予James Darnell诺贝尔奖，写回忆章节，应该会提及老傅的贡献。同理，从哈佛海归上海的袁钧瑛，也对MIT的Bob Horvitz的Apoptosis的诺贝尔奖的贡献巨大，还有在洛克菲勒与Jeff Friedman发现Leptin的张姓博士后”。

我的朋友圈：“大家都在预测明天的诺贝尔医学奖，我觉的应该授予华大医学院教授Jeffrey Gordon。现在风糜全球的肠道菌群和肠道基因与生物功能的关系研究领域，覆盖营养、免疫和神经科学，源于他在90年代的一篇Science论文，可以说他的实验室开创了肠道细菌生物功能研究的新纪元。

他在Oberlin学院获得本科学位，芝大MD, 几乎所有随后的学术人生全在华大度过，他其实完成了消化专科的临床训练，也是医生，虽然他长期在生化系和分子生物学与药理学系当教授和系主任。因为科研实力和文化皆佳，在华大有很多不舍得离开的医生科学家。

Gordon是美国南方长大的犹太人，已经是美国四院院士，所获奖项很多是诺贝尔的前沿预测奖项，除了拉斯卡奖。唯一不利的因素是，肠道细菌太模糊，没有鲜明的作为诺贝尔奖的敲门砖的实验。这样说吧，只要诺贝尔委员会考虑肠道细菌领域，肯定会包括Jeff Gordon。这是他获得的奖项：

Dr. Gordon’s awards and recognition include:

2024 – Nierenberg Prize, 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 UC San Diego

2024 – Honorary doctorate,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2024 – Mechthild Esser Nemmers Prize in Medical Scienc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2023 – Albany Medical Center Prize in Medicine and Biomedical Research

2023 – Princess of Asturias Award for Tech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incess of Asturias Foundation

2023 – Dr. Paul Janssen Award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2022 – David and Beatrix Hamburg Award for Advance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Medicine,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2021 – Balzan Prize, Balzan Foundation

2018 – BBVA Foundation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 in Biology and Biomedicine

2018 – Copley Medal, Royal Society, London

2017 – Louisa Gross Horwitz Prize, Columbia University

2017 – Massry Prize, Meira and Shaul G. Massry Foundation

2015 – Keio Medical Science Prize, Keio University

2014 – Dickson Prize in Medicin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013 – Robert Koch Award, Koch Foundation

2013 – Selman A. Waksman Award in Microbiology,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