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的自我养成之路

陶力行/文 人类社会像个金字塔，所谓精英，就是位居金字塔顶端的那一小撮人。金字塔建成之后千年不变，而人类社会却总是波动，于是，精英地位的世代维系就成了精英群体最关注的事项之一。精英的特点是什么？谁有资格成为精英？精英化的轨道是什么？姜以琳在《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一书中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其切入中国大陆高中教育，通过追踪26名同学长达七年的成长轨迹，向读者呈现了一副中国青年精英的自我养成图景。

姜的分析框架是精英地位的再生产，通俗地说，即精英群体对于精英地位的维系与传承。精英研究是阶级或群体研究中较难涉足的领域，因为精英人口规模较小且生活轨迹较为隐蔽，除非研究者本人就是精英俱乐部成员，否则难以跨入精英生活空间。姜从教育角度切入颇为可行，因为公立学校、培训机构、留学中介是封闭性较弱的组织，研究者可通过人际网络、招募、个人身份展示、滚雪球等方式接触相关行动者。

学术对话上，姜主要反驳两个观点：一、精英化过程主要靠继承，即子女通过教育或职业成就等证明机制继承父母的地位；二、精英地位的继承过程是一个国内过程，即精英子女在某个国家出生并接受教育，将来也会在这个国家获得重要职位。姜的观点是：代与代之间的阶层存在相关性，但在中国，精英地位的再生产远非必然以及精英地位的再生产过程有跨国性。《学神》荣获2023年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图书奖，得到了学界人士的诸多好评。但是，姜的研究并未拓宽我对该群体的想象，依我见，其只是讲述了一些为众人所知的常识。虽然作者引入了多层次比较以及全景式描写，但在因果关系的说明以及中国青年精英特殊性的析出方面，都有欠缺。为方便读者理解，本文将先概述该作内容，而后展示该作的写作逻辑，最后对其展开批判性分析。

一

姜用“年青精英”指称全国收入前10%家庭出身的学生，用“学神”指称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高分的学业出众者。全文内容可用以下摘抄作概括：（1）中国青年精英会经由成为学神而在争夺全球精英地位的过程中取得系统性成功；（2）精英学生与家长共同参与优势地位的维护与继承，该体系下，考试分数是一张王牌；（3）通过日常互动，学生建构、维持着他们的地位体系，并将其合理化。

除引言与结论，《学神》核心部分有六章，分别是中国新精英、各居其位、膜学神、把老师挂黑板上、培养新精英、挽救危局。附录部分有“何为精英”以及“方法论”两章，分别讨论了精英的定义、研究难点及应对策略。写作上，附录部分内容本该出现在引言部分，但作者却将其置于结论之后，可能是想保持章节平衡，以免作品读起来头重脚轻。

第一章“中国新精英”以北京部分顶级高中的部分高中生为对象刻画了一副中国青年精英积极追求考分和名校的整体画像。姜指出，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加剧的不平等以及较高的代际收入弹性，使得阶层下移成为了精英家庭严肃对待的问题，对于年青精英及其家长而言，上大学不仅是教育的里程碑，更是决定他们能否参与未来精英地位竞争的关键一步。

第二章“各居其位”讲述了基于成绩的评价话语将学生分成四大阶级，即不太用功但分高的学神、用功且分高的学霸、不用功且分不高的学渣以及用功但分依然不高的学弱。姜指出，学生会主动证成成绩与才能的正向关系及评价体系的合理性，并依此制定生存策略，即学神选择争排名加展现轻松感的优先策略，学霸采取加倍努力的学习策略，学渣采取装轻松但会暗自努力的天鹅策略，学弱则会采取退而求其次的向前看策略。

第三章“膜学神”探索了学生的成绩分布与学生间交往模式的关系。姜指出，虽然学生间的友谊可以跨阶级，但学生间的等级界限却被有意强化，可高地位群体的学生会获得特权，他们享有欢迎、尊重甚至膜拜，低地位群体的学生则缺乏存在感，其受瞩目往往与受羞辱有关。姜提醒我们：学生们拥有不同程度的社交性与合群倾向，但比起地位，个人特质对同学关系的影响较小。

第四章“把老师挂黑板上”展示了精英学生与老师之间差异化的互动方式，即学神可以肆无忌惮地挑战老师的权威性，虽然老师们内心反感他们的态度，但鉴于成绩好，老师会选择忍让并在必要时向他们倾斜资源，至于分低的学渣与学弱，则常会成为老师羞辱的对象。此外，作者还根据自己的长时期追踪，指出精英学生在毕业之后的就业时期，会将自己和老师的互动方式延续至与雇主和上司的相处之中。

第五章“培养新精英”论证了学生在学校里形成的地位成果会直接影响家庭内部家长与学生的互动方式。例如，若小孩有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父母通常会顺着孩子，若小孩成绩差，父母则会实行密切监督，不允许他们表现出特权。姜认为，家长会灵活地介入子女的教育，或旁观，或支持，或利用特殊规则等方式，但在言语中，他们又会否认自己的介入，并将一切归结为孩子个人奋斗的结果。

第六章“挽救危局”讨论了父母们在子女处于竞争弱势时采取的兜底策略，例如，低分学生家长会将子女送出国、择校上帮子女出谋划策等，少数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在姜的笔下，精英父母的身上往往会体现出某种矛盾性，即一方面几乎不去学校，很少与老师交谈，看起来对孩子的高中教育不闻不问，但另一方面，则时刻提防可能使孩子处于劣势的事件，他们随时准备与孩子并肩作战。

结论部分从全球视野出发，分析了中国精英在全球竞争中将会面临的挑战与机会，并对比了中美高校在学生选拔方式上的差异。姜指出，出国、居于海外、成为全球人士是中国青年精英追求的目标，但社交圈分化、种族隔离、职业天花板是限制他们进一步越级的三大障碍，以及无论中美，虽然在教育制度方面有诸多差异，但都没有完全兑现“选人唯才”的承诺，都为精英阶层赋予了特权。

二

姜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民族志。民族志写作过程步骤如下：（1）进入田野，盲盒式搜索资料；（2）从资料中提取关键词作核心的叙事视角；（3）从特定叙事视角出发，通过比较引出核心观点；（4）将所有材料编辑成观点的表征。有学者认为，构建民族志叙事的要点有三(GayyBlascoandWardle，2006)，即比较、语境定位以及关系展示。我们不妨从这三个方面解析《学神》的写作逻辑。

比较是指通过引入比较视野析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姜的比较视野有二层，田野内的显性比较，通过比较学神、学霸、学渣和学弱的生存境况、生存策略以及与他人互动的方式，展现了教育评价系统对于精英学生群体的分化作用。第二层是田野外的隐形比较，通过比较中国与美国的选拔机制、精英化道路以及精英特征，突出中国教育评价系统对于中国青年学生成长轨迹、价值意识以及精英化模式的形塑。

例如，姜指出美国的高等教育选拔制度以申请制为主，考察全面性，而中国选拔制度以考试制为基础，标准较单一，于是研究围绕中国考试制展开。姜的叙事中，基于分数排序的评价体系非常刚性，无论学生、老师，还是家长，在体系内都无能动性可言。这种写法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城堡》：每一个行动者都知道体系的残酷和荒诞，但都会有意无意地强化系统，没有人会主动承认或承担责任，因为每一个人都显得无辜且无奈。

语境定位是指锚定约束行动者生活路径的规范性条件。个体生活总是嵌入在具体语境之中，但现实语境往往多重并交织叠加，研究者在定位语境时，需通过挖掘行动者自身的经验性认知，以剔除“多余”的语境层。从作品副标题“中国新生精英如何备战全球竞争”可知，姜定位的语境是全球竞争，因为其通过研究发现，年青精英普遍将出国留学、成为跨国人才、在国际舞台上谋得一席之地作为学生时代的终极目标。

语境提供意义，意义催生目标，目标形塑行动。姜在导论以及第一章中暗示，对精英学生而言，国际竞争既是一种现实，也是获取意义的话语源泉，正因为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去国际舞台谋得一席之地，所以自学生时代起就有意识地积累竞争经验。精英学生一进入学校——有些甚至未入校——就排除一切干扰，只专注那些最有利于竞争胜出的事项，并用实际行动证成整个以竞争性选拔为核心理念的教育系统。

关系的展示是指从关系的角度考虑意义与行动的生成，以及两者的互动如何形塑特定群体的生活性质或行为路径。所谓意义，是指人为设定的承诺，所谓行动，是指为兑现承诺而引出的运动轨迹。意义的演变与行动的推进都在人际互动中展开。姜从第三章至第六章主要展现了五组人际互动关系，学生间关系、师生间关系、学生与家长的关系、家长与亲戚的关系、家长与老师的关系。

对姜笔下的学生而言，意义有两端，“竞争的胜出”和“优雅姿态的维护”。所有精英学生共享同一初始承诺，但会随考试结果而分化。考试成功的学生会觉得自己享有兑现承诺的能力并相信这一能力来自天赋，失败的学生则会怀疑甚至否定自己，并随之调整自己的承诺。姜用各种证据表明：考试这条赛道上，兑现能力的差异化显现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心理状况，还会形塑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家长以及家长与亲戚之间的关系。

按民族志标准，《学神》是一部完成度较高的作品，作者能平衡好比较、语境定位以及关系的展示等多项任务，并在语境建构、场景描写和人物关系的刻画方面做到生动有趣。阅读该作时，我会时常产生将自己及周围友人对号入座的冲动，并反思自己的学生生涯和接受过的教育。但是，就因果关系的展示、材料深度的挖掘、洞见的输出以及研究方法的采纳方面，这部作品依旧留有不少空白以及待商榷之处。

三

简单地说，《学神》有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立靶太低。姜引出观点的方式是否定简单命题（AisB式命题）。为否证“精英化过程必然是世袭的”，作者着重刻画青年精英因教育过程而形成的地位分化；为否证“精英化过程必然是一个国内过程”，作者例证中国青年精英对出国留学和就业的期望、热情以及为此做出的努力。这样的研究虽能松动刻板印象，但也只是隔靴搔痒。

简单命题的证实与否证主要取决于定义和测量。由于人类社会内部的非均质性以及流动性，研究者也可通过变更定义范围、测量方式和精度要求以证实或否证精英化过程的世袭性及地域化。

既然定义和测量都可人为操作，那深度的挖掘就变得尤为重要。若作者意图颠覆大众认知，那她应该自设精英定义并用统计法例证精英化过程中的世袭性小于流动性，以反驳大众基于粗糙归纳而形成的印象。但姜使用的定义是现成的，采用的方法也只是举个案。若姜的目的是赋予非精英子女“可上升”的希望，那她应该借反常案例析出考试制下有利弱者上升的通道和机制。但姜也没这么做，因为她未把析出因果机制当靶子。

第二，分类缺乏目的，引入“精英地位再生产”这一分析框架纯属多余。分类是任意的，但并非所有分类都有意义。马克思将人群分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一分类可以引出剥削关系并解释社会冲突，但如果社会没冲突或冲突与生产活动无关，那马克思的分类就无意义。姜用家庭收入区分精英与非精英，但未见这一分类原则与精英地位再生产有何关联。

姜认为，精英家庭帮助子女提分数、进名校、找备择方案的行为属于精英地位再生产行为。问题是，普通家庭虽然资源有限，但也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穷尽策略帮助子女，许多民工父母为了能让自己小孩上补习班，任劳任怨，因为投资教育是普通阶层获得阶级升级机会的最可循路径。抛开量的差异，研究者根本没有办法根据策略类型判定家长的行为动机到底属于“精英地位再生产”性质还是“阶级地位再提升”性质。

姜调研的28名学生分别来自北京排名前十的五所顶级高中，但上顶级高中的前提不是有钱，而是中考达到录取分数线。如果非精英子女也能凭自身努力或禀赋进入顶级高中，那用“精英地位再生产”作叙事框架就有问题，因为非精英子女无地位继承。依我见，校园阶级的形成、学生社会关系的演变只与考试制有关，与精英地位再生产无关，28个青年精英的成长经历是作者为引入精英地位再生产这一概念有意挑选的案例。

第三，比较流于表面。姜叙事中国案例时用美国教育作影子案例，指出相比于以申请制为主、选拔标准较为多元的美国高等教育，中国高校选拔机制以考试制为主，标准较为单一。借比较视野构建主体叙事是人类学惯常方法，但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极端案例，将极端案例放在一起比较，只能捕捉到一目了然的常态性差异。民族志的赛道是输出洞见（insights）而非正见（truths），捕捉常态性差异即便非科班出身者也能完成。

洞见之所以成洞见，并非因为说得对，而是因为说得反直觉。洞见输出以比较为基础，但应以特定语境下的直观性常识为参照。如果事物间的直观差异大，研究者需以析出、描述和解释共相为主，如果事物间的直观性差异小，研究者就需以析出、描述和解释殊相为主，因为从读者角度看，“通过比较迥异事物析出的共相”以及“通过比较相似事物析出的殊相”都属能够冲击直观、打破常识的非常态现象。

具体而言，有两个改进方向。一是仍保留中美比较，但从共相出发，追问“为何中美在政治制度、人口分布、主流意识形态、选拔制度等方面均有差异，但两国精英都崇尚个人奋斗并相信成功源于个人禀赋”之类问题。二是将对照国替换成日本，从殊相出发，追问“中国与日本都将考试制作为精英选拔手段，但为何考分形塑或重构师生关系及家庭关系的潜力，在中国远大于日本”之类问题。

第四，将语境定为全球竞争有问题。全球竞争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对学生而言，其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虽然精英学生会将该话语日常化以激励自身，但不见得他们的意义表达与行为生成受该话语形塑。中国当前环境下，即便那些无意全球竞争、出身一般的非精英学生也会卷入各种分数锦标赛并因成绩分化形成鄙视链。姜将全球竞争视为形塑精英学生行为的现实，高估了全球竞争对于学生的意义。

语境定位的目的是析出特殊性。将全球竞争设定为行动语境，至多析出中国精英的中国性和美国精英的美国性，即为进入全球舞台，中国青年精英采纳拼成绩/单一化策略，而美国青年精英选择拼社交/多元化策略，但不能析出中国精英的精英性。例如，精英学生为进入全球竞争参加SAT，但他们并未因参加美国赛道而被美国精英文化同构，也未因此就与中国非精英群体拉开“质的距离”，依旧用看待高考的眼光看待SAT。

姜笔下的中国精英虽然能用财富量锚定自身位置，但始终担心阶级滑落，因为当下中国仍处在高流动状态，尚未形成一个价值稳定且能够利用多种资源夯实身份的群体。如果抛开财富指标，作者根本无法基于中国内部语境分离精英，更不用说析出精英性。依我见，姜引入全球竞争作语境，并非因为中国的精英化过程具有跨国性，而是因为全球竞争的参与需跨越较高财富门槛，本身就易成为研究者界定精英的财富指标。

第五、花重笔墨讲述分数对于学生生活意义和行动的形塑，却对考试制本身鲜有探讨。姜认为，中国基于考试的选拔机制是普遍的，而美国基于申请的机制是特殊的，因为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国家以考试决定升学。虽然以考试制为主的国家不少，但像中国这样，考试分数的差异性分布能够重构师生及家庭关系的情况实属罕见。姜似乎没有意识到考试制在中国的特殊性及其结构性意义。

中国其实自建国起就尝试弱化考试与教育的绑定关系，主张教育应该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人。与此同时，也都推行过或大或小的减负政策，试图改善学生“为分数而活”的生存状态。但都收效甚微。这绝非因为没有意识到考试问题的严重性或缺乏改革的意愿，而是因为考试在中国是一种经历千年夯实的意识形态，其是最重要的代表公平与透明的象性型符号。

考试制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两个后果。一方面，它加重了教育改革的难度。教育部门在推行改革时，至多通过改变考试内容以弱化应试训练的意义，但从来不敢松动考试话语的霸权性，因为在民间看来，弱化考试等同于允许腐败与特权。另一方面，它限制了学生及其家长关于未来的想象。姜笔下的青年精英们，即便考试失败，也不会退出考试赛道，至多是从国内考试赛道切换成国外考试赛道。

四

任何研究都是研究者价值偏好的结晶，《学神》反映了姜以琳对不平等问题的关切。作者核心观点可作如下概括：考试制看似公平公正，却无法抑制精英家庭子女凭借场外力量获得竞争优势，考试制下的胜者精英可顺利进入海内外名校，考试制下的败者精英也可转轨以求出路，底层依旧无法凭借考试制拉近自己与顶层的距离。为显价值中立，作者引入大概念“精英地位再生产”作包装。

平等主义者在探讨平等问题时，多从输出端切入构建论证，聚焦分配与再分配，包括财富分配、机会分配、地位分配。姜作关注的是考试制下的机会输出，而非考试制的建立、维系与运作。其研究的政策暗示无非是：劫富济贫、限制强者先发优势、向弱者倾斜资源，等。如果用金字塔比喻社会形态，那么平等主义者倾向于将社会诊断成锐角三角形，其药方无非让金字塔尽量扁平化，令其变成钝角三角形。

但是，处理金字塔问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消解大金字塔，令其变成无数个小金字塔。人类生而不平等，但只要金字塔足够多，那任何一个小金字塔顶端和低端的绝对距离就会缩短。考试制是某些金字塔的攀爬通道，但不见得有必要成为所有金字塔的攀爬通道。有很多职业根本不需要考试就能参与并取得辉煌成就，比如画画、唱歌、跳舞、踢球，只要玩的人足够多，任何一行都可成为赛道，也都可孕育出状元。

中国的问题是将所有领域都考试化、指标化，抑制了许多潜在空间的自由发展，而非什么阶级固化。中国社会还有许多潜在机会，只不过这些机会在特定的结构性条件下被遮蔽，以至于大多数人只能盯着考试、入大学这条赛道。一个赛道的人挤得多了，运动员的冒尖率就会下降，令观众产生“太内卷”、“普通人没机会”等幻觉。研究者如果跟着被研究者接受了这样的幻觉，那写出来的也只能是一部缺乏想象力的平庸之作。