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要职的美国教授规劝：下任美国总统慎与中国竞争

编者按：正确处理中美关系，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美两国都至关重要。9月16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教授、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组成员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过度强调与中国的竞争，可能会让美国走上一条最终可能导致惨胜的道路。

美国政府在与中国展开无休止竞争的过程中，因未明确界定成功的标准而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同时也因缺乏明确的成功标准使得拜登政府的做法易受党派诋毁。然而，政府的支持者则反驳这些攻击，指出其政策符合广泛的共识，即中国构成的挑战及必要的应对措施。

确实，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都采取了典型的竞选策略，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得强硬。在最近的辩论中，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指责前总统特朗普不仅出卖了美国利益，还称赞过中国政府；而特朗普则错误地宣称，在其政府征收关税的情况下，“中国向我们支付了数千亿美元”（拜登政府还对这些关税进行了扩展）。与此同时，国会就“中国共产党威胁”问题的夸张言辞和听证会模糊了合理的商业、科研和教育活动与那些构成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或带来其他脆弱性的行为之间的界限。由于担心以前被接受的活动可能在今天被视为不忠，许多企业、研究人员和学生减少了他们相关的活动，但长久以来正是这些活动支撑着美国的经济和科研领导地位。

然而，在这种紧张氛围之下，仍然有充足的空间进行辩论和明智的判断。美国对华共识看似在加深，但其实比表面上看起来的更为脆弱、摇摆不定。在这种动态的环境下，下一届总统政府有机会制定一种更加积极、而非被动的策略，降低紧张态势，同时专注于减少风险，并保持美国与中国之间庞大联系网络的益处。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寻求建立一种更持久的共存基础，审慎平衡，确保在应对来自中国的真正威胁时，不会破坏这些应对措施本意要保护的价值与利益。威慑，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外交支持来实现，这种外交应结合可信的威慑手段和可信的相互保证。而无论是威慑还是繁荣，都需要中美两国一定程度的经济融合和科技相互依存。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过度强调与中国的竞争，这不仅可能提高战争的风险，还可能危及解决许多威胁美国和中国两国的跨国挑战的努力。他们还可能让美国走上一条最终可能导致惨胜的道路，即以阻止对手为名破坏自己长期的利益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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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性的敌意

一些重要的共和党人指责拜登政府优先考虑外交接触，而非采取更多对抗性措施削弱中国政府，并认为这削弱了美国的地位。他们将中国描绘成一种生存威胁，同时声称扩大美国的军事力量，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措施能迫使中国屈服于美国。然而，这种做法比现有的方式更不可能成功。特朗普政府在其当政的最后几个月里采取了敌对立场，甚至公开呼吁中国人民选择不同的政府形式，秘密进行削弱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并打破了中国台湾地区与华盛顿之间的非官方互动规范，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到中国开始为美国军事突袭做准备。如果今天恢复类似的对抗政策，只会增加与中国爆发战争的风险，并激怒那些美国希望在战斗中与之并肩作战的盟友。

与之相反，拜登政府则正确地强调了共同目标的重要性，突出了捍卫“强权并非公理”的国际秩序的紧迫性，并与持不同立场的政府合作，解决那些不受国界限制的问题。

然而，在更广泛的美国公众和政策讨论中，遏制中国的冲动往往压倒了为共同目标努力和推进美国利益的尝试。关于“赢得21世纪”的言论强化了竞争是零和游戏的观念，加速了太平洋两岸为冲突做准备的进程，也使得两国社会中的批评者更容易将正常的外交、商业和科技互动视为天真或绥靖行为。

两国都强调为最坏情况做准备。这种背景下任何共存都不容易，主要不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可信的威胁和保证的基础上——即把可信的威慑和有益于两国人民和平共处、繁荣发展的共存模式相结合。

遗憾的是，两国政府当前的政策组合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尽管外交活动有所恢复，且美国官员谨慎避免使用“敌人”或“对手”来形容中国，但将北京视为需要击败的竞争者这一定位已渗透到几乎每个双边关系领域。美国官员、研究人员和企业确实有理由与中国同行互动，至少是为了了解中国科学家和其他创新者正在研究什么。然而，在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其国家利益的主要挑战时，即使是互惠互利的交流也变得难以合理化。对于关税对美国消费者的经济成本的务实评估，或对限制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业务往来可能会影响获取救命药物的务实评估，并没有阻止这些提案被继续推进。

两国的零和言论与为冲突做出的准备进一步推动了敌对和疏远的逐步升级，加剧了对最坏情况的恐惧，并削弱了战术性保证的可信度。恢复高层接触和峰会是必要的，但这并不足以阻止这种下滑，尤其是在美国即将迎来政府更替的情况下。外交可以帮助纠正两国之间最严重的误解，但在双方未能更加努力地去建立具有原则性的共存关系的情况下，外交在稳定关系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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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的益处

要停止这一恶性循环，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明确他们希望实现的结果，避免以减缓或超越对方为目标来衡量自身成功。追求韧性和威慑，而非霸权或主导地位，将使两国走上一条更加稳定的道路。冷战后的美国单极主导地位是全球政治中的特例，而非常态。如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可能在每个领域和每项技术中占据主导地位。

技术发展的性质使得我们无法准确预见新兴技术将如何重塑日常生活和战场。因此，中美两国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美科技一体化是至关重要的，双方可以通过这种合作及时发现并学习最新的技术进步。如果某个领域的技术领袖是中国企业，华盛顿应该希望美国公司能够接触到这些最新的创新成果。目前，中国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车生产方面遥遥领先。举个例子，许可中国技术厂商在美国建造一家电动车工厂，将有助于培养美国本土的专业知识，帮助美国汽车制造商更快地转型，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反对类似举措，并声称新能源技术可能是中国影响力的“特洛伊木马”，是错误的，也是有悖于美国利益的。

多元化是有益的，但美国需要对“脱钩”和“去风险化”设定明确的界限。重新布线国际供应链会带来成本膨胀。美国还会从中美经济一体化中获得战略利益。中国对全球经济的依赖及其对国际技术、投资和市场的依赖，是防止其发动军事冲突的重要威慑因素，因为它明确了北京在战争中可能失去的利益。而美国限制中国企业获取先进技术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这些措施可能阻碍发达民主国家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反而激励中国企业更多依赖中国政府和本土供应商，造就一股难以抗拒的强大力量。

在两国经济和科技一体化中平衡风险与收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拜登政府目前正在重新评估其“小院高墙”的政策参数。出口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可以保护战略性行业，但它们也可能减缓技术进步。因此，调整这些工具的过程需要对权衡利弊进行严格评估。通过引入更多来自产业界和学术界的观点，美国政府可以更好地预测限制措施对美国创新和经济活力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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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平衡

在中美两国权力动态中，结构性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但未来尚未定局。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北京和华盛顿的选择。与此同时，调整华盛顿的策略并不意味着必须认为北京的意图是温和或无害的。中国共产党所阐述的利益和价值观显然与美国在国内外的许多追求（但并非所有方面）都有所冲突。尽管如此，美国的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不应不加思索地假设中国的目标是最大化且不可改变的，而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辩论。比如，中国统一台湾地区的决心是不可改变的，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和方式并不是固定的。

许多华盛顿的决策者得出结论，认为与其试图让中国放慢脚步，不如让美国跑得更快。正如政治学家艾米·泽加特（Amy Zegart）在《外交事务》中写道，“仅仅抑制中国并不能激发美国确保其未来安全与繁荣所需的长期创新。”为了保持美国作为全球人才与创新中心的地位，美国政策制定者应鼓励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包括来自中国的人员——来到美国、留下来并在美国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为防止美国的研究被用来破坏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必须谨慎，以免扼杀这些措施本身想要保护的利益。例如，拜登政府科技政策办公室 7 月发布的指导方针指出，需要在研究安全与“保持长期以来使美国在世界研发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开放性，同时不加剧仇外心理、偏见或歧视”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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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中国问题

美国新一届总统政府的过渡期为中美关系的必要重新调整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两国关系向更稳定、更具建设性的基础迈进。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对这种转变表示欢迎，因为他们大多数希望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而不愿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竞争中选边站。在美国国内，2023年由非营利组织“国家安全行动”（National Security Action）和“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进行的调查显示，跨越两党的多数美国人认为避免战争并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局势是非常重要的目标——比为潜在冲突做准备更为重要。这些民调表明，在美国，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和调整仍有政治空间。对中国示弱的预期政治成本往往没有成真；特朗普对中国领导人执政风格的赞扬以及他致力于让“TikTok”免遭一些美国政客禁令的做法并没有削弱公众对他的支持。同时，保护主义也未带来预期的政治利益；尽管拜登政府扩大了特朗普时期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卡车司机工会”的领袖仍出席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特朗普竞选团队对中国在美投资的立场也相互矛盾，先是表示欢迎，随后又表示反对，但这似乎并未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美国政治的过渡以及美国国内尚未固化的公众态度为政策制定者创造了机会：政策制定者可以重新审视中国行为背后的动因，重新审视这些行为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有多大，又有哪些应对措施是合理的。如果他们屈服于恐惧和权宜之计，他们就会成为二元思维的受害者，将外交等同于绥靖政策，并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在美华人（或在华美国人）。这种心态既危险又适得其反。外交不是绥靖，而是沟通威胁和保证的必要工具，这对于有效的威慑至关重要。但在美国，出生在中国或具有华裔血统的人不应被一概视为“第五纵队”。如果美国以国籍为由颁布禁令或签证限制，那么它将损害美国理想价值中不歧视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美国在应对中国的“间谍活动”、“网络攻击”以及其他“非市场行为”方面确实面临巨大挑战。然而，解决这些威胁的政策不能削弱它们本应保护的优势。当前，美国公众和政策讨论主要围绕如何对抗中国并保护美国工人、基础设施、技术和知识产权免受外国威胁。这种关注淡化了表面上旨在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的措施对美国民主、社会和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活力可能造成的国内危害。正确处理中国问题对美国的成功至关重要，无论是在下一任总统任期内还是在更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