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丸沉没》：跨越国仇家恨的人道主义

作者｜从易

资深媒体评论员

9月28日，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正式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竞逐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

《里斯本丸沉没》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1942年9月，装载1816名英军战俘的“里斯本丸”号货船从香港驶向日本，日军并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标志，导致船只在中国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中国渔民冒着生命危险救起384名战俘，仍有828名战俘不幸遇难。

导演方励及其团队历时多年，辗转多国进行采访和资料搜集，包括仅存的幸存者、历史学家以及相关人士的后代，以确保影片的真实性与全面性。通过口述史、照片、信件等素材，《里斯本丸沉没》不仅还原了这一事件的真相，也探讨了战争背景下的人性黑暗面与超越国仇家恨的人性光辉。

正如影片的拍摄顾问莱恩·费恩祺所说，这段历史同时展现了人性最糟的一面和最好的一面。《里斯本丸沉没》不仅反思了战争与仇恨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也展示了战争中伟大的人性之光。同时，这部电影还向我们呈现了受害者与肇事者，如何去面对不同面向却又经历相同的历史记忆。

跨越国仇家恨的人道主义

日军货船经过舟山群岛海域时，遭遇美军潜艇的袭击。为了防止战俘逃脱或引发骚乱，日军将舱门钉死，战俘们面临窒息或者淹死的双重威胁。日军的如此行为，违背了国际战争法规与人道主义原则，体现了日军对战俘生命的极端漠视与残忍无情。

一些勇敢的战俘设法使用工具打开求生通道，手持武器的日本士兵对任何试图逃跑的人进行无情射杀。这种无差别的屠杀行为，是对生命的极端蔑视，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大亵渎。日军不顾国际法规与人道精神，将战俘视为草芥，肆意剥夺生命，人性的阴暗面被无限放大。

当“里斯本丸”号被击中后，渔民们驾着简陋的小渔船，冒着风浪与枪火的双重威胁，从冰冷的海水中救起384名英军战俘。这些获救者随后被安全转移到附近的岛屿上，并得到初步的照料与庇护。对于那些幸存者而言，战争的阴影伴随他们一生，不仅要面对失去战友的痛苦，还要承受心理创伤的折磨。这种创伤，不仅影响个人，也波及到他们的家庭和后代。

当时的英军战俘的另一身份是，中国香港的殖民者；在中国近代史上，英国军队对中国实施过残酷的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有人由此说，英国战俘也曾是殖民者，不需要拯救。这个观点反映了对历史事件的狭隘理解。

从当时的政治局势看，虽然英国仍是中国香港的殖民者，但在二战期间，中英同属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救援盟友不仅是出于国际义务，也是为了增强联合抗战的力量。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敌我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转换的。这也给我们对于培育超越族群国界的人性之光提供了历史的殷鉴。

考虑到战争期间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国渔民可能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深层的政治背景，他们的行动更多基于直接面对的生命危机以及对受难者的同情心。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无论这些战俘来自哪个国家或曾有过何种历史行为，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情况下，拯救生命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超越了国籍、种族或政治立场；在战争这样极端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深刻而纯粹的同情心与互助精神，并足以跨越国仇家恨。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历史上不同国家之间，或许存在伤害、敌意与积怨，但用一种以牙还牙的方式去对待当下的个体遭遇，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加深仇恨循环。

哪怕这些战俘在不远的年代属于殖民者的身份，但在共同抵抗罪恶寻求和平的行动中，通过展现宽容与善意，人们可以逐步化解旧日仇恨，促进彼此之间的共同理解与和平共处。面对鲜活的个体生命与人类共同的罪恶行为，人性的光辉是超越种族人群的善举：是善举，而非恶行，才能促成不同种族之间的友谊与理解。

宽恕他人也是尊重自己

由于日军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标志，导致美军误以为这艘日本货船运载的都是武器。直接按下鱼雷发射按钮的，是美军机械师加菲尔德。英国幸存的战俘以及后人，虽然不曾遗忘这段历史，但他们对于美军并非仇恨的态度。根本原因是，美军真诚的忏悔态度。

加菲尔德因此深受内疚之苦，并患上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加菲尔德在多年后参加幸存战俘的聚会时，曾痛哭着向他们致歉，表示当时并不知船上有战俘，只能看到一艘前面装有炮的日本货船。他不仅主动承担历史的责任，还在内心与余生都充满着忏悔的心态。这种悔罪态度，体现了个人对无差别伤害的深刻反思和内疚。

我们必须承认，只有正视历史、直视罪恶，才能赢得真正的谅解与和平，才能防止仇恨继续蔓延。但是，共同铭记历史，却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英国战俘及后人对待美国士兵的态度，便为我们提供了处理历史悲剧和战争罪行的典范：肇事者进行自我的深刻反思，受害者家属在面对肇事者的真诚内疚时选择了宽恕与原谅。这种宽恕的态度，让受害者家属的后人们与当事人和当下生活进行了和解。

这让人想起了从纳粹德国幸存下来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她在《人的条件》中写道，宽恕是“为了抵消过往的行为”。但是，这并非是要抵消历史的记忆，而是宽恕所具备的力量能够解除过错方的内疚，让受害者与肇事者双方能够在平衡恢复中，从往事折磨和行为后果中挣脱出来；否则，双方的行动能力都会被限定在仇恨的劣迹之上，余生乃至后人都会沦为后果的囚徒。

宽恕并不意味着遗忘。在面对善恶之际，阿伦特认为反思和责任才是真正的解药。如果人们停止思考或反思，不复在善和恶、参与和抵制之间作出选择，恶就会成长壮大。所以，在她看来，“对纳粹大屠杀这样的种族灭绝是不可宽恕的，然而让自己释怀于往事却是可能的。假如宽恕意味着卸下肇事者的罪责，那么和解则意味着释怀者虽认定过去发生的某些事是罪恶的，却也接受了木已成舟的事实。”

在经历了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大屠杀后，历史发生的事实早已成舟，阿伦特提倡理解与和解的“爱世界”态度。这种态度是一种专注于宽恕、接受与和解的行进方向——必须理解和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就像必须理解今日正在发生的事一样。铭记历史，意味着承认并记住过去，包括那些痛苦和不幸的经历，从而更加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

就像《里斯本丸沉没》一样，挖掘出这段罪恶与人性交织的历史往事，这是导演主动而出的责任与担当，它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与警醒，避免重蹈覆辙。但也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那样，虽然爱这个世界并不意味着遗忘罪恶，但同样意味着关爱具体的生命，而是不能沉迷于过去的情绪，携带着历史的仇恨生活在记忆的折磨中，我们需要懂得如何与记忆和平共处，如何与我们自己安然共处。当然，还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遇见的种种人与事。

对于历史，无论对于当事人还是后世人，当然不能轻易遗忘；但制造罪恶的当事人，应该拥有自行忏悔的深刻反思，没有忏悔的态度就没有和解的桥梁。在电影中，美国人的忏悔和英国人的宽恕，这种超越族群与国界的和平心态，夯实着当下生活的良善基础。毕竟，记住历史不是为了生活在仇恨中，而是防止罪恶再度降临到当下；不活在仇恨之中，以宽恕的心态对待，与当下的自我、当下的世界进行和解，才能拥抱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仇恨本身是战争的根源之一。近代历史所承受的种种罪恶，往往会因为种种历史问题、地缘问题或现实问题而成为我们热爱生活的障碍。不延续仇恨，乃因历史是木已成舟的过去，而我们生活在当下和未来；面对过去的冲突或伤害，尽可能不将负面情绪带入当前及未来的关系中，有助于减少种种莫名的紧张和冲突，有助于彼此专注于实现更大的共同利益和良善生活。

这就是为何美国哲学家玛格丽特·霍姆格伦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尊重自己，就必须尽全力去挖掘我们所能表现出的最值得尊重的姿态，而宽恕正是这样一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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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